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青海省玉樹又發生了一次7.1級地震，由於當地民房多為土（或磚）木結構，又沒有做過防震考慮，事前也沒有獲得預報或警告。加之正好發生在凌晨，所以在普遍的房屋倒塌中，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所幸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充分發揮了“舉國體制”的優越性，及時組織了強而有力的有效救援，儘可能地將人員傷亡和損失降到最小。

在這裡除了要向千餘名以上的死難者表示誠摯的哀悼；向他們的家屬和數以萬計的受傷者表示深切慰問；以及向正在現場從事緊急救難的各行各業軍民人員或志願者（如救人殉難的香港義工黃福榮先生），在危難時刻所體現出來的真正“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外。更想起一句經常被掛在嘴邊的格言“多難興邦”來。因為作為中國文化加工出來、聰明的中國人，也許應該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發生的歷次諸如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以及這次玉樹大地震的慘痛經歷中，總結出一些教訓來，從而認識到某種客觀的必然規律，在摒棄無知狂妄的“人定勝天論”的同時，找到一點“趨吉避凶”的經驗。而不至於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好了瘡疤忘了痛”，一旦在“多難興邦”的鼓勵中度過了“近憂”，就把“如何科學地將壞事變好事”的“遠慮”忘記掉了。直到同樣的災難又一次降臨，不得不又被迫付出“不惜一切代價”的代價！

其實在《新理論》看來，中國文化早已經因為“博大精深”到了按常規記憶無法容納的地步。所以巧妙地採用了只有現代高科技電腦才“盜版”得了的類似“壓縮”方式，以朗朗上口的成語、格言或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將一些重要的知識和謀略、盡入其“隻言片語”的記憶之中。需要時可以隨時調將出來，加以運用，方便之極。這可能正是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相對於其他文化加工出來的人而言，總是顯得比較聰明和能幹的原因（比如在美國就有『錢在猶太人的口袋裡、知識在中國人的腦袋裡』的調侃、卻不是沒道理之說）。

但是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由於長期以來這種文化沒有能獲得科學而正確的系統“解壓縮”，不僅對它的“博大精深”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反而讓其變得有點“莫名其妙”起來，以至於不斷被讀書人根據自私的天性需要，加以胡亂“解壓縮”（比如對“食色性也”的解釋，就是後果嚴重的典型），讓中華民族上千年下來“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反而因此背上被西方、甚至被崇洋媚外的部分國人自己詬病的“落後文化”的黑鍋。再跟西方錯誤社會理論“接軌”苟合的結果，使得中國人的聰明和才智更由於天性墮落的必然趨勢，被從負面發揮到極致，終於導致今天社會如此之不堪，幾乎到了“頻臨崩潰”的危險邊緣（非筆者惡毒攻擊，有數位領導人過去的講話為證，筆者只不過是“炒冷飯”而已)。如果將這一切歸咎於是對文化“不正確運用”的結果，是絕對不會有大偏差的。就以這句富含哲理的格言“多難興邦”來說吧。

中國文化早就有對個人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勵志之說。“多難興邦”就是對這句格言的擴展和延伸到國家、民族的層次高度。意思就是說『一個國家或民族，可以通過多次的災難考驗和磨練中成長、成熟和壯大起來，最後成為繁榮昌盛的強國』這是有道理、也有事實根據為支持的，古代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就是典型。不幸的是，這樣的好格言，由於沒有經過科學的界定和釐清，而被濫用，最後成為以“文過飾非”來搪塞錯誤、推託責任的擋箭牌或藉口，完全起不到正確的激勵作用。

不過更為嚴重的是，我們沒有能對“多難興邦”中所指的“（災）難”的涵蓋、適用範圍加以界定或限制，客觀上給有意或無意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因為形成災難的原因，可以大致分為天災（包括地震和水、旱、風、蟲等自然災害以及被迫進行的國家間戰爭）和人禍（包括貪污腐敗、瀆職或方向性決策失誤等造成的後果）兩種。我們可以從克服天災的過程中，學習掌握更多的自然知識和實踐經驗，提高應對能力，鍛煉民眾不怕犧牲的勇敢精神和忍受吃苦耐勞的體力，匯集實行“舉國體制”所必需的民氣，全面打下堅固厚實的大國基礎。但是對那些所謂的“人禍”可能帶來的影響。非但不要說“興邦”無望，反而會造成“喪邦（亡黨亡國）”的結果，這本來就是歷史給我們留下來的深刻教訓。

這才是中國文化不能給中華民族帶來進步和真正富強（不是指所謂GDP的數字）的主要原因。因為幾千年來，我們的民族就是在爭奪解釋文化的話語主導權的“翻蔥油餅”式“窩裡鬥”中，忽左忽右而樂此不疲地玩着“零和遊戲”，至今還把孔子和所謂的“國學”打扮成“金玉形象廣告模特兒”，來掩飾自己社會內在的“敗絮”。卻從來沒有人願意真正向西方理性而嚴謹的科學態度學習。潛心坐下來，刨根究底地研究一下中國文化真正存在的問題，先拿來指導自己的社會實踐，取得令人心服口服的成果後，再到全世界去示範推廣。就以地震來說吧：

地震是人類迄今為止還不能準確預測、預防的天災，13億人口之多的中國，也完全不具備日本、美國那樣的大面積修建抗震建築的條件和國力。只能以“碰運氣”般的僥倖心理，對民眾先儘量封鎖相關地震的消息，以免引起社會可能不必要的不安和動亂。但是一旦真的發生，就會付出較大的社會成本和對政府不信任的代價，給敵對勢力提供了散布似是而非的地震謠言的“可乘之機”，增加了政府要承受的壓力。而這種惡性循環的壓力本來是可以化解、消弭的。因為中國擁有讓民眾懂得“通情達理”的文化。在接受“四人幫”刻意隱瞞唐山大地震預警報告造成的慘重傷亡教訓基礎上，可以在加大地震發生和預防科普知識宣傳，使更多民眾有“天災防不勝防，無法完全避免”的思想認識和心理準備的同時，增加地震多發區範圍內預警報告的公開透明度。在沒有確鑿把握之前，把根據來源可靠（有據可查但準確度卻未必可靠）的相關預報資料的全部分析結果，都直接向社會公開。讓他們自己作出各種可能性的預判，以及把“要不要馬上主動躲避”的決定權，都直接交到民眾手中，由他們根據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和對風險的自我評估，採取自己認為合適的應對措施，政府只要堅持依法行政，嚴厲打擊那些“造謠惑眾”者、維持社會秩序就行了。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發生地震，主動躲避造成的損失（誤工損失或預防措施的開支等），當然由採取者自行承擔，與政府無關。萬一真的發生地震，那麼不僅政府不用再擔負“知情不報”的法律或道義壓力，國家還可以因為一部分人提前躲過一劫而減少一點直接或間接的社會成本損失，絕對是利大於弊的。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可以徹底避免海內外別有用心的人或組織，利用當前地震信息資料不公開的現實，乘機通過網路到處造謠放風，根據科學上總是有“歪打正着”的可能性幾率（或由於專業部門專家考慮不周延而誤判），製造政府“故意瞞報”的假象，來離間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製造社會的不穩定和恐慌。以達到“唯恐中國不亂”的目的。同時也可以給一些有志從事地震預報研究的民間人士，提供一個可以“負責任”地（而不是利用股票詐騙中的所謂“龐氏原理”作投機式預報，報准了出名，報不准就不啃聲）、接受實踐檢驗的機會，也可以對專業部門起碼起到一個補充的作用（因為那些人的確有曾經“報准過”的記錄）。這樣在滿足民主社會大眾有“知的權利”同時，自己也要分擔起一部分“決策”的責任。不僅完全符合“權責一致”的民主原則，更有利於社會主人在克服災難的實踐鍛煉過程中，逐步適應和相互磨合，學會自己對責任的擔當勇氣，最後掌握真正“和諧興邦”的真才實學。

這才是真正最高層次意義上的“揚長避短”。一旦中國人靠中國文化，成功解決了自己包括處理地震災害在內的社會問題，對全人類就自然會起到“言教不如身教”的作用。到那時，非但不用再派“孔夫子”去名不正、言不順地，背着一袋袋所謂“國學”的“陳芝麻爛穀子”，到全世界去“賠錢賺吆喝”，被迫面對“為什麼自己的社會問題都解決不了”的“難以自圓其說”尷尬。反倒是全世界各種形形色色的現代“遣唐使”們，就會自動地再一次紛至沓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