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寫在 “六四”21周年

作者：胡平
來 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時間：2010-6-4

“六四”21周年到了。21這個數字太平淡，也許一般媒體不會對今年的“六四”有多 少關注。更有不少人說，“六四”已經很久遠了，對當今中國現實的影響已經很小很小了。不對，完全不對。正相反，時間使邪惡增值，隨着歲月的流逝， “六四”的罪惡及其影響越來越充分地展現。在21年後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說，“六四”不但改變了中國，而且也改變了世界。“六四”把中國推向深淵，也把 世界推向危險的邊緣。

在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不到半年，毛澤東就撒手西歸；緊接着，華國鋒下令逮捕“四人幫”，毛時代從此畫 上句號。我們可以猜想，如果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不久，鄧小平就死了，中國政局也很可能會發生巨變。事實卻是，鄧小平比毛澤東更長壽，他在 “六四”後又活了8年。8年的時間足以鞏固“六四”造成的權力格局，再加上江澤民、胡錦濤都是由鄧一手指定，21年下來，所謂“中國模式”基本定型。如果 說“六四”把中國引向錯誤的道路，那麼到今天，中共已經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很遠很遠了，積重難返。

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初，我曾寫過 一篇長文《評鄧》。文中講到：“鄧小平給中國留下了一筆可怕的遺產。乍一看去，這十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也還穩定，有人便稱讚這場改革代價 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經濟繁榮的背後，一種最畸形、最怪誕的社會權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經形成，國人的良心良知，國人的正義感即公正信念遭到 了空前的蹂躪。這是最高的代價，最高的成本。”我這裡講到了“六四”後中國的兩大特點：一大特點是最畸形、最怪誕的社會權力-利益分配格局。共產黨先是以 革命的名義滅私充公，把全體人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公產，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化公為私，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共產黨官員們自己的私產。另一大特點就是國人的 良心良知，國人的正義感即公正信念遭到空前的蹂躪。“六四”不只是殺害人的肉體，而且還殺害了人們對良心對人性的信念。

鄧後又過去13 年，如今的中國，上述兩大特點變本加厲，愈演愈烈，有目共睹，自不待言。然而相當詭異的是，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卻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持續上升。箇中緣 由，我曾在《屠殺與奇蹟》等文章里有所說明，此處不贅。我這裡要說的是，正因為中共採取了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手段，而又取得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成就， 因此，一方面，中共變得比以往更自信更驕橫，更迷信強權，更蔑視正義；另一方面，他們也變得比以往更脆弱更心虛，更害怕民主，更害怕人民。指望這樣的政權 自我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在弱肉強食，贏家通吃的大背景下，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去認真解決例如貧富懸殊、官民衝突等一系列重 大矛盾，而要掩蓋或轉移這種種矛盾，幾乎是唯一的辦法就是煽動起對外擴張的霸權主義。

應該看到，霸權主義是中共專制政權的演變趨勢。對於 這個社會中那些恃強凌弱的權勢者而言，稱霸世界無非是其意志的自然延伸，所以有的是信奉者；對於那些雖然不屬於權貴、但也失去了正義感而接受了弱肉強食哲 學的普通人而言，霸權主義可以使他們獲得一種“集體的自大”的虛幻滿足，故而也存在一定的社會基礎。盡人皆知，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本來就蘊含着霸權主義 指向。如果說14年前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作者還講的是“中國只想領導自己”，那麼到了去年出版的《中國不高興》，同一批作者就公開宣稱“中國有能力 領導世界了”。該書作者之一宋強說：“對於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來說，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成為一個霸權國家，要麼成為一個被遺棄的國家。”這話簡直是希特 勒那句話“德意志要麼成為世界強權，要麼就什麼都不是”的翻版或抄襲。不要低估這兩本書的意義，因為它們揭示出霸權主義思想在中國與時俱進的內在邏輯。

說 來簡直很荒謬，自由的人們怎能在擁有極大優勢的情況下陷入盲目的樂觀與愚蠢的短視，掉以輕心，居然坐視一個本來已陷入重重困境的專制強權的崛起？這實在太 不應該了。現在是重新審視這一切的時候了。我們必須改變，從現在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