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中國人用漢字艱難地度過了三千五百年。儘管現在所有人都知道,文字是文明的基石或搖籃,歐洲人使用字母文字才一千多年,就把那荒蠻之地變成了文明的搖籃,人類思想的故鄉。但在漢字的故鄉,卻靜悄悄地基本上什麼也沒發生。在兩千多年的時間區間內,中國人除了換皇帝之外,幾乎什麼重大的社會進步也沒發生。當然了,這其間也有幾個碰巧的發現,被用漢字的中國人稱之為四大發明,除此之外,他們幾乎只知道用漢字演繹詩歌詞話、風花雪月、無病呻吟、成就了無數的才子佳人,但就是一個科學家、哲學家、或大思想家也沒誕生。
這樣的天荒,讓現在的中國人非常自卑。到上世紀初葉的清末,用漢字的中國人的思維能力和歐洲個民族幾乎無法共同交流。於是歐洲人從19世紀開始就跑到中國大陸來與取與奪,肆意欺負連句“人話”都說不順溜的中國人。那時候中國的男人留着辮子,女人裹着小腳,大學者說起話來之乎者也的,最開明的大臣都不知道洋人的腿有沒有膝蓋,但就是不懂什麼叫三角,什麼是地球。當時的歐洲,正是科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出現了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哲學家,。。。 東西方在思維能力和認知水平上的差距,讓人震驚。
都說漢字危害民族發展,但多數人身在其中並不自覺,特別是漢字學者,他們混混鄂鄂,每天搖頭換腦地寫點古詩,寫寫書法,他們認為天地間最大的樂趣或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偶得一佳句,並常常炫耀於親朋好友之間,有些甚至能青史留名。漢字漢語的文化價值,被緊緊地局限在這種文字遊戲或謎語之中了。中國文人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這種無聊的遊戲之中,玩物喪志(最典型的就是宋徽宗),思維能力嚴重退化(最明顯的是清末國人的思維狀態)。
後來有個偷跑到歐洲初見西方文明端倪的大清子民,突然醒悟到,大清之所是大清,蓋因我們所用的文字不如人家歐洲。人家用得是Alphabetical文字,我們用得是象形且繁瑣的方塊漢字。後來他根據歐洲文字的特點,把它翻譯成“拼音文字”。
於是,“拼音文字”的名稱和認知就風靡了中國學術界,中國很多“有識之士”逐步意識到了文字對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性,也意識到了漢字對民族發展的摧殘。他們振臂高呼文字改革,要廢除漢字。五四時期,廢除漢字的呼聲達到了高潮,幾乎是所有進步開明學者的共識。
大家都知道,漢語是漢字的親兄弟,儘管早前漢語也是多音節多輔音的聲調語言,但是隨着使用漢字這種不表音的文字三千五百多年,漢字愣是把漢語的語音稜角都磨園了,漢語最後變成了所謂“單音節語素的聲調語言”。這種單音節語素語言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同音字眾多,多到什麼程度呢? 多到國人說話彼此聽不懂的地步,非要重複幾次,彼此確定使用的是哪個“字”,才能交流的地步。比如:“本人姓李名文,木子李,文章的文”。五四推行白話之前,漢語是文言文的,說起話來之乎者也的,要想聽懂得有大學問,不是普通百姓能用的。那時漢語基本上以單字為語素單位,多字詞並不多見。
五四後,中國的學者為了改良漢語的這種醜陋的樣子,從近鄰日本引進了數以千計的日語詞彙。我們現在使用的很多詞彙,都是我們拾人家日本人的牙慧,類似什麼:幹部,社會,憲法,部門,科學,民主,主義,百分比,表格,革命,階級,。。。。真難想象,在大清時,國人的思維中連這些基本的語言概念都沒有的情況下,他們到底每天都想些什麼?
天不轉地轉,中國人終於在內亂外辱的重重民族災難中艱難地混到了1949年。有個叫毛澤東的偉人,領導中國的農民推翻了由民族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組成的中華民國,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就被一群人圍着天天灌輸漢字改革的道理,走進北京後雄心勃勃要振興民族性格的他,決定要進行文字改革了。於是請了國外留學回來的大學者們籌劃組織此事,於是當時最頂尖的大學者根據對“拼音文字”的認知,開始設計新的文字。但因為漢語不僅同音字詞眾多,還有很多方言,完全“拼音”談何容易?最後功虧一簣,他們弄出了一套漢語拼音了事,讓這場文字改革以一套為漢字注音的音標結束了。到現在國人,還在用“拼音”來衡量漢字被“拼音”取代的可能性。他們堂而皇之地質疑任何文改企圖:漢字重音字詞這麼多,怎麼拼音?英語單詞的拼寫非常複雜,並沒有國際音標那種拼音規則,它是不可能被國際音標取代的,但英文是Alphabetical的,為什麼漢字就非要“拼音”化,而如果不能嚴格拼音就被國人拒絕呢?
實際上,世界上的Alphabetical文字真能做到準確“拼音”並不多,而且更不可能做到象漢語拼音那樣一音一形地進行拼音。原本用字母的組合造字本是最自由的造字方法,但放到了用漢字思維的中國人手裡,由於他們對“拼音”文字認知是基於該詞彙的漢字字面意思,深受其局限,所以經過數次獨立後,他們終於認為漢字是不能Alphabetical化的,於是他們放棄了這種企圖。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文化自救過程的失敗原因,它被漢字思維“作繭自縛”了。什麼叫坐井觀天?只有從外往裡看才能知道,而坐在井底的,卻踏踏實實的絕不會着那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