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的三峽工程／智效民

    　　三峽蓄水期間，我正在寫一篇關於張慰慈的文章。張慰慈是中國政治學的開拓者，北京大學最早的政治學教授，後來由於棄學從政等原因幾乎被人遺忘。抗日戰爭初期，他擔任資源委員會購置室主任，因為與該會負責人錢昌照不和，便掛冠而去。為此，我借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錢昌照回憶錄》（以下凡引該書只注頁碼），雖然沒有找到關於張慰慈的材料，卻看到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後，國民政府就計劃在三峽攔河築壩。

     錢昌照與資源委員會

    　　這件事與錢昌照有關。錢昌照（1899——1988）字乙黎，江蘇常熟人。他早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師從拉斯基、韋伯等著名學者，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學成回國後，他在張謇引薦下用一年時間遊歷半個中國，拜訪了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吳佩孚、孫傳芳等實力派人物。不久，他與沈性元小姐訂婚，並因此結識蔣介石，受到蔣的重用。

    　　沈性元是浙江嘉興人，她的兩個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熱衷於社會改革，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組織女子軍事團，抗日戰爭中又創辦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憶錄》頗受史家青睞。性真的丈夫是國民黨元老黃郛。辛亥革命時，黃擔任滬軍第三師師長，與都督陳其美、團長蔣介石是拜把兄弟。北洋時期，他擔任過外交總長、教育總長兼國務總理；南京政府成立後，又擔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長和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務。二姐沈性仁是學者，她的丈夫陶孟和是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調查所所長；1949年以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直到1960年去世。早在五四時期，沈性仁就有翻譯作品在《新青年》發表。1920年，她與丈夫合譯的《歐洲和議後的經濟》（凱恩斯著）被納入《新青年叢書》。1943年因肺炎突發不幸逝世，費正清說“她是我們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個”。（《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第270頁，知識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錢昌照步入政界，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時候。一開始他是外交部長黃郛的機要秘書，很快就升任國民政府秘書，教育部常務次長，成了蔣介石身邊的紅人。“九·一八”事變後，為了開發人力物力資源，爭取專家學者和社會賢達的支持，蔣介石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由錢昌照負實際責任。1934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的工業建設。在此期間，蔣介石一直兼任委員長，翁文灝、錢昌照擔任正、副秘書長職務。抗戰開始後，資委會脫離軍委會改隸經濟部，主任委員由經濟部長翁文灝兼任，錢昌照任副委員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資委會所轄企業100多個，成為國統區重工業生產和管理的壟斷機構。

    　　抗戰勝利後，資源委員會升格為部級機關，成為行政院的直屬單位，錢昌照任委員長，負責全面工作。當時資委會的主要任務是接管敵偽企業、調整工業布局、拆遷日本工業設備（後停止）、編制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在此期間，錢昌照主持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興建三峽水利工程。

    　　三峽工程的籌備

    　　三峽工程籌備工作是從1944年5月開始的。當時盟軍在歐洲戰場進入反攻階段，中國抗日戰爭也勝利在望。為了給戰後工業發展提供充足的電力資源，錢昌照邀請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前來我國考察。薩氏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來華後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長壽龍溪河等地，隨後在水利專家黃育賢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峽考察，認為在黃陵磯可以築壩。考察結束後，他提出《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詳細論證了工程方案、工程造價、綜合效益、中美技術合作等問題。

    　　第二年5月，經國民政府批准，三峽水力發電計劃技術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錢昌照任主任委員，三峽工程的勘察設計進入實際運作階段。為了協調並調度各方面力量，由資源委員會牽頭，會同有關部門對三峽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測由資委會所屬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負責，工程設計由美國墾務局負責，壩址鑽探由地質調查所負責，水文調查由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負責，社會和經濟調查由資源委員會負責。此外，美國方面還負責航空測量，並派高級工程師柯登來華協助薩凡奇工作。據錢昌照回憶，到1947年4月，“各種攔河壩、電廠、船閘的比較布置，各部門工程的比較設計已經做出；洪水量、水庫容量、航道深度等也有了初步計算，估計全部工程的主要設計圖紙和施工規範可於1948年底完成。”（第81頁）

    　　錢昌照說，根據薩凡奇的構想，為了預防氫彈襲擊，電廠要放在水下，大壩要能夠抵擋常規武器的轟炸。大壩建成後，由於壩身不高，發電能力為 1056萬千瓦，只需要淹沒萬縣，移民30萬。三峽工程完成後，交流電供電範圍在方圓1000公里左右，最遠可將電力送到上海。除發電以外，還要辦幾個化工廠，併兼顧航運、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產養殖等方面，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多元計劃”（第81頁）。薩凡奇也說，這是一個好方案，長江水流一旦被控制，下游的湖泊就可以耕作，水澆地也可以擴大四五百萬畝左右。至於該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當時並沒有考慮，這可能與時代的局限性有關。

    　　方案出台後，立刻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美國《幸福》雜誌的老闆來華時，曾不客氣地問：“中國有能力搞這麼大的工程嗎？”錢昌照沒有正面回答，卻說了這樣一句：“中國人是聰明的，有志氣，就要做這個大事，使中國人有自信心。”後來，蔣介石在一次宴會上向美國朋友介紹三峽大壩時，還特意表示： “你回美後請向總統報告，大壩告成後，將取名為羅斯福大壩。”（第83頁）

    　　為何半途而廢？

    　　按錢昌照的說法，三峽大壩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是一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第82頁）的工程。在他主持籌備三峽工程的最初兩年裡，工程設計 “耗用了100多萬美元”。他估計，假如“再花100萬，1948年就可以施工”（同上）了。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到1947年4月，事情突然發生變化。

    　　這個變化與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辭職有關。1947年初，針對宋子文貪污腐敗的種種劣跡，著名學者傅斯年首先在參政會上發難，隨後他又在《世紀評論》和《觀察》周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和《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等文章，終於迫使宋子文下台。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論豪資本之必須剷除》中，多次提到資源委員會。他說：宋子文所謂國家資本，除了鐵路、民航、銀行全由國家經營外，“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污。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着，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着，荒唐着，僵凍着，腐敗着。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傅斯年還說：宋子文“有時仿佛像是有政策的”，但其作風十分蠻橫，有 “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慾，用他這支配慾，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此他所謂國營，不過是“宋營”；而資委會的事業，又都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因此他所謂國營，又“是‘國賠’而已”。（《觀察》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

    　　在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宋子文與錢昌照的關係。宋、錢訂交，是在錢擔任國民政府秘書的時候。錢說：“我自認識宋以後，彼此之間的關係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時，我支持宋。當我在資委會的工作中同孔發生矛盾時，宋總是支持我的”（第122頁），他認為這是“我與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聯結起來”的基礎。抗日戰爭中，錢昌照在蔣介石面前失寵後，“和宋子文的關係就更加緊密。”（第88頁）

    　　對於資源委員會和錢昌照，胡適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話作過評論：“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包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第二三七四頁，台灣經聯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版）這些話對於全面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上半葉的思想狀況和他們在救國問題上的路徑選擇，頗有幫助。

    　　另外，張慰慈和沈怡也對錢昌照略有微辭。1938年底，張慰慈寫信對胡適說：“在所謂抗戰時期，決不是我們講建設的時候，因為所謂廠礦決非立時立刻可以辦得起來，等到辦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盡棄，白費金錢？但乙藜（錢昌照字乙藜）先生一類人物只曉得海闊天空，亂吹亂唱，今天辦這樣，明天辦那樣，至於怎樣去辦，辦了以後又有怎樣影響，他們毫不計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處的廠礦就拆的拆，搬的搬，毀的毀，不曉得白費了多少金錢。可是經過了這樣的教訓以後，他們還是不能覺悟，照樣的要買這樣，買那樣，還是大刀闊斧的去干。但我卻不願意把有用的金錢由我的手裡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個題目，打了幾個電報向資源委員會辭職。”（《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92頁）

    　　沈怡是錢昌照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國專攻水利，回國後進入政界，擔任過交通部次長、大連市市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晚年時他曾撰文批評錢昌照，“認為資委會的主要負責人經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錢為此很不高興。（第161頁）

    　　宋子文下台後，錢昌照也提出辭呈，於1947年4月27日離開資源委員會。錢氏一走，行政院於5月10日下令停止與三峽工程有關的一切活動。 “兩年多的調查資料和國內外的設計圖紙，成噸成堆”，只好存放在武昌的一座新建的小屋裡面；派到美國實習兩年多的50名工程技術人員，回國後都被迫改行；至於那位著名的美國工程師薩凡奇，離開中國時也“難過得幾乎要哭了”（第82至83頁）。

    　　後話

    　　錢昌照辭職後，在宋子文資助下成立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並與著名學者吳景超、劉大中等人創辦了《新路》雜誌。這是一個批評時政的刊物，對國民黨共產黨都有批評。據說宋子文只知有研究會，不知有《新路》。1948年8月，錢昌照出國考察，並於第二年6月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回到北平。

    　　1949年7月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在駐地會見錢昌照。他們談論的範圍很廣，在談到長江水利開發計劃時，錢詳細介紹了三峽工程籌備過程以後對毛說：“國民黨政府太不像話，花了不少人力財力進行籌備，而1947年4月底，在我離開國民黨政府不到兩個星期，就停辦了。”毛說：“將來這件事還是要辦的”（第105頁），後來周恩來也向錢昌照表示，這件事“新中國一定要辦”（第82頁）。

    　　1979年，寓居美國的沈怡得了癌症，希望與僅存的妹妹性元見上一面。這時，錢昌照已經是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了。沈性元赴美時，“水利部托她將‘三峽計劃’資料帶去，徵求他的意見。當性元將資料取出時，他拒絕閱看，說‘當年建造黃河三門峽時，我在國外撰文認為干不得，中蘇專家不聽，鬧成笑話。我又何必操心呢？經性元婉轉勸說，……他終於看了資料”（第161頁）。第二年，錢昌照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他是1988年去世的，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