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網絡陪審團

中國的司法制度里有陪審團制度嗎？沒有。只是，筆者從2009年的一系列的案子的審判過程中，發現，中國也有陪審團，那是一種特殊意義的陪審團，筆者稱之為網絡陪審團。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在2009年轟動全國的幾個大案中，網絡呼聲的力量，網絡輿論的壓力，也就是人民大眾的力量，最後竟然可以改變審判的結果。有人對這種現象叫好，說，這才有真正的公正和正義；也有人說不好，因為網絡輿論可能會干預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審判的嚴肅性和合法性。

這兩方面的說法都有道理，那麼我們如何看呢？網絡輿論的壓力，人民的呼聲到底有沒有道理，到底是干預了司法的公正性，還是還司法以公正性？這種判斷的差別很大，我們如何看？只是，如果我們將網絡的輿論，網絡的呼聲，人民的聲音看成是有中國特色的陪審團的話，那我們就可以開闢另一種新的思路。

我們先來看什麼是陪審團制度，這種制度的意義在哪裡。陪審團制度是英美司法體系中特有的一種制度，並不是世界普遍的制度，歐洲的許多國家都沒有這種制度，香港是有的，因為香港是追隨英國的。大概是去年，日本才開始採用陪審團制度，但是效果如何還不得而知，日本的許多人還在反對這種制度。

其實陪審團這個詞的翻譯有些問題，因為人們總願意望文生義，陪審嘛，肯定就是陪着審，好像是一種附屬品，也處於附屬的地位。其實，陪審團制度表現的不是陪着審，而就是審，無論是刑事案還是民事案都由陪審團做出最終有罪或無罪的判決，有些小案子，法官就可以判決，如電視上常放的法官朱迪。在有罪無罪的判決上，陪審團的地位好像還在法官之上，法官的作用是在陪審團做出有罪無罪的判決之後，用法律手段來量刑，判多少年那是法官的事，但認定你有罪還是無罪，那是陪審團的事。

這怎麼可能？尤其是這些陪審團的成員都是隨機抽出來的，是從社區中隨機抽出的，很多人根本就不懂法律，還可能是地位很低的人，文化很低的人，這些人如何能對一個案子進行判決？太神奇了，這就是英美司法體系的迷人之處，也是民主思想的核心展現。筆者也是最近才開始着迷這種奇異的制度的，因為筆者也不是學法律的。

古希臘就有陪審團制度，那個時候的陪審團的人數很龐大，有200-300人，哲學家蘇格拉底的案子，陪審團多達500人。現在美國的陪審團一般是12人。審刑事案一般是12個人意見一致才可以判決；審民事案件一般是10對2，有的州是9對3也可以。因為刑事案事關重大，所以比較慎重。

那麼，這12個隨機抽出來的不懂法律的人如何可以進行判決呢？他們憑什麼來判決呢？為什麼大家會信任他們的判決，而不把判決的權力交給那個懂法律的專家法官呢？

這真的非常的神奇。關鍵是在這12個陪審團人員的組成方式。一，他們是隨機抽出來的，不是特選的；二是他們都與案子的當事人無關，沒有聯繫，也沒有利益關係；三是他們都沒有什麼偏見；四是他們判完了案子就解散，回家了，與案子的後續發展沒有任何的關係了。如何選出陪審團是有專門的法律規定的，很嚴密的。那麼，這些人來判決為什麼會比法官公正呢？或大家為什麼會信任他們的判決是公正的呢？他們可能還不太懂法律，可能也沒有什麼文化，就是一些的小民。這實在是很有意思。

法官為什麼不被信任？其實法官還是有權力的，但他的權力被分解了，按法律術語，筆者也是剛剛學到的，事實認定權是在陪審團，而法律適用權是在法官。白話說，就是判有罪無罪的權力在陪審團，判多少年是法官的權力，這兩者是分開的。

陪審團的出現，肯定是源於對於法官的不信任，或不絕對信任。因為法官可能被收買，被賄賂，或被威脅，或被自己的好惡，自己的名聲所左右，法官雖然懂法，但這個人本身可能會出問題，所以，要有陪審團的制衡。其實也不是制衡，乾脆就是陪審團來定案，來判決。那麼，陪審團成員憑什麼來判決？很簡單，憑良心，憑常識，憑經驗，憑個人的公義之心。很神吧，就憑這，就可以斷案。

中國從古至今都是青天大老爺說了算，就是法官說了算，其實古代的判決者還不是法官，乾脆就是縣令自己。縣令本身是官員，又是法官，又是稅官，三權合一。中國到了近代，才將縣令與法官分離了，但是，縣令還可以管着法官，因為縣委書記管着法院和公安局，還有政法委書記專管司法口。但畢竟，法官和縣令不是同一個人了，有了一定的進步。那麼，在中國的法官，他可能被上面的官員管着，也可能被人賄賂，被人收買，或被威脅，尤其是中國現在的大環境，是腐敗的環境，所以，中國法官判案的公正性一定會大打折扣的，尤其是當雙方的地位不平等的時候，如一方是官，一方是民，一方富有，一方貧窮。

我們看，鄧玉嬌案當時面對的就是這樣的司法體系。中國唯一有的是合議庭，即也不是一個法官說了算，一般是三個法官來合議，最後裁決。中國沒有陪審團制度。但是，鄧玉嬌案的判決出現了問題，因為她的案子牽扯到了官員，是官對民，所以，公眾一開始就不信任法官的判決，因為在中國，法官是沒有獨立性的，是被政府官員控制着，而官官相護又是“明”規則。

好在中國現在還有網絡在，若在以前，媒體全部被政府控制，小民有冤屈也無處伸。公平的講，網絡上那些人絕大多數人與鄧玉嬌沒有什麼直接的人身關係，也沒有利益關係，雖然他們不是被隨機抽出來的，但，他們人數眾多，隨意性很大，跟隨機抽出也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的法律知識應該說也很有限，他們唯一值得懷疑的是他們的偏見可能有一些，這種偏見，就是對法官和政府官員的不信任。於是，在中國就產生了一個奇異的景觀，即，有了筆者稱之的網絡陪審團。

網絡陪審團的呼聲與壓力，最後竟然真的左右了案子的判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開天闢地的大事，是前所未有的。鄧玉嬌案肯定可以進入中國司法案例的經典。筆者現在打字用的是搜狗，鄧玉嬌三個字已經是詞組了。2009年，還有那個讓人哭笑不得的偶然強姦案，最後也是在這個網絡陪審團的壓力下，改判的。

還有很多的案子。因為有了公眾的網絡呼聲，按筆者的總結就是有了網絡陪審團的出現，中國的司法系統，據說，也要開始變化，他們把公信力作為司法判決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他們在以後的判決中，寧可犧牲法律的公正，也要有公信力。這在司法界又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其實，解決的辦法很簡單，就是中國也要有陪審團制度出來，這樣也不必犧牲法律的公正性，同時，也有了公信力，兩者結合和互相制衡就可以了。只是，在現實上，大家可能沒有醒悟到，中國其實已經有了網絡陪審團的這個現象存在。網絡陪審團當然不規範，要規範，還是要組建真正的陪審團和陪審團制度。在中國，筆者估計12個人的陪審團肯定不夠，至少得24人，還得想辦法保證這24人不被賄賂和威脅。24人，總比那3個人的合議庭要強，何況，是隨機選的，判完就解散，不像那三個人是常年在法庭里晃蕩的，這三個人是太不可靠了。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西方民主思想的主權在民，其中之一就是通過司法的陪審團制度來體現的。

所以說，民主與我們小民並不遙遠，也不都靠選舉制度來體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