──記四十年前一場荒唐的人口遷徙

 

 

一 南舟北航

 

一九七Ｏ年元月一日清晨，一長串木製貨運拖駁船無奈地拋錨於江蘇省蘇北農村某地不算很開闊的玉白河面。這兒前不靠村，後不着戶，連鳥兒也不願冒這刺骨寒流前來觀賞這些賴着不動彈的怪物。駁船船員艙室的一縷炊煙便是唯一打破沉寂的景觀。

幾天前一個陰雲籠罩的下午，為首的動力拖輪似乎厭煩了那陣攙着哭笑的嘈雜聲，忽然一聲長嘯，硬是把這十幾條駁船拽出了堪與天堂媲美的江南古城 ——蘇州市的平門碼頭。也許動力拖輪並未意識到此時它正擔當起有生以來“最神聖而光榮”的使命，當然也無從理解那些不需要搬運就全部攬到每條駁船肚子裡的正是世間最寶貴的財富。

船隊順京杭大運河北上，橫渡長江，日夜兼程。怎料江南江北兩重天地，剛過長江後一日，就被這蘇北地區的寒流耍了個下馬威。河面的堅冰竟敢聯手將之團團圍實，絲毫不得動彈，只有靜等破冰船前來解救。

每條駁船的船艙由一塊厚帆布蓋住。時而有一兩個人頭模樣的從一角冒出來，張望幾下，又很快縮回去。漆黑的艙內借着幾盞油燈的昏光，可見一簇簇男女老幼倦縮着坐着或躺在鋪了層稻草的硬木艙板上。

我數不清我們艙內有多少家庭，只知道不到一張八仙桌大小的一角是我們一家五口的領地。少數幾位正在輕聲交頭接耳般地閒談。更多的是擺出一副半睡不醒茫然若失的樣子，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一個方向看。他們一定是在追憶那消失的大街小巷、枕河人家，或是秀麗的園林，或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色風暴給他們留下的驚心動魄的震盪和往事吧？

約一年之前，我和其他人一樣，突然獲知在我國不幸與“蘇修”，即前蘇聯接壤的黑龍江省烏蘇里江，有塊名副其實的寸金彈丸之地。沒待我們領悟與其血肉神聖不可分離的關係時，兩個馬列陣營的巨子已為爭奪這方凍土兵戎相見。而且戰事很快又漫延到周邊幾塊勢在必守的珍島寶地。

舉國頓時風聲鶴唳。有關“自衛反擊戰”的紀錄影片、故事會、英模報告團、宣傳畫、廣告牌，配合沿街道晝夜如雷貫耳的高音喇叭播放的遣責聲討、戰備動員，鋪天蓋地而來。百姓寢食難安，惶恐失措。

忽然在某個寒星之夜，傳來了“第二顆紅太陽”的“最新最高指示” ：深挖洞，... ... 人們本來就恨入地無門，這下來得正好。市內各單位和街道居民委員會立即不折不扣地付諸行動，在各自能找着的空地上揮鎬造洞。我們居民區的五十來戶人家，挖了個十米長、齊胸深，寬度可容一人的溝，以配合與“蘇修”侵略者打一場“自衛反擊戰”。還沒聽人懷疑過這條溝的防空作用。也對，我們每人不都有一顆“精神原子彈”嗎？

同時，市內中學開始布置全體學生向郊區農村疏散。我們五口之家勢必大卸四塊。十四歲的我和大兩歲的姐姐將跟隨各自中學疏散，父親在一所學校工作，也在疏散之列。母親和尚在小學讀書的妹妹暫留城內家中。

就在此時，江蘇省最高權力機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作出了一項自詡是意義深遠的“戰略決策”，動員全省城鎮的幹部和居民到長江以北的蘇北農村“安家落戶”，或叫“上山下鄉運動”。具體地說，幹部到農村稱作“下放”，仍保留原工資和城鎮戶口。這裡的幹部指行政和技術幹部，包括公辦教師。城鎮居民，即無業居民去農村則稱為“上山下鄉”，需將城鎮戶口改為農村戶口，也就是開始當農民的生涯。

據宣傳稱，這次運動的“偉大戰略意義”有三點：疏散人口，備戰備荒；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促進農村生產力，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我們都有一雙手，不在城裡吃閒飯。”這次運動波及全省當時長江南北所有的八個市，以及所有幾十個縣鎮。當時還對接受這批下鄉人口的蘇北各專區作了分工。如南京市的到淮陰專區，鎮江市和揚州市的到揚州專區，無錫市和蘇州市的到鹽城專區等。只有常州市的較幸運，是到其周邊位於江南的金壇和武進縣。

由於是舉家搬遷，所以需要調動相當的運輸車船共襄盛舉，分批輸送下鄉人口。我家落在倒數第二批。“光榮”踏上征程那天，送前一批下放人口的客輪未及返港。這就出現了貨駁船載人的奇特一幕。

 

 

二 棄城就鄉

 

那時的中共黨員，許多還很當真其章程的每一字一句，對組織的一切宣傳和說教也堅信不疑。這不，父親在上山下鄉運動席捲而來時，立刻積極響應，向工作單位提出了帶領全家下鄉的申請，而且態度異常堅決。生怕單位領導人不能滿足他的革命志向，還同時責成我母親向所在單位積極申請下鄉。父親還因人而異地對親友解釋說，是為了讓我們全家不致隨學校疏散而分成幾塊。

母親當時在一所街道企業工作，專門給人們最熱衷的“精神原子彈”形象的像章塗上代表紅太陽的朱漆。那年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準則還沒有發明，大家還不懂得以金錢作為價值標準。雖然是街道居民委員會辦的所謂小集體企業，不如區辦大集體企業，或吃大鍋飯的全民企業職工那麼志得意滿，我們全家都為她製造“第二顆紅太陽”形象的“光榮使命”感到無尚的驕傲和光彩。

似乎可以這樣斷言，當時絕大多數市民對蘇北農村的認識還都是來自那場運動興起時天花亂墜的宣傳。也就是什麼位於蘇北里下河地區的老解放區啦，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啦之類四邊不靠的抽象概念。而我倒已經是“二進宮”，即對蘇北農村有了兩次親身體驗。因為我的祖籍阜寧縣就是鹽城專區的一方水土。

一九六六年秋，給爺爺奔喪，我們全家來到似乎距我異常遙遠的老家。喪事辦完後，我們一家坐在爺爺房子的堂屋間。許多鄉親聞訊趕來一睹城裡來的族親。父親一九四七年跟着共產黨離開後雖還回來兩三次，我們其餘四口都是第一次來到。

記得許多孩童把不大的門擠了個裡外三層，眼睛都直直地盯着我們，卻一聲不吭。爸爸趕緊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水果糖分發給孩子們，同時親切地詢問他們的爸爸或爺爺的名字，問他們今年幾歲了，等等。另一難以忘懷的是，臨離開前，爸爸和親戚到集市上買了許多螃蟹，差不多是二角八分一斤。除了就地品嘗，還帶了幾小蒲包回蘇州。

我的第二次體驗是在一九六八年暑假中，蘇北家鄉親戚便道來蘇州，邀請我跟她回老家去玩。我聽說那兒長西瓜，就一心想去大吃一通西瓜。親戚們對我這城裡去的小傢伙當然是照應有加。雖然吃西瓜落了空，我還是體驗了放牛的快樂，割草的勞苦，行路的艱辛，物質的匱乏。幾星期後回到蘇州，鄰居一眼都認不出我是誰，說我變得又黑又瘦。就這樣我倒在床上滴水不進地連續昏睡了五六天，才恢復原來體態。

雖然兩次親歷並沒有給我留下特別消極印象，典型的城鄉差別還是讓我思而生慮，捉摸不透要面對黃土背朝天勞作多少年，才能化解與城市的差距，將農村建設成像政治課老師所說的，人人都駕駛拖拉機上班的樂園。加之當時許多“插隊知識青年”的前車之鑑，我暗暗希望父母的申請永遠不會被批准。或者最壞就讓爸爸心想事成，而我們其餘的都留在蘇州不動。

不知是什麼緣故，運動開始不久就聽說，小集體企業職工是被視作城鎮無業居民對待的。儘管如此，我仍然堅信母親的工作是最革命和最重要的，上山下鄉干的那些革命當然應讓位於製造“精神原子彈”形象的革命工作的。何況，我們的防空溝正需要“精神原子彈”來抵禦和對抗“蘇修”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我國億萬軍民不正需要依靠它的威力來打贏那場極可能發生的“自衛反擊戰”嗎？ ... ...

突然，一陣鞭炮鑼鼓聲從我們住宅樓下大院傳來，只見一小撮人手持一張大紅紙直奔我們樓而來。我立刻領悟這意味着什麼，心頓時被揪緊，竭力乞求他們千萬別沖我家來。但很快我最不想見到的情形已成為事實。小樓之內，我和這些最可憎的報喜男女不為人察覺地上演了一幕精彩的諷刺劇。“喜慶”中一邊廂直感覺天昏地暗，厄運臨頭；另一邊廂偏要假戲真做，興災樂禍，還不由分說地給你門旁留下一紙“光榮下鄉”現眼。那天更有一幕沒有上演的諷刺劇。那就是父親單位竟然以工作需要為由，否決了一份最真誠的下放申請，就此巧妙地剝奪了一名先進分子響應組織偉大召喚的機會。父親和母親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就這樣被用線着他們的魔術師給互換了。

當然組織的決定都是代表那個抽象而又神聖的偉光正的黨的。每一位黨員只能無條件服從，口頭上還要來個“堅決服從組織決定”。我們命運掌控在他人手中的四口人，面對壞中之壞的落場，怎麼能有半點抗爭的力量呢？誰又能逆料，口口聲聲最關心人民群眾的領導們，會下得了王母娘娘之狠手，將好生生的一個家庭就此一劈兩半，天各一方，而且是落井下石般的讓娘兒四口奔走異鄉？父親還得吞下自己種出的苦果，親自送我們離他遠去。

再說，“精神原子彈”武裝的“革命人民”怎麼還沒聽到槍炮響，就爭先恐後地大批逃到鄉下種田去了，而且是逃得越快越“光榮”呢？

這幾天荒誕劇諷刺劇怎麼就那麼層出不窮呢？

我們這船隊的家家戶戶，今天擁擠在如此異常的場合，止不住思緒萬千，度過了一個焦慮的元旦日。大家的心揪得像河面的冰一樣地緊，沉浸在對來日的迷惘中。失去了城鎮戶口衣食不豐可還安穩的生活，拖兒帶女落戶人地生疏的鄉村，與土生土長的農民一樣耕作謀生，會是什麼樣的體驗呢？當然那些夫妻一方為帶薪下放幹部的，略鬆一口氣，因為原來的經濟來源還沒有完全切斷。但幾乎所有人都指望，不出數年政府又會發出個什麼文件或決議，立即讓全體返回原住城鎮，恢復戶口和職務，就象一場曠日持久的遊戲似地。如果真是場遊戲，那究竟會持續多久呢？

破冰船撞冰開道後，我們藏身的駁船隊順利北上，抵達阜寧縣發電廠碼頭上岸。父親按計划去老家探親，順送“喜報”。媽媽和我們三個孩子繼續搭乘安排好的運輸卡車。又經過好幾十里路寒風呼嘯中一番奔波，終於在黃昏前抵達我們下鄉的安置地響水縣某公社某大隊。

 

 

三 冷暖村寨

 

這個將要渡過餘生的地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簡直荒涼得不寒而栗，與我憑以往經歷所想象的，落差何止十萬八千？面對死沉蕭瑟的灰茫茫村寨，不僅感到悲觀無奈，更是平生恐怖。我不曾料想到人間還有這麼令人沮喪的天地，也許陰間也就不過如此吧！但這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身不由己的我，除了忘卻以往的城市環境，在這兒開始漫長的苦役之外，別無他路。

接應我們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帶我們來到一戶空關的三居室房子前，大門上還貼着“光榮之家”條幅。原來，這兒不是下放的“光榮”，而是響噹噹的軍屬之家的“光榮”。軍屬妻兒去部隊探親，村幹部向女主人住在同村的父母商借了鑰匙，就帶我們乘虛而入，暫作棲身之所了。

正如宣傳所稱，我們新的家鄉真是一片“廣闊天地”，至少光字面的意義是很恰如其紛的。寒冬無精打采的陽光下，據說是歷史上河沙沖積而成的黃蒼蒼的鹽鹼沙土地和灰濛濛的天空一樣望不着邊。近處村莊的房屋一色土灰，頂上是讓太陽曬成了灰色的麥草稈。陣陣狂風裹着細沙塵，吹打着人們粗糙的臉膛，落在每家每戶的桌面和灶台上。住房的大門是不能關的，因為那樣屋內就會一片漆黑。牆用粘性泥巴壓打而成，在堂屋和臥房各掏個一尺見方的洞就成了窗戶。冬天抓把麥草稈將小方洞堵死禦寒，春夏季拿掉麥草，空氣就能進來了。牆基有幾層磚塊鋪底，以抵擋雨水侵蝕。也有農戶因財力不足而乾脆不鋪磚的。

大多數農家都住三居室結構屋。兩扇木門對開進去就是堂屋。左右各一間臥房，一塊蘆葦稈編的籬笆立在堂屋和臥房之間，籬笆沒有擋到靠大門一邊的牆，留下一人可走過的口子，這就成了臥房的門。地面是粘土夯實如假包換的“土地”。仰頭可見四架三角形的杯口粗原樹木製的房梁和五根或七根橫擱在三角梁上的行條。壓在行條上蘆葦稈編的籬笆就是從屋內看到的房頂。

民以食為天。再簡陋的家舍也離不開鍋灶一副，以及缸碗瓢盆若干。鍋灶可以是擠占堂屋的一部分。略富裕的農戶，往往還另蓋一單列兩間稱作鍋屋的房子，辟出一間當廚房。鍋屋與主房並列，或成直角相對。如新婚與父母分開住的，往往起先只蓋一幢兩居室房，一間做廚房，另間做臥房。

說到家具，堂屋會有一張方桌和三四條長凳。也許靠內牆還有一略高出方桌的長條桌，與方桌朝裡面一邊靠攏。臥室一般有隻木箱子擱在小木架或另一隻木柜上。臥床靠內牆而置，外邊與木箱相鄰。床上一年四季鋪一張蘆葦片席。冬天蓋一床厚棉花印花布被子，身底下仍是蘆席。有時床前還有一節供踩着上下床的條板架。

農舍戶外還有些什麼呢？屋前有一個磚塊和泥巴搭建的豬圈，裡面通常飼養着一口生豬。屋後有兩個土坑。大一些的底下有一汪積水，是該農戶的飲用水源。由於這兒是沙質鹽鹼性土地，舀坑裡的水做成的稀飯，會有微鹹的滋味，喝起來就省了下粥菜了。小一些的土坑是農戶全家的應急之地，在文明的語言裡叫廁所。小土坑周圍一般沒有圍欄之類的。也就是說，如廁隱私尚未列入受保護範圍。白天全家男女老幼不受性別尊卑之拘，都來這兒方便。

另外，村上較富裕的幾戶往往有一輛自行車。哦，差不多每戶還有隻唧唧發響的小喇叭，每天從“中國出了個大救星”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灌輸“精神食糧”，間或傳達各類通知。萬能的電是一種可知不可及的神話，瓦特只是耐心地等在中學生物理課本中和人相遇。夜晚照明，戶外與全國農村一樣借用最環保的月光，室內用煤油燈。農家為了省油，絕大多數使用細燈芯的簡易燈，燈火有一粒黃豆大，大約像火柴那樣的亮度。要見識人力所能，這兒倒是不會讓來者失望。

當然每戶都有適當量的手使農具，如鋤頭、鐮刀、耙子、大鍬、鐵鏟，一兩輛木製獨輪手推車。會幹工匠手藝活的，還會擁有一些斧鑿鋸刨之類。

以上大體是每戶農家的全部有形財產。

相當一部分男女老少抵禦攝氏零下十至二十來度酷寒的冬裝就只有棉襖棉褲一套，甚至都沒有內襯衣衫褲。晚上脫光而寢，據說兼可防被窩或床上的虱子被帶到棉衣上去。開春將棉絮拆除，就又成春秋衫褲一套。至於孩子，兩三歲至六七歲不分性別光屁股上身只套件脫窿棉襖，光腳丫子到處跑的不在少數。

兩天后心神乍定，我們打聽到從百里外引來淡水的一條人工灌溉渠距離我們住房約一里路遠。我和姐姐趕緊借了一隻大木水桶和一根扁擔，奔淡水渠破冰擔水回來做飯吃。

不出數日，父親找到我們臨時住的新家，同時帶來一條意外消息，說已經通過手續把我們的農村戶口遷到他老家的生產隊落戶。原因是家鄉人會照應得好一些，不受外人欺。於是我們心頭打着問號告別客居二十來天的響水縣，帶着已經運到的家具什品重新傾家搬到阜寧縣老家所在的村莊。

應當承認，雖然老家農民也是住泥草房，也是物質極度匱乏，生產力驚人地低下，許多孩童同樣衣不遮體，但整個地貌還是以村莊周圍的樹木和河塘代替了一望無邊的風沙鹽鹼地，相對密集的村落和農舍也增添了許多生氣。每戶的茅坑都用磚塊做內壁，並都有蘆葦或玉米稈做的遮擋。說句簡單的，我至少不再平生恐懼了。

雖然現在據說已廣種稻米，那年頭在今天鹽城市以北的地區，包括阜寧縣差不多隻種植旱季植物，主要有大麥、小麥、山芋、玉米、大豆、棉花等。山芋占大半年口糧的份額。許多吃大米飯的江南人喜愛吃山芋。不過一旦當飯每頓吃，胃口就完全不同了。秋冬季當主食的山芋干玉米糈子粥就鹹菜，終年勞命的“貧下中農”還只能喝上水稀水稀的。壯年男女每頓要喝四五青邊大碗粥，只有第一二碗能有幾條較經餓的山芋干。當今時髦的消瘦體形，那兒倒是提前實現了，只是還非常遺憾地伴隨營養不足，全村莊罕見精神飽滿的莊稼人。活人固執己見搞大鍋飯式的“人民公社”制，讓種田人都食不果腹，死神自然就肆無忌憚。村上老青壯年人死於肺結核、肝炎、癌症的常年不斷。

物質匱乏有購買力不足和銷售點不足兩層意思。帶薪幹部和我們家靠父親匯款過日子的，或是拿到務農務工報酬或救濟金的，除了繳錢給生產隊買口糧，發現花錢還真不容易。蔬菜肉蛋之類，要等逢十或逢五的日期，到十里八里外的集市上去買。這叫“趕集”，是農民抽出時間互通有無互相交易的日子。集市只為時上半天，來晚了就只有空街恭候，要麼到獨一無二的那家供銷社或煙紙店去買些鹽醬醋。油的身價比較貴，人民幣還請不動，要用五至十倍重量的大豆去兌換。上了行號招牌的香煙和草紙的架子就更大了，包括食糖、火柴、棉布等等，全按刻扣的限量，憑供應票和錢購買。相當於莊稼人小型運輸飛機的自行車，那年頭是全中國的頭號緊俏家用品“大件”，配給到鄉下的就更少。因此，二輪“千金”特別害羞，要榜上權勢人物出面，碰上運氣，才能用錢從“後門”請出來，大有過三關斬五將的難度。所以，如今廢紙不如的一元幣，在當時當地很不容易花掉，除非往河裡扔。想花錢買個樂子，就更是異想天開了。除了田頭屋前小有天賦的農家子女“某某某思想宣傳隊”的扭扭樂，搭配乏味的共產宣傳，剩下就是免費的露天電影，經常放映的是《南征北戰》、《平原游擊隊》、《地雷戰》、《地道戰》。這四部出神入化的電影，年復一年像旋轉門那麼不請自到。這些土產的和“專業戶”的牛皮宣傳要榨飢腸轆轆、衣不蔽體的捧場觀眾的銅板，比登天還難。所以都是白送來讓人看的，反正最後還是用民脂民膏報銷。

沒有錢不行，有錢沒處花，不又等於沒錢嗎？因此，口袋有十元八元的，就感覺像是住在月亮上。當今有大富豪砸幾百萬美金嘗月球之旅的，可沒有灑脫得在那“安家落戶”呀。我的不該，就是兩次“月球之旅”後，竟然執迷不悟地或無可奈何地又上那“安家落戶”了。這一來，灑脫不就變成失脫了嗎？

我順着由父母和其他不相識的人給我安排的命運，在這樣的逆境熬過八年寶貴的少年時代。或也可以說是六年，因為約有兩年光景是由於外出學藝等原因，在蘇州和上海度過的。那只是人身在外，戶口仍是農字打頭，心也就被牽着。所謂寶貴，是就生命階段而言。當然，生命階段的寶貴，也是過來之後的認識，當時我壓根就沒覺得我的生命有何價值。最能反映我本人感受的說法應是，我熬過了從失望到盼望，再從長期的盼望無果而走向絕望的八年磨難。相信這絕不只是少數同路人的心路歷程。

 

 

四 風雨眾生

 

究竟一九六九年江蘇省的上山下鄉運動波及多少家庭及人口？

據互聯網上官方發布的《江蘇省志·大事記》記載： “（1969年11月）2日省革命委員會向全省發出《關於動員幹部下放、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的通知》，決定四季度全省下放47萬人。... ...” 這個數字包括了幾年前就開始施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數在內，所以還無從得知全江蘇省以家庭形式下鄉的總計劃數。

據互聯網上發布的《蘇州地方志》“文化大革命”一節： “1969年11月，市革委會部署動員下放幹部和知識青年、城市居民上山下鄉，全年共下放幹部、職工、居民9507戶，3.69萬人，大部分去蘇北農村。下放人數最多的是學生，自1966～1969年各屆知識青年有4萬餘人去蘇州專區農村和農墾系統插隊、插場。” 《蘇州地方志》“人口變動”一章，又將這批下鄉家庭歸納為10408戶，37434名幹部、職工、城市居民。同時提到,至1970年，全市先後共有41123名知識青年下鄉插隊、插場。好像兩處對知青下鄉的數字大致吻合。只是不知何故，兩處關於下鄉家庭的統計，分別誤差四五百人及九百戶之巨。

由於人所共知的官府作風，欲在這些數字上求得甚解，也許非常不切實際。揣摩個大概數亦無妨了解是次運動的規模。根據《蘇州地方志》所列，蘇州市當年有55萬人口，3.7萬相當於十五分之一。 按照蘇州市當年非知青與知青下鄉人口之關係，我們可以大致把全省幹部下放和城鎮居民下鄉計劃人數定在約35萬人口，或相當那年大半個蘇州市人口。

縱觀下放和上山下鄉人員類型，僅用官方資料中所舉的幹部、職工和城鎮居民來概括，大有霧中觀花之感，也沒有揭示這場運動的真實意義，乃至厘清圍繞着這場運動的功過是非。

這場運動將哪些寶貴的戰略人口疏散到蘇北偏僻鄉村加以保護，實現“疏散人口，備戰備荒”的“偉大步署”呢？就本人所接觸的，真可謂魚龍混雜。略事梳理，至少包括以下八類。

（一）幹部招搖型

那年頭舉事總要先樹個榜樣來忽悠百姓，並且所有的榜樣都是無產到沒有七情六慾，不食人間煙火的完人。本人小學同學之父，文革中靠造反坐上市某行業革命委員會主任級交椅。上山下鄉運動呼嘯而來時，他又一馬當先，帶領全家搶在第一批趕赴蘇北農村。當然配合表演的另一方不出數日便將其一幀扛大鍬“新農民”的“明星”照，昭示鬧市中心宣傳欄，以吸引更多自告奮勇者。還有相當一些因篇幅之限只能在小範圍宣傳的。這號馬前卒的表演通常被毫不忌諱地標榜為幹部帶頭。後來事實證明，這些“明星”幹部充其量只是被利用來把善良的人們往不利之處誘引。所以還是稱其為幹部招搖型更切合事實。

（二）請君入甕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蘇州市和全國其它許多地區一樣，受“第二顆紅太陽”煽動的百姓，在奪取原共產黨市委和市政府的權力後，於一九六七年春夏季，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大陣營。在蘇州的，俗稱“踢派”和“支派”。兩派各執一詞，都為捍衛京城的“紅色司令部”而鬧得不共戴天。以“文革旗手”自得的“第二顆紅太陽”的老婆金口“文攻武衛”四個字，立刻成為雙方進行大規模殺人放火的後盾。一九六八年春，兩派經談判，服從“紅色司令部”安排而握手言和，也就是所謂的“大聯合”。但和解後的市級和下屬權力機構，即各級革命委員會，均由原“支派”人員占據要職，當然先決條件是共產黨員。另外，“踢派”得勢時還曾經要造駐軍的反。兩派對峙消失後，全市很快就在軍隊槍桿子的配合下，進行了一波持久的對原“踢派”頭目的清算。其形式一如紅衛兵和造反派慣用的所謂“批鬥大會”，外加駐軍當兵的荷槍實彈押解被批鬥人員，以及維持會場秩序。許多受批鬥的過後被羅罪下獄。

各級掌權幹部生長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接受的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教化。他們容不了與持不同政見，甚至不同觀點人士共存。如雙方都是硬邦邦的中共黨員或“無產階級革命派”，那註定是一種你死我活的關係，就等找到搞垮對方的“正當理由”。上山下鄉運動來得正好。先前參加過“踢派”組織，或表示過支持其主張的許多幹部或職工，不用申請自然就上了“光榮批准”的名冊。

（三）厄運解脫型

經歷過那場“史無前例”大折騰的人，應該耳熟這些能貼上“中國製造”標籤的罪名。什麼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吸淨工人血汗的大資本家，大右派，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托派分子，叛徒、內奸、工賊，公安六條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沒有改造好的XX子女，野心家、陰謀家，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封資修的遺老遺少，... ...

蒙冤落入這些罪名人士，只要所屬單位或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員會召開那些周而復始、名目繁多的大小群眾會議，如憶苦思甜會、批鬥會、批判聲討會之類，都會像使喚狗崽一樣，命令他們前台低頭而立作陪襯，以示“長無產階級志氣，滅帝修反和資產階級威風”。這些倒霉蛋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哀嘆天高地厚，日夜苦長，往往是生不如死。趁此上山下鄉運動，主動“積極申請”帶領全家“上山下鄉幹革命”便是他們逃出煉獄的捷徑。未來的生計和子女的前途，暫時就顧不上了。

聽說有人熱衷一道叫泥鰍鑽豆腐的名菜。妙不可言的烹調方法是將活泥鰍和冷豆腐塊放入冷水鍋中上蓋加熱。可憐的泥鰍被燙得難受時，就會鑽進溫度略低的豆腐里。這時加入調料稍事火候，就可上桌供食客享用。原來，“上山下鄉幹革命”和鍋中泥鰍的保命，真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四）摔棄包袱型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說還有一分造就，那就要數它摧生了一大批真正的流氓無產者。特別在相對平等發放購糧票購布票等物質尚有定量供應的城鎮，有些好逸惡勞之徒憑油嘴滑舌的善辯，或憑腰圓膀粗的威懾力，工作吊兒浪當，不受管束，業績空空，工資卻一分不能少，一副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氣勁。那年頭又不俏採納資本主義的或後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解僱手段。（哦，忘了，在中國發生的應敬稱“下崗”，仿佛每天下班那樣輕鬆地離開主人翁的崗位，不是被受僱的業主解聘。好聽吧？）那時所能採取的“具有無產階級感情色彩”的批評，對他們不過是耳邊風。威風掃地又百般無奈的掌權人物一朝等來將這些無賴職工連根拔的天賜良機，豈容放過？於是就極其體面地推舉這撥爺兒“光榮下鄉”，註銷城鎮戶口，發配窮鄉僻壤滾泥巴，讓他們見鬼去。

如果摔這幫流氓無產階級的包袱還能得到社會正義的理解，那將孤苦伶仃者當包袱摔，就應另當別論了。我們下鄉同船艙就有這麼個孑然一身的書呆子。據本人介紹，他還是令人仰慕的大學畢業生。他最喜乘坐交通工具，經常到上海買張市內公交月票，然後無休止地乘坐公交汽車電車過癮。他能背出所有幾十條線路公交車的停靠站和終點站。經大家測試，果然不假。我們同舟共濟的數日中，他每天三次手持溫度計鑽出艙外，幾分鐘後又返回向大家報告外邊寒冬的氣溫。當然他講得更多的是許多不着邊際的胡語，聽者摸不着頭腦，他卻侃侃而談，口沫飛揚。此君是有幸被所從業街道居民委員會物色上的“光榮下鄉”人士。

（五）避重就輕型

蘇州市許多受到“第二顆紅太陽”鼓動，積極投入所謂群眾運動，並參加過“踢派”組織的幹部和職工，在兩派“大聯合”後，逐漸步其昔日頭目的後塵，遭到報復清算，成為參與打砸搶或武鬥犯罪分子立案調查對象。真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因為沒有法制，誣陷或栽樁定罪的人治冤假案比比皆是。所以生活在此陰影中者，惶惶不可終日，極度的恐懼是他們無法擺脫的夢魘。正在這時颳起上山下鄉之風。雖然到農村跟泥巴打交道將意味着苦海無邊，但那總比暗無天日的牢獄之災強些。這是金蟬脫殼之絕招，非但擺脫了厄運的糾纏，而且到了鄉下誰能否認我是幹革命的群眾呢？打這種如意算盤，或無奈算盤的家眷，就積極向本人工作單位申請，堅決響應“偉大號召”去蘇北農村“安家落戶”。

例如有這麼一家，丈夫因被告發在兩派武鬥期間曾用步槍擊斃一無辜農民，而受到調查。妻子於是向單位堅決要求下鄉，並很爽快地被“光榮批准”。但丈夫單位不予批准，原因是他有血債不能放身。這家人那知會吃這啞巴虧？於是，惹個蛋打雞飛的妻子前後擁着五個未成年孩子，被“歡送光榮下鄉”。在外人眼中，這女人無疑是最感人的積極上山下鄉先進分子。又有誰能洞悉這個家庭背後流不盡的辛酸淚呢？

（六）勞動改造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有因家庭出身、社會環境和個人成長經歷因素，不巧旁落赤貧無產階級階層的市民，都是以“無產階級革命派”自居者的任意使喚和處置對象，經歷了運動中各個“戰役”的衝擊，也無望於口號中宣揚的“改過自新”的可能。雖然“紅色司令部”有不唯家庭出生的誇口，那只是他們為所欲為的遮羞布。誰把它當真，就未免太天真了。

那時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大生存優勢，是以強制體力勞動的方式壓迫和苦役其它社會階層，這就叫無產階級專政。如需要，這種對無反抗行為人施加的體力懲罰還可以很巧妙地被粉飾為“勞動改造思想”。

上山下鄉運動正是將這些非無產階級分子送去勞動改造千載難逢的機遇。於是，蘇州市各個單位按上級下達的下鄉指標，將它們檔案中的懲罰對象優先送進“光榮下鄉”的名單。

（七）勞動懲罰型

當時還有個牲口不如的社會階層，叫做“現行反革命”。“現行”意思是最近有具體行為，包括言論在內。“反革命”的意思就很撲朔迷離，恕無詳解。未知時至今日，有誰弄清此為何物。這倒有個好處，就是可以方便地用它給人定政治上的死罪。

勞動既然是壓迫他人的法寶，對於所謂有反抗政權行為的“現行反革命”揮打勞動懲罰的“千鈞棒”，應當是很順理成章的事了，也省了借詞掩飾的麻煩。上山下鄉運動為實現這種懲罰提供了便利。大權在握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當然就適時地將一些“現行反革命分子”強制遣送農村。舉一例，一位因收聽“敵台”，即境外無線電台廣播，以及給境外組織寫信，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上山下鄉運動中，由民兵押送着，到蘇北農村接受“勞動改造” ，妻小數口亦受累陪同“勞動改造”。

（八）洗腦自投型

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方位耳聞目睹的謊言宣傳攻勢，許多人都失去或從來就沒有過獨立思考的習慣和能力。對“紅色司令部”或掛其代表招牌出現的人物的說詞毫不分析，更談不上質疑。他們都認為“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都在一天天爛下去，而我們中國革命人民卻在一天天好起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我們要“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去解放那些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勞苦大眾，要積極投身到這場反修防修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去，到農村再苦再累也是甜。攪和一些帶頭下鄉“明星”的忽悠，配以表揚“積極分子”的花招，要保持頭腦清醒還真不容易。我父母的積極申請就是一例。

記得聽到一位下鄉職工說過：幹部又有什麼，他們只不過是條“老黃牛”！中共宣傳要黨員和幹部做人民的“老黃牛”。因為幾乎只有傻子才把它當真，這口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口號。豈料,還是有人天真地喝了這劑迷魂湯。

 

 

五 愛恨歸宿

 

這三十五萬人口到蘇北農村“安家落戶幹革命”後怎麼個如口號叫嚷的“大有作為” ？干出怎樣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他們在“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促進農村生產力”方面究竟作出了什麼樣的巨大貢獻呢？

幹部招搖型的“明星”，以及幾乎所有帶薪下鄉的行政幹部，乍到時做表面文章到田裡參加了幾天集體勞動。在壯勞力一天只能掙五六毛錢，甚至不足一毛錢報酬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蘇北老解放區”，這些不用勞作，月俸照拿五十多至一百多元的“下放幹部”，搖身成了當地的特權階層，成了“貧下中農”最仰慕的人上人。感謝上級領導的及時措施，也許又是來自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英明指示”吧，不出數月，許多“下放幹部”被當地公社或縣級行政組織抽調去參加“一打三反”之類務虛或其它內耗型的“革命工作”。下放後一年左右，這些人陸續得到所謂“落實政策”,就地“降級使用”,一般都調至縣城鎮一級單位,座上個專門設置或讓出的副職或閒職，例如,原“局長”當副廠長，原“區長”當供銷社副主任，等等。所以小小縣城剎時冠蓋雲集。

帶薪下鄉的技術型幹部，包括教師，則在農田包圍的泥草房中養尊不處優地蟄伏了兩三年，當然也不無恐慌與滿腹的怨氣。爾後政策總算落實到他們頭上。大多數也是被安置到縣城或以下對口或不對口單位復職。

其他各種類型的職工或城鎮居民下鄉人員，相對多幹了幾天農活。不過也不外乎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應付一下，與當地農民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語。似乎還不能責怪這些不諳農活的城裡人。如我母親時年四十歲剛出頭，使用農具時，手腳和身體及不協調。揮鋤子除草就像與其摔跤似地，用十分力氣把鋤頭砸到土裡，然後又使出渾身力量將其拔出。周圍的農民觀眾樂得笑彎了腰，如此等等。

一些拿得出一行手藝活的下鄉職工總算具有一些優勢，較快被當地對口單位錄用。雖然家眷滯後，其本人則脫農復工，不過那年代左右人命的戶口，則仍陷在鄉下。我們一位下鄉鄰居母親，之前任小集體性質醫院婦產科醫生。到了缺醫少藥，但“人多力量大”客觀存在的鄉村，很快就成了名聞遐邇的熱門“接生婆”。醫務內容還包括孕期檢查等。坐上前來接送的自行車，出診方圓十幾里農家是家常便飯。包括前述為數不多的原教師，充實到縣城或公社，甚至大隊一級學校重執教鞭。這些情形是我所知道的極少數填補農村空缺的實例。不過再吃香，連戶口帶人遷回城鎮的期盼仍是絲毫不會動搖的。約五年後，“接生婆”終於盼到與幹部身份下放的丈夫有關的“落實政策”，故而惜別不舍鄉親，遷至縣城居住和工作。

原國營單位職工，即使沒有一技之長，約苦熬兩三年後，亦逐步“落實政策”，被就地安置在工商業單位復職。

剩下沒有一技之長的，如我母親和其他許多原小集體單位職工或城鎮居民，則拖兒帶女，敬陪未座，無異於被第二次拋棄。其中許多是整個家庭失去固定生活來源的。幾萬名為人父母的，長年累月無時無刻不為自己和子女的前途憂心重重，望穿秋水。究竟這次命運的劫難是個無期還是有期“徒刑”！？他們欲問無門，唯有以淚洗面，苦捱漫長得足以令人絕望的日日夜夜。他們經受的憂愁、屈辱和絕望的折磨，是無法用任何東西來衡量與補償的。

那時跟隨父母下鄉的孩子，即下鄉時在中學畢業以下年齡的，繼續入農村中小學校讀書，同時也像農家子弟一樣，開始在自留地干農活學種莊稼。學校春秋季放農忙假時，也基本與農家兒女一同參加集體農田的勞動。他們大多數都讀到了高中畢業。也有少數在“政治掛帥”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意識形態下，因什麼“家庭成份”原因，甚或當地權勢人物名額分不平原因，而沒有被“推薦”，不幸失去受高中教育機會的。

已隨父母遷居當地城鎮的中學畢業子女中，又有許多栽入“插隊知識青年”泥潭，重回以前隨父母下鄉的村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那些父母仍在鄉下企盼“落實政策”的中學畢業子女，當然犯不上折騰了，原地務農就是。

少部分在一九七七和七八年搭上大學恢復高考招生制度班車的，就此遠走高飛。或至少暫時可以這麼認為。至於之前被推薦上個大學中專的，即便有，恐怕也是鳳毛麟角。

另外，還有一批不知應算是幸運還是不幸運的“受照顧”子女。一九七五年底，人們對於上山下鄉運動倒行逆施的怨聲載道，對當權者形成很大壓力，終於迫使他們開啟了一個小口子。從而每戶下鄉家庭可以推舉一名適齡子女遷回原住市內工作。我們家子女中姐姐最長，當然就成為跳出苦海的首選。雖然不過當名工人而已，我們留下的都無比羨慕這批幸運兒。也就是因為失而復得的這個蘇州城市戶口比與生俱來的要寶貴百倍千倍，加之全職務工的辛勞，再說許多都屆婚嫁之年，有些人眼看着一九七七年出現的高考機會擦身而過。在職業、居住、遷徙等包羅萬象由人擺布的制度中，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否則怎麼會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之說呢？從當時來看，在生養之地蘇州市當一輩子工人，倒也罷了，名義上還真是當了領導呢。堂堂憲法不是白紙黑字寫着這麼個意思嗎？豈料這批人步入“不惑之年”後，又遭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旗下公有制轉私有制的所謂“轉制”一招。循規蹈矩的，終於落了個美名“下崗”實為解僱的下場。

還有一個特殊的下鄉人員群體。他們以某種藐似合理的藉口，與泰山壓頂的上山下鄉運動進行了一場消極而又堅韌不拔的抵制和較量。絕大多數人借用的理由是“身體不好”，說白了就是詐病。具體抵制形式五花八門。有夫婦中一方帶孩子到農村，另一方投親靠友，長期滯留在蘇州市或其它城鎮的。有放子女在鄉下搞騰，夫婦雙雙則拒不涉足的。極少數更是身手不凡，今天到達某村莊“光榮安家落戶”，明朝就抱怨自己身體虛弱，幹不了農活，然後就胡撓蠻纏。俗話說，好漢怕賴漢。幾個回合下來，他們終於得手，獲准暫時返回城市。這許人往往過後再也沒有回首那個農村“新家”。當然，的確有少數最不該來的老弱病殘。據知那員熟背上海公交車線路的白面書生，硬是被所分到的生產大隊拒收了。理由也許是他們大隊沒有精神病院伺候吧？

 

 

六 真假因緣

 

八十年代曾在我國放映的英國電影《苦海餘生》，是源自真實事件的故事。它敘述的是德國納粹於一九三九年用輪船像處理垃圾似地將猶太裔居民拋向海外。可憐的男女老少何去何從不由自主，飄泊萬里波濤之上，飽受恐懼和絕望的折磨。實在承受不了的，只能以輕身作為解脫。幾經周折，全船猶太難民終獲英、法、比、荷等國家接納。電影以外的最後結局是，兩個月後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九百多名難民中有三分之二終究躲不過納粹的種族清洗之劫，慘死於集中營。

事有湊巧，整三十年後，紅色暴政大發淫威的中國，也有個把位居江蘇省革命委員會的權勢人物，利用手中為所欲為的權力，借“光榮上山下鄉”的美名，以剝奪幾十萬人正常生活的代價轉嫁危機。以下各級組織數以千萬計的嘍羅幫辦，利用行政權力，趁此機會將他們的眼中釘、拌腳石、心目中的異已、社會上的“累贅”，發配流放窮鄉僻壤。按理即便是不能勝任工作的，或工作態度不正的，也應當按勞工或行政制度處理，而絕非以如此卑鄙手段陷害，並連帶無辜的家眷。

《苦海餘生》影片中納粹張羅銅管樂隊，以悅耳旋律，在猶太人登船時營造甜美假象。中國五花八門“光榮下鄉”人員的家庭正好也得到鑼鼓的祝賀、“光榮榜”的昭示、胸前大紅花的炫耀。輪船碼頭雖沒有洋樂隊“助興”，但我們鞭炮鑼鼓製造的喜慶氣氛，絕不比納粹那套遜色。

所謂中國版的《苦海餘生》，是指具有中國特色，就是行政命令和欺騙手段並用，把一切陰謀耍得天衣無縫。奉命接收這批下鄉人員的農村各級組織和村民直至見了人，或收到人事檔案，方才知曉各家各戶戴着大紅花而至的真實緣由。當地農民因此流行一句順口溜：“好人不下放，下放沒好人。”有些下鄉的，自覺“乾乾淨淨”，萬不該像周圍帶“污點”者那樣受到下鄉的“款待”，向有關上級部門提意見。得到的回答同樣是那麼冠冕堂皇：“你們是好人帶壞人。”

江蘇省革命委員會關於上山下鄉的三個“偉大戰略意義”，經得起一番推敲嗎？

“疏散人口，備戰備荒”怎麼將單位可以放行的虛職或閒職幹部，至少也不是核心職位或由於工作需要而不可或缺者送到農村？註銷城鎮戶口上山下鄉的職工也在這一範圍。難道為了備戰，國家應將這些非緊要幹部、職工以及一大批城鎮無業居民先送到戰時相對安全的農村加以保護，而讓支撐城鎮正常運行、維繫國計民生的各行各業，留在城鎮等待戰爭的狂轟濫炸？只可惜那年頭有清醒分析頭腦的人實在是“珍稀動物”，即使識破，也不敢聲張。再說，備戰風聲一兩年就平息，怎麼解釋下鄉人口過後冗長的“疏散”時間呢？

其“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似乎也不出閉門造車的想當然吧？想把一盤黃豆染紅一些，就抓把赤豆摻到黃豆里，治國就這麼簡單？事實證明，指望在農村人口中摻一些城鎮人口就能使農民在各方面更接近工人，就能縮小城鄉之間的貧富差別，是不合實際的施政實踐，最終只能以害民損財告終。我們所在公社的下放家庭密度，為每個約一百多農戶的生產大隊分攤一至兩戶，其他公社或地區應不會相差太遠。所以，有一技之長者也只是杯水車薪，少數中學畢業子女立足滾一身泥巴做貢獻的，也似乎不成氣候。其實城鄉差別真正的元兇更像是千夫所指的戶籍制度和創烏托邦式社會的一意孤行，以及拖垮生產力的一場場歇斯底里的政治運動。

以增加生產力為目標的“我們都有一雙手，不在城裡吃閒飯”，也是落了空的美妙口號。據江蘇省政府事後於一九七九年公開承認的推出上山下鄉運動的真實原因，是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窮凶極惡的糟榻，國民經濟出現停滯，甚至大倒退。為了轉嫁城鎮口糧固定供應人口的負擔，當時的省革命委員會出此下策。全省三十五萬下鄉人口幾乎都沒有農業勞動的技能和體力，也沒有心甘情願與泥巴打交道的動力，但他們要吃喝拉撒。可想而知，這只會給貧困的農村增加負擔，哪來的助上一臂之力呢？加之撥給安置這幾十萬人口的財力物力，和後來的年度救濟撥款，這場運動事實上給當時捉襟現肘的國民經濟幫了個大倒忙。

《苦海餘生》事件中不幸受害猶太人為九百多人，而江蘇省那年上山下鄉運動受害人約三十五萬之眾。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不知憑什麼定了這麼個指標，然後自上而下,往市、縣、局、工廠、學校、街道居民委員會逐層攤派，並掛上“政治任務”的鈎。在許多人躲之唯恐不遠，而網到的少數自討苦吃的積極分子不夠湊數的情形下，當權者為保烏紗帽，以軟硬兼施，哄詐並用的手段，甚至嚴重背離原旨意，將下鄉人員範圍擴大到大量產業工人，以圖完成或超額完成灘派的“政治任務”，也就成為唯一的選擇了。雖然有被“光榮批准”，而拒不就範的斗膽“頂牛戶”，直到風頭過去不了了之。但那還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極少數。

這幕《苦海餘生》所以是中國版的，還因為這場害民損財的人為倒騰，在官官相護的人治制度中，最終由始作俑者的傳承接位人以“糾正錯誤”輕鬆四個漢字放下帷幕，即於一九七九年初，讓仍在蘇北地區的省全體下鄉人口，悉數返回原住城鎮，回原工作單位復職。至此完成了一個最純粹的損功大循環。而對每一位過來之人，除了損失以外，還留下了特有的傷心記憶。記憶輕微而短暫的，又重回九年斷層後的自在生活，仿佛只是噩夢醒來；記憶沉重而長久的，承受着揮之不去的心靈創傷，籠罩着擺脫不了的人生陰影，繼續生命的旅程。

中國特色還可悲地體現在許多喪失獨立思考能力的運動受害者，還感恩得到“落實政策”。殊不知這只是當局糾正被其擾亂了的社會秩序，歸還人們被侵犯的居住、遷徙和工作求生存權利。充其量也只是個“撥亂反正”。幾十萬人口充當劣政的犧牲品，逆來順受或誤入歧途，虛度九年寶貴生命，空轉個漫長而悽苦的圈子回到原點，哪來感恩？原在職人員誤工的直接經濟損失是另一本沒法算清的大帳。一些子女因喪失受教育機會而貽誤終生，也間接造成國家建設發展無法彌補和估量的極大損失。就這兩項，一個法制國家就足以對那場運動的策劃者以贖職治罪。

時至今日，許多運動受害者拾了份糊口的工作就心滿意足，對揭露和記錄這場人禍的主張不以為然，對受洪水般運動衝擊而虛度的青少年寶貴時光表現出驚人的木然態度。至多認為個人勢單力薄。難怪有人形容我們同胞：跪慣了，站着不習慣。

更有相當上山下鄉運動中被戴上“知識青年”光環發落的受害者，若干年後白髮聚首，津津有味地將他們的相識和友誼歸功於那場“第二顆紅太陽”出手的恣意捉弄。還有什麼“青春無悔”，形式上的毫言壯語，卻掩蓋不住奴才受虐狂式的諂媚。看來還得為這些人發明個“上山下鄉運動受益者”的說詞。其實確實有真正的受益者。他們是極少數憑藉手中權力，仗勢姦污下鄉青少年婦女，或與下鄉人員搞權錢交易的。那些人當然不太好意思公布自己是受益者。所以這個詞還有待那些正大光明的弱智兒前來申請。這也從反面揭示上山下鄉運動是多麼誤人子弟，一言堂的蠱惑宣傳是多麼害人之深。

«江蘇省志·大事記»以編年史面目出現的關於這場運動輕描淡寫的一百來字，不知勾銷了多少光天化日之下的惡意報復，多少私慾得逞的淫樂，多少離愁別恨，多少望眼欲穿的期望、度日如年的失望與悲痛欲絕的絕望，多少淚水、屈辱與煎熬，多少虛度的寶貴生命和青春年華，多少因策劃者的瀆職而釀成的過去的、當今的和將來的國民經濟損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部分宜粗不宜細，是當今領導人物給編寫地方志工作上的緊箍咒，也許是找了“向前看”的藉口吧？但這一來，含糊其詞的記載不就會成為我們後代無法解讀的幾個符號，讓這段珍貴的史實在官方的記載中永遠消聲匿跡了嗎？真是匪夷所思。

也許沒有人會懷疑，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終究會被忠實詳盡地記入歷史。隨着親歷者逐漸辭別人生舞台，祈盼這場因當政者刻意隱瞞開罪而近乎消失的江蘇省幹部、職工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也能適時映入歷史學家的視野，並還其本來面目，成為未來民主中國當政者的殷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