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長平 Google撤離中國大陸的烽煙仍在瀰漫，國內IT業又傳來不和諧的聲音。在深圳舉行的IT領袖峰會的一個熱身活動上，馬化騰、王志東、丁健、王維嘉等四位業界高管都對政府的網絡監管表達了不滿，王志東、丁健還建議將深圳設成互聯網監管特區。
將這幾位先生的意見和Google事件稍加對比，你會發現很有意思的現象：Google是抗議，他們是抱怨；Google是抗爭，他們是進諫；Google宣示自由，他們尋求市場。按照近年來中國輿論的流行說法，他們更具有“理性、建設性”。這到底是資本與權力的合謀意圖呢，還是漸進改良的中國式道路？
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很難想象Google會提出建立信息特區的構想。依仗行政權力分而治之，給予不同地區或者不同人群以不同的政策或物質資源，這在本質上是等級制度，與Google的信息自由宣言背道而馳。
在中央集權制國家建立特區，必然形成對於權力的依賴。政策的傾斜固然有利於本地區經濟的發展，但是很難形成獨立的文化品格。深圳特區三十年來的發展證明，在這個樓價最高的城市裡，並沒有產生更加獨立的媒體、更具活力的藝術、更加繁榮的創意產業和更加自由的網絡空間。儘管這個城市的民間社會也有了不可小視的發展，但是更多的時候，它的出產取決於權力的需求。權力需要經濟，就讓它經濟發達；權力需要腐敗，就讓它腐敗成風。
但是，我並不因此無視特區的價值。在整體上窒息的情況下，建立特區具有透風和試驗的性質。從統治者的立場說，對互聯網的嚴厲打壓並不是為了追求信息窒息，而是為了維護政權穩定。這裡面存在統治者權力的合法性及公民權利的基本保障問題，顯然不是這幾位IT大佬想要討論的東西，因此丁健先生給出了在此範圍內最大膽的建議：“互聯網在深圳可以完全放開，不要防火牆過濾，應該看看再更加自由的環境裡，互聯網是更亂了還是怎麼樣，這樣才可能探索出一個適合中國的互聯網監管方式。”
這個呼籲透露出一個顯而易見、卻又容易被人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信息嚴控對於IT產業前景的扼殺。儘管中國政府譴責Google把商業問題政治化，但是中國官方媒體在談論此事時，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政治語言和政治邏輯。這也難怪，信息自由問題本身就是政治問題，不政治化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不過，在這個討論中，產業發展反而被擱置了。王維嘉先生指出，在此次網絡嚴打中，“十幾萬家網站被關閉，這裡面可能會有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這樣的巨頭被扼殺了”。
長期的集權政治下，中國社會流行這樣的觀念：政治不關我的事，我只是出來打醬油的。毋寧說，中國政府試圖尋求這樣的道路：政治上嚴管，經濟上寬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稍微拉開一點距離，你就會發現，社會的創造力是一個整體，只要其中一塊木板短缺了，這隻大桶就會漏水。
我們的經濟都是複製，我們的文化都很“山寨”，就是這個原因。
這幾位先生的抱怨更讓人們看到，Google事件並不像國內主流媒體普遍誤導的那樣，它僅僅是中國政府和美國公司、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甚至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關係，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它就是政府和公司之間的關係，是權力管制和市場自由之間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度管制下的受害者，主要是國內的企業。Google可以抽身而去，國內的企業只能祈望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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