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人類文明永擺不脫的問題。

好玩的是，最早提這問題的古希臘人 於棼奴，關心的只是誰來監管女人。他說女人不可信，而且連監管女人的人也不可信，因為絕對靠近女人就絕對腐敗云云。

後來的柏拉圖，在設計他的‘理想國’的時候，也碰到了這個問題。不過他不如 於棼奴，柏拉圖只是寄希望於他所想像存在的‘哲人國王’。在書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和格羅康之口說一個城邦國家的監護人必須具備優秀品質，因為不會有人來監督負責監督之人，而且‘去監督負責監督之人是個荒唐的主意’。呵呵，那誰說的，way too simplistic, and definitely naive.

在地球的另一面的孔子，比柏拉圖高不了多少，寄希望於仁君。在這問題上，孟子比孔子深一點，說出‘若君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契約論想法。可惜的是，第一、孟的契約思想沒成為儒家的主流，第二、就算成了主流也是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契約論本身也有硬傷，這在此帖末尾會提到。

所以在古中國，對負責監督之人，只能靠道德倫理來軟約束。從修身齊家一路往上推到平天下之天子。天子權力太大，這軟約束還是不夠，於是漢以來的儒家就編出套‘天人合一’的框架，說如果你天子亂搞，就違天意，遭天譴。而實際上存在的硬約束，只是人民造反改朝換代，代價昂貴。

古歐洲更糟，連一統都實現不了，遑論其餘（別以為歐洲人酷愛自由不肯一統；統一歐陸的努力，一直沒有停過，直到現在）。不過，後來的霍布斯對這問題想得比前人都深。他的解法是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為甚麼要中央集權？因為否則人民就得退化回他所說的‘自然狀態’里去，四分五裂，如叢林般的弱肉強食，互相搶先核掉了對方。所以人民與君主達成契約：人民讓出自由，換取君主提供的穩定。由於中央集權，中層的監督者權力不大，所以腐敗程度也不深，於是真正要擔心的是大權獨攬的專制君主，誰來監督他呢？對此，霍布斯也沒轍了，說沒辦法啊，只好靠人民的造反來換掉太腐敗的君主吧。由此可見，對霍布斯來說，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雖不理想，但對於叢林‘文明’來說，是個必要之惡. 

毛澤東在建國後的言行，與霍布斯的思想比較一致。他的打倒功臣、破四舊、文革，都可看成他要在中國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的嘗試。而他的文革，更是他對霍布斯思想的超越。

打倒功臣與此合拍，自然不用說。

為何要破四舊以至要批孔子？因為中國的傳統的社會型態，與一個現代化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不合拍。不合拍之處，是建基於小農經濟之上的、假設同鄉們從搖籃到墳墓都套牢在一起的‘修身齊家’倫理思想。這是小家族與大國家的矛盾。所以要破掉這些‘四舊’，把人民的地位平均化，全都在高高在上的君主下面互相平等，全都聽令於君主。

為何要搞文化大革命？因為毛不象柏拉圖和孔子那麼單純寄希望於仁君，而是象霍布斯那樣，認識到‘負責監督之人必會腐敗’的道理，所以他要用文革來打爛現有的官僚機器，把這些負責監督之人發配到農村牛棚里洗洗腐敗。他的‘資產階級法權會在黨內滋生’的說法，正是此理。

人民造反，對霍布斯來說，只是他的解法的一個無奈的結果。而毛澤東卻敢把這無奈的結果變成維持他的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的手段。通過發動人民搞文革斗幹部，他實際上是發動人民造他自己的官僚機器的反。

當然，他總不能讓人民把他自己也造反掉，所以老毛的嘗試，無論多麼原創和悲壯，最終只有完敗一途。但他仍留下了個磨滅不掉的遺產：現在中國的民風人情，已不是孔孟之道了。這是好還是壞？對此，還是周恩來教導尼克松那句，too early to tell.

我輩自放海外所曾追求的，是另一個解法：現代美歐的民主制。怎樣監督負責監督之人呢？這個解法的答案是（本定理一直說的）‘刁民仍須刁民磨’ － 把負責監督之人的監督權分開，讓他們互相監督。

這個‘刁民磨刁民’ 的解法，是最美麗優雅的，因為它不須寄希望於任何人，因為人全都不是好東西，特別是那些自稱代表社會正義、上帝聲音、普世價值的人。壞人與壞人互相陰算，結果把壞的互相抵銷掉。

問題是，在執行上，這種解法卻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吃。如果真的分了權，國家的動員能力大減，離心傾向過大，結果就是歐陸這樣的半殘廢。如果要維持對外的權力，就不得不把權力集中到執法者手上，結果就是美國這樣的、每一代的總統的權力都在膨脹、中央的特務機關侵犯隱私與日俱增；對權力日益膨脹的執政者的制約機制，慢慢就只剩下了輪換和選舉，這選舉制，若不蛻變成走過場，就讓執政者目光短期化。若蛻變成走過場，那麼‘民主’美國與專制帝國就沒啥區別了。

所以，說來說去，誰來監督負責監督之人？沒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