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32）

兩個月前，韓國的一艘軍艦“天安號”，在朝鮮海域發生突然爆炸沉沒，艦上一百多名官兵中的犧牲人員，有48名之多。成為和平年代中的一件引起國際注目的大事，產生諸多“事出有因卻查無實據”的揣測，着實讓“唯恐天下不亂”的各國媒體，興奮了好一陣子。直到日前，韓國政府才向國際社會公布了所謂的“調查結果”言之鑿鑿地宣布，說『“天安艦”是受到朝鮮魚雷的攻擊而沉沒』並得到日美等國的支持。除了已經要向聯合國提起告訴外，更揚言要對朝鮮進行“報復”，呼籲各國響應、支持。而朝鮮這一方卻來了個“死不認帳”，除了警告要用“戰爭手段”來回擊韓國的報復外，還揚言要派團去“核查證據（卻被韓國拒絕）。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最後的結果如何？都可以作出一個判斷，那就是『所謂的“真相”，就是“沒有真相”』。因為在這個連原始到“處女膜”、古代名家書畫、假古董；先進到名牌精密手錶、高性能手機、電腦，都可以造得出“以假亂真”的山寨貨年代，居然還有人熱衷於“追求真相”，絕對有理由懷疑其智商是否“與時俱進”了？

其實自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當時的本意，應該是想要把自己社會在發展進程中所積累的經驗或教訓，如實記載下來，以便永遠留給自己或子孫將來參考，避免重犯第二次同樣的錯誤，動機絕對正確、必要而無可厚非。只是由於集體分工合作而自然形成的“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和“代表社會基層多數民眾利益的被統治集團”之間，由於自私、貪婪的“天性”使然，必然會產生的利益矛盾和衝突。歷史就開始因為集團（即現在所謂的階級）政治服務的需要，而逐漸淪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甚至進一步成為“只跟權力上床”的名妓陳圓圓女士）”，更有了統治集團御用的“正史”、和民間廣為流傳的“野史”之分，兩者由於對同一事件的截然不同描述，而使得真正的“歷史真相”，變得撲朔迷離、真假難辨起來。從此，“真相”就終於變成一塊可以翻來覆去的“蔥油餅”、或兩幅出自同一畫工之手的“真的贗品”，給讀書人提供了“寫翻案文章，打文字官司”的新的“用武之地”，卻使真正的“歷史真相”貶值到一文不值的地步，現在這“天安艦事件”也一樣。

作為旁觀者或局外人，客觀地看，可以認為，雙方都有“說實話”或“造謠”的動機和可能：對朝鮮來說，本來就有“不按牌理出牌”甚至“耍無賴”的“案底記錄”，這次同樣可能想以製造一起嚴重衝突事件，來吸引國際注意力，並迫使中國表態，要中國在力爭緩解國際壓力、樹立是“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同時，不要忘記給那個“麻煩製造者”繼續輸血，來維持自己（朝鮮）搖搖欲墜的經濟和民生；而對韓國而言，早已把自己國家的利益和安危，寄托在跟美日結盟的身上。出於這兩個“後台老板”想打壓或削弱正在國際上崛起的中國勢力的需要。或者合謀製造這起事件；或者利用朝鮮製造這起事件的契機，把事件做大。迫使中國不得不表態或實際支持朝鮮，陷自己於兩難的尷尬境地，在國際上造成不利於自己的負面形象。總而言之，不管最後結局如何？中國都將成為這次事件的“受害者”。怎麼變成這個樣子的呢？

這完全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天真地在追求着事物的所謂“真相”，卻忘記當初要“以史為鑑”的初衷。最後反而養成弄虛作假的習慣，終於造成今天這種“假作真來真亦假”的社會現實。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考慮放棄追究“天安艦事件”的真相，改而明確其中某些行為（如“武力挑釁”或“造謠、作偽證”等行為）的是非呢？這樣就算一時還解決不了具體問題，起碼可以逐步爭取在國際上建立起正確而一致的“是非觀”和“正義感”之類的良知。久而久之，中國人就不用總是被動地跟着去“趟渾水”了！

請看九年前發表的老文章：歷史的“是非”比“真偽”更重要

最近（現註：指九年前）一位據說是前大陸的“高官”來到美國，並隨身帶來內藏15000份有關“六四事件”內幕文件的磁盤。因此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不僅很快翻譯出版，更邀集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座談，發表見解並一致為其真實性作“背書”。由此引起海外中文網絡的重視，掀起一陣討論的熱潮，而“網絡無國界”的特點，足以驚醒大陸共產黨政權十餘年來，千方百計地想要淡忘這件事，以期“不了了之”的“美夢”，可能重蹈當初不敢面對民眾不滿的現實、終於爆發“六四事件”教訓的覆轍！

“以史為鑑”是中國古人總結出來的有益經驗，連一貫提倡“造反有理”“無法無天”的毛澤東，在文革後期也發出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樣的“最高指示”。過去和未來的事實都將證明：（無論是有意、無意）忘記或忽視歷史的人，必將重複歷史！中國歷史呈現的“螺旋型上升”的特點，就是證據。

所謂“歷史”者，就是指已經過去的時代發生的事，所以後人只能靠官方和民間的文字記載或傳說來了解。但是，作這些文字記載的，是要受環境限制、約束的人而不是絕對客觀的全方位自動“錄音、錄象機”，他們在記載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許多諸如“為聖、賢、尊者諱”“隱惡揚善”“為XX階級（或集團、個人）利益服務”以及個人好惡之類的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干預，其真實性和完整性總是要打折扣的。這種情況古今中外莫不是如此，連只有短短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也不例外（據說那個“華盛頓砍櫻桃樹” 的故事就是杜撰出來的，更不要說肯尼迪遇刺之類的真相至今沒有定論了），所以才會有中國學者胡適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或某西方學者“歷史的經驗就是沒有經驗”等名言產生。到了今天，造謠生事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新聞手段，而網絡和高科技又為各種“以假亂真”的行為提供了足夠的條件和極大的方便，以致讓“靠事實說話”成了一句少有兌現的“空話”“笑話”，而這個所謂的“天安門文件”就是最新一例。

撇開在這類問題上從來不講真話的政府不說，站在真正旁觀的角度，僅就海外網絡上的相關言論來看，對持正反意見的雙方的說法，都只能認為是“言之有理，查無實據”，更不要說那些為其真實性作“背書”的，竟然都是“六四”時離中國十萬八千里遠的美國學者或前官員，按過去的經驗，這種“背書” 本身的“客觀權威性”就是值得懷疑的。如果要是再把持不同意見的人分別歸納，對說其“真實”者按背景統計的話，不難發現某種特殊的“同質性”，以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這是一個在用意和方式上，都和尼克松時代的“水門”、克林頓時代的“拉鏈門”等事件類似的“天安門”！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很難想象用這這種方式或手段來影響、改變大陸政權的結果，會對中國人民產生什麽真正有益的變革，這對中國人來說，絕對不是好事。就象一堆“煙花爆竹”，如果有控制地一個個放，可以娛樂人的耳目；要是被人偷點着一根“火柴”扔進去，後果就不那麽愉快了。除非他們準備重複自己過去的“改朝換代”，或也想嘗嘗前蘇聯和東歐的“滋味”。 現在很多中國人都把自己的“五千年歷史”當做負擔或壞事，只看到精神上長期沉澱下來的污垢，卻看不到一個具有高度文明內涵的民族，在如此長時期內可能積累的、完整的社會發展經驗，這是任何其它民族所沒有的，就象沒有足夠的“取樣”，歸納不出正確的科學規律一樣。但是，把注意力用在討論歷史的“真實性”上是沒有意義的，理由上面已經提過，這也是歷史上總有翻不完的案，以及“六四”至今已經過去十多年，卻還要在“真相”上有做不完的文章的原因。甚至可以斷言，其“真相”永遠沒有完全水落石出的可能，即使未來某一屆政府由於自己的政治需要而予以“平反”，所公布的也只能是經過篩選甚至部分篡改過的材料了。之所以出現這樣情況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總是只想看歷史的“熱鬧”，過一點當“陪審團”的癮而已，所以才會熱衷於追求那永遠說不清道不白的“真相”，結果反而使類似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重複（如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和十多年前的“六四”）。

其實歷史真正的價值是當後來人的“老師”，以發生過的事例作“教材”，幫助今人分清原則的是非，在以後的社會行為中，大家“行是（正確）拒非（錯誤）”，那麽，起碼我們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 “舊病復發”了，而“教材”本身的真偽並不重要。“六四事件”就是如此，如果我們由此就“民主” “法治”，這些產生“五四”“六四事件”的深層根源上，加以認真探討，設法取得較廣泛的一致認識，使得今後學生群眾不必用這種未必適當的方式、政府也不敢或不能對民眾採取過分的手段，那麽，即使永遠弄不清“真相”（很可能如此），也已經完全起到“以史為鑑”的作用了。而象現在這樣不斷發生的“真假孫悟空大戰”，除了的確可能再引起新的“七四”“八四”類似事件外，對中國人毫無歷史的進步意義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