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同朋友們去了一場拳擊賽，普普通通的賽事，稀稀拉拉的觀眾，檔次不高。其中一場比賽很血腥，一位拳擊手頭部太陽穴受傷，血流不止。觀眾們聞到血腥味很興奮，人群中時而發出的陣陣吼叫聲，加上有節奏的音樂，讓你搞不清是娛樂還是野蠻的刺激。

像美國的各種大小體育賽事一樣，賽程中間總會安排一次全體觀眾起立，面向國旗，高唱國歌。每當這個時候，你能體會到來自不同各色人種，不同宗教背景，不同信仰，不同黨派，和持有不同政見的人們，即刻轉變他們的心態，莊嚴，虔誠，自豪；你能看到美利堅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此時此刻生根發芽。

它最後留給你一個思考，美國人如何將多元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

解放思想  必然帶來道德價值觀的混亂

中國過去百年來，從極度積弱貧窮，民不聊生，山河破碎，軍閥與列強割據，到今天的重新振作，開始扮演世界強國角色，是從思想解放開始的。思想解放即是道德價值觀的開放。百年來，中國人敞開胸懷，古今中外世界各政治流派，各思想潮流，各宗教信仰，都有機會在開放的中國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們看到今天的中國，逐漸富裕而道德價值觀混亂。

解放思想是對各種價值觀的嘗試，必然意味着道德價值觀的混亂，意味着某些人心目中傳統信仰的崩潰。梁啓超曾於辛亥革命前發表過一篇題為“暴動與外國干涉”的文章，談到革命可能帶來的混亂：“謂以一二人之力，能左右此大眾，使一絲不紊，為規律的行動，此真書生之見，架空之理想也。” 解放思想同時又保持價值觀的純潔與道統，僅存在於柏拉圖的理想國和烏托邦世界，是不現實的。

解放思想是好事，中國人已嘗到它的甜美果實，價值觀混亂也是好事，它正是我們所追求的意識形態多元化。問題是，我們如何對待價值觀混亂的現實，如何處理價值觀混亂帶來的副作用，如何從大亂儘快走向大治。

價值觀多元化   源於中國文化的寬恕包容

寬恕包容在儒家是聖德仁義理智信，在道家是河納百川，為天下谷，在墨家是兼愛。這種精神直接導致千百年來儒釋道三教並存於同一寺廟，導致了漢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合併，與南方百越民族的結合，與西方藏回民族的聯盟，至有今日中國廣袤的疆土。

另一方面，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顯示，思想解放，引進新的道德價值觀，往往意味着改朝換代，戰爭或國家分裂。

思想解放的主導者面臨兩個挑戰，一是挑戰執政者的權威，二是偽價值觀念。 

國家利益不容挑戰

我們有幸親身目睹二十世紀兩場偉大的思想解放實驗，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幾乎在同一段時間裡，分別主導的中國與前蘇聯的改革開放。鄧主導的中國改革開放讓數億人民從極度貧困走向逐漸富裕，讓國家疆土逐趨穩定，中國逐漸走向世界一流強國的位置。從國家利益角度，蘇聯解體，戈氏主導的改革開放公認為一場敗局。

人們在評論中蘇改革開放的得失時，往往特別注意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先後次序問題，漸進式改革與震撼療法的方法論問題。實際上，關鍵在於改革開放的主導權。

鄧氏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拋出了一個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當時很少有人能夠解釋它的真實涵義，它毫無內在邏輯，沒有民意基礎，它顯得極左，是獨裁者的護身符，可由共產黨來隨意解釋，作為其反對甚至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基礎。

鄧氏舉着“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旗，叫停了“姓社還是姓資”的意識形態討論，實質是開放多元意識形態，89年“六四學運”時，鄧氏願主動背負屠殺無辜學生儈子手的千古罪名，果斷動用軍隊，90年初看到江氏和共產黨內日趨保守，萎縮不前，鄧氏又果敢地出山南巡，發表不繼續改革死路一條的言論，威脅撤換政治局領導班子，逼迫江氏走上改革開放的正路。

現在沒人講四項基本原則了，替代它的是和諧二字。但今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鄧氏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主導權問題。鄧氏始終握有改革開放的主導權，並頂住外界的種種壓力和貶褒，領導國家走出四分五裂的高危地帶。

四項基本原則總結起來就是六個字：維護執政權力。它曾被某些人描繪成共產主義暴政和專制主義結合的怪胎，但究其實質，它有一個華麗的名字，叫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超越意識形態

無獨有偶，國家利益理念的首次時間源於鄧氏曾經留學和打工過的法國。

國家利益是全體國民的利益。在法國人提出國家利益理念之前，國家需要道義或宗教的支持，才能發動戰爭。道德或宗教等意識形態超越單純的利益。

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人尼可羅·馬基亞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寫了一本著名的《君主論》，挑戰道德第一，利益第二的傳統理想主義教義，闡述了為維護執政地位，可採用各種有效的現實主義手段。這意味着使用國家機器時，可以拋開道德與宗教等意識形態的束縛，它為法國人提出國家利益理念提供了基礎。

1618 –1648期間的歐洲三十年戰爭為國家利益理念的實踐鋪平了道路。在國家利益理念之下，戰爭不再有無正義與非正義之分。為開闢貿易通道和新的海外市場，國家可以動用軍隊，發動戰爭。這是後來英國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理論基礎，是英法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逼迫中國開闢通商阜岸，出讓租界的基礎，是中美參與朝鮮戰爭的基礎，也是美國發動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基礎。

國家利益原則雖然在許多國家為執政集團所亂用，但它仍然是現今國際政治軍事博弈的基礎。

國家利益超越所有意識形態，蘇聯的戈氏似乎忘記了這一點，個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而鄧公絲毫沒有放鬆這一點，背負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獨裁，“六四”屠城，滅絕西藏文化，壓制新疆少數民族等罪名，卻為中國的初步崛起奠定了基礎。

當有人以民主，文化或宗教等意識形態來推銷台獨，藏獨或疆獨等理念時，無論你的立場是左是中還是右，是自由還是保守，你只要搞清自己認可的國家利益，就會立馬清楚自己的立場。

關於多元意識形態之下的偽價值觀和新價值體系重建，本人將另闢一篇短文中，提出幾點初步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