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往事微痕叢書

 

 

主編·黃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叢書之二

 

 

 

血淚驚魂夾邊溝

 

 

 

鍾正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編的話

 

 

2007年7月，北京謝韜動議，盧玉支持，鐵流諸右派老人創辦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兩期，每期十餘萬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為1957年遭整肅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個內部交流的園地。全國倖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歡迎和愛護這份刊物，紛紛來稿。這些稿子，有許多是右派老人五十餘年間遭際、生活、思想的總記錄，是自傳性的紀實文字，是對1957年“整風運動”與“反右鬥爭”教訓的總結、評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淚。在大量來稿中有不少二、三十萬言的長篇，故《往事微痕》期刊難以全部容納。

2009年11月，鐵流決定創辦《往事微痕叢書》，將這些數十萬言的紀實巨著，整理編輯成叢書形式留之後世，委託我主編。此乃善舉，非獨於為國家民族歷盡艱難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為歷史存真備忘。區區學識淺薄，難當大任，然義不容辭，勉為其難，承此重責。編輯原則唯以“存真”二字為圭臬，疏漏不當不妥處，謹請指謬，以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叢書之二》是鍾政的專輯：《血淚驚魂夾邊溝》，10萬字。

鍾政，姓提，原名中正，因與蔣介石同名而改。1957年，鍾政在甘肅人民廣播電台記者、播音員任上遭整肅為右派份子，被送到酒泉夾邊溝“勞教”。夾邊溝三千餘右派生涯自楊顯惠以第三者講述的《夾邊溝紀事》問世，已初為世人知曉在中國的大地上，存在着猶過“古拉格”慘怛悽厲的人間地獄；鍾政的這部《血淚驚魂夾邊溝》則以當事人的親歷、目睹，再現了、佐證了那實實實在在的“地獄夜譚”。鍾政這位當事人，是夾邊溝三千餘右派倖存下來的一百三十餘人之一，余者皆餓斃了、累死了、遭折磨而填溝壑了。鍾政的堅強神經沒有使他瘋了，鍾政的求生欲望讓他活了下來了，鍾政的心靈人性經此煉獄鍛磨而更加堅韌向善，他說：“作者從中領會到人間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真理總會戰勝謬誤。我想，這對年輕一代人或許有些裨益吧。這就是書寫本書的初衷。”

鍾政，夾邊溝的亡靈將感謝你，歷史將感謝你，感謝你在經歷了比死更難更慘後的再次承受心靈回憶的慘酷，而用血、用心寫下的這些文字。

我們也應該感謝山東右派老人李昌玉，是他為不會電腦打字的鐘政整理成電腦文稿，介紹面世。

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邢同義著《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其中有寫鍾政的專章4萬餘字：《一個多才多藝的右派》。

 

 

2009年12月5日於馬德里

 

 

 

 

 

 

 

 

 

 

 

 

 

 

 

 

前言

 

 

一九五八年十月迄今已整整四十年了。歲月悠悠，往事歷歷。儘管我一生歷盡坎坷，歷經磨難，然而有一段經歷卻令我銘心刻骨，終生難忘，雖時過四十年之久，每當憶起那段慘絕人寰的經歷，猶使我冷汗涔涔，膽戰心驚！

 

“夾邊溝”這個地方，它在甘肅河西走廊重鎮酒泉數十里外，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生活在甘肅，年在六十歲上下的老人都知道，一九五八年當局在這塊不毛之地上建起一座農場，作為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勞動教養的農場。農場前後共收容大約三千餘名接受勞動教養的各類分子，其中絕大部分是當時省、市 、縣黨政機關、文教衛生、工交財貿等單位的知識分子、業務骨幹。

 

我作為一九四九年參加革命，新中國第一代新聞工作者，甘肅人民廣播電台一名記者，在五七年大鳴大放中被打成“右派”。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國慶九周年之日，我被送往夾邊溝農場“改造”。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被“搶救”回到蘭州。在歷時兩年零三個月的劫難中，我是少數倖存者中的一員。我被勞動教養時正當而立之年，待到一九七九年元月獲得“改正”，時年已過天命。三十到五十歲在人的一生中正是金色年華，幹事業，出成果，建功立業的大好時光，何等可貴！然而，整整二十二年它卻荒擲而去了！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我現已年逾古稀。我不敢妄言此書是以血成句，以淚成章，然而，不管是血是淚，是屈辱，是磨難，今日都成為過眼煙雲了。把這段真真切切的事件寫出來，讓後來人了解這段歷史，了解一個普通人所度過的不尋常的經歷，其主旨並不是讓他們去詛咒不公正的那段腥風血雨的歷史時期；也不是讓他們對於一個人所遭遇的不幸與傷害去灑一把同情與憤慨的眼淚。它是要讓那一段荒謬的歷史莫再在中華大地重現；莫讓神州兒女再經歷那無端傷害和殘酷凌辱。

 

希望讀者從書中體會：一個人在逆境之中，是以哪種心態，何等堅忍，什麼精神，以直面人生的。作者從中領會到人間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真理總會戰勝謬誤。我想，這對年輕一代人或許有些裨益吧。這就是我書寫這本書的初衷。

 

我把此書作為紀念當年與我共同遭難的數以千計的棄屍夾邊溝，抱冤而死的難友，願他們的亡魂在冥冥之中感到欣慰：經過四十年後的今天，他們的難友寫出了他們已不能申述的憤恨難平的話語，說出了他們難再傾吐的滿腹冤情。

 

我把此書獻給因受我牽連鬱郁自縊的老父，因受我累及，拋下五個幼小兒女飲恨而去的愛妻，以及終年累月為我提心弔膽久而成疾撒手人寰的二弟。願他們在天之靈舒眉展顏；在那不可知的世界裡，不再為我憂心忡忡擔驚受怕。劫難餘生的我，已堅強地活過來 了，而今，正抖擻精神，要把虛擲的歲月一秒一分，一時一刻，一日一月，一年又一年地追補回來，以此告慰我的親人，願他們在九泉之下含笑安息。

 

 

鍾政

 

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三日

 

 

 

 

 

 

 

 

 

 

 

《血淚驚魂夾邊溝》介紹

 

——記敘夾邊溝的五部作品中，唯一由親歷者所寫的回憶錄

 

李昌玉

 

 

自從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問世以來，人們對於甘肅酒泉地區那個被歷史、被風沙掩埋、已經蕩然無存的夾邊溝，投入了莫大的關注。

 

那個名為地方國營夾邊溝農場、實為改造右派分子的勞教農場，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關押的三千多名右派，活生生地餓死了絕大部分，只剩下一百三十多人。

 

本書作者鍾政就是倖存者中的一人。

 

鍾政，原名提中正，因為和蔣中正重名犯忌而改。鍾政打右派的當時是甘肅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記者，今年年近80，是夾邊溝的倖存者，血淚驚魂，歷歷在目，娓娓道來，所以讀來特別感人。

 

關於記敘夾邊溝的書，國內已經出版了4本：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和《告別夾邊溝》、白天的《經歷我的1957年》和邢同義的《恍若別世》。前三本通過百度搜索在網上可以讀到。鍾政的《血淚驚魂夾邊溝》則是記敘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第五部作品，10萬多字。

 

但是與眾不同的是，在上述5部關於夾邊溝的記敘中，只有鍾政的這一部是本人的紀實之作，其他4部的作者沒有夾邊溝勞教的親身經歷。

 

關於這位鍾政在夾邊溝的故事，《恍若別世》中還寫了4萬字，題目叫《一個多才多藝的右派》還沒有給我傳來。鍾政打算合在一起出版，共約15萬字。

 

如今，“夾邊溝”已經成了中國右派勞教農場、右派命運的一個代表，象徵，符號。 三千多人餓死了絕大部分。這在全國的右派勞教農場中是少有的。山東也有一個王村農場，在濟南東100公里，收容了一萬多右派，也死了一些，不算多。大部分人關了22年直到1979年才釋放出來，我遇到過幾個，從他們的敘述來看，似乎沒有夾邊溝那麼恐怖悽慘。據我所知，雲南和四川的勞教農場也很悽慘，已經有人寫了書。

 

勞教制度和勞教農場是專門恩賜給右派的一份厚禮。這是最惡劣的制度。法外之法，無法之法，非法之法。它完全不需要經過司法程序，任何單位的黨支部寫一封信，不需要經過起訴、庭審、判決，不容許辯護、申訴，就可以把人送進去。勞教沒有時間限制，比判刑還要惡劣，它是中國特有的世界上最無法無天的制度，延續至今已經快春秋五十大壽了，幾百萬人成了它的犧牲品。法學等界已有許多人在建議人大立法，取消這個背離“以法治國”的非常惡劣的制度。 

 

《血淚驚魂夾邊溝》以其巨大的歷史見證感真實感，具有無可比擬的震撼力，許多人都是一邊閱讀，一邊潸然淚下，因此國內有的出版社既想要出版，卻又頗有顧慮，因為它是作者本人的體驗之作，怕通不過審查。

 

作者因為不熟悉電腦，已經授權給我，第一是發表在海外報紙刊物上，如《傳記文學》、《世界日報》、《世界周刊》等；第二，在海外網站發表；第三，在海外出版發行。(按，此事我不謀求任何利益。如果有稿費，請全部直接匯交作者本人。)

 

這裡，我報告一個信息：明年是反右運動50周年大慶。許多曾經身入右林的鴞鳥，都在躍躍欲試，要把那段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記憶寫出來，發表出來。因為時不我待，命不我待。當年的年輕右派，如今也七老八十，進入耄耋之年，再不寫出來，就來不及了。如出版了《沉思集》的倪艮良先生在後記中所說的：“我已八十高齡，來日無多。倘一再蹉跎，這些經歷和文稿，將為無情歲月所湮沒，鑄成終身遺憾。”右派，也只有右派，才是創造反右運動歷史的主人。這部反右運動史，我們自己不寫，誰給我們寫？

 

2006-2-22晨曦6時

 

目錄

 

 

主編的話……………………………………………………3

 

 

鍾政：前言…………………………………………………5

 

李昌玉：《血淚驚魂夾邊溝》介紹……………………… 7

 

 

一、風雲突變…………………………………………11

 

二、千萬別“自謀生活”……………………………14

 

三、西去“夾邊溝”——陷入鬼窟…………………20

 

四、夾邊溝眾生相……………………………………30

 

五、我的“F rｉd a y”（星期五）…………………34

 

六、魂斷荒漠的播音員——孫敬……………………37

 

七、餓殍之鄉的“飽死鬼”…………………………41

 

八、人才濟濟，群英薈萃……………………………44

 

九、風雪嘉峪關………………………………………48

 

十、苦難中的“樂趣”………………………………57

 

十一、與死神擦肩而過………………………………60

 

十二、人間自有真情在………………………………64

 

十三、苦中樂——夾邊溝粉墨登場…………………68

 

十四、上帝保佑，虎口餘生…………………………73

 

十五、最大的盼頭……………………………………79

 

十六、清水採砂——巧回土改舊地…………………82

 

十七、奪豐收日夜苦戰………………………………92

 

十八、道德的危機……………………………………95

 

十九、黑河子寒冬採石………………………………100

 

二十、無妄之災………………………………………104

 

廿一、萬不得已打出“記者”牌……………………111

 

廿二、初到明水………………………………………117

 

廿三、岌岌乎求生保命………………………………124

 

廿四、樹葉餅和蘿蔔乾………………………………130

 

廿五、千里迢迢親人來………………………………137

 

廿六、“緊箍咒”失靈……………………………… 148

 

廿七、“先行者”與幸運兒………………………… 153

 

廿八、節外生枝………………………………………156

 

廿九、走出死谷………………………………………160

 

三十、僥倖餘生返金城………………………………167

 

 

 

 

 

 

 

 

 

一、風雲突變

 

 

一九五七年，風和日麗，百花齊放。比一九五六年那種人人舒暢，個個歡快的局面更加讓神州大地億萬人民神清氣爽，意氣風發。

 

春夏之交，我黨開展“整風”運動。社會上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輿論一時間轟轟烈烈，提意見發言者踴躍異常。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個個暢所欲言，人人爭先傾談。作為省廣播電台節目部記者，組織上委派我採訪的對象是，在蘭大專院校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有甘肅省兩所著名大專院校的校長：蘭州大學的陳時偉，西北師範學院的李化方，以及諸多國內外知名的教授、學者；省級各民主黨派的主要負責人；社會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在此期間，我採訪製作了不少的現場錄音和錄音專訪，編寫了不少座談會議報道、廣播通訊之類的稿件。在電台內部召開的會議上，我也以對黨的事業忠誠負責的精神，表現積極熱情，把所感所受傾心吐出，可謂忠誠、熱情、可愛。台領導讓我擔任《鳴放簡報》委員，負責會議記錄，並綜合全台鳴放情況寫出大字簡報，日日公布張貼。

 

驟然間，烏雲密布，百花凋零。“陽謀”變作了陰謀，引出了五十多萬條“毒蛇”從洞裡鑽出，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是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刊出社論“這是為了什麼？”

 

於是風雲突變，世人皆目瞪口呆。

 

不久之後，電台院內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對所謂“右派”言論進行反擊。大字報圖文並茂，極盡醜化誇張之能事。對在這次黨的“整風”運動中凡是發了言的，寫了意見的，貼了“大字報”的，內容無論正確與否，意見不管是多是少，統統稱之為“右派”言論，圍而攻之，聚而“殲”之。

 

我的大名也赫然列入“右派”名單之中。針對我的大字報到處皆是，數不勝數。主要“罪名”如下：

 

①       反對黨的德才兼備幹部政策。因為我提出電台領導“輕人才，重奴才”；真正有才學者難被重用，“溜須拍馬”者青雲直上；

 

②       反對黨的政治理論學習。因為我提出“不少編播人員原本文化素質低，又不努力學習，記者編輯稿件中錯別字連篇，播音員讀錯字音，走腔拐調，播出後貽笑大方。如此學理論深奧的《政治經濟學》，還不如多學點文化知識；

 

③       反對黨的肅反政策。因為我提出五五年由反胡風運動而開展的機關內部“肅反”不注重調查了解，不實事求是，硬要在電台內部也挖出幾個“胡風分子”，由此而擴大審查範圍，對被審查者隨意進行人身污辱，作風粗暴惡劣。

 

④       我寫的報道文章是為右派反黨推波助瀾，在台內充分施展反革命才華。因為我以《西江月》詞調編寫了“光榮榜”，“醜化”了電台的某幾個“積極”分子。

 

⑤       在我黨整風之際，利用採訪報道的記者身份，組織社會各界的牛鬼蛇神、反黨分子借人民廣播的陣地，向黨發起猖狂進攻。理由是我邀請過黨外人士寫過稿、錄過音，並在電台播出過。

 

如此“借我黨整風之際，充當急先鋒，大肆向党進攻，用心惡毒，手段卑劣，不定為“右派”何以平民憤！”於是，大會小會晝夜輪番批鬥，讓積極分子唾面、辱罵、推搡、腳踢；惡語中傷，揭私披隱；無中生有，憑空捏造。一時間被剝奪發言權，令我有口難辯，有理難言。我無法“低頭認罪”，只得傲然以對。於是停發工資，囚禁台內，挖豬圈，掄大錘，燒開水，幫灶房，淪為“賤民”。在台內，“左派”人士怒目相待，暗地監視，以示“立場堅定”；親戚朋友對面相見視為“路人”，以免“敵我不分”。如此高高“掛起”長達一年有餘。

 

 

 

 

 

 

 

 

 

 

 

 

 

 

 

 

 

 

 

 

 

 

 

 

 

 

 

 

 

二、千萬別“自謀生活”

 

 

轉眼間到了一九五八年國慶節。節前一天，電台人事科突然找我談話。

 

“你回去收拾一下，帶上行李，去夾邊溝勞動。”李玉龍科長對我語氣和緩地說。他是一位調到電台不久的部隊轉業老同志。

 

“李科長，請告訴我，我是按哪一類處理？”我提出這個問題是想知道組織究竟是按第一類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還是第二類保留公職，監督勞動？李科長說是讓我去夾邊溝農場。我事先已經知道這是一座勞動教養農場。因為電台在處理右派時，文藝部音樂組長邢鶴就是被送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的。

 

“不要問這個了。你快去準備吧！今天晚上的火車。”李科長還是平平和和地向我說。

 

“李科長，我有一個要求……”我說。

 

“什麼要求？”他以為我答應今晚就走，臉上露出一絲笑容，親切地問我。

 

“政策上不是有一條，可以“自謀生活”嗎？”我囁囁嚅嚅地小聲問道，同時用眼睛偷看他有什麼表示。

 

“啊！自謀生活？”這位部隊時的大校，轉業後的科長滿臉不以為然的表情。

 

“你想想，自謀生活就是脫離革命。那你還有什麼前途？你呀，也不想想，離開革命，離開組織，以後怎麼辦？”李科長以他長期革命的切身經驗向我真誠地啟發着。

 

是啊！我上革命大學，從遙遠的天津來到大西北，不就是為了革命嗎？假如我真的自謀生活，不就成了一個不革命的普通的老百姓了嗎？離開了革命隊伍，什麼理想都完了。我陷入了極端的矛盾之中。

 

李科長看到我默然不語，若有所思的樣子，趁熱打鐵地向我繼續啟發勸說：

 

“要相信黨的政策，下去好好勞動，幾個月一年半載以後回來，再努力工作。你還年輕嘛！再說你已經是幾個孩子的父親了，也要為他們着想才對。”

 

我完全被李科長說服了。他說得對。要相信黨的政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在勞動中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絕不能離開革命隊伍。

 

我真的有一個小小的請求，我向他提出 ：

 

“李科長，我去夾邊溝。可是，今天走太倉促了，我總要有幾天洗洗被子，收拾收拾，家裡也要安頓一下，您看可以嗎？”

 

這時，李科長沉吟了一小會兒，說：

 

“可以考慮。幾天不行，台里決定“十·一”以前一定要走。”

 

我想了想，今天是三十號了，一個下午，明天就是國慶節，十月一日，晚上十一點的火車，只有一天半的時間了，我還想有一點通融的可能，試着問：

 

“科長，您看二號晚上走行嗎？”

 

他面無表情斬釘截鐵地說：

 

“這事我已經很為難了，就是“十·一”走，我都不好向台裡邊交代了，還不知道上邊準不準；別再爭了，就這樣！明天正好有個記者去河西採訪，一路上還有個伴兒照顧你。你現在就回家趕緊收拾一下。”

 

我昏昏然走出人事科辦公室，拖着沉重的腳步到了孩子保姆徐大媽家。大媽很驚異地看着我說：

 

“喲，今天怎麼還不到中午就回來了？”

 

“啊！放假了。”我不經考慮地漫應着。

 

“等會兒瑩瑩媽下班回來再吃飯”大媽也沒在意我那副失魂落魄的樣子，仍在一個心思地縫着什麼。我一頭倒在床上，閉上眼想休息一下，緩一下我快要裂開的腦袋。千頭萬緒，好似一團亂麻，理不出個頭來。我去夾邊溝，妻能夠承受得了嗎？我走了以後，她一個人要負擔起除我之外幾個孩子和保姆的生活，這重擔她能擔得起嗎？她本來柔弱多病的身體，能接受這個嚴酷的現實嗎？她心眼小，肯定經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

 

自從我被打成右派以後，妻內心裡是極為驚恐的。可對我是百般體貼，悉心呵護，看到我疲憊不堪的樣子，非常心疼。

 

我回憶起去年那天，我在電台打雜，幫火房揀菜、洗菜，提水燒火，忙活大傢伙晚上聚餐。我忙前跑後，好不容易收拾停當，已是晚間十點多了。我急忙返回家中。一進門，妻忙起身問道：“怎麼這麼晚才回來，我都快急死了！我以為出什麼事兒了，快坐下喘口氣兒吃飯。”說着她從廚房端來幾個小碟，一個一個打開，香噴噴的，有下酒的涼菜，還有紅燒肉、熬魚、炒芹菜，她回手又拿出一瓶紅葡萄酒。斟滿酒杯，桌上還有盒牡丹牌香煙。此時的我，積鬱滿腹的屈辱一下子都忘掉了。這溫馨的小屋，妻的一腔柔情愛心，給了我極大的安慰。啊！這內中包含着多麼巨大的鼓舞力量啊，還有什麼磨難能摧垮我呢？還有什麼劫數我不能挺過呢？

 

妻中午下班回來了，打斷了我甜蜜的回憶。她滿臉疑團：“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我從床上急忙坐起，謊說台里國慶提前放假，她信以為真，就再也沒問什麼。下午，妻又去上班了。我滿心離緒，萬般別情，蒙頭大睡……

 

由於我的“右派”牽連了妻，組織上不讓她搞原來的工作。保姆徐大媽帶着我一歲多的小兒子，其他三個孩子因為我被停發了工資，只得送到北京的姥姥和天津的爺爺奶奶處，請老人替我們撫養。十歲的大女兒，一直生活在北京外祖父那裡。還在她一歲多的時候我就離開家，參加革命，到大西北工作，她現在是什麼樣子了？我只能靠想象了。

 

晚上回到了家。夜晚是多麼寧靜。在昏暗的燈光下，我與妻相對而坐，默默無言。此刻我心中一直在捉摸，用什麼話作開頭把組織上決定要我去夾邊溝的事告訴她，既不能讓她感到太突然，更不能嚇着她。於是，我以十分輕鬆的口吻提議：

 

“明天是國慶節，咱倆上午去看場電影，然後到徐大媽家吃午飯，怎麼樣？”

 

這多天來，妻從來沒有聽到我提說要看電影、聽戲這類輕鬆的話題了，便立即附和地說：“好啊，明天上午七里河電影院正在上演《英雄虎膽》。”

 

“太好了。幾點的？”

 

“九點多。我們明早起來，吃點啥就去看頭場！”

 

望着她多少天來沒有過的笑容，我心裡想她哪裡知道“生離死別”的場面即將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宜勤，我還告訴你件事：‘明天晚上我同我們台里叫魏光楣的記者去河西。他去採訪，我去農場勞動鍛煉，就是邢鶴去的那個農場。”

 

聽到這話，妻呆了，半天沒有說出話來。我一時也心慌起來，只怕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給她帶來意外。

 

“明兒晚上？幾點的車？”她從驚雷般的震撼中恢復過來，立即問我。“你怎麼不早說，我好給你準備準備呀！”

 

“還早呢，晚上十一點多的火車。”我故意滿不在乎地。“有啥準備的。帶上被褥，再把棉衣、絨衣絨褲帶着就行了。還早呢，不忙。”儘管我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可妻已經翻箱倒櫃，忙活起來。於是我也動手找鞋子、牙具、書籍……。兩個人整整折騰了一個多鐘頭，才打好了一個老大的行李包，裝好了一隻大牛皮箱，累得倆人汗涔涔的。

 

整個晚上我們彼此雖都心事重重，卻都裝出一付十分平靜、安然的樣子。多少話兒此刻皆難出口，多少眼淚此刻也都只往肚子裡流。

 

次日，國慶九周年。回想1949年的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那一天，我們華北大學一千多名學員正在西安等待組織分配。那天每個同學都穿上白襯衣，頭上包着羊肚子毛巾，一齊灰色粗布褲子、圓口布鞋，組成浩大的秧歌隊，整整一天在西安幾條大街上載歌載舞。剛剛解放不久的西安城街道兩旁萬頭躦動，人人歡呼雀躍，個個喜氣洋洋。那時的我正是二十年華，豪情滿懷，意氣風發。作為一個初踏入革命征途的青年，是何等的驕傲，何等情懷！誰曾想，九年後的今天命運把我拋到了另一個世界，與那時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兩樣境況。想當年是一腔革命豪情，到此時卻是愁腸百結。國慶這一天，當人們在盡情歡樂之時，又有多少像我這樣頭戴“右派”帽子的家庭面臨厄運的襲擊，甚至家破人亡的悲慘境地呢？

 

傍晚，徐大媽的女婿丁大哥為我餞行，席間我強顏歡笑，頻頻舉杯，熱酒入愁腸，暫時忘卻了一切……。

 

時間快到了，妻要送我去車站。我無法想象當汽笛長鳴，車動人去，離別之時，她將如何忍受那情景。於是我提議不讓她送了，理由是行李不多，車站上還有魏光楣與我同行。說着，我走到床邊抱起正在熟睡的小兒子，在他那胖乎乎的小臉蛋上輕輕地吻着，淚水滴在小小的面頰上，此時妻已是淚流滿面。徐大媽哽咽着說：“快走吧，別誤了車。”

 

丁大哥幫我提着皮箱，我拎着行李走出小院。我不敢再回頭看一眼，因為身後傳來了號啕痛哭的聲音，那是丁大媽、丁嫂和妻那撕心裂肺的哭聲。

 

 

 

 

 

 

 

 

 

 

 

 

 

 

 

 

 

三、西去“夾邊溝”，陷入鬼窟

 

 

酒泉，絲綢路上當年通往西域的重鎮。沿公路兩旁，白楊在瑟瑟秋風中挺立着，變黃的樹葉不時向地上飄落，像無力的黃蝶漫舞在空中。整個城市在“反右”運動中沒有了往日的喧囂與繁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使得它顯出一片蕭殺景象……。

 

全市最古老也是最高的建築物鐘樓矗立在城的中心。離鐘樓不遠的一家小旅館就是魏光楣和我暫時歇息的地方。旅館營業室的牆上廣播喇叭里正播放着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實況。辦完旅客住宿登記手續之後，小魏說他要去聯繫採訪的事兒，於是我一個人就在附近的大街上漫無目地徘徊。這時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到酒泉的情景……

 

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隨同省委宣傳部徐宗望副部長來酒泉參加土地改革。當時我還見到了地委書記劉長亮同志。兩位領導對我都很客氣、關心，因為我是省電台的記者，除了親身參加土改，還肩負着報道整個酒泉地區運動進展情況的任務。解放後雖然不再提“無冕之王”，但我畢竟是黨的宣傳機關省電台的記者，他們對我還是有些另眼相看的意思。沒想到時隔七年，我不僅不再是黨的喉舌的一員，而且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真是世事無常啊！

 

小魏回到旅社後，我就催他快帶我去夾邊溝農場報到。他一點也不着急地笑了笑說：

 

“嗨！你忙什麼。你在酒泉好好玩兩天，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不忙着去農場”。

 

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他說此番話的真實含義，還認為這個新從寧夏調到電台的年輕人是個慢性子呢。說起吃來，酒泉市就那麼幾家小飯     鋪，除了臊子麵、羊雜碎，就是餅子、饃饃。我因為心情焦急無心去玩，也沒胃口吃什麼，只一心想着趕快去夾邊溝農場報到，早早參加勞動，早早去接受改造，早早改造好回蘭州跟妻兒團聚，重新為黨工作。

 

到酒泉的第三天中午吃過飯，小魏向老鄉雇了一頭小毛驢，把行李和皮箱馱在毛驢背上，我和小魏步行，出了城順着土石路，緩緩隨着那位老鄉向夾邊溝方向走去。我心亂如麻，不辨東西，只是憂心忡忡走着。

 

一路上空曠無物，只有深秋中的白楊樹在路的兩旁挺立，樹枝上的幾隻烏鴉發出幾聲“哇哇”的叫聲。我心裡在想夾邊溝農場是什麼模樣，房子有多大，周圍環境美不美；快進入冬天該是農閒季節，不會有什麼可勞動的吧？農場的領導是什麼脾性的人？跟我一樣勞教的那些人都是幹什麼的？……等等，不知不覺好像已經走出三幾十里了。

 

這時，老鄉向我們做了個手勢，指着路北邊方向，拉着長聲兒“……嗚……！那搭兒就是啦!”

 

我們順着那個老鄉指的方向，從公路下去，走上沙土小路。周圍沒有農田，沒有樹木,路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頭。走了好半天，在我們前邊橫着一道小河溝，流水清澈，嘩嘩作響。我和小魏停下來，我去小河邊蹲下，捧起涼涼的水洗了洗臉，似乎驅走了乏累，我掏出煙盒點上一支煙抽着，在小河邊稍作休息。

 

“老鄉，還有多遠？”小魏向牽着毛驢的老鄉問道。

 

“到了，就到了，”老鄉又指了指西北方向那空曠無邊的戈壁石灘，吆喝着趕着毛驢，淌過小河朝前走了。

 

我感到這幾十里路是這樣漫長，一路上沒有人煙，除了沙灘就是沙灘，再就是在風中瑟瑟抖動的芨芨草。這是我有生以來三十年第一次領略這無邊的空曠和荒涼。在天津那個三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生活了二十年，在青島也呆過半年多，在西安，在蘭州那樣的城市裡，車輛穿梭，高樓大廈，人群如流，熙熙攘攘，何等熱鬧！可這兒卻是一派荒涼，一派死樣的靜寂！

 

我們終於來到了夾邊溝。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幾排排土房子，有一排伸出房頂的煙囪冒着縷縷炊煙。周圍有幾棵枯樹，不遠處有人在放牧着一群羊。

 

小魏領我去農場場部。我們走進好象是一個小會議室的房子，屋裡有一張舊辦公桌，兩把木長板凳。小魏讓我先坐下，他走進裡間屋找農場的人。不一會兒，他跟一個約摸三十多歲長相和穿着都很土的象個村幹部的人出來，小魏向他指了指我說：

 

“這就是省上電台的人。”

 

農場這個幹部看了一眼，什麼都沒說，他出去了一下，回來向小魏說：

 

“馬上開飯，吃了飯你再回城，要是不走就住下，明天農場有車送你進城。”

 

不多一會兒，進來一個人端來一盤熱饃饃，還有一盤炒洋芋絲的菜。這時，我以為給我們開飯了，我湊過去想跟小魏坐在一起用飯。

 

“去，去！沒你吃的飯，一邊去！”農場那個人凶神惡煞似地向我大聲叱斥。我當時一臉羞慚地站起來，感到無地自容。愣了好一會兒悄悄地又想坐下。

 

“出去！站到外邊去。等會兒有人帶你去小隊！”農場這個管教人員沒容我再坐下，,馬上令我離開。我心裡一陣惶然！心想我曾經是個十分受人尊重的記者呀！是一個革命幹部啊！我就是犯了錯誤，起碼我還是有人的尊嚴的嘛！此時在我心底不由地冒出一句古書上說的“士可殺，不可辱”我該怎樣呢？我可以義正詞嚴地向他說：“請您客氣點兒，我是個有文化的記者”！可在當時，我不敢這麼說。為了改造，我忍氣吞聲地走了出去，站到了院外的牆根下。此時我的心好像被一頭野獸咬了一口，鮮紅的血在流淌！

 

也許是為了給自己解嘲，我猛地想起韓信當年不是曾“受辱胯下”嗎？而我今天的處境不正是應了那句：“人在屋檐下，焉敢不低頭”嗎！忍了吧。

 

此時我又想起曾讀過不少中國的、外國的書，都說人犯了罪要審判定刑，犯了那條那款，按律定罪，該坐牢的坐牢，該殺頭的殺頭。在舊社會，就是問了斬刑，還讓死刑犯遊街討碗酒喝，可以昂頭高喊：“二十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

 

可我犯的是哪一條、哪一款大罪呢？沒有起訴，沒經審判，沒有宣判，稀里糊塗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任人羞辱，任人呵斥，憑的是什麼？可是，我向誰討這個公道，討個說法呢？在這天高皇帝遠的由幾個虎狼掌管的邊遠小王國里，我敢理直氣壯地喊出來嗎？我敢抗議嗎？我只有忍受。此時在我的內心裡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以後的日子夠嗆！

 

從剛才那個農場管教人員給我的第一個“下馬威”中，我才一下子感到自己的身份已一落千丈，已被從“革命陣營”清理出來，不再被稱作是“同志”了。而是一個打入了“另冊”的“賤民”了。

 

我默默地站在院子裡。這時從外邊匆匆走來一個人，他看了我一眼，沖我笑了笑走進隊部了。不一會兒這個人出來向我說：

 

“隊長說了，跟我到小隊去，五小隊。”

 

他看牆邊有一個行李捲兒和牛皮箱，認定是我的，便提了那皮箱，我背起行李捲兒隨他走出場部。本想再回去跟小魏打個招呼告別一下，可一想到剛才那個凶神一樣的管教幹部那副嘴臉，便打消了去向小魏告別的念頭，頭也沒回地跟着此人徑直走出場部院子。

 

“你是哪兒來的？幹什麼工作的？”領我去小隊的那個人有些好奇地問我。這時我才仔細地打量他：矮矮的個子，看起來四十上下的年紀，說一口地道的北京話。黑黑的臉上長着稀稀拉拉發黃的鬍子；一對滾溜亂轉的小眼睛裡，隱隱透出一絲哀愁。

 

“蘭州。廣播電台記者，還播過音。”我順口應答着。

 

“你犯的什麼錯誤送這兒勞教？”

 

“右派。”說話間我突然想到，台里人事科李科長光說叫我到農場好好勞動，沒說是“勞教”啊！

 

“我說呢，一看你這樣就知道不是個一般人嘛！”

 

我苦笑了一下，沒再言語，只是跟着他走。這時遠處地邊上有一排排人，松松垮垮，懶懶洋洋地正用鐵杴挖地。看到我走了過來，一齊把目光投向了我。其中一個大聲問道：

 

“喂，李保管，這人是新來的嗎？分哪個隊？”

 

“五小隊，王承芝那個隊。”李保管邊走邊回答着。

 

我想，這個李保管大概也是個勞教人員。從他穿的那套衣服看，既“中西結合”，又“土洋並舉”。上身穿的是破舊西裝上衣，褲子卻是油巴巴的一條黑色中式大襠褲；腳上一雙矮腰球鞋沒有鞋帶。更可笑地是那頂曬得發黃的草帽，只是箍着個沿沿，沒有頂子。

 

我隨他走進一個大院子，院子門口靠牆坐着一排人在編筐籃。一捆捆芨芨草堆在每個人身邊。這時忽聽有人向我喊道：

 

“吆！老鍾，你也來了？”一口的東北味兒。

 

“老景！”我一眼便認出這個人來。他的頭很大，人們都把他叫“景大頭”，人民銀行的幹部。一九五零年電台有個欄目《省政講座》，我是這個節目的責任編輯，由我組織和編寫廣播稿件，這個節目是政策性的欄目，主要是通俗講解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其中包括公安司法、金融商業、文教衛生、交通民政、教育文體，每周十五分鐘，大約兩千四百字。我認識景“大頭”，他當時是個秘書，我常去銀行約稿，就這樣跟他很熟了。沒想到他也被勞教了，是不是也劃成右派了？聽他一喊我，我湊過去對他說：

 

“大頭！你啥時候來的？啥問題？”我沒想到在這裡還能碰到熟人，心裡有一種如見親人的感覺。

 

“比你早了幾天。啥問題呀？歷史——歷史問題！”他似乎有些憤憤然。

 

李保管不知從哪兒給我弄了個四楞見方的的粗糝子面饃，顏色黑不拉嘰的，用手一摸還扎人，硬度可以當作石塊，我想如果向誰頭部猛擊，可能會致人死命！我拿着這個饃不知如何處理，心想：這能吃嗎？正在我疑惑猶豫之時，一轉眼發現景“大頭”兩眼直勾勾地瞪着我手裡的糝子饃，一副饞兮兮的樣子。我索性做個人情，解決這個難題吧，就隨手給了他。周圍那些個編筐的人發出嘖嘖讚嘆的聲音，滿臉的羨慕神情。景“大頭”看着手裡的饃兩眼發光，顧不上向我道謝，張開大口先咬了一大口，立即大嚼起來。看他那貪婪吞食的樣子，我不禁想到：景“大頭”是不是幾天沒吃飯了？看他吃得那香勁兒，真象在品嘗什麼山珍海味！

 

農場李保管，也是一個勞教人員，他來夾邊溝時間較長了，可以說是本勞教農場的“元老”，農場的“嫡系”了。他領我到五小隊住地，這是一間土坯房，靠門的這邊和對面是兩排大通炕，中間也是一排炕，屋中間有一張長木頭破桌子，窗戶上糊着有破洞的舊報紙。

 

正在我打量這座將成為我棲身之地時，院子裡人群嘈嚷，鐵杴的碰撞聲和打掃身上塵土的聲音，亂糟糟一片。有幾個人已進入屋裡，他們對我好象視而不見，沒有一點好奇的表情，倒是都立即一頭倒在土炕上休息。不一會兒，進來一個身材較高的年齡跟我差不多的人，他似乎已經知我是五小隊的新成員了，向我打量一眼說：

 

“今天到的了？聽說你是電台記者？”

 

 “是。”我點了點頭說。

 

“快打飯了，等會兒給你安排住的地方。”

 

我看他走到靠牆邊有窗台的地方坐了下來，接着問旁邊一個人：

 

“值日打飯去了沒有？”

 

“剛去。”

 

“沒告訴他們瞅准了再打飯。”

 

“說了，看哪鍋稠打哪鍋！”

 

我聽着他們的對話一臉茫然。這時剛才跟我說話的那個人把我叫了過去，自我介紹說：

 

“我叫王承芝，蘭州機車廠來的，在這個隊負責，以後你多協助我工作。請教，你叫——”？

 

“鍾政。鐘錶的鐘，政策的政。小隊長，以後請多照顧，有什麼事只管言傳。”我客氣了一下。

 

“你帶行李了？”

 

“在院裡。”

 

“現在就拿來，我給你安排個鋪位。”

 

我趕快出去提行李，這時有一個小年輕熱情地幫我去拿行李和皮箱，他向小隊長建議：

 

“隊長，讓他在我這兒行嗎？”

 

王承芝點了點頭。我看這個小伙子麻利地把我的皮箱放在牆頭，又取了一根吃飯的筷子在炕上量寬窄，整整一筷子長，大概不到三十厘米，接着他把我的褥子折成三折，正好跟他量的尺寸相符，看了看向我說：

 

“晚上睡覺，這就是你的地方。”

 

“這麼窄，咋翻身？”我不以為然地說。

 

“啥——翻身？過兩天你就知道了，沒有你翻身那習慣了！你，怎麼稱呼你——”

 

“叫我老鍾吧。鐘錶的鐘。”

 

“你打飯的傢伙在哪兒？”

 

“碗？”

 

“最好是盆，碗打不下。”

 

“我只有一個臉盆。”

 

“臉盆就行。”

 

“那是洗臉的，咋能打飯？”

 

“來不及了，你把盆兒給我，我趕緊去洗洗，要不呆會兒打飯就抓瞎了。”他不等我爭辯，奪過我的洗臉盆就出去了。過了一小會兒，他就把我的臉盆洗得乾乾淨淨的拿回來了，說：

 

“一會兒我替你去打飯。”

 

我看這個小伙子又熱情，又麻利，這樣給我幫忙，不由地從心裡發出幾分感激之情。從去年我被打成右派以後，單位上的人見我如見“瘟神”避之猶恐不及，誰還曾對我這樣熱情過！

 

“打飯嘍，快！”院裡有人吆喝着，屋裡人個個爭先恐後奔了出去，我也跟着出去。那熱情小伙把臉盆給我，讓我跟他一起排了隊。

 

這時我看到院中間放着一個很大的木桶，冒着騰騰熱氣，跟前站着兩個人，可能是值日的吧，其中一個人用一把大勺在桶里攪和着。排隊的人大約有四五十個，人人臉上都是一副急不可待的表情，探頭探腦地向桶內張望，我心裡又是一陣茫然…… 。

 

打上飯的人，一邊走一邊把滾燙的糊糊往嘴裡吸，發出稀溜稀溜的聲音。輪到我了，值日把一大勺熱騰騰的糊糊倒在我的臉盆里，我走到屋裡坐在炕邊上，用筷子攪過來攪過去，那糊糊是麥子碾成的糝子顆粒做的，又摻了點什麼菜，菜比糧多，去了菜就是稀湯。我舔了舔那沾在筷子上的糊糊，一股又淡又澀的味道，令人難以下咽。那個熱情的小伙子看我毫無進食的樣子，他一邊加快速度大口大口吞食着自己盆里的飯，眼睛卻目不轉睛地盯着我那飯盆。只見他三下五除二很快吃光了，還把飯盆邊殘留的食物用舌頭舔了又舔，接着討好似地對我說：

 

“吃不下吧？給我吧？”

 

我毫不猶豫地把整盆飯給了他，像剛才我給景“大頭”那個糝子饃一樣，周圍的人同樣對那年輕人顯出又羨慕，又妒忌的神情。這件事沒過多久我就完全明白了，凡是剛來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這伙餓狼一樣的同伴眼中的一位“王子”，是一位慷慨好施的“善人”。而“王子”、“善人”過不了幾天，他自己也會成為餓狼中的另一隻餓狼了。

 

來到夾邊溝的任何一個人都曾有過讓人奉承服侍，有人給你鋪床疊被、端水打飯的“王子”一般的尊貴，可惜呀！這尊貴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經受了幾天的勞役之苦，他就會成為向新來夾邊溝的尊貴“王子”獻媚和乞求施捨的賤民了。

 

 

 

 

 

 

 

 

 

 

 

 

 

 

四、夾邊溝眾生相

 

 

縱觀古今中外歷史，朝代的更迭，榮衰的轉換，哪有這般突兀的變化啊！然而夾邊溝這戈壁荒野、不毛之地卻獨創出如此人間奇蹟！

 

大躍進的熱浪，在遠離人寰的夾邊溝也被烤灼得火燒火燎。農場號召：大干加巧幹，掀起翻整荒地的高潮。

 

我改造心切，力爭在勞動中有立功贖罪的表現，第一個倡議成立“青年突擊隊”，請求農場領導派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兒。於是進入冬季的河西走廊，儘管嚴寒刺骨，滴水成冰，我作為青年突擊隊的隊長，卻穿着背心，短褲，揮銑如梭，抬筐如飛，大汗淋漓，聲音嘶啞，還在高喊加油不已！五小隊的夥伴用紙糊的喇叭對我表揚了又表揚，這下子人更“瘋”了！

 

收工了。渾身骨頭都快散架了。在返回的路上，心裡卻只有一門心思：糊糊稠不稠？今天評“加飯”，有沒有我的份兒？

 

什麼叫評“加飯”？標準：每天出工幹活兒誰磨洋工了，誰沒有完成任務指標了，扣飯。怎麼扣呢？值日把一滿勺糊糊在桶邊磕一下，那勺里的飯就磕掉一部分，打的糊糊自然就少了。這種扣飯最要命了。因為幹了一天的特重勞動，就是吃一滿勺都不飽，要是再扣去一部分，對於餓急了眼的人來說，那不是要命的事嗎？

 

凡是被扣飯的人不外乎是那些老弱病殘者。試想，干的是一樣的活兒，分的是一般多的勞動定額，自然是身強力壯、年輕點兒的人完成的好。比如抬一百斤重的大筐，我當時就能抬得動；而體弱一點兒的使出全身的力氣，也只能抬八十斤，再多了抬起來就晃晃悠悠，邁不動步了！而被罰扣飯的正是這些弱者、病號。

 

加飯，是什麼標準？一般完成勞動定額，任務一點沒落趟子的還不行，更要看你的“表現”。就像我，喊的邪乎，又是赤膊大戰，（如能像當年羅通那樣盤腸大戰，就更好了！）揮汗如雨，奔跑如飛，拼上一條命那樣干，有了這個“標準”才行，才能評上加飯這個讓人人都眼紅的殊榮。在當時，我為什麼會有這樣驚人之舉呢？原因有二：一是真心想好好勞動，爭取早一天改造好，早一天回到蘭州。可是不聲不響勞動再好，別人（主要是領導）看不見不行，瞎使勁不行，得讓人看得出來。既然出力了，為什麼不表現得有聲有色呢？二是耍小聰明，譁眾取寵。假如能在小隊上混出個脫離重勞動的輕差使，則是我所盼望的。

 

為了表現自己，我每晚在一盞煤油燈下刻臘版，印《勞動簡報》，整座房裡四、五十條大漢鼾聲如雷，屁聲如鼓，此起彼伏，甚為“壯”聽！

 

我沾了當過幾年編輯的光。邊構思邊刻寫，空話、假話、套話，一個勁地瞎吹牛，標語口號羅列成行，成績一、二、三，歸功紅太陽，歸功場領導，勞教人員有改造的決心，早日“脫胎換骨”，云云……。

 

於是乎，我名聲鵲起，譽滿夾邊溝，連管教隊長、一位老公安，見了我都面帶微笑，大有讚賞之意，（真的，他們多希望我這樣的人多有幾個啊。）

 

大躍進興了一陣子“拔白旗”。據說高級官僚誰跟不上形勢，思想保守，就拔誰的“白旗”，官職由高降低，由大降小，直至“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股子風也刮到了夾邊溝。農場也興起了“拔白旗”。可是這裡的人早已被罷官免職，吊蛋精光，無官無僚。有的只是一群被剝奪了基本人權的各類“分子”，對他們還有什麼可“拔”的？但是農場場部下達的“任務”完不成又怎麼行？

 

於是，每天晚飯過後，各人在自己的被褥卷上半倚半坐，個個眼皮朝下，不吭不哈，經過這好一陣子的冷場，最後只得由某個“積極分子”或小隊長“點”某人的名字，於是大家對他一通不痛不癢的“批判”，接着就不斷有人發出斷斷續續的鼾聲，或長或短，或響亮或低沉的屁聲，每逢這種交響聲起，就引起一陣鬨笑。也就在這時會有人喊：“睡覺吧——！”於是人們如遇“大赦”，都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今天終於過完了。可是明天呢？……

 

這一“拔白旗”的運動持續了好幾個月，我們也就每晚“空對空”地“批判”了好幾個月。

 

來夾邊溝勞教的人，我一直默默地觀察着來這兒的各色人等。看他們的言談話語，行為舉止，待人接物，真是各具特點，千姿百相。我有心無心地為他們分了類，一類是：安分守已、老實勞動、接受改造型。這一類人是大多數，而在這一類人裡邊，大多數又是年歲大些，結了婚有兒有女的人。一切行動聽指揮，規規矩矩、一板一眼地勞動，領導怎麼說就怎麼幹，盼的是早日脫胎換骨，摘帽回家早日和家人團聚。

 

二類人：牴觸型。這類人又分公開牴觸和消極牴觸兩種。在這類人中，心裡有個疙瘩，我怎麼啦？我犯什麼法啦？不明不白，無憑無據，你們還講理不？不行啊！胳臂終歸擰不過大腿。因此，氣不順，經常是處處頂着干，明頂、暗頂，摔摔打打、罵罵咧咧，看誰都不順眼，總想找個喳兒，發作發作。

 

三類人：混型。混日子、混時間，既來之、則安之。今天混過混明天，混到哪天算哪天，混到哪年算哪年！鬥不過，躲的過，行吧？ 一天吊兒浪噹，無所用心，混過一天算一天，吃不飽肚子，勒勒褲腰帶，悶頭睡大覺，不是一天兩飽一 ，不飽也的睡呀！

 

四類人：投機取巧、偷盜詐騙型。這類人不多不少，原先本不屬這類型的人，不知怎麼搞的，竟然也變成奸滑偷盜之輩了！這類人沒有改造好，反而越改越壞了，其實，這類人在這個大環境中，得到的淨是實惠的東西，你拼着命出力干，出大汗、受大累，熱能消耗了多少，多少；他們呢？一會兒上廁所，一會兒肚子疼、一會兒屁股疼，偷奸耍滑，裝病裝死，節約熱能，保存了實力！飢餓大潮來了，這些人敢偷、敢摸，先填飽肚子再說，那些餓死事小，失節是大的老實人，不偷、不摸，每天喝兩頓稀豆麵糊糊，節操保住了，小命嗚呼啦！這理，你跟誰去講？

 

夾邊溝的眾生中，都有喜怒哀樂，都有個人秉性，都有愛愛恨恨，都有生的憧憬，也都有個人抱負，最後呢？未來等待你們的又將是什麼命運呢？

 

 

 

 

 

 

 

五、我的“Friday ——星期五”

 

 

看過十八世紀英國作家福笛的世界名著《魯濱孫漂流記》的人都知道，魯濱孫在荒島上收了一個土著野人作僕人，並給他起了“星期五（Friday）”的名字。而我在夾邊溝勞教期間，竟有幸也有自己的“星期五”，他的本名叫趙覺民。

 

趙覺民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對我極為熱情的小伙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成了我的勤務員和朋友。他二十剛過，父母都在東北瀋陽老家，他隻身一人在蘭州鐵路局當一名工人。此人其貌不揚，又很邋遢，冬天了，還穿着一雙“空前絕後”露着腳趾頭的破布鞋，一件藍色的舊鐵路服破得“百孔千瘡”，腰上繫着一根草繩，褲子已經破得一綹一綹，很難遮擋住那玩藝兒，一年到頭蓬頭垢面，拖着長長的清鼻涕。睡覺的時候更是可憐，無被無褥，渾身打渾身，在零下20多度的嚴寒夜晚，只靠在兩旁人的被褥夾“擠”中取暖。我看他實在可憐，送他一件絨衣，一雙舊皮鞋，一條舊美國海軍軍用毛毯暫歸他用，這使他對我感激涕零。也許是為了答謝我，每天跟前跑後，端水洗碗……。他口袋裡隨時都裝着火柴，每逢看到我從衣袋裡往外掏出煙盒準備吸煙的時候，早為我劃着了火，於是我抽一隻，他也會得到一隻。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錢買煙，這樣，我的煙的消耗量也就因此增加了一倍。

 

一天，      在閒聊中我問他是為什麼來這裡勞教的。他兩眼眨了又眨無所謂地說：

 

“嗨！為啥？我一點也不知道為啥來的。”

 

“啊？我是說，你是為什麼問題——給你戴的什麼‘帽子’？”我進一步啟發他。

 

“帽子？沒帽子。我跟你說吧，我這個人平常愛散漫，不愛學習，一學習就打瞌睡；再呢，愛和領導‘頂牛’，他說東，我偏西。還有，工會有個女的叫宋玉蘭，跟我同歲，我想跟她好，可她總是帶答不理的。有一天，她在辦公室值班，我拉着她的辮子跟她逗着玩。沒想她大聲嚷起來，其他人都跑了過來，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這時小宋索性順坡而下，說我調戲她了。這一下我是渾身長滿了嘴也說不清了。

 

小趙連比劃帶說，一臉的無可奈何。我問他：

 

“後來呢？“

 

“我以為單位頭頭要找我呢，心裡一直七上八下，等着挨“批”。可好多天過去了沒人找我，心想可能沒啥事兒了，又嘻嘻哈哈、大大咧咧起來。這回壞事兒了……”

 

“怎麼啦？”我焦急地問他，以為他又捅了什麼“漏子“了。

 

“有一天，我正在辦公室跟同事們嘻嘻哈哈扯閒淡，我們頭兒進來了，一腦門子的‘政治’，衝着我說：‘你來一下！’我悄悄地跟他進了他的辦公室。一看，有保衛科的倆人，當時也沒在意。頭兒對我說：

 

“趙覺民，你跟他倆去辦個事。”我問辦什麼事，頭兒也不說，只是低頭看報。我心想，管他的，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就跟着他倆出了辦公室。他們連宿舍都沒讓我回，就把我押上火車，直接給送到這兒來了。

 

天哪！怎麼能這樣處置人？我心裡不禁為小趙鳴不平。當時我又想：在夾邊溝農場被勞教的人，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有冤氣。可不管冤或不冤，到了夾邊溝你就只有認命吧！

 

一九五九年冬天，在全民大饑荒中，小趙死在了夾邊溝農場。他是因飢餓難忍，吃田裡的死老鼠和戈壁灘上的蜥蜴不幸中毒，口吐鮮血倒在荒灘上的。沒有花圈，沒有親人的眼淚，只有戈壁灘上的陣風捲起縷縷黃沙，發出嗚嗚的聲音，像聲聲哭泣在為他送行，為他不平。

 

 

 

 

 

 

 

 

 

 

 

 

 

 

 

 

 

 

 

 

 

六、魂斷荒漠的播音員——孫敬

 

 

五十年代，省電台有位男播音員叫孫敬。當時他三十剛過，小伙子個頭接近一米八，長相也無可挑剔，可謂是“一表人才”，偏偏又干的是許多人，特別是姑娘們都羨慕、喜歡的“播音員”工作，於是乎異性“自動上門”者趨之若騖。可這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孫大少”是個遇事優柔寡斷又愛面子的人，面對眾多愛情追求者，既沒個准主意和其中的哪一位“談”，又不好意思回絕其他的任何一位。於是晚飯之後，業餘之時，尤其是節假日，“來訪者”絡繹不絕，“大少”迎來送往頻頻不斷。這在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思想觀念下，自然是容不得的。加上他平日對待工作是得過且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毫無“積極”可言，是個領導和群眾心目中的“落後分子”。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孫敬平日裡特別講究衣着外表，穿衣服從來都是整整齊齊，不折不皺，褲子上的兩道褲線筆挺筆挺，腳上的皮鞋無論新舊總是鋥光瓦亮；至於他的愛乾淨、愛漂亮是台內有了名的，並且已經成了“潔癖”。給人的印象是：衣冠楚楚，溫文爾雅；幹活辦事磨磨蹭蹭，慢慢騰騰。是脫離群眾，獨來獨往，離群索居，清高孤傲的“落後分子”；“孫大少”的綽號也就在全台傳開了。

 

由於孫敬對政治毫無興趣，57年初開始的“整風”運動中也就一言未發，大字報一張未貼。但在那個年代裡，“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以孫敬平時的表現，早就在領導心中掛了“號”，因此在運動後期機關幹部下放勞動中，他自然而然是首當其衝，第一批下放名單中的成員，被下放到玉門花海子農場帶工資“勞動鍛煉”。

 

勞動條件的惡劣，生活條件的艱苦，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壓力，不久他就患了腎炎，便血、浮腫，體力不支。但是當時農場領導上的極左認識，從思想上把這些下放幹部都看成是“沒戴帽子的”右派、反革命，是來接受“勞動改造”的，因此各方面的對待都很苛刻，甚至是殘酷。加上“大少”本人本性難移，在勞動中從來沒有較好的表現，因此農場領導認為他的病是“裝”出來的。

 

一個人最大的不幸莫過於自己不被周圍的人所理解。而孫敬當時就正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於是他被迫走了極端，未向領導說明理由，擅自離場，回到了蘭州，住在中山路的一家旅店樓上。

 

也許是確有其事。旅店女服務員向領導反映說，住在某某號房間的姓孫的有“流氓行為”，（用現代語言說就是他對她有“性騷擾”）。這一下把天給捅了個窟窿，事情非同小可。旅店經理先把他送進了派出所，一查他是電台的，接着一個電話打到了電台。電台派人把他“領”了回去，不容分說，給他改換“門庭”，由“勞動鍛煉”升格為“勞動教養”。

 

這樣，孫敬到夾邊溝的時間是在58年的11月間，比我僅僅遲來了一個多月。

 

那是一天下午四點左右，我們正在大路邊一塊地里幹活兒，遠遠地看到有兩個人朝這邊走來。近了一看原來是孫敬和另外一個人。只見他身着一件軍大衣，一身平展展的灰色咔嘰布中山裝，腳上一雙亮鋥鋥的舊黃皮鞋，大背頭梳得油光閃亮，高昂着頭，款款而行，大有來此參觀訪問的派頭兒。

 

我忙走過去和他打招呼：

 

“孫敬，你怎麼也來了？”

 

“沒啥。說我自由散漫，作風不好。”

 

“你咋不帶行李呢？”

 

“行李？唉，都在花海子呢。”他慢條斯理地答道。

 

“天已經冷開了，你沒有行李晚上蓋啥？”我焦急地問道。

 

“那……農場不發被子嗎？”對他的天真反問，我只有抱以苦笑道：

 

“你想得倒美，農場還給你發個老婆呢！”

 

看到他那失望的樣子，我就說：

 

“你先到隊部報到。等一會兒你到五小隊來，我給你一條被子。”

 

晚飯後我給了他一條綠花布舊被子，和一條包行李的灰棉毯。

 

第二天我聽李保管說，孫敬被分到新添墩分場了。從此以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面。後來聽人說，他的病一天天地嚴重了起來，受不了那裡的超強勞動，曾兩次逃跑，但都被抓了回來，關在禁閉室里。後來不知怎的就死了。

 

一個風流倜儻的男子漢、大丈夫，一個永遠面帶微笑的老好人、窩囊廢。活着的時候從不與人爭高下，死的時候也不作任何掙扎，任憑命運的擺布，領導的安排，悄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象孫敬這樣一個人，一表人才，從事的又是令人羨慕的播音員，本可以與一個傾慕他的漂亮女孩結為親眷，生兒育女，幸福甜蜜地生活一輩子。可是，他落了個光棍一條，拋屍荒漠，也許，在他臨合眼那一刻他想了很多，很多，遠在福建的父親令他思念難捨；蘭州知友—六生園少東小高讓他憶起深厚的友情；在心中還有某位令自己愛慕的女友等待着有一天重返蘭州時向她吐露心中的戀情┈然而，這一切都如夢、如煙逝去了！

 

如今，近半個世紀了，他埋身之地年年草青、草敗，歲歲花開、花落， 伴他春秋更替直到無盡無休，啊！老天作證。

 

 

 

 

 

 

 

 

 

 

 

 

 

 

 

 

 

 

 

 

 

 

 

 

 

七、餓殍之鄉的“飽死鬼”

 

 

我們五小隊曾經發生過一件使人不可思議的特大事件。

 

隊裡有個姓石的小伙子，個頭不高，卻很粗壯，一看就知道是個農村長大，從事過重體力勞動的人。他幹活麻利，又肯出力氣，幹得比旁人又快又好，是我們五小隊公認的積極分子。我的祖籍也是滄州，他和我同為滄州人，“人不親土親”，彼此間有一種很自然的老鄉親切感。

 

小石因為每次都是超額完成所分配的任務，幾乎每天晚上收工後打飯，總是會得到“加飯”的獎賞，比旁人多喝點兒糊糊。可他也有個“特點”，那就是飯量特大，比其他人都餓得快，一開口就喊餓。看他的眼神就和旁人的不同，兩隻眼凹陷着，總像是在搜尋着什麼，令人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

 

有一天，農場的嚴隊長去酒泉城裡採購東西，命小石跟着去當搬運工。小石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其他人早已睡下了。半夜裡大家被小石的呻吟和喊叫聲所驚醒。小隊長王承芝點着了窗台上的煤油燈，披着衣裳走到他的鋪位旁。此時大家也都陸續起來圍到小石身邊，一看他臉色蒼白，嘴角上鮮血殷殷，被子上、地下也都是血，火坑下邊的臉盆里吐了將近一臉盆的血和吃下去的食物。

 

看到小石成了這個樣子，大家都驚呆了！小隊長一邊讓人去醫務室找大夫，一邊和其他人忙着收拾吐在臉盆里的血和嘔吐物。不大一會兒，劉逢舉教授急匆匆地趕來作了檢查後，讓人把小石背到醫務室去了。

 

這時大家才紛紛議論開來。有人納悶小石去酒泉時還是好好的嘛，怎麼一下子成了這個樣子，吐了這麼多的血？更多的人分析小石可能在城裡猛吃猛喝，把胃撐壞了。大家七嘴八舌頭，你一言，我一語，分析猜測了一會，然後各自鑽進了被窩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剛起床，王小隊長從醫務室回來告訴大夥：小石死了！

 

聽到這一消息人們大驚失色，難以置信——死了！一個身體這麼棒的小伙子說死就這麼輕易地死了？

 

王承芝小隊長整整一宿沒合眼。他一直幫着大夫搶救病人。

 

“小石真是不要命了！跟着嚴隊長去酒泉城，你們猜他一頓晚飯吃了多少？”這位小隊長先給大家來了個“懸念”，看着大家眼睛直勾勾地一齊望着他，焦急地等待着答案的神色時，接着說：

 

“好傢夥！半斤一碗的炸醬麵幹了三大碗，還有十幾個炸油餅！劉教授一檢查，胃漲破了，沒治了！天沒亮人就完了。”

 

他說到這裡，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走到小石的鋪位旁，在靠牆的地方翻騰着在找什麼。這時，我看見他尋到了一個舊毛巾包，裡面包著幾個黃色的油餅。

 

“看，昨晚上小石人都不行了，還叮囑我今天把這幾個油餅給他拿去，他還想吃……”。

 

說着他把手中的油餅放在了屋子中間的一張破桌子上。正在此時，院子裡值日的喊開了：“打飯嘍——”。於是人們都忙着取飯盆奔出屋外……。

 

吃罷飯要出工的時候，王小隊長忽然想起了那放在桌子上的油餅包，急忙進屋來找，此時那毛巾連同內中包着的東西卻早已不翼而飛了。

 

集合點名出工前，王承芝盯着隊裡的幾個人，沉着臉說：

 

“死人丟下的油餅子也偷，能吃得下嗎？不怕也像小石一樣撐死嗎？誰偷的，我可以猜個八九。晚上開會再說。出工！”

 

……，……。

 

我的滄州小老鄉，二十剛過的小青年小石，你雖然死得很慘很慘，可是我們中的許多人從心底里卻是那樣的“羨慕”你。為什麼？因為他們自從來到了夾邊溝以後，就沒有吃過一頓飽飯，終日裡飢腸轆轆，難忍難挨。多少人都是禁受不住飢餓的折磨癟着肚皮去見上帝的，唯有你不是“餓死鬼”。你是腆着肚子，甚至是撐破了腸胃的“飽死鬼”，這樣，你在閻王爺面前就會說：“誰說餓死人了！您看，我不是因為吃得太飽了，撐破了肚皮才來見您的嗎！”

 

 

 

 

 

 

 

 

 

 

 

 

 

 

 

 

 

 

 

 

 

八、人才濟濟，群英薈萃

 

 

    農場有個醫務室。醫務室的大夫是蘭州醫學院的一位教授，公共衛生系主任劉逢舉。

 

劉逢舉教授與我有一段工作上的接觸。五七年春，在大鳴大放中，我作為電台記者採訪對象是在蘭州的各高等院校和民主黨派中的高級知識分子。而蘭州醫學院和電台正好兩對門，只是隔一條馬路，前去採訪又近又方便。當時醫學院的鳴放會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位國內外知名的教授：其中之一就是公共衛生系的劉逢舉。在大鳴大放時，我錄過劉逢舉的發言錄音，還播發過採訪他的新聞，通過幾次採訪，我跟他的關係也就很熟了。

 

以後反右開始，在報上也知道幾乎我採訪過的教授學者、民主黨派社會知名人士，差不多無一倖免地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劉逢舉當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我與這位大教授在夾邊溝的不期而遇，說來挺有戲劇性。那是我剛到夾邊溝不多天，因為勞動過重，缺乏營養，痔瘡又犯了，於是去醫務室看病。一進門看見劉逢舉教授穿了件白大褂，正在寫着什麼。我頓時一驚，怎麼他也勞動教養了！而劉教授則抬頭看見了我，除了驚訝之外，竟幽默地對着我說：

 

“喲！我們電台的大記者怎麼到這兒採訪來了？”劉教授說罷爽朗地大笑起來。

 

“這叫‘千里有緣來相會！’‘他鄉遇故交’嘛！哈……”我也順嘴謅了兩句，互相笑了起來。

 

劉教授在夾邊溝可以稱作是一位大知識權威了。

 

另一位知識權威是病理解剖系的馬黻庭教授。當年馬老在鳴放會上的發言，極為幽默辛辣，語多譏諷自嘲，可謂“妙語驚人”。比方，他形容知識分子當時的心境、處境時，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工作上恪盡職守，勤勤懇懇，儘量為人民多作貢獻；思想上努力接受改造，願意跟着黨走。如果把我們比作和尚的話，總是認認真真地“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可是“運動”一來，就“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終日。這時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自己就象一口鐘了，於是就“當一天鐘，挨一天撞”。馬老之妙語驚了四座，得到了多數與會者的共鳴。可是“極右”的帽子也就理所當然地扣到了他的頭上。直到二十二年後馬老才得以“改正”，可他人卻已垂垂老矣 ！

 

囚禁於夾邊溝的知識界權威中，還有位鼎鼎大名的頂級權威人士，此人便是國內數得着的名牌重點大學——蘭州大學校長陳時偉博士。

 

陳博士來到夾邊溝接受勞動教養，在農場領導的“關懷、照顧”下，的確也算是“發揮”了他的專長。這位著名化學家每天“改造”的任務是：拿一把小鏟，背個小布口袋兒，在一片又一片地里取土，然後進行化驗：酸性乎？鹼性乎？每日與戈壁沙土為伴，孑然一身，獨來獨往，早出晚歸，大才小用。堂堂一位名牌大學校長，當年該是何等躊躇滿志，意氣風發！陳博士學貫中外，專業有成，解放初期匆匆回國，一心教書育才，報效祖國；身負校長重任，正欲大展宏圖。孰料一失言成千古恨，墮入“陽謀”之網罟，永劫不復，好夢成空。如今又丟下一位學富五車，享名國際化學界的愛妻左宗祀。左教授不圖國外優厚待遇，放棄在美國的富裕生活，懷拳拳報國之心，與丈夫同歸祖國，為建設新中國，發展祖國教育作貢獻。可惜的是，她與乃夫命運一樣，同被劃為右派。孤身隻影，在蘭州過着度日如年、以淚洗面的日子。夫妻離散，遙隔千里，兩地魂牽，難得相見。 這樣一雙享譽國內外，具有淵博知識的高級知識分子，雙雙遭此噩運，既是他們個人的大不幸，更是國家、民族的大大不幸！不是嗎？

 

在夾邊溝被勞動教養者中還有一位甘肅省社會名流，此公乃是甘肅省民革常委，回族馬廷秀。馬老先生  學識淵博，金城縉紳，是位社會上響噹噹的知名人士。整風中馬公也因言多招禍，正所謂“言多語失”、“禍從口出”，不知哪句話觸及大諱，捅了要害，犯了大忌，以致失足落水淪為右派，送至夾邊溝勞而教之。

 

對於這樣一位統戰人士、社會名流，看來與一般勞教人員是有點特殊優待的，最大區別就是用不着跟一般人那樣出工受累，可以干點輕活兒。

 

馬廷秀被分到農場副業隊，他的勞動還帶有點技術：釀醋、賣醋。雖每日被醋酸味熏得牙倒、胃翻，卻倒也安逸坦然，而且逃開了那散骨斷筋的勞役之苦，可謂幸運哉！

 

除此而外，河西某縣的縣委書記吳玉恭，不知因何也來到自己的領地受苦受教。如此看來，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戈壁荒灘上，區區方圓幾平方公里的“改造”之國，聚集着一批共產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功之臣，民主黨派的頭頭腦腦、社會人士，以國家幹部為主，黨、政、工、團，士，農、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們俱都學有所長，各都身懷絕技；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地北山南，為了在中國大地上實現社會主義，在各自的崗位上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只因為“嘴邊沒有把門的”，一言既出，大禍臨頭。但絕大多數人仍對共產黨懷着一顆赤誠的心，對國家民族寄予無限厚望。於是，在虛心檢討，低頭認罪之後，由四面八方來到這彈丸之地接受勞動改造。最令人不解的是還有一群“女教民”們，幾乎百分之百的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在副業隊自成體系，終日推磨篩谷，縫補漿洗，幾千人的偌大農場，自有那些婆娘們干不完的活計。

 

說起夾邊溝的“女教民”，她們大多數都是上海、天津、北京等沿海大城市來西北支邊的女知識分子。她們熱情奔放，多才多藝，能歌善舞，思想開放，不像西北的女孩較為保守，難免行事出了點兒格，難免表現有些越了點兒軌，在愛情上不太循規蹈矩，於是乎，被保守的領導視為“壞分子”送來夾邊溝農場勞教，叫她們改造成“好分子”。天吶， 如 今天世紀之交的城市女孩們的表現來對比，那些曾被定為“壞分子”的女人豈不冤枉乎也？她們之冤是生不逢時，誰讓她早生了二十年，怨就怨她們的爹娘吧！除此，她們敢怨誰呢？

 

夾邊溝，你這彈丸之地，荒謬灘野漠，曾有過人才濟濟、群英薈萃一時之威，怪不得老甘肅人對你那般熟諳！如今年在六十歲左右的甘肅人一提起夾邊溝這個字眼時，都有毛骨悚然之感呢！

 

 

 

 

 

 

 

 

 

 

 

 

 

 

九、風雪嘉峪關

 

 

一九五八年的嚴冬，河西走廊的大地雪蓋冰封，一派蕭瑟。白楊樹的枯枝在勁風裡顫動，黃沙瀰漫於大漠蒼穹之上，把天空濛上厚厚的昏黃昏黃的沙塵，讓人感到窒息、壓抑和沉重。四周空曠無垠。偶爾看到一簇簇芨芨草，不住地在寒風中抖動。

 

“開會了！大家都坐好了，請嚴隊長訓話”。五小隊王承芝小隊長看着大夥大聲地宣布。於是嚴隊長開始講話：

 

“現在農活都幹完了。現在呢，大家還要在大躍進的大好形勢下再鼓一把勁。”在場的個個瞪大了眼睛急切地想聽聽下文，“現在呢，（嚴隊長每講一句話都要加上‘現在呢’這個詞兒），要考驗你們了。有一項大任務，現在呢，讓你們在勞動中更好地改造！明天就要把你們派出去勞動。”嚴隊長剛講到這，下邊一片嘰嘰喳喳的聲音議論開了，因為這些天一直有一個小道消息，說農場要派一些年輕力壯的人到什麼地方去，到那可以放開肚子吃飯，不定量。還聽說是給一個大單位幹活，伙食特好，有肉，還有炒菜……。

 

“大家別吵了！現在呢，叫王承芝念一下名字，有誰，誰就收拾一下，明天早上開過早飯以後就出發。王承芝，你念一下名單。”嚴隊長講罷，就坐在一個凳子上掏出煙點了火，悠悠然地抽了起來。小隊長王承芝大概念了有三十多個人的名字，每念到一個人的名字，大家就不約而同向那個人投去羨慕的目光。當念到我的名字的時候我高興得跳了起來，心裡撲嗵撲嗵，就像是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小鳥撲向開啟的籠門，即將飛向大自然，自由自在任意翱翔似的，感到極其幸運。心想：這下我終於又有了一個勞動立功的機會了！

 

這次幹什麼活，很快大家就都一清二楚了。是架設一條高壓線，從嘉峪關架到玉門，它是為籌建的大型煉鋼廠——酒泉鋼鐵公司而架的一條高壓輸電線路。

 

我們夾邊溝農場基建隊的隊員像一群散兵游勇，又像是一群逃難者，穿的衣服是五光十色，雜七雜八。可是，這些人都是農場裡年輕力壯，身體條件頂呱呱的，老弱病殘一個不要。說起來也算是夾邊溝的“精兵強將”了。我們這夥人一出場門，首先想到的是：這下可離開那個囚籠一樣的荒溝了。更重要的：這會可要天天吃飽飯了！

 

工地就在空曠無際的戈壁灘上。三座綠色的棉帳篷孤零零地立在荒漠之中，遠遠望去就像是幾座荒冢在厲風中抖動。帳篷外邊幾個盛水的大汽油桶，桶中的水已經結了厚厚的冰層。

 

按照名單我們分別住進了各自的帳篷。這時，每個人都喜笑顏開，好像盼來了“改天換地”的新生活。大家興致勃勃地打開行李，把被褥鋪得平平展展，再不用像往日在夾邊溝擠沙丁魚了。僅此一點，每個人也就第一個心滿意足了。當然下一個盼的就是“開飯”了。

 

“嘟…嘟…”幾聲哨音，大夥急匆匆跑出帳篷，參差不齊歪歪扭扭站了幾排排。農場帶隊的袁管教等待眾人站好了後，說：

 

“現在就準備出工。先請工地魯師傅講一下幹活的要求。以後工地上的事兒要聽魯師傅的安排。……”

 

魯師傅是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工人，粗壯的身板，襯着黑紅黑紅的臉，和我們這一群面黃肌瘦的“勞教”們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從藍工作服上衣口袋裡掏出個黃牛皮紙本本，告訴我們說：

 

“咱們這條高壓線要從這兒修到玉門。大躍進嘛，要趕工期爭取年前完成任務。你們的任務就是挖栽杆子的坑坑。等會兒，給你們講挖坑的標準。一定要合標準，多深，多寬，多長，一點也不能錯。你們每五個人包一個點：兩個人負責挖中間的大坑；另外三個人每人挖一個小坑，是拉杆子的小坑，隔多遠都有一定的距離，一天一天往前趕。對了，挖到一定距離再搬帳篷。還有，一天三頓飯，中午飯送到工地。”

 

大夥一聽是一天三頓飯，還沒等魯師傅講完，一下子都興奮起來，個個是滿臉笑容，都咧開大嘴，眼睛眯成了一條縫，不知是誰竟忘乎所以問道；

 

“魯師傅，饃饃管飽嗎？”

 

“閉嘴！”袁管教向那個喊話的人瞪了一眼。

 

“管飽。每天一個人六毛錢的伙食標準。六毛錢可以買十五個饃饃……”，魯師傅剛講到這，人群里已炸開了鍋，啊！十五個饃饃！人們又驚又喜，好像那白白的熱氣騰騰的十五個饃饃已經到了嘴邊了似的。魯師傅對大家的表情一是大惑不解，二是感到可笑。

 

“好了。現在我就帶你們分任務。”他轉過身來又問袁管教；

 

“袁隊長，你還有啥？”

 

“出發吧！”魯師傅向我們說道。

 

“大家排成一個長隊，跟袁師傅走”袁管教發布命令道。

 

於是，我們樂滋滋的嘰嘰喳喳排成一字長蛇隊，跟着袁師傅向前走。

 

這樣，每個點留下五個人，等第一個點的人定下來以後，袁師傅向他們交代說：

 

“你們都聽着，中間的大坑，兩個人挖；邊上的小坑，一個人挖一個。看，石灰都已經畫了線，多寬，多長都有了，深要挖到一米七，挖好了有人來驗收。大家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這時我看到中間那個大坑的石灰線，方方正正比方桌還大，小坑長有六、七十，寬有七、八十厘米。看起來工作量好像並不怎麼大，到底費勁不費勁，好挖不好挖，因為誰也沒幹過，大家心裡都不摸底，只有挖着看吧。

 

“你們到車上領工具去”，袁師傅指着停在一邊的一輛大卡車說。車上的兩個工人給我們每人發了兩件工具：一把短把兒的小洋鎬，一把短把兒的圓鐵鍬。

 

按照次序每個點五個人，我分的點靠中間，其他四個人都不是五小隊的，我一個也不認識。分到中間大坑的一個姓劉，一個姓孫，我和另外兩個人挖小坑。看看時間，上午十點過一點，我們開始了平生“第一鎬”。

 

千年沉寂、冷漠的戈壁灘，響起了叮叮鐺鐺掄鎬和鏟沙石的聲音。

 

開始幹這個活，感到很新鮮，又很帶勁，幹了不多會，就渾身發熱，我索性把大棉襖脫了，只穿了一件印着黃色“廣播”二字的厚絨衣，一鎬一鎬猛勁挖。由於怕完不成任務，我就加快了速度，頭上的汗滴噠滴噠地流着……

 

正在大家緊張挖坑的時候，忽然開來了一輛大卡車，抬頭看了看頭頂上的太陽，已是日過中午了。已經餓得直不起腰的大劉，剛才還是無精打采，有氣無力的樣子，這時一下子來了精神，扔掉工具向汽車的方向跑去。此時大家再也沒有心思幹活了，恨不得馬上飽餐一頓盼了一上午的白面饃饃。

 

車停下來了，車上的兩位師傅，笑着向大家喊道：“開飯了”！

 

我們趕忙跑到汽車跟前，看見車上有一個大竹筐，還有兩三個鐵桶，蓋着蓋兒。筐里是饃饃，桶里是炒菜。大家連忙掏出剛剛發的飯票，每張飯票兩角錢，可以買五個二兩重的饃饃。

 

“炒洋芋五分，肉絲粉條一角，紅燒肉三角。快拿碗來……”車上一位年輕的師傅不停地向大家介紹着中午的炒菜。結果使他大失所望，幾乎所有的人每人都買了五個饃饃，誰也沒買炒菜。這位師傅挺納悶地問道：

 

“怎麼你們都不吃菜？”

 

“我的師傅啊！一頓飯兩毛錢，光買饃都填不飽肚子，哪有錢買菜呀？”有人向師傅解釋着，大夥邊吃着手裡的饃饃邊向四面散去。

 

大卡車又向下個工作點駛去了。

 

天寒地凍，一鎬刨下去，石頭上濺出火星子，地上卻只是一個白點兒，半天才挖了一層皮兒，剷出的石頭沙子只有一小堆。由於使得勁大，手震得生疼，打起了血泡。此時，我覺得下身痔瘡脹痛脹痛的，用手一摸，流出的血粘乎乎的。腰似乎要折斷了，疼得直不起身來。但是這一切都必須堅持。勞動改造嘛，必須要磨筋煉骨，還要脫胎換骨，皮肉不受苦那能成嗎？

 

由於沒有一點葷腥，五個饃饃下了肚，喝了點兒溫不突突的開水，不到下午四點，肚子就又開始叫喚了。只好把褲帶勒到最後一“檔”，強撐着干。此時我看到自己挖的那個小坑進度勉強過半，心裡不禁發愁：這可怎麼辦！我走過去看看其他人挖得進度如何，結果發現所有的人一個個都乏塌塌的，手腳不聽使喚，比我的成績還差，有的乾脆一屁股坐在坑邊上，愁眉不展，長吁短嘆！

 

下午，小隊長拿着個標有尺寸的長竹竿在每個點上來迴轉，檢查進度。用竹竿量量這個，又量量那個，總是說兩句讓你感到難堪的話，像一股無窮的壓力，逼着你快干，拼命干。我悄悄地問小隊長其它隊幹得怎麼樣，回答說都差不多。這倒使我們幾個心裡多少踏實了一些。

 

難熬的每一分、每一秒呵！一面是餓得頭暈眼昏，強打精神，拼着耗盡的體力，掄着那無力的鎬頭，吃力地把石頭、砂土揚到坑外；還要提心弔膽，完不成任務，晚飯的白面饃饃被扣掉了可咋辦？！

 

太陽已落了老半天了。終於，那輛救命的卡車在天黑之前朝我們駛來了……

 

我們狼吞虎咽地把五個饃“報銷”後，天已經黑了。我第一個跳進坑裡，因為剛剛吃了五個饃，又緩了一口氣，干起活來有勁多了。這時只聽見，掄鎬鏟石的聲音，人們都彎着腰在坑下作業，如果有人由此經過，看不見人，卻能聽到鏗鏘的聲音，準會被嚇着。

 

星星在冷冷的太空眨着眼睛，戈壁灘上的勁風呼呼作響，氣溫急劇下降，比白天的溫度低了一大截。

 

小隊長也是個勞教人員，他與其他人不同之處，就是他可以不勞動，按上面的批示，監督我們，起到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的作用。因此，我們這些人對小隊長都得畢恭畢敬，極力討好，就像臘月二十三送灶爺上天一樣，讓它“上天言好事”。只見他此時拿着那根長竹杆，挨着坑量了又量，看了又看，氣急敗壞地大聲喊道：

 

“怎麼搞的？別的組都挖好了，就你們組磨磨蹭蹭的。快點干，快！”

 

實際上，哪個組也沒有完成任務。這是小隊長的一個策略，這樣可以給每個組以心理壓力，早一點完成任務，還可以藉此向農場領導邀功求賞。

 

終於收工了。我拖着疲憊不堪的身子，像打敗了仗的傷兵，在黑夜裡，踉踉蹌蹌地在亂石沙礫上，舉步維艱地走着。此時許許多多的往事，都湧上了心頭……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華北大學一千多名學員組成的西北幹部大隊從山西榆次徒步行軍直奔西安。一路上大家精神抖擻，歌聲嘹亮：“我們是民主青年，我們是革命的先鋒……”每個人都是一腔熱血，萬般豪情，滿懷革命理想，走向革命征程。

 

可是，此時此刻的我，身在戈壁荒灘蓬頭垢面，忍辱負重，這與當年意氣風發，熱情奔放的情景有天地之別，形成強烈對照，真是人世無常，命途多變啊！

 

我們回到帳蓬已是晚上十一點多了，走進帳蓬個個東倒西歪躺在地鋪上。

 

第一天的挖坑勞動，給了我們這些“勞教”們一個下馬威。原來這個白面饃饃不是那麼輕而易舉就能“享受”的！

 

……

 

帳蓬中間有一個燒煤磚的大火爐子，上面的大水壺開水噝噝地冒着熱氣。一盞如豆的油燈發出暗淡的微光，我拿起一本《文藝報》，湊近油燈翻看着。這次來夾邊溝前我訂了五，六份報刊，妻子按期把它們寄來，其中有上海的《新民晚報》 《國際電影》等。看書是我的習慣，沒有可不行。

 

手裡翻着《文藝報》，心卻不由得飛向了千里之外的蘭州。遠方的愛妻此刻正在做什麼？剛滿周歲胖乎乎的小兒子肯定在作着甜甜的夢……蘭州今年的冬天冷嗎？

 

屋子裡鼾聲四起，夾雜着痛苦的夢囈和呻吟。我知道此刻睡着的和沒睡着的，清醒的和夢中的，都在黯然神傷，倍感悽苦。

 

躺進被窩，似睡未睡，起床的哨聲就又把我們趕了起來。我極不情願地揉揉睡眼，想爬起來，而只覺得腰酸腿疼，難以站立。萬般無奈，穿好衣服，到帳篷外的鐵桶里，用小茶缸順着打破的冰窟窿舀了半缸冰水，胡亂用手沾把水在眼睛上抹了兩下，就算是洗了臉。接着又返回帳篷，站在自己的床位前，形成一個小方陣。此時兩個值日的抬來了一個大筐放在地上。大家的目光一齊射向那筐中的饃饃：一是看饃饃的大小有無變化；二是觀察個頭過小或是缺邊掉角的，是否會輪到自己的頭上。事實是我們這些人每天都有幾個會倒霉地碰上個頭小或缺邊掉角的饃饃。

隨着挖坑不斷向前延伸，出工的路程也就越來越遠。為了完成任務，半夜三更就要起程，收工回來已是十一、二點，真可謂是“披星戴月”，苦不堪言。

上工路上，幾點殘星兀自在天際閃爍，地上的寒風像把把利箭穿透人們的心。趔趔趄趄之中，我突發異想：何不喊它兩嗓，也好出出多日的怨氣。

“一馬離了……西…涼…界……”我放開喉嚨唱起了京劇《武家坡》中薛平貴的一段西皮倒板——“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 “……，……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

這充滿了淒楚悲涼的調子打破了戈壁灘的沉寂，撕開了晨曦的蒼穹。可我不是一隻歸雁。我是一隻失群的孤雁，在這無邊無際渺無人煙的荒灘野地里，獨自彷徨……

就在我引吭高歌之際，同行的隊伍中不知是誰猛地喊了一聲——“好……”！這一聲喝採在那個特定的環境、特定的時間，立即使我無比激動，淚水奪眶而出。我知道此時此刻我唱出了那個年代人們的屈辱，唱出了難友們的心聲。

………

幾天下來，大家對挖坑的活兒也慢慢地習慣，或者說適應了。最累人的倒是收工之後往回走的那段“漫漫長路”了。白天幹了一整天，晚上九、十點才收工。由於工程日日往前趕，返回的路途也就越拉越長，到後來竟然要走兩、三個小時，也就是說至少一個單程有二十里路。當初說的帳篷向前挪的話，壓根兒再沒人提起。

 

 

 

 

 

 

十、苦難中的“樂趣”

 

 

一天中午，開飯的時候，工地的師傅和伙房送飯的廚師二人在小聲嘀咕着什麼，然後倆人詭秘地相對一笑，走到我們組大劉面前：

“大劉，伙房的師傅找你有個好事”。

“別拿我開心了。有啥好事能找到我的頭上。”大劉是每天包挖大坑的，原來是個工人，平日裡寡言少語，一有空就倒頭悶睡。幹什麼活都從不賣力氣，總顯得有氣無力的樣子。一條足有巴掌寬的大皮帶把那件破棉襖扎得緊緊的，大概一是為了擋風保暖，再者腰帶扎的緊了肚子餓了也少叫喚幾聲。

“真的。大師傅聽說你肚子大，老吃不飽。他想讓你吃…個…飽。”

大劉一聽見“吃個飽”三個字，立時從地上站了起來，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們二人。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相信他二人說的是真話。

“咋個吃飽法？”

“打賭唄。”

“什麼賭？”

“你看，”說着二人麻利地從車上把饃饃筐搬下來，掀開上面的厚布簾，露出一堆還冒着熱氣的白饃饃，“這筐里還剩下這麼些饃饃，你要是能把它吃完，算你贏了，一分錢不收你的”。

大劉仍然有點半信半疑：

“真的嗎？”

“這還能假！不行讓在場的大家作證，好不好？”

我們這些旁觀者也都被即將演出的這齣好戲“激活”了，一齊湊了過來，異口同聲：好，我們大家當證人……。

大劉在眾人一片“作證”聲中，心裡似乎有了底。只見他向饃筐里再次打量了片刻，將兩手同時伸進饃筐，每隻手裡攥了兩個饃饃，順勢張開大嘴，兩口三口，稍加咀嚼就吞了下去。他一邊吃，眾人在一邊給數着數，一個，兩個，……八個……十七個……二十四……二十八個。這二十八個饃饃被大劉一口氣吃了下去，那個陣勢真如舊小說里寫的：亞賽狼吞虎咽，如同惡虎撲食。

再看，盛饃饃的竹筐已是底兒朝天，空空如也。二位師傅面對此情此景不禁目瞪口呆，一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不過，他二人估計，大劉的肚子此刻恐怕再連一口饃也難以下咽了。抱着試探的口氣問道：

“怎麼樣，差不多了吧？饃也讓你吃光了，算你行！”。

不料大劉仍“意猶未盡”。慢騰騰地回答說：

“哪裡，我還沒吃飽呢！不是說好的管飽嗎？”

圍在一旁看熱鬧的一聽大劉說沒吃飽，也就跟着起鬨，鬧得二位師傅下不了台。面對僵局，那位年長的師傅趕忙打圓場說：

“大劉，你真有兩下子！咋辦呢？饃饃沒有了，車上還有紅燒肉，一碗紅燒肉頂四個饃，中不？”一口的河南腔。

“嗯吶。”大劉毫不含糊，用東北家鄉話表了態。

年輕的師傅跳上卡車，提下一個盛菜桶，又拿了一個中號粗瓷碗，用勺子平平地舀了一碗肉，遞給大劉說：

“夥計，這可不是饃，不好消化，你可掌握着點兒……”

眾人只見大劉接過碗來，放到嘴邊，用鼻子聞了一下，接着一仰脖，先把碗裡的湯喝了，用手指頭只扒拉了幾下，一碗紅燒肉就下了肚。不一會，四碗油乎乎香噴噴的紅燒肉已被他吃了個乾淨。順手把碗還給了師傅，說：

“謝謝了！今天就是撐死了，也不背‘餓死鬼’的名聲了”。邊說邊用手抹了抹嘴，揚長而去……

這一下連我們這些看熱鬧的也都既羨慕，又嫉妒：同是天涯淪落人，俱為陽間餓死鬼，我們怎麼沒這個“道行”，沒有這個福氣呢？唉……

轉過念頭，我們又不禁為大劉擔起心來，怕他又會像不久前農場那位因暴食撐破了胃而死去的滄州年輕人。而此時的大劉正解開皮帶，脫掉棉襖，拿起小鎬一陣猛挖猛刨，砂石像雨點般的被拋向坑外……。

 

 

 

 

 

 

 

 

 

 

 

 

 

十一、與死神擦肩而過

 

 

架設高壓線的挖坑任務已經完成過半了。在前邊已經挖好的坑裡，工人師傅們開始豎杆了。這使我們的挖坑活兒，無形中有了壓力，因為工人豎杆和我們的進度是同步的，而豎杆比起挖坑來要快得多，我們挖坑的只能提前不能落後。於是我們的小隊長成天是竹杆不離手，吆喝不離口，咋咋呼呼地催了這邊又催那邊，喊夠了，催累了，他一個人躲在背風的地方歇着去了。

這一天是個大陰天，整天都是陰冷陰冷的。天上的風如刀似箭，大夥的心如死水一潭。沒有一點希望，沒有一點盼頭。而我們這個點的坑又特難挖，地下儘是大塊兒大塊兒的硬石，想躲開從旁邊挖，邊上也是大塊兒的石頭。我汗流如雨，心急似火。晚上十點都過了，其它點的人好像已經完工了，周圍靜悄悄，聽不到鏟石揚沙的聲響。我們這點的人卻一籌莫展，摸着黑東一鎬西一鎬地挖着……

小隊長蹲在我們這點上，一看這情況知道光是催，光是喊也無濟於事，索情抽開煙了。我們這個點的三個坑，有兩個已接近完成，只有另一個駝背的陝西人，我們都叫他“小羅鍋”的小張，還吭哧吭哧地干着。說話間又過了一個多小時，約摸已快進午夜，小隊長這時拿長竹杆在小張的坑下量了量，也不知夠深了沒有。

“小羅鍋，上來吧，收工！”

“阿彌陀佛！”聽到小隊長這句話，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我們六個人在返回的路上真像是一群迷途的羔羊，在戈壁灘上晃蕩着，兩腿無力，混身發軟，肚裡沒食，心慌氣短，跌跌撞撞地整整走了兩個多小時，一路上我頭上冒着虛汗，下身痔瘡疼得鑽心，幾次要求停下來休息一下，都被小隊長粗暴地拒絕了。當時，我真心盼望得個什麼腦溢血、心肌梗死的急症，當場嗚呼哀哉一死了之，倒也落個痛快，再也不用遭這個罪了。

天吶！總算挨到住宿的帳篷了。早回來的人們已是鼾聲如雷。我們這幾個摸着黑，拉開被子悄無聲息地躺下，什麼都來不及想就昏昏睡去。

河西走廊的冬天，特別是廣袤無邊的大戈壁灘上的嚴冬，無遮無擋的勁風從早到晚刮個不停，人在這種鬼地方勞動，那滋味真是可想而知。

幾天過後，我們的作業小隊已臨近祁連山了，抬頭向山上望去，白雪皚皚，起伏連綿，從東到西，宛如一條銀龍。

我們一組五個人所分的地段，正好是祁連山雪水流過，地面結了厚厚冰層的地方，四周為荒灘亂石，看着這冰層，閃着晶瑩的光亮，走在上面只打滑，冰面上石灰撒的方框框，隱隱約約勉強可以辨認，這就是要挖坑的地方。

開始挖了，一鎬下去，冰面上顯出幾個細小的窩窩。面對這倒霉的鬼地方，眾人叫苦不迭，硬着頭皮挖吧，出的力氣比往常大幾倍，冰渣渣濺了滿身滿臉，和臉上的汗水沾在了一起，冰渣渣又化成了水，與汗水一起滴到了冰層上……

眼看快到中午了，才把那層幾十厘米後的冰層刨開。此時手上已經磨起了血泡，破了的血泡又凝成了血痂，疼痛難忍。棉衣里的絨衣先被汗水濕透，又迅速冷卻下來，整個前後心冰涼冰涼的，手疼，身冷，心涼，那滋味真是旁人難以想象，自己難以名狀。

面對眼前的情景，我們幾個人個個愁容滿面，陰雲密布。只有大劉這個東北人面不改色，氣不長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不緊不慢地挖着。自從那次跟工人師傅打賭，創下二十八個饅頭，四碗紅燒肉的輝煌記錄後，就再也沒見過他當時那種容光煥發，怡然自得的樣子了。那樣的好事在他從事苦役的日子裡，是絕對空前絕後，僅此一回。��

大概已是夜裡十一點鐘了，才勉勉強強完成了任務。這又是半個多月來受到的一次新的也是最嚴酷的“考驗”。我想，當年帝俄沙皇時代在西伯利亞服苦役的革命黨人、朝廷的反叛者所受的勞役也不過如此而已了吧！

午夜了。帳篷外寒風吼叫，吹起的沙礫打在帳篷上發出嘭嘭的聲響。難友們都已進入夢鄉作着各自不同的夢。而我卻不能即刻上床，因為我的痔瘡犯的厲害，隨着勞動用力的節奏，血水一股股的向外擠，流在了內褲上，凝固時把肉與布連在了一塊，內褲脫不下來。於是我悄悄地提着臉盆走出帳篷，把陰山腳下的積雪一捧一捧裝入盆內，用手壓了又壓，直到堆滿高高一盆，端回來放在火爐上，讓它慢慢溶化再逐漸溫乎了，端下來放在靠帳篷門的地上，此時脫下外面的棉褲，穿着內褲坐在臉盆里泡着，好讓沾連在一起的屁股和內褲被水慢慢泡着分開，以便脫下內褲。這樣過了一會兒，身體的肉和內褲的布分開了，才脫了下來。帳篷內很冷，又趕忙穿上棉褲，順手把血污的內褲在臉盆里搓揉幾下，感覺不再梆硬了，擰乾後用手提着站在爐子前烘烤。

極度的疲勞，多日來的睡眠不足，沒多久就在爐子旁站着睡着了。突然一陣灼痛使我驚醒，原來提着內褲在火上烘烤的雙手，觸到了煤火上……。

上帝啊，請您告訴我，我這是怎麼了？昨天我還是處處受人尊敬的“無冕之王”，今天卻在這百里無人的荒漠中干着比勞改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苦活；昨天我還與家人歡聚一堂，盡情享受着天倫之樂，今天我卻獨自在戈壁灘上遭受着非人的刑罰！上帝啊，我的身體已經癱瘓，我的心靈奄奄一息，我已經忍受不了啦，請讓我死去吧，讓我回到你的身邊……

 

 

 

 

 

 

 

 

 

 

 

 

 

 

 

 

 

 

 

十二、人間自有真情在

 

 

   我們一路挖坑，邊挖邊進，眼看接近玉門了。

   在玉門醫院，有一位當護士長的朋友，叫高菊芬。她原來是蘭州黃河北市醫院的護士，我們在周六的舞會上經常碰面，她又是電台的一個同事的朋友，這樣小高也常到我家來玩，彼此都很熟了。她結婚後隨愛人一起從蘭州調到了玉門工作。

工程進度到了玉門，想起了她，就寫了一封短信，告訴她我正在玉門郊外架高壓線，向她致以問候。僅此而已，別無他事。這封信經過隊長審閱同意發出去了。沒有幾天，袁隊長把我叫到隊部問話：

“玉門這兒，你有什麼親戚或朋友嗎？”

“有一個朋友，石油醫院的護士長，姓高。”我回答道。

“有你的匯款單，就是你這個朋友匯給你的。”接着他又神秘兮兮地問了一句：

“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她和我愛人是好朋友。”我有意地把她與我愛人連在一起，免得袁隊長疑神疑鬼。

“嗯！十五塊錢。先給你五塊，另外十塊給你存到隊部，過些天需要了再領。”

接過隊長手裡的這五塊錢，我感到意外的驚喜。沒想到我的這位女友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雪中送炭。這是多麼寶貴的情誼，多麼巨大的支援！從我來到夾邊溝農場每月只有十五塊錢的生活費。蘭州妻子每月的工資要負擔保姆和三個孩子的生活，根本無力給我寄錢，所以高菊芬此時的匯款對我來說顯得太珍貴了！在我心裡湧起無限的感激之情，默默地說，謝謝你啊，玉門的朋友。

走在玉門的大街上，第一個感覺就是離開了荒漠戈壁，重回到了社會。街上大小店鋪，車來人往，雖不是十分熱鬧，卻使我真有隔世之感，恍似從陰曹地府返回了人世陽間。

我用這五元錢買了一大盒餅乾，此時真好像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了。我每天出工就把餅乾盒背上，睡覺時把它抱上，生怕被什麼人把它搶走、偷走。因為我是生活在一群戈壁荒原的餓狼之中，不能不防，不得不防。

幾個月來，我們頂風冒雪，披星戴月，終於完成了挖坑的任務。緊接着又當小工，每日裡背鋁線，抬電杆，填土，夯實，遞瓷瓶，搬器材，跟着師傅跑前跑後，忙得團團轉。可是這種活一沒有定額，二沒有時間限制，幹起來心裡踏實多了。特別是多數工人師傅不歧視我們，甚至還有點同情和憐憫，不像農場管教幹部對我們動輒厲聲斥責，張口就罵人，不把我們當人看。有時工人師傅自己抽煙還遞給我們一支，有時還悄悄塞給我們幾個饅頭。每逢此時不禁使人心裡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

不過有的活也真讓人吃不消。例如背鋁線，每捆大概一百多斤重，背着它來回要走好幾里路。像我這樣的文弱書生，哪裡吃得這種苦頭啊！有一天，派我去工程指揮部背鋁線，一百多斤壓在身上，剛開始還勉強能夠邁開步，走不了多遠就已經搖搖晃晃，力不勝任了，掙扎着再走沒多遠，頭上開始冒汗，心裡發慌，腳下沒根，幾步之後只覺眼前一黑，一頭栽了下去……

醒來的時候，跟前沒有一個人。我躺在小路邊上，心裡想喊，但是沒有力氣，我覺得自己這次真的要葬身在戈壁灘了。一種莫名的恐懼，伴隨着一股強大的求生願望，使我想到我不能這樣死去，無論如何不能！我年老的父母還在遙遠的天津等着我回去，蘭州的妻子兒女，也盼着我早日與她們團圓，如果我此刻閉上眼睛含冤而去，親人們除了為我哭天嚎地，悲痛欲絕，還將怎樣承受今後的一切？

“不能死，要挺住，挺住！”我閉着眼睛感到嘴裡有些濕潤，似乎喝到了一點水，甜噝噝的，其實，那是血，是嘴角流出來的鮮紅鮮紅的血沫子。

也不知又過了多久，有輛大卡車從我身邊駛過，司機似乎發現了躺在地上的我，於是停下車走了過來，看我還活着，一句話也沒說，連扶帶抱地把我擁進了駕駛室。我有氣無力地告訴他，鋁線還在那兒，司機師傅沒有理我，嘴裡嘟囔着：“管它個逑！”徑自開上車帶着我去了工程指揮部。

上級從工程指揮部了解到了情況，由袁隊長派人把我領回到帳篷，伙房的人給我端來一大缸子開水，還有兩個饃饃，我躺在地鋪上蓋着棉被，只感到頭暈，乏力……。

當時我在時醒時睡的半昏迷狀態中，沒能看清那位司機的相貌，更沒能問清他的工作單位、尊姓大名，哪方哪土人士，以至到今天我也無法向他當面感謝他的救命之恩，但我銘心刻骨地記着當年發生的那件事和那位對我有着天大恩情的好人。

在那個不與天斗，不與地斗，專與人斗的階級鬥爭年代裡，好多好多的人心靈被扭曲得冷漠了，被一段段咒語束縛得僵硬了，沒有了人間的相互同情和憐憫，變得鐵石心腸，冷若冰霜。但天地畢竟寬闊無比，好人畢竟還是多數。那位司機師傅就是億萬好人中的一個。試想如果不是他，哪有我的今天！我還要說的是，在我七十年的生涯中，在我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我曾遇到了不少在危難中給了我精神、生活等多方面救濟和援助的好人，我永遠記憶着他們，懷念他們，感謝他們！

由於上帝的寬恕，我得以從死神那裡揀回了生命。於是便受到領導的特殊照顧，使我休息三天，沒有出工，每天坐在帳篷外面曬着太陽，望着藍天上漂浮着的白雲。這是我到夾邊溝農場接受勞動教養以來最悠閒，最暢快的日子。整天都是靜悄悄的，聽不見隊長們的呵斥和叫罵，也聽不見批判會上的吼叫和口號，以及對“犯規者”的捆綁和他們的哭叫；看不見那一雙雙被飢餓折磨得餓狼似的目光，也看不見苦役們誠惶誠恐的驚懼神情……

此刻我可以隨意心馳神往，浮想聯翩，回憶過去，幻想將來……

可是，我是個自由人嗎？壓在頭上的“右派”帽子重若千鈞，不是勞改又勝似勞改的勞動教養，比勞改犯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稱得上是需要坐穿牢底的徒刑。勞改有年，教養無期。說是改造好了就可以重回單位繼續工作，可怎樣就算是改造好了，它的標準是什麼？大概這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夠解釋清楚。想到這裡，就再也沒有興趣去觀賞那天上的朵朵白雲了。

 

 

 

十三、苦中樂，夾邊溝粉墨登場

 

 

   農場基建隊百十號人完成了嘉峪關 —— 玉門間為酒泉鋼鐵公司架設高壓線的任務後，返回場部已是1958年的年底了。

我們五小隊每天的任務是向地里運送肥料。

從棚圈開始大約每50米作一區段。兩個人抬一副擔子，負責一個區段。用接力賽的方式把肥料從積肥點一段一段傳運到地頭。用大芨芨筐裝滿圈肥抬到下一個轉運點，順帶把空筐帶回來。和我搭夥的是個天津老鄉老杜，此人生得膀大腰園，絡腮鬍子占據了他的大半個臉龐，顯得黑紅健壯。他是“扛大個兒”（搬運工）的出身，練就了一次能扛三、四百斤重棉花包的本領，文化不高，說話辦事講江湖義氣。平時沒人敢招惹他，連小隊長都怵他幾分，在我們五小隊可以稱得上是一“霸”。我和他抬一副擔子，每次抬筐他都讓我一大截，他把筐繩儘量往他那邊拉，這樣重量大部分在他那邊，我就顯得輕鬆多了。

幾個來回之後，老杜對我說：“爺們兒，咱這樣跑趟趟，累不死，可就把腿跑細了！”

原來這運肥的活並不像以前挖坑那麼累人，百八十斤重的一筐圈肥倆人抬起來並不費勁，只是來回遛腿跑趟叫人乏得不行。於是他把一筐跑一趟改成筐上摞筐，一次抬四筐到五筐。抬起來還是老辦法，大部分重量在他那頭，可畢竟要比原來重得多，我走起來顯得搖搖晃晃，東倒西歪。不過他這個辦法確實省工省力，來回跑的路少了，坐着休息的時間也多了。有了老杜這樣一個好搭檔，我真輕鬆了不少，這也算是在危難中又一個幫助過我的人。

“民以食為天”。人要活着，就要吃飯，普天下古今中外凡為人者蓋莫能免。在勞改和勞教單位，由於伙食水準太低，除了黑面饃饃，基本見不到菜蔬和油水，每月不到30斤的糧食供應標準，對每天參加重體力勞動12小時以上的“勞教犯”來說，可說是“食不果腹”，充其量只能吃個半飽。嚴重的營養不足和食品匱乏，使這些人陷入了精神和肉體的“糧荒”之中。加上當時國內正在大張旗鼓地宣傳“三面紅旗”，各地農業大放高產衛星，畝產中稻30萬斤；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從58年下半年整個河西地區開始鬧饑荒，各地普遍糧食短缺，加上缺醫少藥，一些村莊陸續發生餓死人的現象。社會上尚且如此，勞改和勞教單位的情況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忍飢挨餓的日子裡，人們談論的話題幾乎離不開一個“吃”字。這個說天津“狗不理”的包子如何如何好吃，那個介紹西安老童家的羊肉泡饃怎樣怎樣鮮美，上海人誇獎老城隍廟的生煎饅頭，四川人大談家鄉的各色小吃；什麼西寧的尕面片，山東的大煎餅……，如此南北大菜，東西小吃，從這些人口中如數家珍般的倒了出來，令聽的人垂涎三尺，說的人飢腸轆轆。這樣的精神聚餐幾乎成為這些“勞教”們的每日必修課。直到一聲收工令下，人們才把心思轉到今天的麵糊糊是稀，還是稠？

一九五九年的春節快到了！人們在工余飯後的話題開始討論起節日期間場裡將怎樣給大家打牙祭，改善伙食？要討論議題十分廣泛，從究竟改善幾天伙食，到吃紅燒大肉還是羊肉燴菜？每個人是準備一個盛菜一個打湯的兩個家什，還是一個大盆就可以？雖然這是憑空瞎猜，漫無邊際，可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無論吃什麼，都突出一個“大”字：大個兒、大碗、大盆、大勺子……。每當大家爭先恐後競相發表高論的時候，才表現得興高采烈，神采奕奕，好像那大個的包子、大碗的羊肉燴菜、大個的白面花卷，都熱氣騰騰地擺在了眼前，只等伸手去抓，張口去吃了。

可是與此同時，人們發現這裡的伙食情況是每況愈下：糝子面饃比過去小多了，苞谷麵糊糊也清湯刮水的了。幾個月前架高壓線時工地上一頓五個白面饅頭、一碗紅燒肉的好光景也只是留在記憶中的一剎那了。

在夾邊溝，吃就是命呃！

離過春節大約十多天，農場場部下了指示：為了讓全體勞教人員安心改造，愉快度假，決定抽調有文藝特長的勞教人員自即日起脫產排練文藝節目，準備節日期間在場內演出。

農場的李保管員是個地道的北京人，又是個京劇迷。他對勞教人員中各色人物十分熟悉，哪個人有哪些特長，誰有什麼愛好，他全都瞭如指掌。操辦起排練演出這種事來，他尤其熱心。很快就從省內地、縣來的人員中選出秦腔、眉戶、河州花兒等節目和演員，壓軸的是京劇《十五貫》的最後一場戲，就是清官況鍾通過明查暗訪，終於查出貪財殺人乃地痞婁阿鼠所為，從而使熊友蘭冤情大白，得免一死。戲中扮演婁阿鼠的長得身材粗短，兩隻小眼睛滴溜亂轉，尖嘴猴腮，一副奸猾刁鑽之相，這角色當非他莫屬了。因為我經常在出工的路上總是愛喊兩嗓子京劇，名聲在外，成了當然的在選演員，演劇中熊友蘭。特別要提一下的是，劇中的旦角是蘭州西關十字某單位的女勞教，此前她是位工程師，也是一位票友。其他當配角跑龍套的就讓幾個“棒槌”（外行）充任。

演出前的日子，我們這些演員們在場部一間大房子裡排練，吃飯也在這裡。由於距離伙房較近，炊事員們休息的時候就過來看我們排戲，跟我們混熟了，打飯的時候就特別照顧我們，給的又多又稠。

除夕晚上、初一白天進行正式演出。演出開始了，前面都是些上面提到的小節目，表演水平參差不齊，有的五音不全，忘腔跑調；但也真還有具專業水平的表演，唱作念打，音情並茂，獲得了陣陣掌聲。最後一個壓場大軸戲開始了，坐在地上的觀眾上千人，黑壓壓的一片，場子裡煙霧騰騰，吵吵嚷嚷，《十五貫》鑼鼓聲一響，場下頓時安靜了許多。因為這是正式穿戲裝的彩唱，所以特別引人注目，使觀眾產生了濃厚興趣。這整套戲裝都是專門從酒泉秦劇團借來的，化妝師也是由劇團請來的，事先劇團來人對每個角色該穿什麼服裝，勾什麼臉譜，怎樣走台步，都給予了指導。

我演的是劇中的熊友蘭，穿上戲裝，足登白厚底靴，勒上一縷兒甩髮，煞有幾分京劇小生的扮相。這時我想起，從七八歲開始我就愛好京劇，那時我在小學讀書，有位叫張禮厚的體育老師，他是當時天津有名的籃球中鋒，還擅長拉京胡，會唱老生的很多的戲段。他見我嗓子好，又愛唱，就教了我不少老生唱的段子，像《五家坡》、《汾河灣》、《戰太平》等，每逢學校周會，就讓我上台唱上一段。還有我的同學肖金孚他二哥是個京劇票友，能拉會唱，我每到他家，肖的父母和二哥總是讓我唱上兩段，而且每個唱段都要帶上嘎調，像“……站立宮門叫小番……”、《汾河灣》裡的“……這槍挑魚兒波浪翻……”中的叫小番、槍挑都是用嘎調唱的，嗓子不好的人根本唱不上去。過去我從未登過台，這一回真是“大閨女坐轎——頭一遭”粉墨登場。整個演出我顯得不太緊張，有點兒像行家裡手，能沉得住氣，唱、念、作、表基本到位，現場發揮，跟着感覺走，可謂無師自通。演到要采的地方台下觀眾響起了掌聲，尤其是我們五小隊的，更是格外捧場，巴掌拍得最響。戲的最後是我和那個旦角雙雙向清官況鍾拜謝救命之恩，這時有三個跪搶步，每跪一回要甩一次發，還要喊一聲“謝大人！”然後況鍾退步下場，演員向觀眾謝幕。

這次演出我對自己的表演很是得意，自我感覺頗為良好，謝幕老半天了，台下掌聲不斷，我還沉浸在角色中……這時我們每個人似乎都暫時忘卻了一切煩惱和節日思親之情，感到了些許的歡樂。

正像大家所猜測的那樣，春節三天伙食見了葷腥，真的是紅羅卜餡的肉包子，每人兩個，雖然肉不多，可也真是過了年了，吃起來香得不得了。另外讓大家猜中的還有羊肉燴菜和大花卷，雖然只有兩三塊肉，可是對我們這些長期不見葷腥的人來說，不亞於一頓山珍海味。美中不足的是量都少了一些，仍然沒有充分滿足胃口的需要。不管怎麼說，這也是人們在夾邊溝最輝煌的日子了。

 

 

 

 

 

十四、上帝保佑，虎口餘生

 

 

陽春三月，在內地該是春光明媚，萬物復甦的季節。但這裡依然乍暖還寒，終日風沙瀰漫，還感不到春天的氣息。

我和另外十來個人被分配到離農場七八里地以外的一個灘上打土坯。這裡四周荒無人煙，只有農場先前在此蓋的一間小土房，沒有窗戶也沒有門，地下靠牆的地方鋪的是蒿草。離土房不遠的地方有一口井，是打土坯和泥用的，井裡的水又苦又澀。我們這些人在這裡打的土坯，不是一般人們常見的小土坯，而是像古城牆磚那樣的大塊兒。定額是一天八百塊。

早上，天剛麻麻亮，就起來出工挖土，把挖下來的土先堆成一座小山，然後在土堆中間挖個大窩窩，再把井裡提上來的水倒在土窩裡泡着，這道工序稱作泡泥。大約一個多鐘頭，等泥泡透了，我們就脫了鞋，光着腳，用腳不停地來回踩，好把泥和勻，和的差不多了就回屋休息一會兒，以便讓泥土和水進一步“親和”，增加膠粘性，這樣就可以裝模脫坯了。由於土坯的規格太大，為了每天完成八百塊的任務，我們幾個人沒黑沒白從早到晚幾乎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到了天黑收工以後，兩隻腳腫得老高，腰也似乎要斷了，手裂開了血口子。

更要命的是，因為流汗太多，身體缺水，送來的開水也許根本就不開，而且不夠喝，於是渴了就顧不得那麼多，都喝井裡的咸苦水。由此我們中的人差不多都得了痢疾。這樣不管白天黑夜得了痢疾的人輪番跑肚，每個人都是肚子一陣陣的絞痛，可又拉不出多少。剛提起褲子來不一會兒，又想要解手。這樣沒有幾天，我們這幾個病號全都被折騰得面色焦黃，眼窩下陷，臉瘦成了一條。讓送飯的小趙向場裡劉場長反映情況，請求給我們送點藥，或者來個大夫看看，結果是石沉大海，音訊沓無。

這一天，我們像往常一樣起來出工，半天了還不見一塊兒的瘦子浙江人老陸出來，大家以為他拉痢疾拉得干不動了，也都沒理會。等我們泡完泥回到土屋，只見老陸一動不動地還躺在那裡，有人就喊他：

“老陸，快起來！干不動你少干點兒，”

老陸沒有一點反應。我們幾個人覺得不對勁，這時天已經大亮了，到他跟前一看，老陸的臉色臘黃，兩隻眼睛還睜着，眼球一動不動，不知是誰用手在他鼻孔下面摸了一下，立即縮回手來，喊道：

“死了！老陸死了！”

我們趕忙湊到跟前一看，老陸真的沒有氣了，摸摸他的心臟，已停止了跳動，大夥頓時慌作一團。

“快！給場部報信去！”河南人老孫喊着。

可是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對在場的幾個有病的人來說，到農場來回十多里路是根本走不動的；而沒有拉肚子的人，誰也不願意空着肚子花力氣跑這麼遠的路，最後只好等到中午小趙送飯來，讓他回去向場部匯報。

死了的這個浙江人老陸，有四十多歲，瘦長瘦長的個子，講一口讓人聽不懂的地道浙江方言，平時他雖然極力慢慢地說，想讓對方聽懂他的話，可是大家還是聽不懂。因此也就大大妨礙了我們與他之間的交流和了解。我想他來甘肅肯定時間不長，一口的鄉音，一點兒沒改。聽說他是搞會計工作的，可能犯的也是言論上的錯誤。

我們幾個人誰也沒有再邁進土屋一步。河西的初春，冷風依舊。我們幾個人靠在土屋外的牆邊背風處，焦急地等待着送飯的小趙。彼此間一聲不吭，面色陰沉，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更多的是擔心自己未來的命運。

終於看見小趙挑着兩個桶向我們不緊不慢地走來，大家急忙迎上前去。

“你可來了！快，老陸……”不知誰衝着小趙說着，想告訴他老陸的死訊，可是由於心慌意亂，不知該用什麼語言表達。

小趙疑惑地放下擔子，問道：

“誰？老陸？他怎麼了？”

“小趙，你快進屋看看就知道了”我跟小趙說着，又不想把這個壞消息直接告訴他。

小趙進屋去了，只聽他喊着：“老陸，開飯了！”稍停了一會兒，大概是發現情況不對，他慌慌張張地跑出來，衝着我問：“老陸咋的了？我推他半天咋不動彈？手也冰涼的，他……”

“死了！”蹲在一邊的一個慶陽人說。

小趙這時才醒過神來，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呆呆地站在那裡，兩隻眼睛眨巴着……其他的人都沉默不語，早已忘卻了飢腸轆轆的肚子。還是小趙打破了這死一般的沉寂，說：“開飯！”我們幾個人悄無一聲地吃着饃，小趙走到我面前伸手向我要了一棵煙，徑自蹲在一邊抽煙去了。

小趙走了之後，我們幾個都心不在焉，有氣無力地繼續幹活。一面干着，一面心裡不住地發毛，因為老陸就是拉痢疾拉死的，我們也比他強不了多少，會不會也像老陸一樣？想着想着也就再沒有心思幹活了。

大約不到兩個小時，場部來人了，一個是農場醫務所的劉逢舉醫生，蘭州醫學院鼎鼎大名的教授，和場部一個不知姓什麼的管教幹部，兩個人一聲不響地進了小屋。我們擠到門口，看着劉大夫扒開老陸的眼皮，又摸摸心臟，直起身來嘆了一口氣，說：“人，死了”！走出小屋，他又問我們幾個：

“你們誰還拉痢疾？”

我和其他幾個病號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我”。

劉教授小聲地問那個管教幹部：“是不是叫這幾個拉痢疾的馬上回農場？從現在起不能再讓他們進屋子了。這病會傳染，要隔離才行。”

那個冒土氣的管教，瞪着兩眼似乎不知道“隔離”是什麼意思。對劉教授的話不置可否，好一會只說了一句：“咱回。”轉身他連我們看都沒看一眼就走開了。

其實劉教授要是給“隔離”後面加上“審查”兩個字，告訴他要“隔離審查”，他肯定會知道該怎麼辦，因為那才是他（們）那些人的職業用語。

劉教授走到我跟前關心地問：“你也拉痢疾？”我點了點頭。他又看了看其他幾個，小聲囑咐道：“要注意！井裡水千萬別再喝了。就在外邊呆着，別進屋。我回去向場長匯報，想辦法叫你們都回去。”說完，向我們點頭致意，便急急地和那個管教走了。

劉教授與我在蘭州就很熟，我們兩個單位又是對門鄰居。如今同處逆境，他雖無大的辦法幫助我們，但藉此機會讓我們儘早脫離險境，也是盡其所能了。

中午，小趙送飯來了。他沖我們宣布：

“快吃飯！吃完了打行李，回農場。”

阿彌陀佛！上天保佑，我們有救了！

我們幾個即將脫離虎口的人，背着小行李卷，跟在小趙後面慢慢騰騰地走在回農場的路上。戈壁灘上的小草已頂破地皮，冒出綠綠的嫩芽。天上雖然不停地刮着風，大夥的心情似乎不像寒冬那樣刺骨穿心了。

一路上，我們幾個不停地議論着：

——老陸家裡人要是知道了，會咋樣……

——老陸這麼死了，算不算“因公死亡”？會不會把右派帽子給摘了……

——老陸的家在哪裡？愛人有沒有工作？孩子多大了？……

——誰來給老陸收屍？是火化，還是就埋在夾邊溝？……

幾個人七嘴八舌，提什麼問題的都有。最可笑的是有人竟提出：會不會給老陸開個追悼會？

我忍不住了，就說：“開追悼會！怎麼開？悼詞怎麼寫？能這樣說嗎——

“陸剛，在整風運動大鳴大放中，惡毒地向党進攻，大肆誣衊社會主義，被訂為極右分子，遣送中國甘肅著名的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在改造期間，偷喝井水，染上痢疾，又不積極地與疾病進行鬥爭，終於與病魔同流合污，作了勞動改造的逃兵。可謂死有餘辜，死得其所……

奏哀樂—— So—La—So—Fa—So——，La—So—Fa—Re—Do——

這一來，把幾個人都逗得大笑不止，心上的陰雲似乎也掃去了。

真的。在那個年代裡，一個右派分子，勞教犯，死了就死了，死了也不能指望得到一句稍微公正一點的評價。挖個坑悄悄埋了就算了。火化！想得美。錢誰掏？誰拉着去？至於陸剛的老爹老媽、老婆孩子，知道了這噩耗又能咋的！只恐怕哭都不敢哭出聲來。誰敢到政府門前喊冤叫屈，上訪告狀？認命吧！

 

 

 

 

 

 

 

 

 

 

 

 

 

 

 

 

 

 

十五、最大的盼頭

 

 

夏天，對於夾邊溝這一群勞教來說，是最享福的季節。冬天終日不停的寒風，從早到晚都瑟瑟發抖的身體，皴裂的手腳，冰冷的被窩……這一切都熬過去了。夏日帶給這些人的是比寒冷要好受得多的熾熱，雨天的休息，和大地綠色給人們心中的希望。

這裡的人們逐漸適應了長期飢餓的熬煎，或者說產生了“抗餓性”，聽到吃的話題不再怦然心動，垂涎三尺，顯得有些木木吶吶，無動於衷了，就像古人柳下惠對女色可以坐懷不亂，心靜如水似的。

與此同時，也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大家已經很少能夠吃到先前那種磁磁實實的糝子面饃和稠稠的糊糊了。經常吃到的就是一勺從未洗乾淨的涼拌苦苦菜，一小塊豆面發糕，吃了以後肚子還是空空如也，倒是肚子又疼又脹，屁一個連着一個放個不停。大家鬧不明白的是，三面紅旗、大躍進，農業大豐收，畝產萬斤、幾萬斤和幾十萬斤糧食的高產衛星，在全國各地接連不斷地升上了天，而我們在夾邊溝的這些個餓狼們怎麼一點光也沾不上，反倒越來越吃不飽了呢？

於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寫信向外界求援，大家把解決飢餓的企望轉向了自己的親屬和朋友。其實他們並不了解，隨着震天價響的農業大豐收的口號聲，全國城鄉都出現了嚴重的糧食短缺，糧荒像瘟疫一樣侵害着所有的家庭和幾乎每一位中國老百姓。但是為了不讓身陷囹圄般的親人摯友因飢餓而死在荒郊戈壁之中，他們老老少少勒緊腰帶，忍飢挨餓，節省下一點糧食，用郵寄包裹寄給遠方的親人。

每當收到遠方寄來的包裹時，他們都欣喜萬分，興高采烈。而所有包裹幾乎清一色的都是“進口物資”（食品），包括大餅、餅乾、糕點，間或還有一點茶葉、白糖、油脂，甚至夾雜着幾粒水果糖，而更多的則是炒麵這種最能充飢的東西。每件包裹的重量一般都在二、三斤，否則郵局是拒收的。

我們五小隊有個叫孫樞的，是個西北獸醫學院的年輕學生，年紀不過二十歲，也被訂成右派，遣送到夾邊溝接收勞動教養。小青年家在陝西省西安市，是個富裕家庭的獨生子，家裡人當然全力支援他，幾乎每天都寄食品包裹給他，有時還同時收到好幾個包裹。每當其他人看到小孫從包裹里取出水晶餅、桃酥、芝麻餅等當着眾人大吃大嚼，發出嘖嘖咂咂的聲響時，都不約而同地流出了涎水，大口大口地咽着唾沫……。

於是，小孫樞就成了五小隊的赫赫有名的“天之驕子”。在他的周圍出現了若干諂媚者。這些拍馬溜須者一不為升官發財，二不為早日解除教養，只為眼前的轆轆飢腸，求得一塊餅乾、一口炒麵，甚至是從人家嘴邊掉下的一絲饃渣……。這不禁使人感到，在某種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求生是所有人，也包括其它動物的一種本能。無論其本人出身於哪個階級，受過怎樣的教育，有過多麼輝煌的過去，在生死關頭為了生命的延續，他都會做出一切嘗試和努力。不是嗎？

我收到的包裹大多是我二弟從天津寄來的。二弟在天津五金機械公司當工人，小時候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只上過兩年學，人挺勤儉，辦事細心，有章有序，但性格內向，謹小慎微，心裡裝不下事。包裹中最多的是炒麵，但我們缺糧食，更缺脂肪，有時會從炒麵中揀出一兩隻圓鼓碌碌的避孕套，內中裝的是煉好的豬油，那是因為郵局不許寄帶油的物品，二弟出於無奈，用此下策，實可謂用心良苦矣！

我的兩個女兒加上他的四個子女，光孩子就有六個，還有外祖母、父母親，一個上學的弟弟，十二口之家的全部費用，全靠二弟夫妻倆不到百元的工資維持，其生活艱辛可想而知。在如此困難之中，仍節衣縮食，千方百計給我寄送食品，這種手足親情令我每每回憶起來都情不自禁，熱淚盈眶。我親愛的二弟因患腦瘤不幸於六二年八月去世，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意外發現一摞保存得十分整齊有序的郵遞包裹存根，這些都是二弟當年寄給我的包裹單據，看到這些我不禁失聲痛哭，肝膽欲裂。母親告訴我，二弟因我無辜蒙冤，受難酒泉，常常為兄長擔驚受怕，徹夜不眠，以至病情加重，終至不治。

 

 

 

 

 

 

 

 

 

 

 

 

十六、清水採砂——巧回土改舊地

 

 

農場又派出了出外勞動的新任務——給某某番號的部隊採砂。

我們五小隊是農場的基建隊，勞力最強，我又是隊裡的強勞力，這種任務當然有我的份兒。我們五小隊，加上其它各隊抽出來的共一百多人，各自背着行李，帶着吃飯的盆盆罐罐，在一個晴朗的早晨，排着隊出發了。

採砂地點在距酒泉以東75公里的清水堡。

由村向北是一望無際的沙灘，幾排白色的帆布帳篷，就是我們的宿營地。離帳篷僅幾十米，有一條通往沙灘深處的鐵道線。鐵道線兩旁就是我們的採砂場。這裡的砂子很好采，刨開地表的土層，下邊就是白淨白淨的細沙，潮乎乎，細綿綿的。我們把砂子沿着鐵道線兩旁堆成一個個的小沙丘，不論是晴天、雨天，白天、黑夜，也不論上工和休息，只要火車一到，隨着隊長的哨音，人們立刻跑到車皮跟前，抓緊時間儘快裝車。此刻你只能聽到鐵杴和沙子的磨擦聲，和人們不停地喘着粗氣的聲音；看不到一個磨洋工或不肯出力的人，因為這次來的人，事先都經過精心挑選，一律是以往勞動表現較好，體質較強的人。場領導特別強調：這是我們勞動改造，立功贖罪，重新做人的一次重大考驗。這次我們幹的活是有關國防的保密工程，是非常光榮的，勞動中表現得好，就有摘帽的希望。

講這話的是農場的劉場長，一位陝北老幹部，文化不高，表情嚴肅，據傳他曾是劉志丹部下。他的一口陝北腔，講的都是大白話。講了半天，我們最關心的還是：摘掉“帽子”，解除勞教。但聽的人心裡也都明白，這些人能不能摘帽，解不解除勞教，實際上他說了不算。但不管怎麼說，這仍像是黑夜裡發出的一絲光亮，又像是迷途中的一條小徑……

戈壁灘上挖之不絕，取之不盡沉睡了億萬年的白沙，如今卻為我們這些資產階級右派提供洗新革面，重新做人的機會，這大概是連造物者當初也不曾預料到的，我佛慈悲，功德無量！

為了表現自己，提高功效，我特意找了一把又寬又深又大專門用途的特號鐵杴，比普通的要多鏟一倍多，這樣每次裝車，我們那節車廂總是第一個冒尖，最早裝完。

日日夜夜，斗轉星移。白天戈壁灘上烈日如火龍一般，身上曝起了一層又一層的痂皮；轉瞬間傾盆大雨，渾身淋透，活賽一隻只落湯雞，午夜和凌晨，寒氣逼人，我們卻揮汗如雨。我們是為解放軍的國防工程勞動。為此我當時頗有一種自豪感，一種使命感，雖然我是頂着右派帽子，接受勞動教養，但是，我卻覺得我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我干的活是為國家的國防效力，同時也是在為自己將功折罪。

有一天中午，裝完車回帳篷休息。我趁機溜出了帳篷，穿過公路向堡子走去。世界上的許多事情有時是那麼的巧合。清水堡這個小鎮子屬酒泉縣河東區六鄉二隊。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恰好在這裡參加土地改革運動，還曾經是這個隊土改工作組的組長。現在的采沙場正好在堡子對面的灘上，中間僅隔着一條公路。我非常熟悉那個土堡子，這個堡子就是清水堡，是蘭新鐵路線上的一個小站，叫清水車站。

我走進堡子，與五一年的樣子幾乎沒有變化。一條貫穿整個堡子的小街，當年的小藥鋪，小雜貨店都還是老樣子 。我走進一條小巷的西頭，眼前一座非常熟悉的農家小院，我輕輕推開大門進到院裡。土改時我在這座院子裡住了半年多，這家的主人，是個叫雷華雲的貧農。

院裡靜悄悄，我一進院子就喊：

“雷華雲！”

從西屋出來一位中年婦女，我一眼就認出來了，趕忙叫：“雷嫂！”

雷嫂穿着一件藍粗布大衿上衣，比當年顯得蒼老了。當年我住在他家時，雷華雲的老父、老母，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弟弟。這一家人都是老老實實、憨憨厚厚的莊稼人，只有很少的土地，土改定成份時劃為貧農。土改後期他家分的勝利果實，是一匹青騾子。記得雷老漢從場上牽回那匹大青騾子的時候，笑得合不攏嘴，眼睛眯成了一條縫兒。

雷嫂呆呆地站在那裡，一時認不出我來，眯着眼瞧了又瞧，一臉茫然的神色。我笑了笑說：

“雷嫂，不認識我了？我是土改的公（鍾）組長呵！”酒泉人把“鍾”都念成“公”。她聽出了我的聲音，急忙返回西屋，喊着：“他爸，“公”組長來了！”這時雷華雲出來了，人變化不大，只是額頭上添了幾道皺紋， 顯得老了些。土改那年他大約只有三十多歲，如今過了快十年，算起來也小五十了。夫妻倆見了我又驚又喜，一時不知說些啥好。

進到屋裡，夫婦倆把我讓到炕上坐下，雷嫂趕忙下到廚房張羅去了，我和雷華雲在屋裡喧話。我告訴老雷，我就在公路那邊挖沙子，他一聽就明白了，還是用土改那年的稱呼對我說：

“‘公’組長，你咋了？犯錯誤了？”

“右派。眼下在夾邊溝勞動。”我沒敢說“勞教”。他不住地搖着頭，嘆着氣，說：

“唉！怎麼好人都犯錯誤？你犯的右派？”他大惑不解的問着。

“對，是右派。我說錯了話。再別的沒啥。”我讓他放心，我不是犯的其它什麼大法，免得讓他擔驚害怕。

就這樣，我們有一搭無一搭地說着話，談話中我知道了雷華雲老父、老母都已經不在世了，小弟弟在酒泉一個單位當鍋爐工。不一會兒，雷嫂端來一大盆剛蒸熟的熱洋芋，她把盆放到小炕桌上，說：“‘公’組長，吃幾個洋芋吧，家裡沒糧食……”。雷嫂滿臉愧疚之色。

我一點也沒有推辭做假，拿起燙手的洋芋連皮兒都不剝，一個接一個地吃着，吃得那麼香，那麼得勁，不一會兒，一盆熱洋芋就吃得盆底朝天，一個不剩了。

“唉！‘公’組長，今年不行了，分不上糧食，家家都沒得吃，頓頓麩皮糊糊，摻些野菜，洋芋都省着吃。沒經過這年月呀！這可是咋鬧的？”雷嫂向我訴着苦，就像當年土改時訴地主剝削窮人的苦一樣。

“‘公’組長，我們莊戶人心裡都明白，人們都說，當右派的都是好人，不是好人當不了右派。我們心裡亮清着呢！”雷華雲輕輕地湊近我說。

我該回去了。臨出門，雷嫂塞給我一個小舊布口袋兒，我用手掐了掐，軟呼呼的，好象是些炒麵，還有其它的，我羞赧地接了過來，連聲稱謝。夫婦倆一直把我送到公路邊，看着我穿過公路向灘上那一排白帳篷走去。很遠了，我回頭看時，他二人還定定地站在路邊向我招手。

回到帳篷，我坐在地鋪上，悄悄打開了舊布包，裡面裝的是糧食麩皮，掂了掂大約有二斤，還有一些曬乾的小蘿蔔和乾菜。

此時，我不由地回想起，土改那陣子，我在大廟裡向堡子的農民宣講着土改後農村將要發生的變化和今後農民的幸福生活。我說道：“咱們農民現在有了自己的土地，今後永不再受地主剝削了！我們要過幸福生活了！今後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種田開的拖拉機，收麥用的收割機，共產主義天堂離我們不遠了！”我越講越興奮，老鄉們越聽越高興……

當地農民一般的飯食是糜子米、洋芋和麵條煮成一鍋飯，就着炒洋芋粉條菜，酸菜，蘿蔔。我們當時就是吃的這樣的飯。偶爾雷華雲的老爹還叫媳婦給我炒兩個雞蛋。

時光似箭，日月如梭，八年過去了。這裡廣大群眾的生活每況愈下，連土改前那糜面麵條、洋芋都吃不上了，如今成了國家主人的貧下中農，家裡沒有一點點白面，沒有一撮撮黃米，連最普通的洋芋都要省着吃。我當初給他們描繪的那一幅幅幸福輝煌的遠景如今在哪兒？它活動在電影的屏幕上，停留在人們的額頭上。祖祖輩輩種田的莊稼戶如今沒有吃的，而我卻從當年領導當地農民翻身鬧解放、土改分田地的工作組長，成為如今的階下囚、勞教犯。此時此刻我與雷華雲的重逢，這究竟是命運的不幸遭遇，還是造物主的有意安排？後來我才知道，就在那年黨中央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向毛澤東反映了這些真實情況的彭老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由於找到了雷華雲，以後天津家中就把信和包裹都寄到他那裡，再由他轉給我，這樣又快又省去了許多麻煩。

聽隊裡的人說，離此不遠的地方有塊瓜地，賣瓜的老鄉允許隨便挑，價錢也挺便宜。一天傍晚我們幾個人結伴，穿過公路，來到了在一塊高坡上的西瓜地。地邊有一個臨時搭的小土棚。走近一看，果然地里結了許多綠皮西瓜。一個身材粗壯高個子的瓜地主人從小土棚里走出來，看到一伙人來買瓜，顯得很高興的樣子，忙向我們介紹這瓜是旱地、沙瓤，十分的甜，真是應了人們常說的“王婆賣瓜，自賣自誇”。在我們挑瓜的時候，這位老鄉不時地看着我，臉上帶着一種奇怪的神情。等大家挑好了瓜過了秤之後，他先收了那幾個人的錢，把他們打發走了，就湊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問道：

“你是‘公’組長吧？”他又粗又壯的手緊緊地攥住我的手。這時我向他的臉上望去，心中已肯定他是當地的人，要不然他不會這樣稱呼我的。我努力從往日的記憶中搜索，終於想起來他是村東頭的人，大概姓楊。於是我試探地問道：

“哦，你是不是東頭的老楊同志？”

“是呵，就是我。你剛才一說話，我就聽出是你的聲音，我猜的一點不錯。‘公’組長，你怎麼……”老楊激動地說。這時他轉身從棚子裡拿出一把長長的西瓜刀，又順手抱起一個大瓜，用兩個手指敲了敲，放在耳朵邊上聽了聽，才把瓜放到地上的小木板上，切成均勻的小塊，雙手捧着遞給我：

“‘公‘組長，你吃，往飽里吃！”

我接過瓜，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不光覺得嘴上甜，心裡更覺着甜絲絲的，充滿了一種無法描述的欣慰感：一位農民，在七八年之後，還能記得起我，而且如此熱情地對待我，我心裡怎能不感動呢！

接着，老楊很帶感情的，又很無奈地表達了他對我此刻境遇的同情之心。他說：“你們都做了啥了嗎？還不是想着為我們貧下中農做些好事嗎？唉……。‘公‘組長，土改的時候你對我們鄉里人就像一家人一樣，說的話，辦的事，全是為了我們貧下中農，咋的一下子就……？！唉，真箇沒法說啊……”

“老楊，你們家的日子過得還好嗎？”我一邊吃着瓜，一邊關心地問他。

“唉，不能提！說不成了！‘公‘組長，現今這個日子還不如土改那時節。眼下全隊沒有一家吃飽肚子的。”他說這話的時候，下意識地向周圍望了望，生怕跟前有人聽見。

“剛才那幫人在，我沒認你。以後下了工你就來。別的沒有，瓜往飽里吃。”他見我把瓜快吃完了，起身又要去切瓜，我忙止住了他，說：

“別切了，我已經吃得飽飽的了。謝謝你。”

臨走前，老楊又替我挑了兩個大個的，硬是不收錢。最後我只得把錢扔在小木板上，抱着瓜匆匆離開。

清水車站有家私人開的小飯鋪，專賣兩角錢二兩糧票一碗的湯麵條。我經常偷偷地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那裡吃湯麵。同時車站裡還有一個鐵路職工食堂，有時我也到這個內部食堂買飯。為了不被看出破綻，每次去那裡買飯，都要換上乾淨一點的工作服，裝作鐵路工人模樣。有次我去買飯，賣飯的師傅覺得有點面生，有意無意地問我：

“哪兒來的？”

我靈機一動，隨口答道：

“哦……火車頭體協的。”於是買了幾個饃急急溜回工地。就像個綹竊犯一旦錢包到手，迅速逃離現場。一個堂堂的大記者，為了買個饅頭，如此鬼鬼祟祟、冒充內部職工，雖算不上招搖撞騙，也確實夠悲哀的了。

在清水這一階段的伙食實在是糟透了。每天照例都是帶皮的黃糜子面饃，和有稀稀拉拉幾根菜的湯。沒有幾天，問題出來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嚴重便秘，拉不下屎來。每當大便的時候，個個臉掙得通紅，蹩得滿頭大汗，使出渾身的勁來，也許勉強拉出幾截硬硬的干屎棒子來。尤其像我這樣的患有嚴重痔瘡的人，每解一次大手，就等於受一次酷刑，那個痛苦滋味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的。

有一天，我蹲在荒灘上解手，發現眼前有一張空香煙盒，背面還寫着字。出於好奇，我隨手揀了起來，上面寫着：吃的硬面黃，喝的稀湯湯，拉的黃棒棒，日子賽天堂……。看到這裡，我儼然一笑，沒有多想什麼，隨手又丟在了地上。完全沒想到，就這隨手一丟，幾乎給我帶來一場大禍。

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我正在起勁地刨土層，挖沙子。帶隊的袁隊長走到我的跟前，找了塊乾淨地方坐了下來，點着了煙，慢慢地吸着。我向他打了個招呼，依然忙着幹活。

“你最近怎麼樣？”袁隊長突如其來地問我。

“報告隊長，我好着哩。”我說。

“不對吧！我看你思想包袱大着哩。”他直盯着我的臉，我看着他，一時如墜五里雲中，不知他這話因何而起。我停下來，面對着他，辯白地說：

“袁隊長，我沒啥包袱啊。我挺好的。”

“不對。”他接着說道：“我這個人是幹什麼的大概你也聽說過。我在公安局破案子一向是十拿九穩。你心裡有個啥我還能不知道？”

聽他這幾句話，我越發感到莫名其妙了。真不知道他幹嘛要向我說這些話。也不知道對他的話該怎樣回答才對。此時我心裡拿定主意：一沒違反場規和勞動紀律，也沒幹其它壞事，心裡沒冷病，不怕吃西瓜。於是就索性一聲不吭，只管低頭幹活。袁隊長卻一直坐在那裡看着我，似乎想從我的反映里掏出點什麼秘密來。一連幾個鐘頭，他看我神色安詳，表情自然，沒有任何反常的地方，終於慢騰騰地走開了。

從此開始，我極其明顯地感到，有人在秘密地監視着我。我的一言一行，一個微小的動作，都被人匯報到場部。與此同時，我的每封家信，都被打開封口，事先作了檢查後才交給我。這種情況繼續了相當一個時期，才逐漸平息了下去。又過了許久之後，我才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

經過三個多月的日夜苦戰，櫛風沐雨，終於勝利完成了全部採集沙子的任務。在我們即將返回農場時，一位解放軍的首長給我們講了話，對我們的勞動給予了很好的評價，說我們獲得了改造的成果，為國防做出了貢獻；鼓勵我們更好地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爭取重新做人。

這是很難得的評語。因為像我們這些人，你干的再好，上級也不敢輕易加以表揚。而部隊這位首長，從良知上講，他似乎覺得不講是有失公正的。幾個月來我們每天干着牛馬活兒，吃着豬狗食。可以說，我們是在饑寒交迫中消耗着自己身體的熱能，支撐着繁重的勞動。對於這樣的表現，又該怎樣去評價呢？

 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我們這些“罪犯”們當時在完成多麼艱巨而重要的國防任務。原來我們采的砂子是為建設我國第一個核武器和導彈試驗發射基地所使用的。

二十多年後，當我再次來到嘉峪關、玉門、酒泉、清水時，不禁撫今追昔，感慨萬端。我在嘉峪關撫摸着當年我親手豎起的一根根水泥電杆；在清水我望着那已荒漠的一片黃土地，回想起那時的日日夜夜……

 

 

 

 

 

 

 

 

 

 

 

 

 

 

 

 

 

 

 

 

 

十七、奪“豐收” 日夜苦戰

 

 

回到夾邊溝沒顧得上喘口氣，就又被派去新添墩拔麥子。

新添墩是夾邊溝農場的一個分場，這個分場大概有一千名上下的勞教“右派”。我在電台的同事邢鶴就在這個分場勞動。他原是電台文藝部的音樂組長，十三四歲就在河北老家參加了八路軍，是個“三八”式的老幹部。此人一直在部隊文工隊工作，拉的一手好二胡，笛子也吹得不錯。五六十年代國內文藝界不少有名的領導、音樂家，都和他認識或者是他當年的戰友，因此他也常以老革命自居。平時說話沒有把門的，不管什麼場合，有誰在場，想什麼就說什麼，什麼話都敢說，其中有不少是“怪”話。一九五六年中央文化部在天津舉行“第一屆全國音樂周”，各省都派了演出團體參加會演。有一些代表團拿出的新節目較少，甚至還有解放戰爭前後的作品。於是他就在一次大會組織的座談會上公開說：“有的節目演了多少年了，聽的人耳朵都磨出膙子來了，還有個啥演頭！”調到電台後，住在公家宿舍，總務上派人收房費，他就跟收費員開起玩笑：

“哎呀！共產黨怎麼盡收這些苛捐雜稅！”

可到了反右時期，這些話就成了他的條條罪狀。當然還有其它種種上綱上線的“反黨”言論，經大會、小會一分析，就到了“惡毒之極”的程度了。他依仗自己是老革命，當然不服氣，思想上對抗，言語行動上也蠻不在乎，公開揚言：看能把老子怎麼樣！

怎麼樣？對不起，電台組織決定並經上級批准，將邢鶴定為極右分子，按照黨中央關於對右派分子處理的六條規定的第一條，予以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這一下老兄傻眼了，只有服服帖帖來到夾邊溝接受“改造”。

在新添墩我又見到了邢老兄，他還是那個勁兒，一見面就跟我說：“咱（們）現在的待遇，還不如解放戰爭時期對待國民黨的俘虜呢。”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不過這次可沒敢大聲嚷着說，而是悄悄地跟我咬耳根子，同時眼睛還不斷地向四面掃着。看來“改造”得還是有點兒收穫！

拔麥子的口號是：“苦戰三晝夜，不丟一粒糧；麥子收不完，絕不下火線。”拔麥子這個活，有生以來我是頭一回，當時真沒把它放在眼裡。心想來農場快一年了，咱什麼苦活、累活沒幹過，哪樣把咱這爺們給難住了！

就這樣下到地里拔麥子。剛開始還行，一把一撮，速度蠻快的。時間不長，先是手生疼生疼，使不上勁；想直一下腰，哪知道腰又疼又酸，像斷了似的，這才感到拔麥子的活並不輕鬆。怎麼辦？在這種時候，只有硬着頭皮，咬緊牙關，豁出命地干。右手磨破了，就換左手，到後來手裡攥着麥子一用力，就覺得鑽心地痛，乾脆就不敢用手去碰麥子了；站着腰疼得受不了，就蹲下拔，蹲的時間一長，我的老毛病痔瘡又犯了，脫肛流血，只好趴在地上拔，那樣子就像是在游泳，而且是蝶泳、蛙泳和自由泳全用上了。這樣的姿勢拔起麥子來，不光談不上速度，而且特別吃力，有時手上稍一使勁兒，就啃一嘴巴泥。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而由我包幹的這一塊才剛剛拔了大約三分之一，急得我渾身冒虛汗。肚子也跟着搗起亂來，咕咕直叫。值日的給每人發了一個白面饃，一茶缸開水。還沒吃完，小隊長就扯着嗓子喊：“快點，快點干！五小隊要爭上游，插紅旗，加油啊……”

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就只得摸着黑，東一把、西一把地胡亂拔着。起先還聽見其他人彼此斷斷續續的交談聲，和窸窸窣窣的拔麥子聲，逐漸這些聲音越來越小，直到聽不見了。就這樣人們在麥田裡整夜不下“火線”，奪糧苦戰。

不知什麼時候，我趴在地上睡着了，也不知什麼時候又醒了。渾身讓露水打得濕漉漉的。醒了就繼續拔，拔着拔着又睡着了……就這樣，一連好幾天吃在地里，睡在地里，沒黑夜，沒白天地奪“豐收”。

與此同時，敲着鑼，打着鼓的喜報，一個接一個地傳進人們的耳朵：

“×小隊放出‘衛星’，創收麥最高記錄……”

“×小隊苦幹加巧幹，一天收麥××垧，放出火箭衛星……”

……，……

面對這樣的說大話，說假話，說空話，胡吹冒聊的“喜報”，各小隊紛紛仿效，以至從早到晚捷報頻傳，喜訊不斷。實際上是小隊哄場部，場部哄分局，分局哄省廳……。正像老百姓傳的順口溜那樣：工農兵學商，齊哄黨中央。

 

 

 

 

 

 

十八、道德的危機

 

 

成天價除了累得要死的幹活，就是吃飯、睡覺，就這樣混混沌沌的，不知不覺我來到夾邊溝農場已經整整一年了。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十月。

離場部不遠有個小賣部，是全場最為繁忙熱鬧的地方。這裡經營的毛巾肥皂，臉盆茶缸 ，絨衣鞋帽，針頭線腦，貨架上“琳琅滿目”，卻很少有人問津。最暢銷的物品是能解飽擋飢的餅乾、點心。一到貨，頃刻之間便被先得到消息、近水樓台的餓“狼”們搶購一空。除去餅乾，糕點之外，紙煙也是暢銷不衰的商品。小賣部賣的煙，大多是一毛四分錢一包的“嘉峪關牌”的便宜貨。雖然吸起來又苦又嗆，可是設想一下，當那些從早到晚不停揮舞着鋤頭、鐵杴的人，當他們累得筋骨快散架的時候，一旦有幾分鐘喘息機會，吸上一支煙，得到一點緩解，那將是何等的享受與快慰！還有，當夜深人靜，鄉愁懷故齊上心頭，輾轉難眠之時，一支煙也是可以稍減滿腹憂傷之情的吧！

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個人買主一般也不會超過人民幣三元錢。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凡是在夾邊溝勞動的“教民”，無論窮富，進得農場之後，身上帶的現金必須全部交給場部立折存放，每月能領取的最高限額是人民幣三至五元。這又是為什麼？其中寓意可謂深奧。據推測，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怕勞教者一旦錢多了，懷揣“巨”款逃之夭夭。倘若身無分文，即使逃了出去又何以苟活？

農場小賣部賣餅幹了。這對在夾邊溝挨餓的人們來說，也是一件不小的喜訊。我作為組織人，負責在小組裡登記收錢，拿着錢把餅乾整裝的買回來，再按交錢的人數進行分發。分的時候所有登記交錢者現場監督，我就如同玩撲克發牌那樣，按份數一片一片的分，以求絕對平均。以免發生你多了一塊，他少了半塊的糾紛。

上次買別的東西小組裡收的錢，還剩下五元多，我把它很隱秘地壓在了黃皮箱的底層，自忖很保險，而且放進去的時候旁邊又沒有其他人看見，現在正好可以拿出來買餅乾。可是吃過晚飯，我打開箱子取錢的時候，卻發現這五元多錢不翼而飛了。

五塊多錢人民幣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大概可以買七八斤餅乾。再說是幾個人的錢暫存我處，丟了不好說呀！於是我和幾個人就開始猜測這件事最可能是誰幹的。

我放錢的第二天，小組裡的楊育才曾經因病沒有出工，在宿舍搞衛生。這個人原是省建七公司的保衛幹部，共產黨員，來農場後各方面都表現積極，開批判會一般都是第一個發言，理論上有一套，嘴皮子也能說，根據這個人一貫的表現，應該不會做這種事。再下來的懷疑目標就是東北人小趙。他沒家沒業，從來沒人給他寄包裹什麼的，平日缺穿少蓋，破衣羅索，一切全靠別人施捨。自己沒錢買煙，就經常在口袋裡裝盒火柴，瞧見某人有從口袋裡向外掏煙的動作，立刻湊上前去，劃根火柴替別人點煙，藉此討只煙吸。根據大夥的分析，此人作案的嫌疑最大。

我儼然以小趙的“主子”的身份和口吻，很嚴肅地問他道：

“小趙，你自己說，我平時待你咋樣？”

“好着哩。”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用袖子抹着那永遠都揩不淨的鼻涕。

“哪回吃東西，抽煙，我不都是儘量照顧你？你怎麼還拿我箱子裡的錢？”

“我沒有啊！鍾哥，我要是拿了，讓天打雷劈我，讓我的手爛掉，讓……”小趙氣急敗壞地賭咒發誓。

“你知道我箱子裡的錢是誰拿了？”

“我怎麼知道呢？反正我沒拿。”

我知道這樣是不會問出什麼結果的。有人主張對小趙進行搜身，我想，他即使偷了錢肯定藏在某個地方，是絕不會裝在身上的，算了吧！

其他幾個等着吃餅乾的人並不罷休。他們竟然懷疑是我把錢藏起來了，不依不饒向我索錢，我倒成了渾身長着嘴也說不清的“匿錢者”了。這件事鬧得我們這幾個人心裡都很不痛快，互相彆扭了好多天。

農場各小隊的人經常調動，就是小組的人也不斷調來調去。這大概也是改造單位的一種防範措施吧。有個原在我們五小隊綽號叫“徐大炮”的，後來調到了另一小隊。一天，我們在小賣部碰了面，他對我說：

“我告訴你，上回你丟的錢，就是大夥準備買餅乾的那個錢，你知道是誰偷的嗎？”

“是誰？”我急切地問。

“楊育才。”

“啊？楊育才？”這大出我的意外。那次丟錢的事，幾乎把全宿舍的人都排查過來了，對他也不是沒想過，但是楊育才平時確實表現很積極，人也顯得正派，犯錯誤之前又是黨員、人事幹部，大家無論如何也沒有過多懷疑他干那種事。於是我又問“大炮”：

“你咋知道的？”

“是他自己交代的。他從五隊調到一隊，偷人家東西給抓住了，隊裡開批鬥會，斗得好兇呵！問他偷了多少次，都偷了什麼？他交代了在五小隊，有一天有病，醫生開了假條，他沒有出工，在家裡搞衛生，趁着室內沒有人，就翻了你的皮箱，偷走了你的錢……”徐“大炮”說得明明白白，與事實一點不差。不愧是大炮，心直口快，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了我。

“原來是他幹的！讓我們還把小趙好冤枉了一陣子。謝謝你了。”我說道。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我到一隊找到了楊育才，他一見是我立即現出十分尷尬的樣子，怕我大吵大嚷使他再丟面子，趕忙把我拉到僻靜處，連連向我鞠躬，不住地向我道歉。他叫我等一會兒，轉身跑進房子裡，不一會兒拿出一雙嶄新的球鞋，塞到我手裡，說：

“老鍾，實在對不起你，讓你背了黑鍋。我知道那錢是你們幾個人的，這雙鞋你拿去，算是我賠給你們的。千萬別叫我再丟人了，求求你了！……”

看他那可憐兮兮的樣子，我也不忍心再難為他了。心想：殺人不過頭點地。既然他已經認錯了，就不要再有理不讓人。他畢竟是因為飢餓難忍才那樣做的，古人說：“衣食足而後知廉恥”嘛！再說，在那種環境下像楊育才這樣做錯了事還知道羞恥的人，也不是很多，得讓人時且讓人吧！

回到宿舍，我向那幾個人說了剛才的情況，大家也都心裡亮清了。這件事算是有了個完滿的結局。

 

 

 

 

 

 

 

 

 

 

 

 

 

 

 

 

 

 

 

 

 

 

 

 

 

十九、黑河子寒冬採石

 

 

農業的活，可以用一句不太雅的歇後語來形容，叫做“西瓜皮擦屁股——沒完沒了”。而在勞教農場，那就更是如此了。要不然怎能稱之為“勞動教養”呢！

完成采沙任務剛返回農場沒幾天，我們就又接受了到酒泉黑河子為解放軍國防工程採集石子的任務。

黑河子在離酒泉不遠的戈壁荒灘上。我們把帳篷搭在鐵路專用線附近不遠的地方。全隊分為七個作業組，每組七個人，六個人抬三副筐來回把石子運上車，一個人負責在地面裝筐。勞動時間沒有規定，不論白天黑夜，只要火車車皮一到，就立刻裝車。

裝石頭用的是載重六十噸的帶蓬“悶罐”，中間的車門離地有一米多高，要斜着搭上木板，抬筐的人才能順着木板進入車廂，卸下石子。這個活白天還好，要是遇到夜間裝車，黑燈瞎火，走在木板上，一腳踏空，就連人帶筐翻倒在車下，因此要求每對抬筐運輸的人要協調一致，踏上步子，相互關照，密切配合。可是我們這些人都是在單位蒙冤受屈，到農場挨罵受罪，隨時受着管教人員的呵斥，終日的苦役累得要死，哪個人心裡不是憋着一肚子的委屈，滿腔的怒氣？於是說起話來都像是子彈在膛，一觸即發，隨時都可能發生打架鬥毆；或者“君子動口不動手”，指桑罵槐，雞啄鵝斗。在這種環境氛圍和心態中還講什麼關照、配合！

在我身上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一天晚上睡覺，剛把被窩暖熱乎，一聲哨響：“起來裝車。”大家心裡雖是一百個惱火，也只得乖乖地爬起來。

在寒風凜冽中，我和四川小伙郭旦旦小聲地喊着號子，快速地忙着裝車。突然身後有根硬木扁擔砸在了我的頭上。正當我要發作時，回頭一看是我的老鄉高壽慈，此人日常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文質彬彬，不苟言笑，來此之前聽說是蘭州某工程設計院的技術人員。我認為他不會是有意的，於是馬上緩和了下來，繼續幹活。不料當我第二次轉身時，頭上又重重地挨了一扁擔。回頭一看，又是高壽慈。這次我認定原來他是故意用扁擔打我的。於是下定決心回敬他一番。

我不動聲色地走到他的面前，捏緊拳頭，鉚足了勁，猛的迎面一擊，將他打了個仰面朝天，我又順勢連踢帶打，狠狠地教訓了他一番。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大打出手，並且還以勝利告終，好使我得意了一番。

說起來我與高壽慈這次衝突，是事出有因的：

在農場時，五小隊開會，我是隊裡的小組長，又是負責宣傳的，碰到開會一冷場，我總是裝裝樣子，帶頭髮言，應付應付場面。那次開會我就又打了頭炮，我說有人幹活磨磨蹭蹭，不賣勁兒，這咋能改造好呢？其實我說這話只是泛泛而談，並無具體目標，當然也不是針對高壽慈。可老高卻多心了，呼地站了起來沖我嚷道：

“我說，你積極，明天摘帽沒問題。嘛玩藝兒！”

“高壽慈，你說誰？！”我也不示弱，把嗓門拔得老高。

“說誰？說的就是你！幹嘛？走，咱外邊去！”高壽慈向我“叫陣”，邊說邊捋着袖子，準備和我大打一通。

“高壽慈，你，站起來！”主持開會的小隊長出面了。小隊長姓左，是個鐵路工人，平時總是穿一身藍色鐵路服，鐵路大沿帽，個頭不高，但很粗壯，嗓門也特大。經他這麼一吼，姓高的乖乖地站了起來……

“高壽慈，你要幹啥？這是開會，你知道不？人家在會上發言，一沒指你的名，二沒道你的姓，你憑啥出來‘拔樁’？啊！？我看吶，藏奸耍滑、磨洋工，你就是頭一個！”

左小隊長這一頓收拾之後，高壽慈再也沒敢吭聲，事情就此了啦。沒想到他竟然小肚雞腸，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於是引發了我們之間的一出全武行。

打架鬥毆在這裡雖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一旦鬧大了，或者被抓了典型，難免會輕則挨批，重了受處分。為此我也有些擔心。誰知管教幹部只是向小隊長問了問情況，啥也沒說，就沒事兒了。我想，這跟當時我們的具體情況有關：每天裝車的任務十分繁重；而伙食又那麼差，吃不飽。應該說我們是遇上了一個較好的管教幹部。

在勞改、勞教場合，碰上一個通情達理，對我們這種人態度好一點的管理人員（通常稱呼隊長），都是一件難得的幸運。當時管我們的那位管教幹部，不知是天生的好心人，還是階級鬥爭觀念不強，對待我們很平和，很少像有的隊長那樣，患有“虐待狂”症，專以厲聲斥責，侮辱他人為樂事。一般不出什麼大錯，他很少跟我們這些人過不去。此外對我們的生活也比較關心，常常親自下到伙房了解情況，囑咐炊事人員儘量設法多弄些菜，摻到糊糊里，讓大家多吃到一點；勞動時間長了，就讓大家稍休息一會兒，喘口氣。所有這些在當時那種形勢下，已經很不簡單了。我們對他還是滿懷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的。

一九五九年秋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前夕，報紙上登出了中央關於特赦戰爭罪犯的消息，在夾邊溝這個與外界基本隔絕的勞教營里，激起極大的反響。那些終日在饑寒交迫與出頭無望中苦苦掙扎的人們，在那寥寥的字裡行間，憑着他們靈敏的政治嗅覺，敏銳的頭腦分析，看到了一絲光明，感到了一線希望……

有盼頭了！……快了！……快了！……

也許就是這個十分渺茫的希望，僅僅從第六感覺中隱隱約約意識到的東西，給了我無限的力量，使我在勞動中比過去更加賣力，更加堅定了自己“改造”的信心。每天收工回來，我顧不上休息，就忙着在油燈下寫當天的喜報，底稿打好了，再用毛筆抄寫在一張大紅紙上，送到場部。等幹完這些回到宿舍的時候，其他人早已鼾聲大作，進入夢鄉了。

 

 

 

 

 

 

 

 

 

 

 

 

 

二十、無妄之災

 

 

一天，傍晚時分，隱隱約約地聽到了遠處機器馬達的聲響。我從屋內那扇破窗子的縫隙中向外望去，只見遠處有兩道橙色的光亮在閃動，慢慢地朝着我們這個方向移動着。終於看清是一輛吉普車開過來了。我放下了筆，好奇地走出土屋，想看看是什麼大人物來了，會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好消息……。

 

吉普車在隊部門前停住了，兩個身着警察服裝，頭戴大沿帽的公安人員走下車來，徑直進了隊部掛着門帘的木板房。

 

我轉身回到了土屋，提起筆來繼續寫當天的“喜報”。大紅紙已經寫了大半張，思謀着再湊它幾句把紙寫滿就可以交差了。正當此時，管教幹部走了進來，叫了我的名字，說：

 

“你跟我來一下。”

 

我隨他走進了隊部。我看到農場袁隊長坐在迎面靠牆的木凳上，剛才從車上下來的那兩個公安人員坐在靠近火爐的長板凳上。袁隊長對着我說：

 

“叫你來是有幾個問題，你要向這兩位同志老老實實地交代。聽見了沒有？”他說話的聲音裡帶着怕人的嚴厲。

 

我思想上毫無準備，一下子懵住了。對這突如其來的意外，一時不知所措。剛才我還幻想着來的人給我們帶來令人喜悅的好消息，誰知他們卻是沖我而來，讓我交代什麼問題的。此刻，我木呆呆地站在那裡，頭上滲出了冷汗，心怦怦地跳，不知又有什麼大禍臨到我的頭上。

 

一個公安人員指了指 我面前的一個小木凳，說：

 

“你坐下，好好地交代問題。”

 

我神情惶惑機械地點了點頭，遲遲疑疑地坐下了。

 

“你在單位上做什麼工作的？”

 

“當記者，也搞過編輯。”

 

“那你一定很懂文學了？”

 

“我只是喜歡，從小就喜歡讀文學作品。”

 

“也喜歡詩嗎？”

 

“也喜歡。”

 

“都是哪些方面的？”另一個公安人員插話問我。

 

聽他們提這樣的問題，很出乎我的意外。於是我回答：

 

“哦，中國古代唐詩宋詞，‘五四’以來的白話詩，近年來發表的新詩和蘇聯著名詩人的一些作品，譬如馬雅可夫斯基的《好》，還有……”

 

“什麼‘雞’？”那位公安人員好像根本沒聽懂我的話。

 

“馬雅可夫斯基。他是蘇聯一位很有名的詩人作家。”我不敢笑出來，向他小聲解釋着。

 

“都是什麼內容的？”

 

“是歌頌蘇聯偉大‘十月’革命的。”

 

“你有這本書嗎？”

 

“家裡有。來農場的時候沒帶來。不過我還記得幾段……”

 

“那好，你把你記下的給我們背兩段。”

 

於是，我站了起來，輕輕咳了一下，挺了挺胸，抬起了頭：

 

我

 

讚美

 

我的祖國

 

更

 

三倍地

 

讚美

 

她的將來！

 

……  ……

 

我全神貫注，鏗鏘有力地朗誦，聲音迴蕩整個房間。此刻我完全忘掉了自己是在接受審訊，是一個‘右派分子在公安人員面前交代問題……，我仿佛回到了電台的大演播室，正在錄製國慶晚會的特別節目。

 

很快，在他們的命令下我停了下來。
    “……你到夾邊溝都寫過哪些詩？”審訊回到了正題，一個公安單刀直入突然發問。

 

“沒寫過。我只寫過生產簡報，還有喜報……”我平靜地實話實說。

 

“比方說打油詩、三句半，帶點兒諷刺、挖苦、不滿情緒的？”公安人員運用審訊手段，對我進一步誘導啟發。

 

“沒寫過。”

 

突然，桌子被用力拍了一下，袁隊長聲色俱厲地對我吼叫起來：

 

“你聽着，還記得嗎？夏天在清水挖沙子，我就點了你一下，你不要心存僥倖，認為沒事了。你要放明白，你寫的反動詩證據就在公安機關手裡……”

 

我猛然想起，在清水采沙勞動時，一天他陰陽怪氣地說我思想背了大包袱，當時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此刻我都明白了。原來不知什麼人把那張寫着打油詩的煙盒紙交到了管教隊長處。在當時嚴酷的階級鬥爭的形勢下，那幾行文字被看成“反動標語”似的東西，我這個當過記者，舞文弄墨的人，當然的成了他們懷疑審查的對象。而我面對這一切，心跡坦蕩，磊磊落落，問心無愧，有何懼哉！想到此，我反倒不像剛進門時那麼忐忑不安了。

 

“我雖然犯了錯誤，但我對黨，對社會主義是熱愛和擁護的。到農場接受改造，各方面的表現，農場領導、大隊、小隊都可以證明，我是積極勞動，接受改造的。”我心平氣和地解釋着。

 

“那是裝的。是反革命一貫使用的手法。告訴你，證據就在我的公文包里。要不要拿出來讓你看看？！”在昏暗的燈光下我看不清那人的面孔，從聲音上可以判斷是個很兇狠的傢伙。

 

我沉默不語，以示反抗。

 

另一人用稍加緩和的口氣，說：

 

“我們是想讓你自己坦白出來，這樣可以得到從寬處理。你要想明白，一旦我們把證據拿出來，可就別怪我們沒向你交代過政策。抗拒從嚴！你好好想想……。”

 

我越聽心裡越有底。有證據，那好，我倒要看看是個什麼證據。

 

“報告隊長，我當過記者，懂黨的政策。我們的肅反政策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對吧？”我有點反攻的味道。

 

“可是，我們不會放過你。你寫的反標就在我們手裡。”

 

“那請您們拿出來，看看究竟是不是我寫的。我現在可以報告政府：我沒有幹過壞事，絕不可能有我的什麼‘罪證’。”我毫無怯意，斬釘截鐵。

 

兩個公安人員相互對視了一下，其中一個輕輕地點點頭，然後打開公文包，從包里抽出一張小紙片，放在了我的面前，厲聲說道：

 

“你看！這就是你寫的反標罪證！”

 

我拿起了那張紙片，看到上面歪歪扭扭橫寫着幾行字。正是我在清水解手時揀到的那張煙盒紙上寫的那幾行話的抄件。我一個字一個字地把它讀出來，這時候，我發現屋裡的兩個管教幹部和那兩個公安，都目不轉睛地審視着我，看我的反應。念完之後，我泰然自若的把紙條放在桌子上，臉上帶着一點兒不易被人察覺的嘲諷笑容，反問他們：

 

“這是我寫的反標證據嗎？”說這話時，故意突出了“我”字。

 

“怎麼，你不承認？”

 

“我請組織進行一下鑑定，問題自然就一清二楚了。”我剛說到這兒，一個公安人員急不可待地問我：

 

“你說，怎麼個鑑定法？”

 

“現在科學這麼發達，用專門的儀器或是請個專家，查對一下筆跡不就行了！現在我明白了，你們叫我來交代問題，就是懷疑這個紙條是我寫的，對不？現在，我坦白地說一句，它不是我寫的。我在清水解大手時，就發現過一張用紙煙盒寫的內容差不多的歪詩，當時我還把這情況向閆隊長匯報過，你們可以問問他。”

 

這時，幾個人都像泄了氣的皮球，面面相覷。其中一個公安拉着袁隊長出去了，大概是商量什麼事吧！此刻屋裡一片沉寂，只聽見屋外的風聲在不停地吼着。

 

過了一會兒，那兩個人進屋來，袁隊長向我說：

 

“你先回去，今天是辦案的同志向你了解了解情況。回去以後還好好勞動，安心改造，聽清了嗎？”口氣大為和緩，不像先前那麼嚴厲了。

 

我不卑不亢地點了點頭，從從容容地走出部隊。過了一會兒，我聽見那輛吉普車漸漸遠去的聲音……。我坐在小木凳上，心亂如麻，心想，人已經落到這步田地，又碰上這樣的麻煩，這世道怎麼這樣不公平？

 

……  ……

 

舊曆臘月三十，除夕之夜，大雪紛飛，戈壁灘白茫茫的一片。幾個小時之後，就是我來到夾邊溝的第二個春節。

 

長期掙扎在苦役、飢餓和精神壓力下的人們，已經不再把過年怎樣改善生活，吃什么喝什麼作為言談的話題和渴望的目的。房子裡有人在縫補千瘡百孔的破勞動服，有人在利用這寶貴的休息時間給家人寫信；火爐旁邊幾個人一邊烤火，一邊在輕輕談論着，還有幾個人靠在自己的被子上，兩眼望着房頂，呆呆地想着什麼……。

 

古詩云：“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而此刻我是那麼地想念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幾個年幼的兒女。我恨不得立刻奔向火車站，登上東去的列車，回去看看我年邁的父母，擁抱我心愛的嬌妻，親吻我心疼的兒女。於是我的心在劇烈的跳動，一股股血脈向腦袋上涌，全身在顫抖着……，我急忙走出房子，為的是藉助室外的寒風把自己冷靜下來。

 

站在雪地中，迎着飄飛的大雪，忽然想起京劇《林沖夜奔》的場景：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被高俅陷害，刺配滄州，淪為草料場的一名軍卒。他身披蓑衣，槍挑酒葫蘆，行進在大雪茫茫中。他悲愴滿懷，嘆出了奸權當道，人世不平，空懷報國，難酬壯志的激憤心情。而我此刻的遭遇不就是當年的林沖嗎！

 

面對無邊無際的蒼穹，極目遠望，祁連山影影綽綽。雪越下越大，鵝毛似的雪片飄落在身上，我開始朗誦毛澤東的《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久久地，我沉浸在一片遐想之中。忽然有誰把一件老羊皮大氅披在了我的肩上，同時一隻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頭。回過頭來，原來是那位一向待人和善的管教隊長，他輕輕地說：“這麼大的雪，小心凍病了！快回去吧。”

 

我點了點頭，心中一股暖流化作熱淚滾滾而出，感念人間真情無處不在處處在。

 

 

 

 

 

 

 

 

 

 

 

廿一、萬不得已打出“記者”牌

 

 

“農場要搬遷了！”

 

這消息像一股旋風，席捲着農場的每個角落，把每個人都攪得惶惶不安。所有的人都談論着有關搬遷的話題。但誰也說不清此事是好耶，抑還是壞耶？

 

有的人說，這回可要搬出這荒溝溝了；也有人說，甭想好事，好事輪不到勞教農場。更多的人則認為：不管是好，是壞，是憂，是喜，都不是我們這群人能管得了的，還是聽天由命吧！

 

消息很快得到了證實。一九六○年的秋天，夾邊溝農場正式奉命搬遷，新的農場地點在高台縣的一個叫明水的地方。據說，那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土地肥沃，阡陌縱橫，種什麼都豐收。還說，那裡秋天長出的谷穗如同狼尾巴一般，又粗又長。

 

根據場部的命令，每個人都打好行李，用布條寫上自己所屬的小隊、姓名，綁在行李上，由場部統一裝車運輸，人員則是編隊徒步行軍。

 

出發了。我們這些人走在路上，堪稱天下一絕。穿着是五顏六色，破爛不堪，有的人冬天來得早，棉絨纏腰，有的人夏意未消，單衣貼身。“二八月，亂穿衣”，到此可謂觀止。每個人身上都掛着大小不等的缸缸盆盆，那是必不可少的吃飯工具。由於長期飢餓和嚴重營養不足，走起路來都是搖搖晃晃，跌跌撞撞，疏密無序，綿延數十里。這一隊逃難大軍，穿過荒蕪的戈壁，走過零落的村社，越過黃葉落盡的白楊樹林，翻過一道又一道的山谷溝壑，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和着缸缸盆盆的撞擊聲，蹣跚而行……

 

“嘟……”一聲哨響，傳來了就地休息的命令。於是這群戰場俘虜一般的隊伍一下子全都齊刷刷、直溜溜地躺在了路邊上。不少人頭一挨地就打起了呼嚕。

 

我們小隊走進一個不知名的村子裡，接到命令：就地休息，勿亂走動。於是大夥就地而坐，有的捲菸抽起了“窮人抬頭”，有的倚牆根閉目養神；有的轉轉悠悠去了廁所，我也趁機以上廁所為名，轉進了荒僻的村子裡。那時我已是飢餓難忍，很想找到一些可充飢的東西。這個村子沒有幾戶人家，我轉來轉去，竟然連一個老鄉都沒碰到。有的人家門戶緊閉，我也不敢貿然叫門，結果一無所獲，怏怏而歸。

 

可是，當我回到原來休息的地方時，發覺小隊的人已然離去。這一下我傻了眼，怎麼辦呢？我焦急地想打聽打聽，可是前後左右連個人影子都不見。我又不辨方向，情急之下，只得根據來的路徑，猜測着順着一條路急忙走出村子。我心裡着急，越走越快，但無論怎樣追趕，始終看不到隊伍的影子。

 

天，暗下來了。我深一腳淺一腳地繼續追趕着，也不知走了好遠。我自艾自怨，悔不該離隊亂轉，鬧得如此狼狽不堪。在那昏暗的夜晚，一個人漫無目標踉蹌而行，象一個鬼魂在荒野中遊蕩。

 

突然，我發現遠處有一束燈光在閃爍，於是我就向燈光的方向疾步走去。臨到跟前，才看清這裡是一個人民公社大隊的公共食堂。兩個看樣子是炊事員的正在說閒話，他們看見我那失魂落魄的樣子，其中一個問我：

 

“你是做什麼的？”

 

“我……我是省廣播電台的記者，我迷路了。”我結結巴巴地編着謊話。這時我看見鍋台上一口大鍋正在冒着熱氣。跑了快一整天，我又乏又餓，肚子咕咕叫個不停。

 

“你咋迷路了？另一個人又問我。

 

“我和另外一個記者從清水到高台採訪，那個人不見了，我又走錯了路……，”我現編現想，回答得有些前言不搭後語。

 

為了顯示我說的是真話，我故意裝作自然大方，坐在一條長凳上，掏出預先裁好的報紙條捲起煙抽。此時，我的心安定了許多，有了這個落腳點，就不怕今夜在荒灘上叫狼給吃了。

 

“還沒吃飯吧？”

 

我點了點頭，眼睛一直盯着冒氣的大鍋。於是，一個老鄉拿了個大黑磁碗，給我滿滿地盛了一大碗豆麵糊糊，裡面還摻和着不少的乾菜，我趕忙上前接了過來，說了聲謝謝，就急急忙忙地往嘴裡灌，吃完了再盛，吃完了又再盛，這樣一連吃了三大碗，才喘了一口氣，覺得肚子裡有了底了。給我盛飯的老鄉見我終於放下了碗，對我說：

 

“同志，你知道不？今晚你吃了三個人的定量啊！”

 

當他們要我付錢和糧票的時候，我不得不現出一副尷尬的樣子，假說錢和糧票都在走失了的那人身上。兩個人得知我一無所有，臉上頓時露出受騙的表情，再不與我搭訕了。而我在琢磨着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想，這倆人都是本地老鄉，沒有出過遠門，一定很想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於是我卷了兩隻煙，分別遞給了他們，趁機打開了我的“話匣子”，鼓起我三寸不爛之舌，使出渾身的解數，向二人大“侃”我的所見所聞。什麼北京從東到西的長安街一天走不到頭，紫禁城內皇上住的房子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能遠看四十里地，蘭州的黃河鐵橋是德國人修，保用一百年；外國人家家都有小臥車，坐在炕頭上能看電影，等等等等……。大記者侃得天花亂墜，二老農聽得目瞪口呆，連連讚嘆我這個省上來的大“記者”見多識廣，不比尋常。這樣，不光打消了原先那種不愉快的氣氛，還把我敬為上賓，邀我當晚與他們同榻而眠。

 

躺在那無鋪無蓋的土炕上，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心裡想着，假如今天不編造這套謊話，乾脆說明我是個掉隊的勞教分子，那情況會是怎樣？他們會給我三大碗豆麵糊糊嗎？會留我在這裡住宿嗎？

 

明天我將怎樣繼續“演出”？如果一旦露出馬腳，被村上的幹部押解到場部，那時我又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罰？越想越心亂如麻，越想越睡不着。

 

天大亮了。我看村裡的男女老少，每人手裡提着瓦罐或是磁盆，在伙房外面排着隊，挨個進入伙房。出來時都端着冒熱氣的稀糊糊。門外的人不停地觀察着別人盆碗中糊糊的稀稠，出來的人一面走着就開始呼嚕呼嚕地喝將起來。

 

這頓早飯，伙房的人再沒給我三碗的特殊“優待”，而是跟其他社員一樣：一碗稀稀的糊糊。

 

開過飯一會兒，來了一位村上的幹部，對我反覆地進行盤問。到了此時，我只得實話實說，交代自己原來是省電台的記者，現在在酒泉一個農場勞動。（我沒敢提夾邊溝這個惡名昭著的農場，也沒敢說自己是“勞動教養”。）農場向高台搬遷，我在路上掉了隊……。我這麼一說，這個村幹部一下子明白了我的身份，可能在我們這批“勞教”們到此之前，上級政府對他們都有所交代。但他沒有歧視或者為難我，而是給我指明了該去的方向，叫我趕快去追趕。我感激地向他不住地道謝，然後順着他手指的路疾步走去。

 

大約晌午時分，我走到一條小河邊，看見河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些帳篷，幾縷炊煙冉冉飄向蔚藍的天空。淌過小河，走近帳篷，終於找到了自己農場的人。不知是驚是喜，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淚。這時有幾個人看見了我，都跑過來問長問短：

 

“哎呀！你去哪兒啦？”

 

“喂，我們還以為你跑了。怎麼又回來了？”

 

“昨天你在哪兒吃的飯？”

 

人們七嘴八舌問個不休。當我說到昨晚吃了三大碗豆麵糊糊的時候，他們都顯得十分羨慕我的好運氣。

 

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走進了農場場部的帳篷。幾個管教幹部見到我都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這使我十分意外，因為我是做好了挨批受處分的思想準備的。

 

“我們的‘記者同志’！怎麼回事，你跟我們說說……”袁隊長帶着揶揄的口吻笑眯眯地問我。

 

我便把事情的前後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哼！跟人家大隊的人說，你是電台的記者，混着吃了人家的三碗飯，沒錢給，你羞不羞？”劉場長這位陝北老幹部，頭一次面對面沖我發話。接着他又說：“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念下書的人，腦子就是好使，道道兒多，哼！”

 

看到劉場長沒怎麼生氣，心就放下了一大半。我一聲不吭，只管低着頭，默默地站在那裡，聽候對我的發落。

 

“昨晚上吃了那麼多，現在不餓了吧！”袁隊長進一步揶揄地問。

 

“餓。”我的聲音低得不能再低了。

 

“你還不錯。別人都說你逃跑了。這下你回來了，證明你還是願意接受改造的。”劉場長對這件事作了肯定的結論。然後口氣和緩地問道：“午飯沒吃吧？這樣吧，你去伙房，就說我說的，叫他們給你打飯。去吧！”

 

我向劉場長和其他幾位管教彎了彎腰，轉身出門，像是一名罪犯遇了大赦似的，出得門來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阿彌陀佛！

 

伙房的大劉，叫劉真基，是我的天津老鄉。他原是省百貨公司的幹部，56年才到蘭州的。一見了我，操着滿口的天津話說：

 

“你小子，跟我們開的是嘛玩笑？今兒個一清早，場長就派我們哥兒幾個抓你去了。到了黃石溝一打聽，人家說嘛呢？說你一清早吃完了飯就追大夥去啦。”

 

哦！怪不得我一進場部，幾個管教就挖苦我，叫我“記者同志”呢。並且還知道我吃了三大碗糊糊的事。我告訴大劉，是場長說的叫給我打飯。大劉叫我取來飯盆，給我滿滿的打了一飯盆的涼糊糊。那豆面的香氣直往鼻子裡鑽，周圍的人看見我打的飯又稠又多，羨慕的不得了。   

 

 

 

 

 

 

廿二、初到明水

 

 

甘肅人民歷史上曾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和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過巨大的貢獻。高台，是酒泉以東的一個縣。當年黨領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時，西路紅軍曾在這裡與國民黨浴血奮戰，譜寫了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歷史篇章。縣城以北有個叫明水的地方，是一片廣袤無垠的處女地。荒涼的黃土地上，到處是乾巴巴的石頭。看不到一棵樹，只有不多的芨芨草，在風中不停地抖動着，顯示出它那頑強的生命力。這裡沒有人煙，沒有房舍，不像在夾邊溝那樣，有成排成排的土屋，夏天可以遮雨，冬天可以禦寒……。我們就要在這裏白手起家，從頭做起，戰天鬥地，建設自己的新家園。

 

我們這些人以小隊為單位自己設法尋找住處。溝坎的洞穴，土崖的夾縫，全成了我們的“窩”。住洞穴的，根據洞穴的大小，大的可容三五人，小的只睡一二人。猶如上古荒蠻時代老祖先居住的那樣；住崖縫的，則三二十人擠在一起，地上鋪一些荒草，蜷縮而眠。夜晚從蒿草覆蓋的縫隙處，可以看天上的明月，數穹宇的星星。

 

運行李的汽車來到了。人們蜂擁而上，擠成一堆，亂作一團。找到自己行李的人急忙往住處跑，以便提前挑個好些的鋪位；沒找到的，急得滿頭大汗，心似火燒。地上的行李東一攤，西一堆。我翻來復去，找了又找，卻怎麼也找不到我的行李包，那裡面除了被褥之外，還有一件灰布面的皮大衣，兩件風雨衣，其中一件是解放前夕我在青島謀生時買的進口貨，它雙面兩用，既是純毛方格的春秋大衣，翻過來又是防水布的雨衣。這些就是我在夾邊溝的主要家當，真的找不到了，今後我鋪什麼，蓋什麼，穿什麼……。但無論怎樣，我終究還是沒有任何收穫，向管教作了反映也毫無結果。幸虧從夾邊溝出發時，我多留了個心眼，隨身帶了條美國貨的軍用毛毯，連鋪帶蓋，禦寒保暖。

 

明水的秋天，比夾邊溝還要淒涼，還要蕭瑟……。

 

農場幹部帶領各小隊長，每天在這大片的荒地上劃地塊，分任務，搞定額，只等一切安排就緒，我們就可以興建新的“夾邊溝”式的農場了。

 

一九六○年，席捲全國的大饑荒，在我們這裡得到了最典型的體現。農場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兩頓糊糊，盛在盆里稀得可以照人，當然也就用不着筷子、勺子，也省下了牙齒。吃飯時只需把嘴對着碗邊，仰脖張嘴，往裡面倒就可以了。這樣的清湯寡水喝下肚去，過不了一會兒，化作一泡尿，就一無所有了。

 

古人云：“……饑寒起盜心。”在這裡遭受苦役的熬煎，極度飢餓磨難的勞教“苦行僧”們，幾乎每個人都寫下過一頁又一頁不光彩的“作案記錄”。

 

我們小隊勞動的地方，不遠處有一片當地老鄉們種的穀子地。沉甸甸的谷穗在秋風的吹拂下搖搖曳曳。

 

有一天，快到中午時分，我餓得頭昏眼花，心慌氣短，頭上不停地冒着虛汗。回頭望着那片穀子地，心想，那谷穗也許能充飢。於是假裝着去解手，鑽進穀子地里，一把一把地捋着谷穗上的穀粒，帶着穀子皮，滿口滿口地往嘴裡塞着，嚼着，咽着，那味道是甜噝噝的帶着點兒澀味。儘管連着皮，又是生的，但卻止了飢，擋了餓。這樣一連好幾天，我都用同樣的方法，鑽到穀子地去偷穀粒吃。臨走時還捋上一些裝在口袋裡，一邊翻着地，一邊吃着生穀粒。

 

該着我倒霉。那天正在我把一把穀粒往嘴裡塞的當兒，突然身後有一隻手，將我的手腕子緊緊攥住。回頭一看，是場部一個叫趙來苟的管教。我猛的一驚，心想，這回可糟了。誰知這個趙管教只是瞪了我一眼，命令我把穀粒全掏出來扔了，說完轉身就走了。我想，這個管教人倒挺好，沒打沒罵，只讓我把穀子粒扔了就完事了。心中慶幸不已。

 

中午收工趕回小隊後，拿着飯盆去排隊打飯。輪到我的時候，伙食組長、天津大劉小聲問我：

 

“喂，你為嘛事兒得罪趙隊長啦？”

 

“沒有呵。嘛事也沒有呵。”我困惑地說。

 

“不對。剛才他來伙房說了，不讓給你打飯。”

 

儘管我向大劉一再央求，他也不敢違抗趙隊長的命令。此時我的心中簡直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怏怏地去找趙隊長，向他當面認錯求情。

 

我磨磨蹭蹭走到趙隊長的房門前，猶豫了老半天，才輕輕地敲門。聽到“進來”的聲音，我推開門，看見趙隊長正躺在土炕上抽着煙。
    “趙隊長，我錯了。下次再也不敢偷老鄉的莊稼啦！求求你，讓我去打飯吧！”說話時，我的眼淚都快要流了出來。

 

他似笑非笑地望着我，說：“好吧。你去叫伙房的人來一下。”

 

聽他這麼一說，我心中暗暗高興。心想，一定是給伙房的人交代，讓伙房給我打飯。於是快步走到伙房，大聲地說：“趙隊長讓你們去個人，有事。”

 

伙房組長指派了一位小個子和我一起見了趙隊長。趙隊長叫我先出去等着。我走到屋外不遠的牆根下站着，不知趙隊長跟小個子說了幾句什麼，小個子扭身回了伙房。

 

過了一會兒，有兩個人，一個空着手，另外一個手裡提着一根捆行李用的繩子，二人邊走邊看了我一眼，進了趙隊長的房間。接着，我聽見趙隊長叫着我的名字，大聲說：

 

“進來！”

 

我一時搞不清是怎麼回事，困惑地跨近了門。這時我突然感到氣氛不對，容不得我再想什麼，趙隊長已經走到我面前，將我的雙手反剪到背後，那兩個人將繩子搭在了我的脖子上，一人一頭從胳膊上向下緊緊地盤繞，盤到手腕子時扎了一個扣，最後將兩個繩頭穿過搭在脖子的繩子上，用力一拉，我的兩隻手就被高高地吊起在後背上。捆綁完畢，三下兩下把我推出門外，命令我站在牆邊，“不准走動一步”。

 

我像一座石雕像那樣，一動不動地站着。

 

出工的哨聲響了。一群一夥的人從我的面前走過，默默地看着我，沒有任何表情。凡是來到夾邊溝的人，對這種現象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當然，在他們的心裡對此不會無動於衷，毫無反應的。有的人此刻會心潮翻滾，感慨萬端；有的人會暗暗慶幸自己沒有被抓到，躲開了一番災難。

 

我被捆綁的兩臂已經麻木，漸漸地失去了知覺。但我一聲不吭，身體儘量挺直，把頭高高昂起。

 

趙來苟睡眼惺松地從屋裡出來，望了我一眼就走開了。又過了好大一會兒，那兩個伙房的人來了，顯然是得到了趙來苟的指示，給我鬆綁來的。他二人一面慢慢地解着繩子，一面告訴我：要一點一點地鬆開，松得快了人會受不了的，讓我忍耐着疼痛。在鬆綁的當兒，我覺得兩隻胳膊像被同時扎進了千萬隻毒針，鑽心的痛；又好像把我的兩隻胳膊從身上活活撕了下去，已經完全不是我的了。我喘着粗氣，咬緊牙關，儘量不讓自己發出痛苦的呻吟。我從內心裡喊着：要挺住！要當個硬漢子！

 

鬆綁之後，兩臂一陣比一陣痛的厲害。我已忘了原先的飢餓，代之以滿腔的憤怒，就像一把火在內心熊熊燃燒！我渾身無力，拖着嶙峋瘦骨、疲憊不堪的身子，柱着鐵鍬上工去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遭受到的非人道的待遇。

 

晚上，我躺在洞穴里，回想着自己三十二年的人生經歷……

 

1945年8月，我只有十七歲，因為家中生活困難輟了學，在天津一家日本人開的軍需工廠做徒工，學做皮靴。“8·15”日本投降了，工廠也隨之關門。我作為全廠工人推舉的代表，出面向負責工廠的日本人交涉，給全廠工人發放“遣散金”。那時雖然我的年齡小，但面對日本廠主，卻毫無畏懼，慷慨陳詞，據理力爭，寸步不讓。我說着，翻譯劉少傑向日本人翻譯着。那個日本人一邊聽，一邊不住地用兇狠的目光瞪着我。突然，他現出十分惱怒的樣子，上前一把抓住了我的頭髮，嘴裡罵着“巴嘎”，這時，我握緊了拳頭，猛地一拳打在了日本人的臉上，打得他趔趔趄趄，倒退了好幾步。

 

可是，十五年後的今天，在解放了十一年後的新中國，一個滿腔熱血參加了革命隊伍，曾是共和國第一代電台記者的我，竟在這無法無天的荒灘上，遭受着人格的凌辱和野蠻的摧殘。做人的尊嚴何在？世間的真理何存？

 

當年，日本人向我逞凶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敬以老拳。可是，當趙來苟這個中國人捆綁我的時候，我卻不能有絲毫的反抗。敢怒不敢言，不，是不敢怒不敢言。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趙來苟這樣的人就是天王老子，就是國法的代表，真理的化身。想與他論個高低，無疑於拿着雞蛋去碰石頭。不信嗎？

 

1959年在酒泉，一天，農場召開公判大會，一個右派分子被五花大綁押在台上，所犯的罪名是“抗拒改造”，對向政府匯報他的錯誤的人“行兇報復”，於是就被“判處死刑”。接着押赴到離我們會場幾十米的“刑場”，執行槍決。此前，我們既未聽到此人犯罪的事實傳聞，更未看到被報復者所受傷害或者被害而死的情況。所有人都清楚，這是一起“莫須有”的罪名，一場“殺雞給猴子看的”表演。

 

想到這裡，我抑制不住滿眼的淚水，任眼淚一滴滴的從面頰上流着……

 

假如，假如我年邁的雙親親眼目睹他們的兒子，僅僅因為飢餓難忍，偷了幾粒農家穀子，就遭受如此五花大綁的酷刑時，該是怎樣的心情！

 

假如，假如我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妻子，見到他的親人身心受到這樣的屈辱和摧殘，豈不要撕心捩肺，痛斷肝腸嗎！

 

假如，假如我被捆綁疼痛難忍的慘狀，讓我的五個尚未成年的子女看到了，在他們哭喊着爸爸，一齊擁到我的面前，而我卻連用手去撫摸一下他們的權力都被剝奪了的時候，會給他們稚弱的心靈造成何等痛楚的創傷！

 

假如，假如我當年那些“華大”的同窗好友，對照我在西行路上，豪情滿懷，意氣風發的神采，再看看我此刻被繩捆索綁，作為囚犯的悽慘形象，當作怎樣的感想！

 

……  ……

 

事情過去好多年，我對這件事絲毫未曾忘懷，就像一棵芒刺扎在我的心頭，隨着血液的流動，時時刺痛着我的心。如果不是由於時間久遠，如果不是因為國家法律關於犯罪追訴期的限制，我將一紙訴狀，將趙來苟告上法庭，告他的目無法紀，亂施酷刑；告他個踐踏國法，殘害公民。

 

 後來我又一想，趙來苟原來只不過是個農村小青年，上過幾天或者乾脆沒上過學，不知通過什麼關係就穿上了警服，當上了“管教幹部”。一無文化，二不學習，根本不懂得如何根據黨的政策對“人犯”進行教育，因此，打罵、體罰直至殘酷虐待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方法。在他接受的教育里，我們這些人都是罪犯、專政的對象，而他則是“代表”黨和專政機關專門整治我們這些人的。既然如此，當然可以在專政對象身上為所欲為，而且是越殘酷、越兇狠，就越發表示自己階級立場堅定，是革命的“左派”。由此看來，他既是極左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同時也是極左路線的可憐受害者。但願他在後來的年月里能有所覺悟和提高，不再做那些不符合黨和國家政策法律的錯事、壞事。那我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廿三、岌岌乎求生保命

 

 

在明水這個鮮為人知的荒僻之地，荒涼、閉塞、交通不便。稀稀落落地散居着的十多戶人家，是不久前才從甘肅省中部貧困地區移民來到這裡的。他們住的是十分簡陋的土坯房，連個圍牆都沒有。這些移民的生活本來就很貧困，經過這兩年的“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大折騰之後，看得出他們已是飢一頓、飽一頓，為每天的肚子難心着。

 

村社集體種的糜子已經收到了場上，一捆一捆碼成大圓垛。夜晚，專門派遣幾個青壯年社員，坐在臨時搭建的草棚里值班守夜。草棚的外邊那盞煤油桅燈發出的暗淡光亮，在寒風中閃爍着，陪伴着看場人站崗、放哨……

 

雖說尚未進入冬季，但這裡的夜晚已是寒氣襲人。此時，我和一個同伴從洞穴里爬了出來，摸索着奔向行動的目的地——堆着穀物的場上。接近場地的時候，我們像偵察兵執行任務那樣，悄無聲息地匍匐而行。待爬到穀子垛的跟前，耳朵里已經能夠聽到草棚內人們說話的聲音。這是最危險的時候，我們二人都摒住呼吸，眯着眼睛，靜靜地觀察着看場人的動靜。這時，有兩個人走出來，向四周看了看，沒有發現什麼，又轉身進了草棚。

 

行動開始了。我彎着腰向前幾步，伸手揪住了一捆穀子，輕輕地、一點一點地往身邊挪動，終於，一個穀子捆到手了。此時，不知是神經過度緊張，還是“獵物”到手的驚喜，我的心撲通撲通，幾乎衝到了嗓子眼兒。接着我把穀子捆掰成個“人”字形，讓它“騎”在我的脖子上，然後貓着腰退着走，到一定距離之後，才站起身子，快步向一座小土崖下邊走去。

 

土崖的下邊像小峽谷，谷里有一個不小的洞穴。事先，我在洞裡存放了一個搪瓷大號臉盆。進入洞穴，伸手不見五指。我在黑暗中用手摸索着，把捆子上帶皮的谷穗一把一把捋到臉盆里，再把臉盆支在幾塊石頭上，然後用火柴點燃枯草和捋淨穀粒的禾秸，烘燒臉盆。當我聽到盆里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響時，就急不可待地抓起燙手的穀粒，不管生熟，大把大把地往口中填。就這樣不多一會兒，谷光盆淨，我用半生不熟帶着外皮、發着澀味的穀粒塞滿了肚皮。

 

我一直生長在大城市，不懂得什麼是旱澇災年，也不曾經歷過戰亂時期圍城絕糧的飢餓場面。沒見過災民們吃草根、啃樹皮、咽觀音土的情景。但是，在高台明水，我親眼看到了“勞教”者中茹毛飲血，、生吞活剝噬鼠者和其它……。

 

知識的力量到哪裡去了？人的良知是否已被愚昧蒙蔽了？當年寒窗求知，對人生的熱烈追求；參加革命後躊躇滿志，大展宏圖的理想。一切一切的美好憧憬，都象那五彩繽紛、閃爍着絢麗光彩的肥皂泡，一個一個的破滅了！剩下的是在這嚴酷的、無可哀告的現實之中，赤裸裸地顯露出忍辱求生的動物本能。

 

 

深秋。

 

在一座農家土屋不遠處，有一架掛着幾個金瓜的棚子。那金燦燦、滾滾溜圓已經熟透了的金瓜，我每每經過這裡，都向我發出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這時，我的腦海里就翻騰着垂涎的遐想：切開那黃黃的瓜，中間是飽滿的瓜子，那皮下黃嫩黃嫩的瓜心，一定是甜甜的，吃起來像蜜、像陳年的酒……。想着想着，就止不住久久地把目光投向那幾個金瓜，看着它們又黃又圓，在陽光下發出金子般的光亮，就像欣賞高雅的藝術品那樣細心和專注。

 

夜半時，萬籟俱寂，月黑風高。我像個幽靈，徘徊在農舍的周圍，潛伏到瓜棚底下，窸窸嗦嗦地摸着，瓜蔓和枯葉輕刺我的手臂，癢嗖嗖的。我摒住氣，儘量不讓身體移動的聲音，驚醒那夢中的農家人。

 

黑暗中，我輕輕地站起身子，抬手摸到了一個瓜，滾圓滾圓，涼涼的，硬梆梆的。於是兩隻手向一個方向連托帶轉地扭動着，瓜蔓折裂了，但是藕斷絲連，還是摘不下來，只得把連着的的地方用牙齒一點點的咬斷，費了好大勁，終於把那碩大的金瓜抱在了懷裡。抱着沉甸甸的瓜，轉身躡手躡腳向昏暗的灘里走去。這時我才感到心在撲通撲通地跳，心想：這就是俗話說的：做賊心虛啊！

 

在一個背風的崖下坐了下來，喘了喘氣。我把瓜捧到嘴邊用牙啃了又啃，那瓜又圓又滑，怎麼也啃不動。有了瓜就不信吃不到口。我順手摸起一塊拳頭大的石頭，對準了一連幾下子，瓜就分成了大小不等的好多塊，連皮帶瓤，一古腦兒吃了個精光。

 

往回走的路上，我忽然心中不安起來，覺得自己今晚愧對了那金瓜的主人，他們全家人不是也眼巴巴地盼着用它來填充那饑饉的肚子嗎？

 

我摸回到自己住的洞穴時，發現裡面躺着一個人，黑暗中看不清他的面孔。那人聽到有人進來，聲音微弱地問了聲：“誰？”我沒有回答，疲倦的一屁股坐在了我的毛毯上。這條毛毯現在是我唯一的鋪蓋。為了禦寒，我把它縫製成一條雙層口袋，層與層之間沒有棉絮，就用麥草、谷秸填充，我每夜都是先腳後頭地鑽進去，蜷縮成一團，挨到天明。

 

“你是哪兒的人？”當我鑽進草口袋，僅露出腦袋時，問道。

 

他有氣無力地說：“山西。唉，問這做甚？”他喘息着，不時地咳嗽着，顯然病得不輕。我關切地問他貴姓，他回答：“孫，孫棣才。”我又問：“老孫，你怎麼了？是不是病了？”

 

老孫氣喘吁吁地說；“唉，不行了！我身體早就病得不行了，又飢，又凍，現在也吃不下甚了。我怕，我快不行了。”他的聲音充滿着絕望和憂傷。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面部表情，但已感覺到他是在邊說邊流着眼淚。

 

我不再問什麼了。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安慰他的話語。“同是天涯淪落人”，在如此險惡的環境裡，有誰能掌握自己那不可知的命運呢？

 

天亮了，我才看清了孫棣才的模樣：清瘦清瘦的一張長臉，沒有一點血氣，兩隻眼睛深深凹陷着，嘴邊略帶黃色的鬍子足有一寸多長，嘴唇乾裂得巴着暗紅色的血斑。他頭上戴着一頂破舊的綠色栽絨棉帽，護耳拉下來嚴嚴實實地捂着耳朵乃至半個臉。

 

約摸十點鐘的樣子，我喊老孫一同去打飯。他說動不了，沒力氣去打飯，讓我拿着他的破飯盆幫他打回來。我拿着兩個人的飯盆，向伙房走去。

 

伙房設在一個破帳篷里。兩口大鍋冒着熱氣，一個炊事員站在鍋旁給來的人打飯。過去那種排長隊的現象沒有了，帳篷門前冷冷清清，打飯的人稀稀落落，這些人全都是跌跌撞撞、搖搖晃晃的“健壯”者。

 

無論我怎樣解釋和保證，伙房的人都不讓我代孫棣才打飯，怕的是我在半路上偷吃了。沒有辦法，我只能打了屬於自己的那一勺清湯寡水的豆麵糊糊，三下五除二地下了肚。

 

老孫這個可憐人，又被無情地剝奪了一勺救命的“水”。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天氣大變，狂風怒吼，氣溫一下子降到零下十多度。為了防寒，我用揀來的蒿草在洞口壘起了一堵“草牆”，可是那如刀似劍的寒風，仍然穿過蒿草的縫隙，吹得洞穴好似冰窖一般。我蜷縮在洞穴的“草袋”里，後背像被涼水一陣陣潑着，牙齒不住地打戰。

 

天亮了。刮了一整夜的風也減緩了“攻勢”。

 

我從草袋裡伸出頭來，看見老孫一動不動僵直地躺在薄薄的被窩裡，臉色蠟黃，兩眼微張，瞳孔渾濁的沒有絲毫光氣，眼角還留着淚痕些許……

 

老孫走了。

 

他在這荒漠戈壁中的一個洞穴里留下了他那枯瘦的身軀。

 

老孫走了，在他生命結束的時候，沒有留下一個字，甚至沒有發出一點聲息。他悄然而逝，沒有與親人告別的機會，也沒有留下一息與親人再會的希望。

 

老孫，你走得好！在你要去的地方沒有病痛的折磨，也不再受飢餓的熬煎。我盼望着收到你的信息，好讓我也跟着你去……

 

 

 

 

 

 

 

 

 

 

 

 

 

 

 

 

 

 

 

 

 

 

 

 

 

廿四、樹葉餅子和小蘿蔔乾

 

 

飢餓、嚴寒、疾病加上天災、人禍，籠罩在農場上空。死人的事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全身浮腫，沒有一點力氣，終日頭昏，稍一動彈，眼前就金星四濺……一股隨時都可能被死神召去的恐懼感重重地壓在所有人的心上。

 

每天晚上臨睡的時候，我們都有一種默契：在緊挨自己兩側睡覺的夥伴中，互相叮嚀：“家住哪裡，親人姓名，萬一自己死了，如何通知親人家屬？”就這樣彼此反覆叮囑，直到對方背誦如流，一字不差的時候，方才放心地睡去。

 

然而，新的情況不斷變化。那就是清晨，當你睜開眼的時候，發覺睡在你身旁的是一副新面孔，而昨晚還互相叮囑要彼此關照的那個夥伴，已經悄然逝去，何時被伙房的人（只有他們才能擔當如此“重任”）抬走和拋掉的你都渾然不知。剛開始時，這種情況使你還感到震驚，甚至產生“兔死狐悲”的傷感。隨着每天一次和多次頻繁的大“換班”，連彼此認識和相互叮囑都來不及的時候，人們也就見怪不怪，麻木不仁了！

 

回想起來真是又可笑，又可悲。誰也想不到，我在這種艱險的時刻，竟意外地成了個小小地受惠者。從那時起，我不再每晚鑽進那以草代棉的口袋裡睡覺了，原因是我把死去夥伴遺留下來的防潮狗皮褥子、厚棉被等“接收”了過來，來了個“鳥槍換炮”，鋪得厚，蓋得暖，鋪蓋“升級換代”，使我不再夜夜當“團長”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下，一些價值較高的生活日用品，如低、中檔手錶，進口自來水筆、毛料中山裝、狐狸皮或水獺皮大衣，等等，都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能夠佩帶、穿着和享受的。農場的全體勞教們，當年都是各個機關單位的幹部或是部門領導，這些東西基本上人人都有。但如今，在高台明水這個地方，一塊羅馬牌進口手錶，或是一件全毛華達呢中山裝，如果說還有價值的話，大概可以兌換幾個樹葉餅，幾把蘿蔔乾。在極度貧困與飢餓的掙扎中，還有什麼玩藝兒能比充飢解餓的東西更值錢？

 

死人在與日俱增，活人卻在天天減少。不知從哪天開始的，每晚八九點鐘，伙房的炊事員就抬着一桶豆麵糊糊，到各個“地窩”挨個檢查，用手放在被檢查者的鼻子和嘴的地方，試試有沒有溫度，還喘不喘氣？有溫度，還喘氣的，餵兩勺糊糊；鼻子和口都冰涼的，迅速用鋪蓋一卷，兩頭用麻繩紮緊，抬到一個崖邊一拋了事。

 

我雖然暫免一死，但身體浮腫日趨嚴重，兩隻眼睛腫成一條縫，渾身到處用指頭一按，就是一個窩，半天也平不了。我已經起不來了。只得一天到晚睡在被窩裡，讓生命一分一秒地從我眼前溜過，讓生命的倒記時在一分一秒地退着，眼巴巴地躺着等死，有時，我試着翻翻過去的舊報章雜誌，剛開始還明白讀的內容，但很快就犯迷糊，甚至不省人事；這樣不知過了多久，又逐漸清醒過來。

 

最讓人難心的是夜間解小便。白天喝的是稀糊糊，到了晚上自然尿多。從熱被窩爬出來，在冰天雪地的戈壁灘上撒上一泡尿，感冒是準的了。我們這些人已經是外虛中空，弱不禁風，一旦中了感冒，發起高燒，缺醫少藥腹中空，會是死定了的！

 

為了解決既要小解又要不出門的矛盾，我們把白天吃飯的“飯盆”改作夜間撒尿的“尿盆”，一物多用，一舉兩得。這樣夜間在被窩裡用飯盆接尿，解後放在自己的頭頂處，早上盆中的尿已經凍成了冰坨，打飯時順手把冰坨磕掉，直接用它打飯。這樣做固然不符合衛生要求，但一是沒有水供涮洗，二來還保持了尿液在糊糊中的“原汁原味”，也只能如此了。

 

由於成天躺在被窩中，百無聊賴，不免“浮想連翩，夜不成寐”。於是，我想：

 

假如，我出身反動官僚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從階級本性出發，堅持反動立場，反對人民革命，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一句話：反動透頂，不堪改造，由人民政府進行審判，判處死刑，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此乃罪有應得。

 

假如，我生性頑劣，搗亂社會，搶劫銀行，投毒縱火，被公安機關抓獲，本人亦供認不諱，實屬罪行嚴重，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則由人民法院給以“事實清楚，量刑準確”的結論，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下達死刑命令。此乃死有餘辜。

 

再假如，我真犯了黨和國家的其它大法，例如：工作中嚴重失職，給國家造成數以若干萬的經濟損失；思想麻痹，有意無意地泄漏了黨和國家的重大機密，造成無可挽回的政治影響，等等，等等。由組織進行審查，根據所犯錯誤的輕重大小，由單位或政法機關處理，該判刑就判刑，該殺頭就殺頭。這是嚴肅黨紀國法。

 

可我這犯的是什麼法，被判的是哪種刑？沒有人能夠回答我。我自己咋回事更弄不明白。他們說我犯了“錯誤”，因此需要到這裡接受“改造”。那也就是說，我的錯誤還沒有達到用法律來懲治的程度，可是我們來到了這裡，就失去了做人的一切——人格的尊嚴、精神的自主、行動的自由，和生命的最低需要。這裡的一切比起正規的“勞改隊”來，可謂“天上地下”。在這裡的人們終年干的是非人體所能承受的苦役，吃的是比豬狗都不如的“糊糊”；野草秸稈是禦寒的行裝，原始洞穴是安身之所；病了缺醫少藥，死了無人掩埋……。這一切究竟是因為什麼？

 

我們黨歷來對犯錯誤的人採取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偉大方針。為什麼在夾邊溝和明水，我們看到和經歷到的，卻是與黨的方針完全背道而馳的非人道的，黑暗暴虐和極其野蠻的“肉體滅絕”。是誰給了他們如此草菅人命的權力？是誰默許和慫恿他們，在解放了的土地上，用“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建立集中營的手段，來迫害為黨和人民忠誠服務的知識分子？

 

 

天津家中給我寄來了一個大包裹。包裹里有一套嶄新的厚絨衣絨褲，還有一雙新做的手工棉鞋。更使人高興的是那一包大約二斤重的炒麵，和兩盒天津產的“恆大”牌紙煙。我忙不迭地先點燃了一支煙，解解我多日不曾“過”的煙癮。

 

眼看即將進入“九九”寒天，場部為了便於看管，改變“勞教”們那種“自立門戶”，自由“放羊”的狀態，挖了幾排象戰地“坑道”那樣的地窩子，上面鋪上雜草，入口處掛上麥杆編的草帘子。這樣一個地窩子內分成兩排，可以睡三十多人。這樣，我和其他許多人紛紛走出原始人居住的洞穴，回到了群體居住的“地窩”。於是，晚上不再是寂寞無奈，空想心事。大家偶爾也有彼此逗笑，苦中取樂的嘻嘻哈哈聲。當然，更多的還是有關吃的“精神會餐”。

 

一天，一個同伴從外邊進來，神秘兮兮地在地鋪上鼓搗什麼。我好奇地湊過去想看個究竟。他悄悄地對我說去老鄉家換回了一些吃的東西，說着就地打開一個布包，裡面是一些乾菜葉子，五六個烤熟的洋芋（土豆），還有兩個黑乎乎的不知是什麼面的干餅子。我問他是用什麼東西換的，他說是用自己的一件毛衣、兩件舊襯衣換來的。我又問有多遠，在什麼方向。他說來回大約有十來里，詳細地向我介紹了去的方向和路線。聽完他的介紹，看看天色，大約是下午兩點多，我忙着取出那剛剛寄來的絨衣、絨褲，和那雙新棉鞋，裝在一個布兜里，朝他所指的方向匆匆而去。

 

我順着一條土路往東走，一路上沒見到一個人影，路邊淨是大大小小的石塊，沒有樹，偶爾能見到幾株枯了的小灌木叢和芨芨草。一個多小時後，大約走了七八里路，才看到幾家農舍，門前堆碼着做燒柴的作物秸稈。我走進一家院子，喊了聲：

 

“老鄉，在家嗎？

 

一會兒，從屋中走出一位四五十歲的女人，看着我，問道：

 

“啥事？你找誰家的？“

 

“大娘 ，我是想換點兒吃的。你家裡要絨衣嗎？”

 

“哎喲！我家自己都沒吃的，還哪裡有給你換的。不換。”說罷扭身進屋去了。

 

我碰了一鼻子灰，默默地走出院子。這樣連着走了三四家，最後才在一個瘦老漢家找到了交換“對象”。他家大兒子有十七八歲，長得憨頭憨腦，上身穿着一件破棉襖，腿上只穿了一條單褲，腳上趿拉着一雙沒有後跟的破布鞋。小伙看到那套嶄新的、厚厚實實的藍絨衣絨褲時，摸過來，看過去，捏在手裡，愛不釋手。老漢也流露出同樣的心情。只是他說家裡實在沒啥糧食。他翻箱倒櫃地折騰了半天，才用簸箕端來了三幾斤帶纓子的小蘿蔔乾，另外還有七八個發着黑綠色的用樹葉磨成粉烙的干餅子。

 

“同志呵，這些東西值不了多少錢。換你那套穿的和鞋，太虧了你了。可這點吃的，我們都當度命的糧哩。你要換，就換，不換呢，就把你的東西原拿上。”老漢確實是覺得我的鞋和衣服太可心了，給快娶媳婦的兒子留下也是最好不過的了。可是他家也實在拿不出點象樣的“可交換的‘進口’物資”。怎麼辦？我心裡反覆琢磨：已經跑了好幾家了。再說又跑了這麼遠的路，難道就空跑一趟不成？想到此把心一橫：換！於是我把一套絨衣褲和沒上過腳的新棉鞋一齊給了老漢，又把那堆蘿蔔乾、樹葉餅子裝進我的布兜里，懷着半喜半憾的心情，離開了老漢的家。

 

晚上，我鑽進我的被窩裡，不住地暗自責備自己：不該把天津全家人千方百計省下來的錢為我買的衣裳、做的鞋，就這麼輕易換給了別人。唉，我太辜負遠方親人對我的關懷和救助了！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一切，一定會傷心的……。就這樣，我流着淚，在無地自容的內疚和自責中，昏昏睡去……。

 

 

 

 

 

 

 

 

 

 

 

 

 

 

 

 

 

 

 

 

 

 

 

廿五、千里迢迢親人來

 

 

原來與我在酒泉採石頭時大打出手的高壽慈，與我同是天津人。本來在那種環境裡，藉助“人不親土親”的說法，理應彼此間有更好的關係。但是同樣在那種環境裡，人人都受着巨大的多方壓力，滿腔委屈無處發泄，個個頂着滿腦門子的“官司”，因此，要好的朋友都可能會一言不合，就大動肝火，三句話不對，就拳腳相加。現在，這位戴眼鏡的老鄉也搬到我們這個地窩子裡了，真是應了“不是冤家不聚首”那句老話。彼此相見，相互慶幸還都活着。當年打架的事兒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一天，老高的父親千里迢迢從天津來看望兒子。老人家姓高，個頭卻並不高，年齡五十齣點頭兒，一口的鄉音，聽起來特別親切、動聽。我們爺倆能在距天津五千里之外的戈壁荒灘上相見，也稱得起是“三生有幸”了。於是就聊起了大天兒。我問他天津這些年都有哪些變化？因為從１９４９年來到大西北至今十多年了，始終因為一心撲在革命工作上，沒有也不敢有回鄉探親的“個人主義”念頭。我又問他天津人眼下的生活情況：居民糧食定量每月多少斤，能不能吃得飽？……老人家只是嘆氣。

 

 

“唉，有嘛變化，還不是老樣子！”說着，湊近了我，坐在我那鋪得厚厚的褥子上，小心翼翼地環顧了一下四周，才貼近我耳朵小聲地說：

 

“不能提了，爺兒們。天津衛出小站稻，現在呀，連味兒都聞不着了；棒子麵兒都成了香餑餑啦！嘛叫吃飽？孩子們‘握’（餓）得直嚎。我們作老的看着能不‘淹’心嗎？”說着老人不勝唏噓。

 

在與老人家敘談中，了解到在天津我們兩家相距不遠，彼此又談得很投機，於是我誠誠懇懇地向老人家託付了一件大事，我說：

 

“大爺，這兒的事兒，您都見着了，不用我多說了。我托您給我爸、媽捎個信兒，請家裡來人看看我。來早了，興許能見上一面；來晚了，怕是……。”說到這兒，我已經聲淚俱下，泣不成聲。

 

“爺們兒，別難過。你放心，我回去馬上就辦。”老人滿口答應下來。接着我就把天津家的地址，父親和弟弟的名字，告訴了高壽慈的父親。他掏出個小本本，把我家的地址，我父母的模樣、特徵都詳詳細細記了下來。這時我才安下心來，從此，我就天天盼着親人的信息。

 

數九寒天，由於死亡，人員大減。原先三千來人的農場到目前只剩下三幾百人了。於是場部決定把所有人員集中歸併為十來處。這時，我的痔瘡加重，流血不止，浮腫也更厲害，終日昏昏沉沉，忽睡忽醒，已是命在旦夕。一天，袁隊長突然給我送來一封電報，對我說：

 

“你父親跟你愛人就來看你了！看，這是電報。”邊說邊把電報給了我。

 

聽了這個話，我不知從哪兒來的一股力量，趕忙從被窩裡爬起來，激動着用顫抖的手打開電報，只見上面寫着：

 

“１１月７日父與宜勤來明水看你  父”。

 

我努力睜大腫成一條細縫的眼睛，把電報翻過來覆過去，看了一遍又一遍，驚喜、希望、幸福，千情萬緒一齊湧上心頭。啊！有救了，我有救了！我興奮得眉飛色舞，精神百倍，不再昏昏迷迷，也忘記了飢腸轆轆，不由得唱起了京劇《轅門斬子》裡的倒板，“……忽聽得老娘親來到帳外……”同室的夥伴似乎也受到了感染，一掃往日的沉悶，他們都在為我慶幸，替我高興，顯露出極為羨慕的神情。

 

…… …… ……

 

我日盼夜想的親人終於來到了高台明水。

 

滿頭白髮、滿面皺紋的父親，完全不像當年我離開天津時那樣臉龐胖胖的，他消瘦了許多，臉上也增添了不少的皺紋。看到了我，不禁老淚縱橫，說不出話來。

 

十一年前那個炎熱的夏季，我們華大同學奔赴大西北，從天津西站坐火車到山西榆次，然後步行到西安。出發前，父親到車站送我，那年他五十剛過，幾乎看不到白髮。他看着我們這一群革命熱血青年，為解放大西北英姿勃勃，戎裝待發，非常高興，因為自己的兒子也已成為一個革命者了，他為此感到光榮和自豪。他囑咐我好好幹革命，不要惦記家裡老小，要聽組織的話，注意身體。臨登車前，他從懷裡摸出五塊銀元，悄悄塞在我手裡，讓我在需要的時候防備萬一。汽笛響了，火車開出老遠了，我看到老父親還在向列車揮手。

 

我的妻子吳宜勤，與老父同來看我。她是五零年來蘭州參加革命，從事打字工作的。她圓圓胖胖的身體如今變成了瘦子，人也憔悴了許多。她一個人的工資擔負着蘭州全家生活的重擔，困難可想而知；還終日裡為我擔驚受怕。因為受我的牽連，她現在被調離原單位，到飼養場餵豬。這一切對這位心地善良，從未經受過政治挫折和生活磨難，膽小怕事的年輕婦女，真是太不容易了！

 

他們爺倆來到明水，就幫着我把鋪蓋搬到原來我住過的“洞穴”里，鋪好了行李，又把我攙扶着入了“穴”。這樣我們三口就把這座洞穴當成了臨時的“家”。坐定之後，他們把帶來的炒麵、饅頭、餅乾、大餅等等吃的東西全打開擺在面前，我們爺三個一邊吃着，一邊說着，一邊哭着，好久好久才逐漸安靜下來……父親看到洞穴口上沒有遮擋，天這麼冷，怕我們凍着，就獨自到附近荒灘上弄回一大捆雜草，堵住洞口。

 

三個人擠在小小的洞穴里，我向他們講述着這兩年的種種遭遇；向親人一五一十地訴說着來農場後這裡的管教人員違反黨的政策，對我們這些人亂施淫威，打罵凌辱的種種情況。年邁而剛強的父親氣憤地說：

 

“孩子，我要是你，我就跟他們拼了！你為嘛不告他們去？”

 

告？！天高皇帝遠。這裡就是他們的天下，你要告他們，那真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你敢告他們，那你就是“抗拒改造”，他們就可以動用“專政”的手段，對你實行“鎮壓”，輕則整你個半死，然後送你進勞改隊；重則隨意羅織一些罪名，開個公判大會，當場判處你的死刑，容不得你申訴，就將你“就地正法”，然後向你的親人家屬收取五毛錢的子彈費。你敢告嗎？

 

愛妻宜勤向我訴說着她的委屈：

 

“你哪知道，咱爸到蘭州，爺倆剛一見面，劈頭就質問我：鍾政快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你為嘛不去看看他去？我說，我一點兒信息也不知道。好多天一直沒接到他的信，我天天干着急，去了信他也不回，我這裡都快急瘋了。”說着眼淚又簌簌地流了下來。

 

父親告訴我，有一天，家裡來了一位姓高的老頭，是濱江道一個藥店的職工。他一進門就說：“快去高台明水救兒子去！去晚了恐怕就見不到人啦！”這可怕的信息把全家人都嚇得半死，急得要瘋了。怎麼辦？二弟急中生智，立即脫下身上的舊皮夾克，拿到外面賣了七十元錢，交給父親買去蘭州的車票；接着又去親友家東借西湊，連夜準備了些錢和吃的，老父親帶着就到了蘭州。

 

老父親一生做事精明、周到。到了蘭州，搞清了情況，消除了對兒媳的誤會，又考慮到情況緊急，怕我堅持不住，發生意外，於是連夜給我發了電報，叫我安下心來，堅持等待。的確，這封及時來到的電報，給我垂危的生命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使我振作了精神，心中有了盼頭，才戰勝了死神的威脅

 

說話間，我貪婪地吃着他們帶來的糕點。剛下肚兩三塊，老人家就不讓我再吃了，告訴我，長期飢餓過度的人，要少量分次進食，突然過量納食，腸胃過度膨脹，就會發生嚴重後果。我雖然連連稱是，卻實在忍耐不住，過了不大一會兒，就又央求父親再讓我少吃一點兒。要是當時老人家不在場，我自己放開肚皮“可勁‘造’”，恐怕我也會像五八年在夾邊溝那個滄州小老鄉那樣，撐破肚皮，吐血而亡。

 

一連吃了兩天飽飯，加上兩位親人的到來，我感到身上有勁兒多了，頭昏眼花的現象也減輕了，臉色開始有了一些紅潤，精、氣、神也來了，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爸爸見到這個情況，高興地嘴裡不住地念叨：“這回我兒子死不了啦！”……他問我能不能到洞穴外面轉悠轉悠？我說沒問題。於是三個人邁出洞穴，剛要遠去，我突然想起，洞穴內那許多的食品，沒有人看守怎麼行。於是我對他們說：

 

“咱爺仨不能都走。家裡得留人。要不，這些吃的准得讓別人給‘劃落’光了！”

 

父親聽了點頭稱是：“對。我留下來看東西，你跟宜勤在近處走走，別太遠了。”說着，老人家就在附近活動腿腳。洞穴太小，三個人呆在裡面根本伸不開腿。

 

從五八年十月一日那天，離開妻子到現在，已經兩年多了。今日夫妻二人走在這白雪皚皚的莽原大地上，心中涌動着千言萬語，卻怎樣也不知從何說起。宜勤攙着我在厚厚的殘雪中漫步，倆人相依相偎，默默無言。多年夫妻的情感，千百日牽腸掛肚的思念，盡在“此時無聲勝有聲”中。

 

走着走着，她猛然發現潔白的雪地上，沿着我們走過的路徑，一滴一滴鮮紅鮮紅的血跡。忙問我：這是哪兒來的血？此時我也感到下身有些隱隱的刺痛，一下子明白了：是從我的褲腿里流出來的。因為無法就醫，我的痔瘡已經相當嚴重，一遇勞累血就順腿而下。我對妻說：

 

“哦，是我的痔瘡流的血。不要緊的，沒事兒。”

 

妻心疼地對我說：“一路上流這麼多的血還說沒事兒！咱別走了，回去吧！”

 

於是，我倆又順着原路往回走。一邊走着，她一邊向我述說着家中和社會上這兩年來發生和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事情。其中有些在社會上早已是街頭巷尾婦孺皆知的，而我卻聞所未聞，做夢都想不到。例如：從五八年開始，全民大煉鋼鐵，沒有原料，就把家家戶戶的鐵火爐、鐵鍋，甚至連門拴門吊也全都收走，結果都煉成了爐渣似的燒結鐵，變成了一堆堆廢物，拋棄在路邊田野；全國城鄉到處鬧糧荒，由於吃不飽，各地都出現了大批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盲流”，社會秩序也異常混亂。我省的通渭等地，由於領導虛報糧食產量，強行收走農民的口糧，致使群眾大批餓死。縣委書記等領導無顏以對，引咎自殺。而身為甘肅省委書記的張仲良，不顧全省人民的死活，向中央浮誇虛報，邀功求賞，給全省廣大群眾和工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損失。中央領導人中，有人在“廬山會議”上說了實話，結果都被罷了官，彭老總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等等，等等。

 

我一直是個堅定的革命人。堅信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就一定能夠打敗帝國主義，建成幸福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進一步實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共產主義。又誰知，竟有那麼一批“歪嘴和尚”，把真經念成了“邪咒”，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欺騙黨中央、欺騙毛主席、欺騙全中國人民，寧“左”勿右，搞得全國人民瞪着眼睛說胡話，說鬼話，不敢說真話。天災人禍一齊壓在百姓頭上，全國人民都缺衣少食，在艱難地過日子。

 

父親來到明水的第三天，場部領導派人把老人請了去談話。我和宜勤覺得這可能是個好兆頭。猜測着：會不會是讓我與他們爺倆一起離開明水回蘭州養病？假如是這樣，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了。可轉念又一想：不大可能。原因是不久前高壽慈的父親來明水，走時並未將高帶走，說明此事沒有先例。再說，農場的人都死了一大半了，他們都無動於衷，豈能對我網開一面，獨發善心！

 

我們兩人正在胡思亂想瞎猜測着，父親回來了。看起來他很激動，還沒等我們問話，就先問我：

 

“你們這兒有個鄧大夫嗎？”

 

“有呵。是個中醫大夫，也是勞教的。他死了。”

 

“怎麼死的？”

 

“聽說得的是急病。當大夫的在這裡餓不着，吃的肥肥胖胖，可不知怎的突然死了。”

 

“剛才場長和幾個幹部對我說，農場裡有人造謠，說是這裡的鄧大夫死了，有人把他的肉煮着吃了，這完全是胡說八道，讓不要相信；還又一再囑咐，讓我千萬不要把這事傳了出去。”

 

“那您是怎麼說的？”我焦急地問，生怕老人家脾氣直，給他們下不來台。

 

“我說，你們放心。我這麼大歲數了，舊社會有人吃人的事。現在是嘛社會？是新社會。我不信新社會會有人吃人的事。說完，我就回來了。”

 

“爸爸，此刻沒有外人，咱說實話，這事兒是真的。吃了鄧大夫肉的那幾個人，現在都正關着禁閉呢！其實，這有什麼奇怪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太平洋上有個小島，島上面有好幾千日本兵，讓盟軍給包圍了好多天，日本兵彈盡糧絕，最後把島上的四腳蛇抓到了就活活往嘴裡填。眼下我們這裡也是一樣，不少人餓急了什麼都吃。什麼死耗子，蝎虎子，草蛇，哪樣沒吃過？”

 

聽了我說的話，妻瞪大了驚異的眼睛，心事重重地說：

 

“這地方可真不是人呆的！太嚇人了。”

 

“不行。我回去就找政府，告他們！”父親十分激動而又氣憤地說。

 

“那不行，爸爸。您來了，咱們見了面了，我也死不了啦，這就謝天謝地。您可千萬別再亂告狀，弄不好又給咱們惹大禍。”我央求地安慰父親。

 

“我看這樣……”妻氣憤地說：“回到蘭州，我馬上去找電台領導，讓他們聽一聽鍾政現在是怎麼活着的！每天遭的是什麼罪！讓他們來人接你回去。要是他們也不管，人死了，叫他們償命！”

 

爸爸每天去伙房打三個人的飯，一天兩頓，頓頓都是每人一勺豆麵糊糊。說實話，這三個人的三勺糊糊不夠我一個人喝的。原來這豆面熬的稀糊糊，稍一放涼，上面就分出大約三分之一的清水來。就是這個，他們二人還捨不得，只是作作樣子，喝上兩口，就都倒在了我的碗裡。帶來的食品他們一點不動，為的是讓我多吃一口。在明水的三天，他們是忍着飢挨着餓度過的。

 

為了不讓爸爸和宜勤繼續在這裡忍飢挨餓；也為了不再讓他們繼續眼睜睜地看着我受罪。第三天晚上我們決定：他二人明天一早動身返回。

 

洞穴里沒有燈，也不能點燈。冬天也黑得早，我們爺仨摸着黑早早就躺下了。

 

老父親上了年紀，連續多日顛簸勞累，早已困頓不堪，加之見到了活着的兒子，心裡的石頭落了地，故而躺下不久，就鼾聲大作。睡眠中時而在磨牙，時而又含糊不清地喃喃囈語着什麼。接着又聽到他老人家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在這互相交替發出的聲音中，我明白了老父親是在夢中咬牙切齒地詛咒他們對自己兒子的不公；長長地出氣是在嘆息自己無力改變兒子眼前這種悲慘至極的境地。此刻，我心中也在默默地痛恨自己嘴巴不嚴，招來這場慘禍，讓年逾花甲的老父親經受這般心靈的痛苦與折磨。不過，親愛的爸爸呀，儘管您的兒子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前途未卜。但是您的兒子確確實實沒做什麼錯事。他是在按照您的教誨清清白白地作人，認認真真地做事。要說有錯有誤的話，那就是孩兒我還年輕，太天真，太幼稚，不知道人生路途上有陷阱，不懂得人世交往中有險惡。離開您身邊十多年，您每回的來信，總是諄諄告誡我要聽黨的話，努力為人民服務。我是在聽黨的話呀，是在努力工作的呀！但我一個年輕人，涉世不深，哪裡曉得那麼多的政治與權謀呢？怎能知道偉人的頭腦里想的是什麼呢？爸爸，莫說我年紀太輕，搞不清陰謀與“陽謀”，再看看我周圍的難友，有些已經含冤死去；活着的也在陸陸續續地走向死亡。他們中有許多曾是學貫中西，名揚中外的英才權威；許多曾是學富五車，技藝超群的專家學者。他們是我們民族的精英，國家的棟梁。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共和國的強盛，億萬人民的幸福，作出過許多寶貴巨大的貢獻。可他們也都因言獲罪，在劫難逃，更何況一個小小的我呢！親愛的爸爸，不要憤恨，不要嘆息，只要老天睜眼，孩兒能活着出去，我當汲取這次教訓，今生今世永遠牢記“禍從口出”這條古訓。

 

一條棉被緊緊地裹着我和宜勤。這是兩年多來我們夫妻第一次相擁相抱。這使我想起我倆的新婚之夜。當賓客散盡，我倆同床共枕的時刻。那時她少女的羞顏未退，以手遮面，任我千呼萬喚，始終不肯答言；還不時用她的手無力地推擋着我的撫摸和親昵，那嬌羞之態令我長久難以忘懷。待以後時間長了也就成了彼此間打趣的笑料。每逢說到這裡，她就會用手指在我的額頭上輕輕一點，吃吃地笑着罵我一聲：“壞！”

 

當記者的要經常下鄉下廠進行採訪，每次出差前她總是千叮嚀萬囑咐，讓我辦完公事早早回家。而我每次回到家來，迎接我的總是孩子的歡樂，和她胖乎乎的笑臉；當然更少不了我最愛吃的菜、愛喝的酒。此前她還要把小屋細心地整理一遍，擺設整齊，打掃乾淨。進得門來，立時有一股小家庭的溫馨，夫妻久別的溫暖撲面而來。夜深人靜，我倆沐浴在愛河之中，真正領會“久別勝新婚”這句話的真諦。

 

而今在這個原始的洞穴中，我們倆又相擁相抱了。妻的手慢慢的撫摸着我有皮無肉的脊背和根根兀突的肋骨，我也撫摸着她瘦了許多的胴體……逐漸的妻的呼吸急促起來，我也有些衝動。此刻我理應盡丈夫之道，行夫妻之實。但是，天哪！此刻我好像是在攀登一座無比陡峭的山峰，任我怎樣也爬不到山頂。我使出生平最大的力氣努力再努力，我知道山頂上將會是激情飛越，天人合一，但是，我卻怎麼都抬不起那沉重的雙腳……

 

……

 

良久，妻的肩膀在我的懷中輕輕地抽動，我知道她在哭泣。我有些不知所措，俯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

 

“宜勤，請，請你原諒。我，我……”

 

妻忙用一隻手堵着我的嘴，湊到我耳邊說：

 

“別這樣說。我是看到把你整成這個樣子，我心疼！”停了一會，她把我的手拉過去放在她的胸口上，又說：

 

“鍾政，你千萬要頂住，要活着回去。不然我們娘兒幾個……”說着忍不住又小聲地抽泣起來。我怕老父親聽見難過，就把她的頭埋在我的懷裡，像拍打小兒入睡一樣輕輕地拍打着她的背，漸漸的哭泣停止了，呼吸也變得均勻了，她睡着了……。

 

此刻，這一老一少——我在這人世間最親密的人都在這小小的洞穴中，在我的身邊睡着了。只有我思緒萬千，心潮難平，無法入睡。荒原上嘶叫着的寒風，扑打在洞口草堆上，發出嘶嘶的聲響。隱隱約約，一個古代人物在我的腦海里閃現出來，那就是漢朝“五將失邊，陵獨遇戰”的李陵大將軍。他在大漠中與匈奴浴血奮戰，勇猛頑強。但在那天蒼蒼野茫茫的塞外荒原上，他的部隊前無救兵，後無糧草，得不到任何支援，終因寡不抵眾，全軍覆沒，他也被生擒活捉。敵人被他的勇猛所折服，為他的忠貞所感動。不僅沒有在人格上凌辱他，肉體上折磨他，而且還待之若上賓，供之以厚祿。幾千年前一個愚昧落後的部族人，就已經懂得對敵人施以教育、感化，“化敵為友”，轉變矛盾，直至量才使用，發揮他的才能。後人覺得，李陵之所以被俘後能活着，與其說是他的偷生變節，不如說是北國首領的寬懷大量。匈奴人可以寬容欲征服他們的敵軍將領，可現實卻不寬容我們這些因言獲“罪”的低頭認罪人。眼看着在夾邊溝接受勞動教養的數千名“右派”，已經或將會一個個餓死、凍死、病死。之後一床薄被，幾截草繩，將他們捆緊了送進那無聲無息的世界。

 

李陵將軍對他在匈奴的生活描述為“韋鞲毳幕，以御風雨”、“膻肉酪漿，以充饑渴”。他住在圓圓的皮革毛氈帳篷里，既擋風又遮雨；吃着新鮮的羊羔肉，喝着香濃的乳汁，猶感北國生活艱苦，不堪忍受。而今我們飢不擇食，吃着拉不下大便的草籽野菜，與土撥鼠同住在崖坎下的洞穴里，眼睜睜地凍餓而死，又能向誰述說呢？上帝啊！你看到這一切了嗎？我們即便犯了“錯誤”甚至是犯了“罪”，但我們是人，是有血有肉、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人啊，我們也該享有做人的起碼的權利。這樣對待人的生命是公平的嗎？

 

親人們的到來，激活了我麻木的腦神經，越思越想越難以入眠。夜深了，風更大了，洞口的草堆，被風吹開了一個豁口，冷風灌進了洞穴，針刺般地扎在皮膚上。我爬到洞口抬頭看看外面的天，只見一彎清月懸在冰冷的天空，幾顆孤星無力地眨動着眼睛。我攏好了洞口的草堆，翻身鑽回被窩，順手摸出一支煙，叼在嘴上。在劃着火柴點煙的一剎那，不經意地看了一下睡着的妻，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她臉上，借着火柴的光亮看去，原來那是兩顆晶瑩的淚珠掛在她的眼角，可她熟睡的臉上卻又蕩漾着淺淺的微笑。我用舌尖輕輕的舔去妻的淚珠，一絲淡淡的鹹味停留在我的舌尖上……。

 

我抽着煙想了想，今天是我一生中應該永遠永遠記住的日子：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十一月十日。地點：中國甘肅省高台縣明水農場一個原始洞穴。

 

 

 

 

 

廿六、“緊箍咒”失靈

 

 

父親和愛妻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憂心忡忡地走了。走前，他們除了留下車票錢，把僅剩下的七十元錢，和三十斤全國糧票都留給了我。老人家囑咐說：

 

“孩子，心眼兒活着點兒，別太死性。實在不行了，走人。不能在這兒等死。明白嗎？”

 

但我自參加革命後所受的教育，就是服服帖帖作黨的馴服工具，一切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做事循規蹈矩，絕不越雷池一步。我想，既然組織上決定讓我到這裡接受勞動教養，我就應該服從決定，接受組織的考驗，通過勞動來改造自己。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回單位，繼續革命。如果我經不起考驗，當了逃兵，這兩年多的艱苦勞動，這期間我的一切決心和表現，豈不都前功盡棄，付之東流了嗎！再說，在一個革命者面前，只有兩條路——革命，或者反革命。我脫離革命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嗎？不能。我要繼續革命，絕不能一走了之。

 

由於家人帶來的“救命糧草”，使身體得到了營養的補充，加之親人的巨大精神鼓舞，我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調節和加強。我覺得自己至少再堅持幾個月沒有問題。可是其他大多數仍然苦苦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同伴們，卻沒有我這樣的幸運。為了求生保命，他們衝破一切既不合理，更不合法的圈圈框框，衝破一切只能令人坐以待斃的禁令、戒律，發揮他們內在的潛能，使出渾身的解術，為生存而不惜一切。

 

從蘭州鐵路局系統送農場勞教的一個小伙子，腦筋比較活絡，身體沒全垮掉，還能跑能踮。他找到在列車上的同行、同事，利用這些人的來來往往，給他帶這帶那，他把帶來的食品，在農場干起了以食品換物品的“食、物交換”活動。

 

一塊八成新的大號“羅馬”牌手錶，或其它牌子的進口手錶，可以換回八市斤大米；

 

一件八九成新的全毛華達呢面、狐狸皮大衣，可換五斤糧票、五斤雜糧；

 

一套藏青毛吡嘰中山裝，可換五斤麵粉，五盒（每盒價值人民幣一角四分）的“鋸末”香煙；

 

其它，像毛衣、褲、上衣、襯衫、皮鞋、皮箱、美國派克鋼筆、甚至一雙襪子，一副手套，都可以交換成大米、麵粉、雜糧、干餅子，等等，等等。交換比例完全是隨心所好，兩相情願。交換方式則是隨意、靈活，不受任何時間、地點的限制。

 

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情景：半夜三更，人們正在睡覺。突然有個人一撩帘子闖了進來，在黑暗中大聲吆喝：

 

“誰買紙煙？兩角錢一根兒！”

 

聽到這個聲音，人們一陣騷動。睡着的和沒睡着的各有不同的反應。有的人睡眼惺松地坐起來，說：“我買”；另一個還躺在被窩裡的，也連聲喊道：“我要，我要！”……

 

賣主是個年輕的小伙子，穿着一件光面老羊皮，頭上戴着毛皮帽子，兩邊的護耳耷拉着，手裡提着一個布袋子，裡面裝了一些拆開的零根紙煙，其中什麼牌子的都有，一般都是一角多到兩角多一盒的低價煙。可是現在，卻是以大約高出市場價十倍上下的價格送到你的嘴邊來的。只見他口裡噴着熱氣，喊着：“把錢準備好。煙好壞碰運氣，不挑不揀。快點兒……”小伙子一邊收錢，一邊付煙，動作麻利，頭腦清楚。不多一會兒，滿地窩子便煙霧繚繞，人們在噴雲吐霧中呲咂着箇中滋味……。

 

此後不久，天一黑，就開始有人來用煙、雜麵餅子交換舊衣舊物；有人提着包賣饅頭、烙餅；有的賣洋芋、糖蘿蔔……，你來我往，交易頻繁。這種夜間集市式的夜生活成了農場的一道“風景線”，我們這些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節目”。參加“演出”的，既有農場內部的勞教們，也有附近十里八里的農村社員。在這些活動中，我是一名積極份子。我把自己用不着的東西，從死去同伴們處揀來的“洋落兒”，統統陸續拿去換煙、換餅子；有時，還用錢買幾隻三四角錢一根的“高級”煙過過癮。

 

所有這一切，一掃往日明水農場那種死氣沉沉的氣氛，給人們代之以生的希望。但是，這種近似原始社會的“物物交換”畢竟資源有限，時間不長，能夠作為交換的物品基本告罄，而肚皮卻是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那些數量有限的食品只能濟命一時，不能飽肚一“世”。飢餓像瘟疫一樣，仍然每時每刻威脅着人的生命。一些人耐不住飢餓的熬煎，抗不過嚴寒的侵襲，抵不了疾病的折磨，陸陸續續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被拋屍崖下，與成百上千的先去的同伴擠壓在一起，任風吹日曬，白雪覆蓋……

 

有體力的人開始冒險去逃生，其中有的還沒有走出戈壁灘，就被凍餓而死，或者被野獸吞噬；留下的幾乎全都病得動彈不得，躺在鋪上呻吟着。

 

與此同時，人們看見農場羊圈裡的羊，經過挑選，隔三間五的被拉了出去，屠宰之後，一盤一碗的手抓羊肉、羊肉泡饃，把管教幹部們個個吃得腸肥腦滿，大腹便便。需要說明的是，那一隻只的肥羊，那小麥磨的麵粉，原本都是用以改善勞教人員伙食的。在國家困難時期，偉大領袖毛主席都不吃肉了的時候，這夥人卻還在那裡饕餮大餐，盡情享受。他們吃的不是羊肉，而是死去勞教們的軀體；他們喝的不是湯，而是勞教們的血。

 

有一天半夜時分，我還沒有入睡。黑洞洞的地窩子裡伸手不見五指，只能聽見有人出出進進的走動。過了一會兒，臉盆在發出輕輕的碰撞聲，有人在地鋪上翻騰什麼，還有悄聲悄語的對話。又過了一會兒，有人問我：“喂，有鹽嗎？”我聽出這是蘭州地質大隊的老蕭。便回答說：“沒有鹽，有醬油膏。”老蕭高興地說：“那更好了。拿來給我。”摸着黑，我遞給他一塊醬油膏。接着，牆根處出現火堆，一股股的煙霧瀰漫了整個地窩子。

 

透過火焰的光亮，我才看清老蕭他們幾個人在用臉盆煮羊肉。這哥幾個真有辦法。他們幾乎在沒有刀斧的情況下，用近乎原始人的切割工具和手，硬是把偷來的一隻瘦羊剝了皮，折了骨，填進了臉盆。他們真不愧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戈壁灘上的“魯濱遜”。

 

眼看柴草要燒完了，鍋還沒有大開，有人到外面尋找蒿草、秸稈，有人趴在地上，用嘴吹火助燃，柴草煙嗆的人直咳嗽。

 

隨着“行了，行了”的話語，我聽見唏溜唏溜吮吸湯水，和牙齒與骨頭的磨擦聲。接着，老蕭把一塊帶骨頭的肉給了我，那羊肉的鮮味撲鼻而來。火候不夠，肉是半生不熟的，咬不下來，但我豈能就此“放棄”！費了好大勁，終於把它生吞活剝似地咽下了肚。剩下的骨頭嗍了又嗍，老半天沒捨得把它丟掉。

 

又是一天下午，我在背風處曬着太陽。身子被曬得暖和了，就有些昏昏然，直打瞌睡。這時候，老蕭和家住蘭州山字石基督教會的小張兩個人，風風火火從外面回來，把揀來的像草籽一樣的東西，倒在臉盆里，加上水煮了起來。不一會兒，一盆粘乎乎的黃色的“粥”煮好了。二人把它端到鋪位上，津津有味地喝着。看見他們喝“粥”的香勁兒，我也湊了過去，試圖“分得一杯羹”。他們“慷慨”地贈了我半茶缸。喝時覺得稍有些苦味兒，感覺上倒像是小米粥。

 

不大會兒，我突然覺得心跳、氣短，還夾雜着一種亢奮的感覺。再一看，老蕭、小張二人在手舞足蹈，東倒西歪地跳動着，動作極不協調，三跳兩跳，兩個人一個仰面倒在鋪位上；另一個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見此情景，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好，中毒了！要趕快搶救。接着，我就掙扎着踉踉蹌蹌地向場部方向跑去。我像一個喝醉酒的人，連滾帶爬地衝進了醫務室，嘴裡喊着：

 

“我中毒了，我中毒了！快，大夫，快給我吃解毒的藥……。還有兩個也中毒躺倒了……”

 

醫務室只有兩位女醫生，見我像發夢囈似的，瘋瘋顛顛地只管喊着，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倒是一位年齡稍大的大夫比較沉着，迅速從一個棕色大藥瓶里倒出兩片白色藥片，讓我喝下去。就像一個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那樣，我忙不迭地把藥片吞了下去，大夫又讓我躺在診療床上，說要繼續觀察。然後，她二人背着小藥箱出去了。

 

 

 

 

 

 

 

 

 

 

 

 

 

 

廿七、“先行者”與幸運兒

 

 

《甘肅日報》和省廣播電台同屬新聞系統，兩家業務和人員也交往頻繁，特別是兩家的編輯部門，人員互相都比較熟悉。報社有位叫王景超的，戴着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文質彬彬，一派學者風度，是個很有才華的記者。幾天前，我在外面曬太陽，猛然看見他披着一件藍布面的皮大衣，在不遠的一個地窩子前散步。我喊了他一聲：景超！當他發現是我在向他打招呼時，驚奇地看着我，似乎在想：“你怎麼也在這兒？！”他鄉遇故人，都感慨萬端。於是，我倆坐在牆根下交談起來。

“景超，最近怎麼樣？我說的是你的身體。”

“夠嗆。我怕挺不過去啦！”他憂心忡忡地說。

“鳳鳴有信來嗎？”我指的是他的愛人（那時革命隊伍中稱呼妻子一律為“愛人”）、甘肅日報記者和鳳鳴，她是位很文靜、秀氣，很會寫文章的女“秀才”。在“整風”大鳴大放中也“榮獲”了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

 “好長時間沒來信了。唉，我一直在擔心她那肺結核病，現在沒什麼營養，糧食又緊張，恐怕比我們這裡也強不了多少。”說話時，他眉頭緊皺，顯出對妻子更多的擔心和掛念。
　　“你就別擔心她了。再難，總比這兒強啊！你就多注意你自己吧！”我勸慰着他。

“我最近常吐血，有時一吐就是幾大口，有兩回都暈過去了。我擔心……”

“唉，沒事兒。咱這裡頭吐血的人多了，不要緊的。你不要背思想包袱。”我明知在這種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吐血意味着什麼。但我只能為他寬心，給他安慰。

我倆沉默了一會兒，又問他：

“景超，我聽老郭說，你那本幾十萬字的小說已經定稿了，是吧？”

他一聽我問起他那部小說的事兒，立刻激動起來，憤憤地說：

“哼，還提寫書的事兒呢，不是寫小說我還當不了右派呢！他們光看了個提綱目錄，就定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簡直是強加於人嘛。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說話時，他的手在抖動着，瘦長瘦長的臉漲得發紅，眼睛裡充滿着憤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我見他如此激動，有些出乎預料，就想趕緊轉換話題。我從口袋裡掏出一盒揉皺了的紙煙，抽出一隻遞給他，他說怕咳嗽，已戒煙了。於是我點着一隻抽着，彼此又談了些別的，就此各回各的地窩子去了。

這次談話過去沒有多久，一天中午吃過飯，我忽然想去再找他聊聊，於是就到他的住處找他，有人告訴我說他死了。我被這個壞消息驚呆了，久久地站在那裡，心中感到一陣陣的疼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上次見面時，我已經從他的病情預料到可能發生的不幸。可是絕沒想到事情到來得如此之快，以至近在咫尺，都沒有來得及再見上一面。想着想着，不由得落下了遺憾和傷心的眼淚。司馬遷曾經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景超這樣一位才華出眾的文人、記者，用他飽蘸革命激情的筆，謳歌偉大的人民革命運動，反落得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發配戈壁，最終不明不白胡裡胡塗地死去，他的死是“重於泰山”，抑或“輕於鴻毛”？誰來回答這個問題？

正當人們面對死亡而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一個沒有任何文字根據而又千真萬確的消息，在明水農場迅速傳播着，人們爭相傳誦，奔走相告。

“中央檢查團來了！”

“北京大領導來了！我們有救了！”

這消息不知從哪裡傳來，也不知是何人透露，總之是越傳越真，越傳越有根據，越傳越具體，如同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飽經磨難，垂死掙扎的這群人兒，乾癟的臉上掛上了笑容，眼睛裡含着晶瑩的淚花。一時間忘卻了飢餓的折磨，也忘卻了死亡的威脅。打起了精神，挺起了腰板，唱起了歌兒，開起了玩笑，一個夥伴開玩笑地說：“咱們現在是‘長蟲吃了煙袋油子——精神抖擻’啊！”

我努力從人們傳播着的“特大喜訊”中尋找和分析着每一句話，從管教們臉上的細微表情中察顏觀色，以便得出這件事的確實與否。憑着幾年來的工作經歷，和從事記者工作的敏感，我得出了一個積極的、正面的結論。主要依據是：對待我們這些犯了“錯誤”的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不是講：“有錯必究，治病救人”方針的嗎！象夾邊溝、明水農場這樣的“一棒子打死”的作法是絕對錯誤的。黨中央、毛主席是不會允許下面這幫“歪嘴和尚”們這樣胡作非為，殘害人民的。甘肅全省很大一批知識分子的黨和非黨幹部，被訂為“右派”，送到農場，是要他們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給予生活出路，而不是採取“比秦始皇還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搞肉體滅絕。我們國家的農場是教育改造的場所，不是德國法西斯的集中營。農場以往的作法顯然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任何錯誤都是會得到和必然得到糾正的。中央派檢查團來，大概主要是糾正這一錯誤的。

當我堅信中央檢查團的到來，使我們獲得新生絕對可能的時候，我的豁達開朗、樂觀活躍的性格又重新顯露出來。不由得一次次引吭高歌，唱起陝北的“翻身道情”來：

“太陽……一出來吆……哎嗨哎嗨……滿山紅……哎嗨吆……”

這聲音衝出浩瀚無垠的戈壁荒灘，飛越萬水千山，將傳到金城蘭州愛妻的耳中；傳到渤海之濱雙親的耳中。告訴他們，黨中央、毛主席派人來救我們啦！我們有救啦！

 

廿八、節外生枝

 

 

整整的兩年零三個月，在苦苦掙扎中盼星星，盼月亮，在這一段勞教經歷中，真是驚心觸目，兩度春秋更迭，幾次命懸一線，啊，終於熬到了頭，有返回蘭州的實實在在地、不再是空幻地可能了！

 

全農場的勞教分子一掃往常的絕望待死的滿臉戚容，個個有了生氣，有了笑容，每個人的臉上喚發出了光彩，啊！人是貪生的，而生和死由誰主宰呢？是災禍和意外的橫禍嗎？

 

人是有自我保護的本能的，有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啊，在追求事業成功，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之外，還有愛情，還要家庭的溫馨，還要享受融融的天倫之樂；奇花異草，森林湖泊，讀名人著作；聽南腔北調之婉轉嘹亮…。生活是多麼美好啊！然而，我們的生命卻由不了自己，真是生不由已啊！

 

在知道了黨中央派人來甘肅搶救我們的消息後，我們急切地等着返家的准日子，聽說明天場部就宣布名單，此時，那分分秒秒都顯的那樣漫長，時光好像也跟我們作對，高懸的太陽總是慢吞吞地不往西沉。

 

天終於黑了，我百無聊賴地在地窩子外邊轉悠，看到地上東一處西一處的破門窗的碎木條木板，我想起我還有點兒炒麵，把這些碎木條木板揀回去，不正可煮盆糊糊嗎？於是，我蹲下來一塊一塊地揀着，猛地我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腳，我氣急地跳了起來一看，是農場劉場長那個陝北人。

 

“你踹我幹啥？”我怒目地向他吼道。

 

“咋的？你狗日的要反了！別以為你要走了，就這樣劈門砸窗地破壞！”劉場長還是那樣霸道地向我斥責亂扣帽子。

 

我當然不服，我直挺挺地向他辯白，我說：

 

“場長，你別給我扣帽子，我揀幾塊碎木條，怎麼是破壞？我啥時候砸了門窗啦？

 

“你狗日的別歪！我要把你留下來，就是不讓你走！你等着。”

 

劉場長說罷氣哼哼地走了。

 

  我望着劉場長的背影，心裡充滿了怒氣和憤恨，我心想：你不讓我走，哼，看吧，老子非走不可！這回可由不了你啦！在死人如麻的清水，我們被凍死、餓死，可你們晚上吃着手抓羊肉，吃着白麵餅子，你們怎麼沒一個餓死，凍死？難道我們不是人？留在明水多一天就多一天死的威脅，多一時就多一時死的威脅！

 

我走回地窩子時猶余怒未熄，地質局的老蕭和小張倆人坐在地鋪上正說的熱鬧，我一進去，他們就問我：

 

“老鍾你上哪兒去了這半天？”

 

接着我把剛才發生的一切向他倆說了一遍。他們看到我滿臉怒容都笑了笑說：

 

“唉，生什麼氣？反正以後再不受他們的了，他說不讓你回蘭州，擋不住咱們，人有兩條腿，誰也擋不了！”

 

幾天以後的一個下午。

 

“集合了，到場部去開會了….”伙房的人在各個住人的地窩子前大聲地叫喊着,催促着大伙兒快走。不一會兒場部門前聚集了一兩百號“教民”，各個神色緊張又興奮地看着場部門前站着的幾個管教，伸長了脖子注視着手拿着一摞紙的袁隊長。

 

“靜一下”，袁隊長大聲地咳嗽了一下，等大家都靜下來以後，揚了揚手裡那幾頁紙，大聲宣布：

 

“現在我宣布一下名單，名單上有的，回去打行李，用布條寫上自己的名字，拖拉機一來就裝上車，晚上開過飯，集體排隊去高台車站，聽清了嗎？”

 

“聽清了”！幾乎是異口同聲地齊應着，清脆響亮，很有底氣，不像是一群餓得有聲無力的人，倒像是一隊整裝待發的隊伍開拔迎敵似的。

 

“好，都聽着，我現在就念名單。”

 

這時，人們各個摒住呼吸，瞪大了眼睛，喘着粗氣靜靜等“大赦”時刻的到來。人們心裡都明白，此刻袁隊長手裡拿着的，是關乎每個人生死存亡的“生死薄”，是對自己命運的判決書，有者生，無者亡。這時我猛然想到，那晚我與劉場長頂撞、衝突，他曾說要把我扣留下不讓我走，他會不會真的不讓我走….

 

袁隊長按着名冊順序一個一個地念着,每念完一個人的名字後,就向人群中張望一下，進行盯對查找。同時人群中也會出現一個小小的騷動和歡笑。這時，我悄悄地繞到了袁隊長的身後，這裡可以清楚的看到名單上是否有我的名字？

 

啊！名單上赫然寫有“鍾政”。有我、有我，使我驚喜萬分，好像是一塊石頭落了地。可是，在袁隊長念過一個名字後，該念我的名字時，他卻跳過我的名字念下一個人的名字！我當時只覺得頭上如轟雷震響，四肢癱軟，在嚴冬中頭上冒出了冷汗。好個姓劉的狗場長，你真的要把我置於死地，好，咱走着噍！

 

名單念完之後，人們也一鬨而散，各自回到自己的住處作行前準備去了。我獨自坐在自己的鋪位上，心裡翻來覆去不是個滋味。看見同伴們在高高興興地打着行裝，做着隨時離開這鬼地方的準備的情景，不由得悔恨起自己來，不該和那個劉場長發生衝突，“人在屋檐下，焉敢不低頭！”不管怎麼說，自己還是個犯了錯誤的“右派”嘛！他再壞，也是“假天子以令諸侯”，胳膊擰不過大腿。在這關鍵時候，他報復你一下，咱就吃了大虧。要不，現在去找他承認錯誤，求他發個善心，放我一馬。反正就這一回唄！可再一想，不行。那傢伙“左”得要死，心腸比石頭還硬。他當場長這二年，農場三千來名右派叫他整治死的還剩下三幾百人了。到了今天，還千方百計地整人，耍威風，哪裡有絲毫的人類同情心？向他求情能有什麼好結果！

 

怎麼辦？這心裡真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沒有個主意。這時，我突然想起老父親臨走的時候，囑咐過我；“孩子，心眼兒活着點兒，別太死性。實在不行了，走人。不能在這兒等死。明白嗎？”對呀！我不能眼睜睜地“坐以待斃”。他們沒有理由不讓我走。可是他們現在硬是不講理，硬是要把我留下，說不定將來還會使出更損的壞招兒整治我。幾千人都叫他們給整治死了，我一個人又算得了幾何！前思後想，“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們不讓走，咱就自己走。大隊人馬前腳走，我個人隨後“撤”。

 

主意拿定，我悄悄對地質局的老蕭說：

 

“一會兒我打好了行李，你幫我裝上拖拉機。到了蘭州，我再到你處去取。”老蕭滿口答應。我迅速把行李打好，在布條上寫上老蕭的名字，交給了他。天快擦黑時分，幾台拖拉機停在了外面，人們立刻把行李往車上裝，車裝好了，一個個又心急火燎，坐臥不安，恨不得馬上動身。

 

這時，伙房的人大聲地喊着：“開飯了！提前開飯了！快打飯……”。

 

晚飯後不久，就聽到吹哨子集合的聲音。人們爭先恐後地跑到外邊去了。我獨自在屋內徘徊，坐立不安。我聽見袁隊長大聲說着：

 

“別亂！聽着！你們排好隊，快——。”

 

我從門縫裡看見人們都很利索整齊地站好了隊。絕非往日那種慢慢騰騰，磨磨蹭蹭的懶散樣子。袁隊長在數着人頭數。

 

“聽好了！現在就出發。路上不准掉隊；到了車站不准亂跑，也不准亂買東西。要互相監督。哪個不聽指揮不許上車，原回明水！聽見了沒有？”袁隊長大聲的宣布着紀律。隨後，我聽見人們雜亂的腳步聲，由近及遠，慢慢地消失在朦朧夜色中了。

 

我下意識地打開綠色布兜，裡面裝着飯盒、玻璃罐頭瓶，瓶里有卷好的七八支煙。順手點燃了一支，再看看天色，心裡盤算着：該“撤”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廿九、走出死谷

 

 

人去樓空，萬籟無聲。

 

我穿上光面的羊皮大衣，背上小胯包，順着白天看好的一條小道向崖邊走去。此路雖然比大路艱險，但較安全。

 

不久前剛剛下過大雪，地上積雪足有三四寸厚，走在上面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下了土崖繼續往前走，發現這裡坑坑窪窪，凹凸不平，走在上面感覺有些異樣，腳下踩着的是軟鼓囊囊的什麼。我用腳把雪撥開，蹲下用手一摸，原來是棉被。這下，我突然明白了，是死人，用棉被裹着的死人。平時老聽說農場死了人就用棉被一裹，兩頭繩子一紮，抬到土崖扔下去。可這裡土崖多的是，究竟扔到哪個土崖下面，從來沒有細打聽過，這會兒才知道就是這兒！借着地面積雪的反射，我蹲下身子向周圍察看，覺得自己正處在四面的死人包圍之中，不由得毛骨悚然，立時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我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從腦海里找出使自己不害怕的方法。於是，我口中念念有詞地說：“夥伴們，我是鍾政，今晚打這兒路過，順便看看你們。我知道你們活着的時候，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信念，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男人；如今成了無可哀告的屈鬼冤魂，躺在這冰天雪地的荒灘上，下無鋪，上無蓋，心中一定有很大的委屈。我回到蘭州，一定給你們的親人家屬帶個信兒，能來的叫他們來給你們挖個坑，填上土，讓你們入土為安；來不了的，給你們多燒點兒紙，多燒香，給你們把寒衣、炒麵‘寄’來，不讓你們挨餓受凍……。”一邊說着，一邊從屍體堆縫中小心翼翼地慢慢崴了出去……

 

走出死人堆，我才大喘了一口氣，覺得頭上直冒汗，內衣已被汗水濕透，寒風一吹，前心後背像被水潑了一般。時間緊迫，容不得再多想什麼，只得匆匆趕路……

 

我一個人不停地向前走着。一望無垠的雪野，沒有路，更沒有人，偶爾有一兩隻野兔或是田鼠，從我眼前疾馳而過，使人驚魂甫定。於是想到，此刻若是一條狼擋住我的去路，那可是既不能進，也不能退，更無力與它搏鬥，非成了它的“美餐”不可……。越想越覺得恐怖，不由得越發加快了腳步。

 

走着，走着，突然，眼前有一道亮光在夜空中閃了一下，幾秒鐘之後又出現了，像是探照燈發出的光柱，在遠處時隱時現地照射；接着，又隱隱約約聽到了汽笛的聲響。啊！是火車的聲音，那光柱是車頭的燈光。我又加緊了步伐，向前走了十來分鐘，看見茫茫雪原中有一條蜿蜒的黑色帶子，一眼望不到邊。走到跟前才看清了是鐵道。我欣喜若狂，總算摸到目的地了。此刻，一切的擔心、恐懼都化為烏有，只有心在激動地“怦，怦”亂跳，身子不由得一軟，一屁股坐在了鐵軌旁，再也動彈不得。過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了勁，想到這幾個鐘頭心情緊張，連支煙都沒顧上抽，於是順手從挎包里掏出玻璃瓶，想拿出一支煙來。但是玻璃瓶在，瓶內卻空無一物。我又把挎包仔細搜索了一遍，還是沒有。怪了！煙是不會掉出來的呀！挎包的鎖帶扣得很緊，煙怎麼會沒有了呢？這使我不由得想到：一定是過崖時，被那些死去的難友給留下了。於是，我又自言自語地說起來：“哥兒們，我也沒給你們留下吃的、穿的。那幾支煙就算是我敬你們大夥的，你們就省着點兒抽吧！……”說話間，我不免又轉過頭，向來的方向看了又看。

 

我站在鐵軌上，努力地搜尋火車車站的位置。透過朦朦朧朧的夜空，我看見西邊遠遠的地方，有許多昏黃色的燈光在寒風中閃閃爍爍。我想，那裡應該就是高台車站。當我走到離車站建築物不遠的地方，就聽見有熙熙攘攘的嘈雜聲，再近一點兒，還聽到一個陝北人大聲地在講話。我判斷出這正是農場劉場長的聲音。為了安全，我不敢露面，只得在稍遠的雪地上，裹緊羊皮大衣，仰面躺着休息。心裡在盤算着：由西面開來的列車一進站，他們大隊人馬肯定會上車。如果我也上車的話，就會在車上碰面，萬一碰上劉場長，可能會有大麻煩。不如讓他們先走，我坐下一趟。

 

由於連續跑路，身體十分疲倦，想着想着竟睡着了。醒來的時候，只覺得渾身冰冷徹骨，手腳麻木，趕忙一骨碌從雪地上爬起來，不住地跑着跳着，藉以活動血脈，恢復身體的熱能。就這樣，跑累了就躺下，凍得受不了了，就又起來跑動。如從反反覆覆，累了躺下，冷了起來，不知折騰了多少回……

 

終於，又聽到了火車汽笛的吼叫聲，和車輪與鐵軌的磨擦聲，一列火車進站了。我站在路軌的高坡上向站台上張望，沒有看到上下車的人群。於是我貓着腰向列車靠近，到了跟前才看清是一列貨車。當時，我靈機一動，決定乾脆先扒上這列貨車，儘早脫離這危險境地。事不宜遲，我立即順着一節空車廂的扶梯爬了上去，在車廂前面的邊角處坐了下來。靜候列車的開動。

 

不一會，“咣噹”一聲，列車猛地晃動了一下就開動了。此時，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像是一隻小鳥飛出了牢籠，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飛翔；又像是一隻小羊，躲過了惡狼的追趕，正在奔向主人身邊；還像是一個迷路的小孩，即將進入家門，投向母親的懷抱……。

 

貨車在風馳電掣般地向東飛駛。我興奮地顧不得寒冷，想不起飢餓，只是想抽支煙。當我下意識地把手伸向挎包里的時候，才忽然想起：煙不是全留給那些土崖下的夥伴了嗎！於是又轉念想到，要是現在有瓶老白乾，我准能一口氣把它喝光，然後大聲喊道：“我勝利了，我就要活着回蘭州啦！”

 

在一個閃爍着許多燈光的地方，列車緩緩地停住了。我剛想站起來看看情況，聽見車下有人用小榔頭敲打着下面的輪子，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不知什麼人把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扔進了車廂。嚇得我摒住呼吸，一動不動地蹲在車廂里。過了好長一陣，周圍再沒有什麼動靜了，我才站了起來，活動活動麻木了的腿腳，拎着挎包從車上爬下來。剛一抬腳，忽然聽到有人厲聲喊道：

 

“幹什麼的？”一個像鐵路公安模樣的人，用強光手電筒直照着我。我慌忙回答：

 

“我。在這兒解小便。”

 

“在這兒解手不行。到車站候車室廁所解去。”說着走到我跟前，看了看我的挎包，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以為我是附近農場工人，再沒問什麼。嚇出一身冷汗的我，此時才驚魂稍定，匆忙走開。

 

走上站台，看到有一塊白色的水泥站牌，上面有兩個黑漆大字：張掖。進了候車室，一股暖流迎面撲來。候車室中間有兩個又粗又大的鐵爐子，爐火正旺，有幾個男女在圍着爐子烤火。四面木質的長條椅上，有的人歪歪斜斜地睡着，有的人在坐着打瞌睡，他們身旁的地下、椅子上，放着行李、箱子、包袱、挎包等等。煙霧瀰漫的候車室，散發人間煙火的大火爐，熙熙攘攘的人聲嘈雜，是那麼親切，那麼熟悉。使我感到自己已經從地獄回到了人間社會。我不再是“鬼”，我又是一個堂堂正正、實實在在的人了！

 

在一個空着的長條椅子上，我坐了下來。眼睛不時地向四下尋覓着什麼。這時，我看見不遠處有個中年漢子，抱着一摞烤餅，正在向候車的人們兜售。似乎是條件反射在起作用，我立時感到肚子已經餓得撐不住了。於是忙走了過去，問他：

 

“你這餅子怎麼賣？”

 

“一元錢一個。白面的，要幾個？”

 

看見那烤餅又大一白，才一元錢一個，比起農場的雜麵餅來，真是天上地下，太便宜了。我把他手中的餅子數了數，一共是十一個，全部包了“圓”。從緊貼身的內衣袋裡把老父親留給我的錢拿出，從中數了十一塊錢給了他，抱着一摞餅子回到了原來的座位上。我沒費多大功夫，就把所有的餅子全部咽下了肚，“意猶未盡”，仍然沒覺得太飽。原來那餅子雖然看着挺白，個也不小，但只是邊上厚，中間很薄，面也發得虛，所以不怎麼“經”吃。當然，還必須考慮到，我是個“餓鬼”這個主觀對象……。

 

這時，有個人似乎是有目標的向我走來，問我：“小米乾飯，要嗎？”

 

我說：“怎麼賣？”

 

他笑眯眯地回答：“同志，便宜些賣。一盒一元錢，半斤糧票。”

 

我接過一個飯盒，掀開蓋子一看，倒是黃澄澄的小米飯，可干渣渣，冰涼涼，也沒有什麼菜。有心不買，可嘀咕了一會兒，還是買下了兩盒，付了錢和糧票，把兩盒飯統統倒在我的飯盒裡，走到那火爐邊，把飯盒放在了火上，想烤熱了再吃。我一邊烤着火，時不時地揭開蓋子，順手抓一小撮放進嘴裡，就這樣，一會兒一抓，過一會兒又一抓，飯還沒有烤熱，已經被我給抓了個精光。此時，我才感到飽了，真的吃飽了。坐在椅子上，不住地打着飽嗝。

 

肚子飽了，抽煙的欲望又來了。從走出明水，在火車道軌旁就想抽支煙，在貨車車廂里還想抽煙。當時沒有，只好忍着。現在應該有這個可能了吧！我四處觀察，發現在對面靠牆角的地方，有個頭戴大皮帽子的人正在那裡噴雲吐霧。於是走過去有意地和他搭訕，問他到哪兒去，坐哪趟車，等等。最後，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單刀直入地問他能不能賣給我兩根紙煙？起先這個請求被拒絕了。但我還是不死心，對他說：“既然賣你覺得划不來，那麼拿東西跟你換，你看怎麼樣？”說着，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十分精緻的藍顏色，金邊的透明塑料煙盒，帶彈簧，能自動打開的。那人見此煙盒，眼睛一亮，拿在手裡反覆試着，欣賞着，顯出極大興趣。我問他能換幾盒煙？他從皮衣口袋裡摸索了半天，才掏出多半盒“嘉峪關”牌的紙煙來，而且已揉搓得皺皺巴巴了。對我說：“我就這麼些了。你要換，就都給你，怎麼樣？”

 

好半天我沒有答腔。心裡反覆掂量：值好幾元錢的漂亮煙盒，才換十來根一毛多錢的“爛”煙，也太划不來了；可又一想，煙盒再好，不頂煙抽。現在我需要的是煙，不是煙盒。這時，誘人的煙的香味不斷撲鼻而來，使我再也顧不得那許多。換！於是很快完成了這筆不公平的交易。此後，他在愛不忍釋地玩味着煙盒，我則大口大口地過着煙癮。

 

天逐漸亮了。東去的列車並沒有準點進站。候車室的人們在焦急地等待着。終於售票處的小門打開了，人們排着隊買票。我按照早先的計劃，買了第二趟的慢車票，為的是與農場的大隊人馬錯開，不與他們在車上相遇。當第一趟列車進站以後，我有意地躲在候車室的一個角落裡，直到列車開走，我才放下了一顆忐忑不安的心。

 

慢車直到下午才慢慢騰騰地進了站。上車後，我坐在一個緊靠窗口的座位上。列車開動以後，我的心隨着車輪滾滾，起伏不定。我閉上眼睛回憶着：從五八年秋天到夾邊溝農場至今，兩年多來的一幕幕往事。真是一個個令人膽戰心驚，九死一生的噩夢。

 

五八年國慶前夕，電台人事科李科長的談話：“到農場好好勞動，一年半載後回來，再好好工作……”

 

兩年三個月的日日夜夜，捫心自問，我是老老實實聽組織話，全力以赴積極勞動，真心實意接受改造。這期間，經受了人們無法想象的飢餓與死亡的威脅，比法西斯還要嚴酷的苦役考驗。兩千多位黨和人民的優秀兒女，大部分凍餓而死在戈壁荒灘上。比起他們來，我是幸運兒，我沒有死，我還能活着看見我的年邁雙親，我的愛妻，我的年幼的兒女。生命是美好的。生命，只有在活着的美麗中才能綻放……

 

列車在戈壁荒原中奔馳，路旁一排排光禿禿的白楊樹在飛快地向後閃過。正在胡思亂想，追憶往事時，列車餐車人員沿着車廂叫賣烤餅。我憑車票買了幾個餅子，正在大吃大嚼時，從車廂後面走過來兩個人，前面的拿着個大麻袋，後面的扛着根扁擔，兩個人到餐車去買烤餅。看到他們，我不免驚恐起來，怎麼！他們也坐這趟車？這可真是“冤家路窄！”我趕忙用老羊皮大衣將頭遮住，假裝睡覺的樣子，沒敢再抬頭。就這樣，一直到列車進了蘭州車站。

 

我回來啦！我活着回來啦，我的親人！

 

 

 

 

 

 

 

 

 

 

 

 

 

 

 

 

三十、僥倖餘生回金城

 

列車緩緩地進站了。

 

車廂里的人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磨磨蹭蹭地低頭走出車廂。為的是與明水的人錯開，防着再生什麼差錯，站台上亂糟糟，出站的旅客忙亂地走動，從不遠處我看到從明水來的人正在集合、點名，這群衣衫襤縷的叫花子般的人，個個正伸長脖子聽帶隊幹部在交代什麼，接着這群人就晃晃悠悠地向出站口走去，其中有些人似乎無力走動由人攙扶，還有的是用擔架抬着出站。

 

我沒有隨他們從出站口走，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紅山根那條僻路朝東向附近的排洪溝方向走去。那是我妻子所在單位—省商業廳飼養場的地方。

 

那是臨近黃昏時候了。我順着車軌往東走，北邊是無數低矮破爛的土房，不少房頂煙囪還冒着炊煙….

 

商業廳飼養場被不高的土牆圍着，牆上還劃有許多白圈圈，大概那是用來嚇唬狼的。

 

妻子看到站在面前的我，萬分驚喜地問道：

 

“是電台接你回來的？”

 

我苦笑了一下，盡力抑制自己眼中的淚水，含糊地點着頭。她的同事們好奇的看着我，我很含蓄地朝她們點了點頭。大概她們早已知道吳宜勤在夾邊溝農場有個右派丈夫。

 

妻子為我端來一大瓷碗大米和洋芋蒸的飯，還有一大茶缸豬下水燒的菜。那飯和菜的撲鼻香味，真使我饞涎欲滴而急不可待了。這是我兩年多來吃的第一頓真正的人間煙火飯！待我盛第三碗飯時，妻子用極為驚訝地眼神看着我說：“還想吃呀？能行嗎？”我有點兒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說：“沒事兒，就吃這一碗。”

 

當妻子和我單獨呆在女工集體宿舍的時候，我向她把這次回來的前前後後細說了一遍。她愛憐地看着我，深深地嘆息着。用手指在我的腿上、腳面和額頭處按壓着，每壓一下，就顯出一個深窩，半天不能恢復。最後，她安慰我說：

 

“老天爺！回來就好，總算逃出來，揀了一條命。前幾天，我已經找了電台的領導，向陸台長講了你在農場的情況，他答應由電台派人到農場去接你的。”

 

當晚，去電台的路上，我又關切地問到小兒子的情況，她說小兒子在托兒所，每逢禮拜六才接回來。小傢伙可懂事了，知道媽媽沒錢，什麼吃的都不要。

 

陸台長嚴肅而又耐心地聽完我的情況匯報，說：

 

“你回來就好，別的事都別管。明天先去醫院檢查一下身體，一是治病，二是休息。農場的事你別擔心，通過組織會解決的。告別前，他又對我妻子說：

 

“聽說你們飼養場副食搞得不錯，你要多想點辦法，給他多營養營養。”妻子笑着點點頭。

 

離開蘭州兩年多，我們不光是異地分居，而且連自己的家都不復存在了。沒有家，就沒有安身之處。妻子住的是集體宿舍。好在她早有準備，安慰我說：

 

“近期你就先吃、住在一明家裡。我們都安排好了。”

 

從下火車到去飼養場，又去電台，走了這許多路，我已經疲憊不堪，舉步維艱了。臨近一明家時，是扒在妻子背上，讓她攙扶着走的。進了院，妻子就大聲喊道：

 

“一明，你看誰來了？”

 

一明和張伯父、伯母都迎了出來，看到我半倚在妻子身上，趕忙把我攙扶着進了屋子。數年不見，死裡逃生，大家都悲喜交集，感慨萬端。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精神和身體都有了恢復。我決定去甘肅日報社向總編輯葉濱同志匯報自己在夾邊溝和明水農場的情況。在我詳述人們在農場受到的非人待遇，特別是生活慘狀時，葉濱同志顯得十分激憤，不時地用拳頭擊打着辦公桌；他怒不可遏地罵道：

 

“這是什麼政府的管教幹部！簡直是一群野獸，一群沒有一點人性的東西。要到省委告他們去！”

 

當我詳細地敘述了在農場與王景超記者見面的過程，以及幾天后他就不幸死去的確實消息後，總編輯眼睛裡顯出一股愧疚的神情，連聲嘆氣，說：

 

“唉，晚了！我已經派人去接他了。連個准地點都沒有，人到了酒泉，說是搬到高台了。‘救人如救火’。就這麼往返一折騰，耽誤了。一個多麼好的同志啊！”

 

葉濱同志聽到我說自己是跑回來的，對我說：“你自己跑回來了，你就活下來了。如果繼續呆在那兒，我們就永遠失去了今天見面的機會。鍾政同志，組織上對你們在下面的情況了解太少，關心的不夠。使你們受了這麼大的磨難，我向你們表示歉意，請原諒。”一席話感動得我聲淚俱下，他也濕紅了眼圈。

 

我真為自己慶幸：葉濱同志談話中曾囑咐我，要我寫關於夾邊溝和明水農場的情況，由他拿着向省委領導匯報。我一直沒敢寫。如果我當時寫了，在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我這個從農場死裡逃生的人，在紅衛兵的手下，是必死無疑的了。

 

 

２０００，１０修改於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