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大陸投資設廠的富士康集團，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大企業，擁有數十萬員工，更以先進的制度管理理念和生產線裝備，以及現代化廠區環境條件著稱，而且成績斐然，老闆郭台銘更以“代客加工”的不起眼經營模式，積累了大量財富，一躍而成為台灣首富。如果不是那裡最近發生、且足以震驚全社會的“十三連跳自殺事件”，也許富士康真的能成為代表西方社會制度和經濟理論“先進、正確”性的成功典型，成為一部可以傳世的“神話”。難怪郭台銘到深圳後，在記者招待會上，在貌似謙卑的“三鞠躬”同時，卻似乎理直氣壯、自信滿滿地，邀請記者參觀廠區，並請他們以後多從正面報道富士康。
筆者完全無意從道德層面來單獨指責郭台銘，反而更要承認郭台銘在法理上“無懈可擊”。甚至可以說『郭台銘是忠實地執行和創造性發展了資本主義制度和經濟理論』所以在沒有確認那個社會制度和經濟理論的錯誤之前，一味把郭台銘或富士康當“替罪羊”來指責，是有失公允的，有“欺軟怕硬”的嫌疑。更因為看多了“福爾摩斯”之類的偵探小說和所謂的“法制文章報道”，又親身經歷了社會正反面太多的“千姿百態、千奇百怪”現象，不由得對馬克思的“懷疑一切”，產生“所見略同”的共鳴。心中不免要懷疑在承認“商場如戰場”、存在你死我活的殘酷競爭背後，是否隱藏着什麼有計劃的“陰謀”？（筆者鄭重聲明：純屬舉一反三的聯想式瞎猜，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可提供，萬一雷同，也只是巧合而已）。何況現在我們自己，也正在把西方那種社會制度和經濟理論、當成一塊“聞起來臭、吃起來香”的“臭豆腐”，正在嚷嚷着要“接軌”。所以怎麼可以“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呢？這更是政府在處理中顯得躡手躡腳般被動的原因，因為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正所謂“擒賊先擒王”，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找到產生這些問題的“罪魁禍首”來加以“根除”。否則草率處理既不能讓富士康“心服口服”，更不能替郭台銘或其它更多的企業，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其實根據科學的《新理論》觀點，任何一個社會在錯誤的社會理論（包括經濟學理論）誤導下。任何美好的計劃或政策規劃，一旦加以推行，都必然地只能取得“事與願違”的效果或結果，沒有例外，這富士康事件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事例。
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在奉行西方社會理論所推崇的、以“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價值觀為基礎的叢林法則，徹底違背了『人類社會是“靠集體分工合作為主”的社會行為，才取得不斷發展、進步、成功』的客觀事實。一味把“競爭”當成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法寶。卻完全不知道那種建立在“強狼有權力、並可以靠吃弱羊來維生”的社會理論可行性，必需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強狼和弱羊之間的數量差距，一定要保持足夠大。否則結果一定是羊被吃光，狼最後也要餓死。而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當年就正是靠先進而強大的武力，在掠奪全世界其它相對弱勢的國家和民族的基礎上，搜刮他們的財富為自己的“啟動資金”，才得以成長、進步、發展、壯大起來的。他們所提倡的所謂“競爭和優勝劣汰”，其實是一場忽悠人的大騙局和胡說八道。就像狼對小羊說『讓我們來進行一次對抗賽吧。如果你打不過我，那你就要乖乖的讓我吃』一樣。這只要看看當年那些氣壯如牛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今一個個被金融危機弄得焦頭爛額，面對財大氣粗的中國或伊核、朝核等問題，連大氣都喘不出來的狼狽像就知道了。在他們臉上，除了“事與願違”的巴掌印之外，就剩下當年曾經“趾高氣揚”過的一點暮氣了！
這“富士康事件”就是中國人想跟錯誤社會或經濟學理論“接軌”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根據錯誤社會或經濟學理論，自己以“強狼”自居，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當成“弱羊”。因為人口基數大的“中國特色”，內部就自我滿足了“數量比差距足夠大”的前提條件，開始不折不扣地走上馬克思所形容的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老路，以極低的工資報酬和超長的工作時間，占有他們的“剩餘價值”最大限度地完成資本積累。並靠加大基尼係數（貧富差距），迅速製造出令世人瞠目結舌的富豪。在“向錢看”的同時，產生的普遍心理不平衡，完全不顧傳統文化早就提出過的“不患貧而患不均”的警告。
這種源自於動物叢林法則的錯誤經濟學理論，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嚴重後果，就是怎麼形容都不過分的，這已經或正在被中國社會發生的種種令人擔憂的趨勢所證明（“砍童案”和“富士康事件”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有把握並負責任地斷言『當從上到下的所有中國人，一起“向錢看”之時，就是真正“黃禍”到來之日』（筆者多年前，就已經在拙文“另類社會學詞典”中，作出這樣的結論，可從博訊網的“潘一丁文集”中的同名文字中查閱）。
而且特別要強調的是，擁有13億之多的中國人，一旦出現問題，是不能學美國人去拉全世界來“墊底”的。他們最後只能拉自己國家中的弱勢“被統治集團”來“墊底”，就像現在台灣的富士康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一樣。不過必須強調的是，筆者完全無意從道德層面來單獨指責郭台銘，只是想通過富士康的“十三連跳自殺事件”，來證明那種經濟理論的錯誤。更要不客氣地指出，那裡的數十萬員工，理論上就毫無幸福可言,無論那個工廠環境條件被設計得多麼先進。就像卓別林的著名電影“摩登時代”所描述的那樣，本質上充其量只不過是那種所謂的“先進制度”下的大小“錢奴”、或“錢奴領班”而已。他們的“幸福指數”，絕不會比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