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六-七月號刊載有對余秋雨的訪談，八月號有辛姓讀者來信為余秋雨的“不幸”叫屈。余秋雨本人至其支持者總把對余的批評歸納為幾種動機：其一，如余秋雨在訪談中所言，“主要是為了賺錢”，多數批評者都是敵對盜版商所雇用的工具；其二，是為出名，初出武林者總愛找名武師挑戰，以期一戰成名；其三，是出於妒嫉的心理，如辛文所言的文人的“紅眼病”。

        如果把一切批評者都照如此動機推斷，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天下眾人之腹。余秋雨文學上的成就，自有其地位。任何人的作品，自然褒貶俱有。余秋雨的爭議主要不在於他的文學，而在於他面對批評的態度。余秋雨的所謂大歷史散文充斥着道德的話語，良知的訴求，無怪乎他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 也要從道德的高度來挑剔他。試問誰在乎衛慧或王朔懺悔不懺悔？余秋雨極少正面答覆他人的批評，總以無可驗證的動機論陰毒地從道德上攻擊他人，又以小媳婦般的姿態叫屈乃至撒嬌博人同情。宏論濤濤地與五千年文明對話的他一直聰明地迴避1949年以後的歷史，商場文壇兩得意。跑到海外卻指控因文章無忌而見罪於政府的余杰利用官方傳媒“仗勢欺人”，仿佛自己才是個受打壓的異見人士，真是乖巧之極。

        余秋雨不是聖賢，他的批評者也沒要求他做聖賢。出生於1946年的他，在文革時已絕非“全家都吃不到飯的一個男孩子”。他甚至又忘了自己已勉強承認捉刀的文革批判文章。我們批評余秋雨不是自以為比余秋雨高尚一截。余秋雨自己把自己擺在神壇上不願下來，而最終也下不了台了。這是余秋雨的不幸。余秋雨的訪談更讓人看到一個不憚攻擊他人，對自己歷史又遮遮掩掩扭捏作態的偽君子。

        辛文說得不錯，文革中有幾個人沒做過一些荒唐的虧欠良心的事？正因如此，中國人需要普遍的懺悔。辛姓讀者應該也承認余秋雨對文革歷史的交代難以服人，只可惜余秋雨連這點也不承認，他只一再聲稱自己文革中沒揭發過人，斗過人，所以就是清白的。一個講“我為什麼要懺悔呢？我沒做壞事”的余秋雨，他對自己的道德標準是多麼的低？宗教所指陳的意念和言語上的惡他都沒有嗎？難道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是多餘的或奧古斯丁真比常人來得更邪惡？經歷了人類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的中國人至今沒幾個人為當年所為懺悔。每個人確實都是文革受害者，那誰要懺悔呢？難怪蒯大富仍豪邁地說他不後悔當年，各殘渣餘孽也紛紛為自己鳴冤叫屈，文革紀念館真是多此一舉。“大家眼光要往前看嘛！” 辛文就隱寓了這種可怕的集體“隱惡揚善”的不懺悔立場。

余秋雨, 你為什麼不懺悔呢？難道你當年的《胡適傳》及其他文革中文章不是曲學阿世之作？難道你過去的文章言論沒有傷害過無辜的人？你面對批評時的狂傲態度及對批評者的無根據的動機推斷不凸現你的狹隘心胸？你的懺悔既不損及你的文學成就，也不會傷及你的形象。自欺欺人的內怯的辯護才讓你受人鄙夷。既然沒有批判自己的勇氣，就沒有批判歷史的資格。一個俗人高舉着道德的大旗寫大歷史散文是否難免矯情、造作，甚至令人有點厭惡？這才是余秋雨的不幸。

(此文寫於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