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entz, Goldman & Spitzer是美國東北部一個著名律師事務所的名字，是美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業務主要集中在新澤西州。有眾多的新澤西州各級法院的法官曾經是Wilentz, Goldman & Spitzer的律師，其中有多人先後成為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包括在新澤西州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來自Wilentz, Goldman & Spitzer的律師還常見出任其他一些要職，像新澤西州總檢察長，新澤西州律師協會主席等。

在我寫這本書時，Wilentz, Goldman & Spitzer大約擁有160個律師，里沙·克萊納（Risa A. Kleiner）女士是其中的一位，我對手在2005年7月份雇她為本案被告方律師，當時普通律師的價格約120到150美元一小時，而她收每小時350美元。這還是2005年的價碼，克萊納女士在2007年提交給法庭的一份文件里，聲稱她代理此案的價格為每小時375美元，我沒有去細考從何時起漲到這個價。

除非有數百萬美元以上的家財，否則雇用律師進行一場劇烈對抗的離婚大戰絕對是得不償失的蠢事。克萊納女士總共替她代理了三個動議，一場四天的審判，另外寫了很多信，她付出的代價是7萬多美元。加上化費在她的前一位律師，我短期雇用的謝克特先生，不計法院方面的收費，雙方光在律師身上的總花費就超過10萬美元。如果這10萬美元化在孩子的成長，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孩子能受益終生。如果我也雇用一個好鬥的高價律師，則必定歹戲拖棚，律師費還可以數倍於10萬美元。當然就本案來說，如果雙方都雇用好鬥的高價律師，實際結果將是把雙方的財產全部耗完為止，因為律師一邊在代客戶打官司，一邊在計算客戶口袋裡的錢還剩多少。

克萊納女士是位很有特色的律師，這種特色在我同她的第一次接觸，她的第一個電話，她對我講的第一句話里就感受到了。她在那個電話里一開口就對我說，法官命令我明天出庭。第二天我到庭後，法官看到我略顯驚訝。後來我才知道，這一天我根本不需要出庭，法官安排的節目是簽署克萊納女士要求的“命令前來法庭說明理由”，即命令我到庭說明理由，但不是當天就來法庭說明理由，除非特別緊急狀況，法律也不容許這麼處理。而克萊納女士則打算一旦法官簽署了命令，就要我在毫無準備狀態下立刻上庭說明理由。顯然，法官並沒有這個意思，那天克萊納女士是假冒法官的話把我騙來法庭。

克萊納女士在辯論時，最擅長先引用我的話，但是故意引錯、引反；或者編造一個明顯愚蠢的論據，說成是我的；或者說我承認了什麼事實，但卻是我提都沒提到過的事；或者無中生有地說我向法庭提出一個要求，這個要求當然是被描繪成無理不堪；諸如此類。隨後她同這些“事實”和我的“理論”辯論，大加鞭伐。不過，克萊納女士最後必定會非常大度地表示：這是因為我不是一個律師，可以理解會犯這樣的錯誤。言下之意，法官只要根據她所述“事實”作決定，不必追究我的“過錯”了。

這些事情不勝枚舉。但是如果把我同克萊納女士直接交手的事列舉出來，未免有失克萊納女士大律師的身份，而我則難逃攀附炒作自己之嫌。所以，凡本章具體陳述的事例，用以反映克萊納女士之律師特色，都是克萊納女士和法官為主角，我則處於邊緣化位置的事件。這麼處理又附帶來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讀者馬上會認定我不可能演繹出這些事例來。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這些事如果沒有確鑿的法庭記錄在案，他膽敢把前後三位審判庭法官牽涉進來，那他一定是太想吃牢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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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本案遺留問題的庭審在2006年12月13日開始。克萊納女士故伎重演，等大家坐定後，她給法官和我發一份材料。我一看標題是《審前備忘錄》，有14頁厚，形式和內容是聲明和判決意見書的混合體。我立即表示反對。我說，法庭在庭審前從未要求過這個文件，雖然名為《審前備忘錄》，但實際上到庭審時才拿出來，連給我讀一遍的時間都沒有，對我不公平，法庭不應該接受。

按照美國的法律，除非法庭特別允許，庭審期間當事者本人不得向法庭提交書面聲明。當事人如要在庭審期間發表聲明，必須以口頭形式進行，接受對方的盤問，然後這種聲明或陳述就作為證詞在法庭存案。克萊納女士耍了個花招，不用被告的名義，而是以她自己來署名這份《審前備忘錄》，但是在備忘錄的一開始又開明宗義地表示，是代表被告提交這份文件。對於克萊納女士當庭提交這樣一份違反庭審規則，而我又明確表示反對的文件，法官示意他的秘書收下，卻對我的反對之聲不置一詞。

克萊納女士的這一招很厲害。她先前對法官說過她認為庭審有一天時間就夠了，選在這麼一個時間點拿出這份她精心準備的，無判決意見書之名卻有其實的材料，就是要讓我措手不及，使我在庭審期間沒時間看，沒機會回擊反駁。用意是用這篇充滿了捏造的事實，但我沒機會反駁的材料影響法官，讓法官庭審結束後參照這個材料寫判決。

但是，克萊納女士沒料到庭審的進程不像她所預料的。這一天的庭審，她完全處於被動挨打，快到法院下班時間了，還有很多問題不斷湧出，她也不能讓審判就這樣結束，有失她的顏面。於是，當法官在這天結束前宣布了一個改天再審的日期，大家都同意庭審將在那天繼續進行。

在後繼的庭審中，當我盤問被告時，我向法官要求，讓被告讀《審前備忘錄》第7頁的最後一段。我說，這一段很短，只有4行字4句話，對這4句話我有幾個問題問被告。克萊納女士立刻反對，她說這是她寫的，不能問被告問題。我對法官說，克萊納女士是代表被告寫的，這份東西是在庭審期間提交給法庭的，不給我有時間在我作陳述前看一遍，以至於我從沒機會回應，因此我有權利問被告這上面的有關問題。

法官大約覺得很難一方面接受被告方單方面繳的這份文件，另一方面卻不讓原告詢問，於是有意放行。說時遲，那時快，我直覺得耳邊一陣風響，忙回頭看時，只見克萊納女士滿臉通紅，氣鼓鼓地倚門而立，這身體的語言明白無疑地表示，一旦我開始問，她就離開這間法庭。

我又趕忙抽回身，仰望高高在上的榮耀的閣下，發現法官正在看自己的鼻子。

“法官在看自己的鼻子？你不要記錯了！”我雖然印象深刻，但寫到這裡時，還是禁不住對自己這樣嘀咕。

我不敢大意，忙查找了一陣。好在法官用自己的話證明我沒搞錯, 顯然法官當時是在看鼻子，所以雖然坐得高高在上，但還是沒有看到克萊納女士倚門而立的情形。法官在評論這件事時說：“原告或者是被灌入了錯誤的信息，或者是錯誤描述發生的事，在當事人作證期間，被告律師從沒有威脅要離開法庭。”

自從我在法庭第二次昏倒後，每次出庭我都啟用法院的翻譯服務，這天是位年輕的女翻譯。當這位女翻譯聽到我說下面的話時，頓時花容失色:

“如果我有同樣的行為，榮耀的閣下早就下令法警把我銬上逮捕了。我要求榮耀的閣下責令被告律師立刻返回她的座位，並控她藐視法庭罪。”

我忙對她說，這是我的話，你只管照實翻譯，沒你的事。儘管我再三勸說和要求，但她就是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這時的情景煞是有趣：克萊納女士滿臉怒氣地倚門而站；被告僵在座位上；法官只顧低頭看自己的鼻子；女翻譯嚇得不能翻譯；而我因為使用了法院的翻譯服務，被規定出庭時不准說英語，見女翻譯不肯替我翻這句話，只剩下嘆氣的份。

“咳，咳咳，”榮耀的閣下清了清喉嚨，終於打破了這古怪的沉寂，看着鼻子對我說，“你可以把你要問的問題寫在結束陳詞（Closing Statement）里。”

法官話畢，克萊納女士悄無聲息地回到她的座位。

我在庭審時提問題是為了得到被告的回答，即被告的證詞。把問題寫到結束陳詞裡，就只有問題而沒有回答，還有什麼意義？對於克萊納女士的《審前備忘錄》，我想詢問的還遠不止這一小段里的內容，但由於克萊納女士離座沖向門口這一混亂事件，我連一個問題也沒能問。

克萊納女士的《審前備忘錄》，充滿了對我的攻擊，謊言，和捏造的事實，而且特意設計了提交的時間點，使我只有挨打，沒有還手的機會。克萊納女士的邏輯是，她是代表被告向法庭提交《審前備忘錄》，但當我要詢問被告《審前備忘錄》時，她又說這是她寫的，不能向被告問其中的問題；而克萊納女士在本案的身份既不是被告也不是證人，我是沒法向她提問的。

要是其中沒有鬼，何必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