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三）


蘆笛


三、毛澤東的戰略眼光


７０年代末期，鄧小平復出，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黨內外否定毛的暗潮隨之涌動。此時老鄧卻借接見外賓之機，肯定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歷史功勳，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黨至今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此後又推出了“四個堅持”，於茲堵死了我黨正式否定毛的可能。

從黨國利益來看，老鄧此舉的確是高瞻遠矚。當時就連我這草民都能看出來，老鄧沒有條件作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批了斯大林，還有列寧那尊神在，反正布黨的江山又不是老斯打下來的。批了毛，我黨執政的合法性還在哪裡？這難題不但存在於當時，而且只要我黨執政一天就必然存在一天。“非毛”與“非共”乃是一回事，決無可能剝離開。

不僅如此，客觀地說，老鄧那話也有三分真實。的確，沒有毛澤東，我黨很可能就不會上台，當然也不會至今還在黑暗裡摸索──隨着蘇聯垮杆，中共失去了胎盤，那下場還能跟緬共德欽巴登頂和柬埔寨波爾布特兩樣？

老毛當然不是我黨吹出來的那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算無遺策的活神仙。中共的勝利，首先當然應該歸功於蘇俄向中國輸出了列寧革命工藝學，使得我黨得以建立並學會了師傅發動組織群眾那一套，黨的戰鬥力和生存力全來自於此；其次全靠蘇俄和日本兩家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侵略野心；第三和斯大林在關鍵時刻給我黨的戰略指導分不開；最後還得歸功於劉少奇、林彪等人的戰略籌劃。

所以，毛當然身體力行了他老人家在《關於赫魯曉夫及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教訓》（《九評》的最後一篇）一文中提出的接班人五條標準：“假馬克思主義者”、“對同志搞突然襲擊的野心家、陰謀家”、“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等等。但儘管如此，竊以為，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共確實未必會上台。

熟悉現代史的同志應該知道，中共奪權過程中最關鍵的有三步，每一步毛澤東都走對了。

（一）“井岡山道路”

國共破裂前後，莫斯科對中共的指點全無章法可言。托洛茨基反對國共合作，主張中共另立門戶單幹，斯大林則認為中共人數太少，毫無號召力，不如效法孫行者鑽到鐵扇公主肚子裡去，篡國民黨之黨，奪國民黨之權。

這一招非常高明，後來東歐那些“人民民主國家”全是這麼建立的──先弄個共產黨人並不占多數的“聯合政府”出來，再由共黨不動聲色地和平奪權，最後通過“選舉”變成“人民民主國家”（毛澤東毫無政治發明能力，毛之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都是直接抄襲斯大林的發明。而且，如果不是斯大林指點，“新”中國便連個憲法都沒有）。在這過程中蘇聯占領軍並沒有直接出面，用刺刀扶起傀儡政權來。這策略在當時中國也是唯一可行之道。的確，我黨在國共合作前連如今的民運都不如，根本算不上什麼政治勢力，談何自立門戶奪取政權？論搞陰謀詭計，老托和老斯根本不在同一等級。

但不幸的是，蘇軍並沒有像占領東歐那樣占領了中國，而且國民黨人並不全是孫文那種白痴，蔣公識破了這詭計，乃有四一二清黨，寧漢破裂。於是斯大林為了證明他的中國政策並不錯，只好譴責南京政府，支持武漢政府，堅持劃漏船。

要這麼幹，就干到底行了。可莫斯科不知怎麼又改了主意，抄襲托洛茨基故智，令中共發動土地革命，武裝兩萬黨員和五萬工農，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篡黨奪權，並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共軍官。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吃錯了藥，竟把這電文拿給武漢政府首腦汪精衛看。汪一看立即決定“和平分共”，雖然沒有如蔣公那樣動刀子，卻也禮請共產黨人上路。

至此中共無路可走，只有鋌而走險了。據過來人回憶，本來中共已在武漢政府下轄國民革命軍中控制了幾萬兵力，完全可以借“打野操”拉出去搞暴動，但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意存苟免，只知拉攏上層軍閥，因循誤事，最終導致軍校學生和親共軍隊悉數被繳械，中共悉數被驅逐，只好跑到南昌去暴動。

暴動要能持久，當然就得靠蘇聯軍火資助。在當時的中國，蘇聯就是綱，綱舉目張，誰能抱住老毛子的粗腿，誰才能有槍桿子和大量經費，也才能建立政權並最終問鼎中原。南昌乃是內陸城市，毛子的軍火和洋錢無法源源而至，奪下的不過是個無法守衛的孤城而已。莫斯科也看出了這一點，於是便命共軍南下奪取廣州，以便蘇聯軍火能大量運來，遂有廣州暴動之舉。暴動失敗之後，斯大林又決定以海陸豐為根據地，這原也可行，可等到南昌“起義”殘部和廣州“起義”殘部千里迢迢“奔向海陸豐”後，望穿盈盈秋水，大海上卻哪有什麼滿載軍火的蘇聯輪船？共產國際的指揮毫無章法，於茲可見一斑。

毛澤東原來也是這沒頭蒼蠅蠢動群體的一員，但秋收暴動失敗之後，他終於本性發作，把隊伍拉上了井岡山，作山大王去了。這在他本是“偶然的必然”。他平生讀得最熟的爛書便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早就對山大王生涯心嚮往之。據他微時的朋友說，早在國共合作前，他便聲稱空談無益，不如去占山為王，還為此特地去湖南考察過何處可以落草。所以，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他把隊伍拉上井岡山完全是必然的。

如果毛不是把那幾本遊民文化經典終生奉為聖經，如果他粗知馬列主義，就不可能走上那條路。我已經介紹過馬列對農民的鄙視態度。毛後來被國際派鄙視乃至被斯大林終生鄙視，都是因為他絲毫不知道馬列有關農民問題的教導，國際派的名言“山溝里是不會出馬列主義的”乃是馬列唯生產力論的ＡＢＣ。以正宗馬列眼光來看，所謂“井岡山道路”完全是違反馬列主義的。

不料假馬列主義者歪打正着，“井岡山道路”被證明是唯一能走通的道路。以斯大林那真正的戰略家之高明，在屢屢碰壁之後當然也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井岡山道路終於成了全黨努力方向，中共從“無產階級先鋒隊”變成了“農村痞子先鋒隊”。從頭到尾，城裡的工人老大哥與農民老大爺在鄉下發動的暴亂毫無相干。

可嘆的是，毛澤東沒從這事實里看出馬列主義根本不是“客觀真理”，卻以為那反映了“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之間的矛盾，在當國後竟把這錯誤結論推廣到自然科學中去，以為自然科學也有“普遍真理”和“具體實踐”之分，牛頓力學在歐洲的運用與在中國並不相同，若是伽利略當初在西安大雁塔上扔球，所得結果肯定和在意大利比薩斜塔不一樣。於是他以空前絕後的大老粗魄力實行“教育革命”，強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徹底摧毀了好不容易才從國外輸入的教育與科研。這當在我尚未寫完的白痴系列裡充分討論，在此按下不表。

如我在舊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的，井岡山道路的短暫成功，靠的全是軍閥混戰，全國四分五裂。一旦蔣介石掃蕩了各路軍閥，國家統一之後，則我黨立刻玩完。所以，如果日本人不打進來，它其實也是走不通的死路。但不管怎麼說，它畢竟是當時那種絕望處境下的唯一出路，確保了黨軍的建立和倖存，後來也才能有發家的機會。

這和阿隨靠撿易拉罐謀生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果阿隨不在１１歲大學畢業後（或上大學期間，待考）靠撿易拉罐為生並做生意，他早就餓死了，怎麼還可能後來到美國開農場作千萬富翁？

因此，無論持何種政治立場，都不能否認毛開創的井岡山道路如同阿隨撿易拉罐一樣，為我黨後來的發跡掙來了第一桶金。


【困了，睡覺去，未完待續】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四）


蘆笛


（二）抗戰


如今凡是智力正常者都得承認，日本侵略中國乃是導致我黨上台的決定性因素，就連毛自己都多次承認過這一點。他在會見日本社會黨訪華團以及田中角榮首相時兩次“感謝大日本皇軍侵略中國”就不用說了，就連在《毛選》中他都多次得意洋洋地說，自從抗戰以來，我黨第一次從只有四五萬人的小黨成了全國性大黨。蘆某在文革武鬥爆發後還沒到二十歲，就從那些話里悟出了我黨乃是皇軍捧上台的。

毛澤東對我黨事業的最大貢獻，在於他高瞻遠矚，在當時甚囂塵上的愛國狂潮中保持頭腦冷靜，力排眾議，按“三十六計”中的“趁火打劫之計”，為我黨制定了抗戰戰略，使得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這個角度來看，老鄧說沒有毛主席，黨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一點都沒誇張。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在抗戰剛爆發時就英明解決了這個問題，認定蘇聯是中國革命的後台，日軍是事實友軍，而真正的敵人是國民黨。抗戰的意義，完全在於藉助兩者壯大自己，打擊真正的階級敵人。

毛澤東這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早在２０年代就成熟了，可總結於下：

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無論使出什麼手段來都是應該的。

２、奪取政權只能靠槍桿子。

３、蘇聯是提供槍桿子的唯一來源。因此，沒有“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就絕對不會成功。

毛這些偉大思想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就表達過了。他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俄國的武裝干涉”，“革命必須由俄國軍隊從北邊輸入。”這些話都寫在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早已大白於天下。凡是在蘇聯檔案公開後寫的毛傳里（例如Short的Mao：A Life）中都能找到。

任何一個客觀的讀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些思想充滿了基於common sense的真知灼見。真無法想象富有這種求實精神的人後來怎麼會變成鼓吹“巧婦能為無米之炊”的唯意志論信徒。更可悲的是，民運革命家學到的乃是偽裝了的毛思想，這才會熱衷於煮無米之炊，以為可以靠意淫推翻共產黨。

正是本着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長征途中和四方面軍會合後立主北上，挺進到內蒙邊境上去，“打通國際交通線”，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北方，背靠着老大哥的坦克飛機大炮，肩負着俄羅斯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隻不可戰勝的力量！

也是本着這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毛才會在抗戰爆發前夕就認定，日本在華勢力急劇擴張，必然引起蘇聯的強烈反彈，加劇對中國的干涉，而這必然導致蘇聯大量援助共軍。就是在這種考慮下，他才煽動張匪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併力主殺蔣。他以為，只要張一殺了蔣，則莫斯科別無選擇，只能以武力支持他和張匪謀劃成立的“西北聯合政府”，和日本成立的“滿州國”遙相對峙。此乃“三十六計”中的“李代桃僵”之計。這無賴招數他後來多次使過。可惜這對斯大林來說不過是小兒科，每次都被他無情戳穿並嚴厲制止了，於是蔣介石才活着出了西安，而第二次國共合作也才能實現。

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戰略家，看得到毛看不見的東西。當時新疆已入蘇聯勢力範圍，他從西北獨立中得不到任何東西。他最擔憂的乃是德國，最怕的是兩面受敵。因此，為蘇聯國家利益最需要的乃是誘發中日戰爭，戰火一開就必須是持久戰，使得日本陷在中國泥潭裡，以確保蘇聯邊境長久平安。這就需要蔣介石那樣有足夠威望彈壓全局、統領全國抗戰的領袖，因此，他派給中共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挑起中日戰爭，在戰爭爆發後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去和日軍作殊死戰。

毛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盧溝橋事變後，在1937年8月的中共陝北洛川會議上，他夥同書記張聞天，提出不打日本人，趁機搞垮國民黨的主張。留蘇“秀才”洛甫引經據典，從理論上論證這麼幹乃是符合列寧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則給抗日激情高漲的將領們潑冷水，說：

“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

可惜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為愛國激情沖昏頭腦，毛根本沒有後來的權威，於是會場大嘩，周恩來作為“軍事三人組”的“最後下決心者”帶頭反對，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游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面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

這樣，毛張二人成了典型的“真理掌握在手中的少數人”，多年後毛還歷歷記得當初的孤立，在１９５９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說：

“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鑑於普遍強烈的反對，毛張二人再不敢直言不諱堅持賣國主張了，只好改為討論戰略問題，但爭議仍然很大。張毛只得宣布休會三天，毛讓周恩來去“休息”，自己則去作將領的工作，一再強調，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低估它，看輕它。同日本侵略軍作戰，不能局限於過去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一套老辦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們的子彈和武器供應都很困難，打了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紅軍的戰略方針應當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的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要着重於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就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還是過去那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最重要的還是分兵發動群眾。

但將領們仍未被徹底說服，會議最後只能通過供外界消費的冠冕堂皇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及《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宣布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改編。儘管如此，毛還是頗有斬獲，在會上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首次名正言順地獲得了軍權。

但這一套騙不過周恩來，會議一結束他便拂袖而去，跑到去山西“幫助外交工作”，一去就是幾個月，毛千呼萬喚他都不回來。以後他又在國府西遷武漢後和王明緊密配合，忠實執行共產國際“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方針，全然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使得武漢八路軍留守處儼然成了“第二中央”。這就是周犯的第二次“錯誤”（第一次是在１９３２年寧都會議上罷了毛的紅軍總政委的官）。

八路軍編成出發後，毛千叮嚀萬囑咐，要將領們千萬不要和日本人打仗。林彪向中央請示，擬在平型關“相機襲擊敵人之左側後，殲敵一部，以擴大戰果。”毛連去兩電制止，林彪都堅持己見，毛只好讓步，同意林彪將一個旅暫時集中打仗，但同時指出，如果許久還無機可乘時，仍以適時把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並強調指出：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惟一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照樣再做。”

請愛黨同志看清楚了，諸位的毛爺爺在此說得明明白白：“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這就是“打敗了日本狗強盜”的“挽狂瀾於既倒的民族中流砥柱”。

儘管我黨把“平型關大捷”吹到了天上去，林彪部不過襲擊了日軍的輜重隊，連作戰隊伍都不是，在整個戰役中無足輕重，但這也讓林彪吃夠了苦頭，見識到日本皇軍的厲害，至此才意識到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在平型關戰鬥總結中承認：“我軍在目前兵力和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退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辦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宜的。”

林彪關心的不過是我軍的作戰方式，偉大領袖卻是着眼於全局的戰略家。如他後來親口承認的“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三國志”才是他奮鬥的方向。

張戎的巨著已經披露了這“三國志”是什麼名堂，那就是“波蘭模式的遠東版”，仿照蘇德瓜分波蘭，蘇日共同瓜分中國，我已經在《“肢解”論》中給出了參考文獻，請諸位愛黨同志去查查，再來指責張戎造謠不遲：

“１９３９年９月底，在蘇日條約尚未簽訂時，他就在接見斯諾時對之加以肯定。當斯諾問道，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占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時，毛答曰：‘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毫不掩飾地表示他支持蘇日共同瓜分中國。這些談話都發表在當時的英美報刊上，乃是斧子也砍不掉的（China WeeklyR eview,Jan20, 1940, pp227. Daily Herald, Oct21, 1939.）。不僅如此，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還專門為此來電嚴厲批評毛澤東失言，這電文也早就公諸於世。”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採用的實際戰略與他在《論持久戰》中提出的著名的“防禦，相持，反攻”三部曲頗相似，乃是“發展，相持，反攻”，不過那作戰對象從頭到尾都是國軍。

“發展”主要是在蘇德戰爭爆發前進行的，那就是分兵深入敵後，瘋狂膨脹，招兵買馬擴大私人武裝，在這過程中無情消滅國軍，壯大自己。開頭還是小摩擦，後來則越打越大，動輒消滅國軍上萬人。

毛之所以敢這麼幹，乃是他有恃無恐，這在他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得清清楚楚：“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

當時中國唯一能指望獲得援助的友邦是蘇聯，打狗要看主人面，蔣介石對中共當然也就不敢輕易開罪。而且，為了舉國一致抵禦國讎，吃了中共的虧當然也只能隱忍，不能在強敵壓境之際露出內亂的跡象來，那樣不但長敵人威風，而且令英美等友邦對中國喪失信心。這一點不但毛心中有數，就連朱德都看得明明白白，說：

“他們不做聲，我們也不做聲。他們打敗了不做聲，我們勝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

當然良心未泯的共干還是有的，１９４０年８月間，鑑於日軍對國統區進攻的激烈，彭德懷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破襲戰，破壞日軍交通線，使得日軍不得暫停華南的軍事行動，抽回了一個師團在後方“綏靖”。該戰役立即獲得國府的明令嘉獎。但毛澤東卻七竅生煙，多年後在廬山會議上指着彭德懷大罵：

“你彭德懷那不是愛國，百團大戰是在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那不是愛國！”

所以，幫國民黨打日本人不是愛國，幫日本人打國民黨才是愛國。這“愛國發展階段”的高潮，就是毛澤東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發給莫斯科的請戰電，電報除按常規送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季米特洛夫外，還特地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提出要用１５萬精兵抄蔣的後方，打到重慶去（說明：張戎的書只說毛的電文是“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並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制人”。但我記得楊奎松教授考證出來的則是閃擊重慶，今據楊說）。

這又是“李代桃僵之計”。當時共軍決非國軍對手。以毛上台前的求實精神，絕對不會看不到這點。他之所以敢弄此大險，其盤算很簡單：大戰一打響，莫斯科絕對不會坐視。到他頂不住之時，老大哥絕對不會見死不救，日本友軍也可能發動攻擊以策應之。左右夾擊，國府便非垮不可，那時“三國志”便變成了“蘇、日、我”了。

幸虧斯大林再次識破了這詭計，禁止毛主動攻擊，只許他自衛還擊。半年多後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驟失強大的武力後盾，再也不敢恃強凌弱，立即下令：“對國民黨敵後各部應停止任何攻擊性行動。”與此同時，他還抵制斯大林要他對日軍發動進攻以免除蘇聯兩面受敵危險的要求，並拒絕了劉少奇等高幹提出若日蘇戰爭爆發後共軍應對日軍發動反攻的要求，一再命令部隊：“不要過分刺激敵人。”

至此，中共的“抗戰”從“發展階段”進入“相持階段”，既不想打日本人，也不敢打國軍。將領們閒着無事，毛便把他們統統弄去延安整風，直到全都整得服服貼貼為止。

這裡必須指出，毛雖然制定了英明戰略，但關鍵時刻還是靠斯大林撥正船頭，指明航向。

最關鍵的時刻是兩個，一是西安事變。當時正值國難當頭，國民心目中認定只有蔣介石才能領導抗戰。蔣被捉使得全國人民惶惶不安，張楊成了國民公敵，若蔣被殺，則何應欽率領的討逆軍必然攻破西安，張匪學良只有去與紅軍同流合污。但即使兩家合流，仍然絕對抵擋不住中央軍，最後的結局便是共禍從此肅清，匪首逃往蘇聯。但斯大林早就懷疑張是日本間諜，後來甚至連毛都懷疑上了。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讓斯大林殺人，若張與毛真敢逃到蘇聯去，只怕要立刻雙雙授首。而沒有共黨陰謀搗亂，盧溝橋事變也未必會發生。中國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第二個關鍵時刻就是毛用重兵閃擊重慶的事。若斯大林批准了他的冒險，日本友軍又不予以配合，那共軍長途奔襲，只怕要成強弩之末被殲。若蘇軍出動，則立刻要引起日本軍方強烈反彈，大本營的北上派就此得勢，日蘇戰爭很可能就此爆發，此後納粹入侵並滅亡蘇聯就不是難事了。蘇聯一垮，中共革命的勝利保障也就徹底喪失，不但中國歷史，就連世界歷史都要改寫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戰略眼光雖然高明，但只限於搞內鬥。此人徹底缺乏世界眼光，目光一出國界便與白痴無異。斯諾早就注意到這點了，曾在《西行漫記》中說，毛對外國領袖的觀察很可笑，例如他非常佩服墨索里尼，卻認為希特勒不過是個傀儡。

毛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也無一不錯。例如他把蘇日瓜分中國看成定局，卻全然沒看到蘇聯雖有此意，但日本無法提供蘇聯尚未占有的東西，雙方根本無法做成交易。

又如張戎在其巨著中披露的，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估計二戰戰局時竟會這麼說：

“最黑暗的情況是日本對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軍控制新加坡，德攻英倫不下，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退出中國，美國把中國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最黑暗莫過如此。”

在德國入侵蘇聯後他又預計蘇聯會失敗，此後又料定日蘇戰爭必然爆發，其預言可謂百發百不中，連蘆某的預見能力都沒有，起碼我還預言了陳水扁當選和美國侵伊戰爭必敗不是？

最搞笑也最能暴露毛終生無望擺脫其智力限制的，還是他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居然向斯大林建議撤到烏拉爾山脈以東，這在蘇聯人看來完全是侮辱。幾十年後他又鄭重其事地對赫魯曉夫重申這一建議，作為人家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必勝戰略。

這再典型不過地反映了此人永遠不會超越自己，永遠不可能學會現代戰爭的起碼概念，以為不管什麼戰爭都能用他那“敵進我退，誘敵深入”的萬能戰略來進行。他至死都認定蘇軍潰退到斯大林格勒乃是主動“誘敵深入”，赫魯曉夫告訴他那是萬不得已的潰敗，他還不相信。在１９７０年和斯諾的談話中，他班門弄斧，跟人家上美國歷史課，說什麼華盛頓也是靠打游擊起家的，“只有幾根爛槍，幾個游擊隊，幾個民團。華盛頓是個大地主。他生了氣了，打游擊。這個英國人找不到美國人，而美國人在這個牆角里，那個牆角里，嗵！嗵！嗵！”這笑話連我那２０剛出頭的青年都沒能錯過。

但不管毛怎樣缺乏世界眼光和現代常識，他內鬥的功夫還是爐火純青的。在他的戰略指導下，紅軍從原來的幾萬人馬，發展到了近百萬大軍，從原來被合圍在地脊人貧的死地陝北一隅，席捲了大部華北、華中和華東，統治了上億人口。抗戰八年不僅使得我軍成長壯大為足以與蔣介石爭天下的勁旅，而且托起了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換任何一個人去，都未必會實現這奇蹟。這還不光需要領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更需要不顧一切實施預訂戰略的潑皮膽氣。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中共領袖中唯有毛澤東具備這兩者。張聞天也看到了毛澤東看到的潛在機遇，但他一介書生，根本壓不住手下悍將，更徹底缺乏毛那種豁出去乾坤一擲的無賴精神與賭徒氣魄，敢於並善於利用對方投鼠忌器心理，把這當成死穴猛捏，甚至敢不顧大局徹底糜爛以重兵閃擊重慶。周恩來則兩者都缺乏。張國燾就算此前沒被毛閹了，諒他一介北大學生也沒有那種市井無賴精神。只知道忠實執行莫京指示的王明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毛澤東之所以被那種爛污革命篩選出來捧成偉大領袖，良有以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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