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基督教相比，伊斯蘭教是一種更為年輕的宗教。它在教義教規、宗教掌故等許多方面沿革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內容。但是，伊斯蘭教只承認爾撒（耶穌）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穌的啟示又被教會篡改了，《聖經》只是一部已經改寫了的偽經。進而穆罕默德之口傳達的《古蘭經》是一部包括了《聖經》在內的最後一部天啟經典。因此，伊斯蘭教一方面稱基督教徒為“有經人”，以有別於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譴責基督教徒及猶太教徒“篡改天經”，“以偽亂真，隱諱真理”，“違背正道”。這樣，“伊斯蘭教認為它已經戰勝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錯誤，並且由於最後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為一個過時的宗教。[4]而基督教也同樣指責伊斯蘭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啟示，把伊斯蘭教視為野蠻、蒙昧民族的宗教。
    （2）從宗教本質看，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幟鮮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強調神的絕對性和獨一性。這種嚴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隨着一種非此即彼的直線式思維方式：要麼絕對肯定，要麼絕對否定。它一方面強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潛含着對其他文明基因的嚴格排斥。就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而言，這兩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為中立地帶進行和平共處，其根源就在於它們都聲稱掌握世間全部真理。一個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個是至臻至善的安拉。一般來說，“神和教義的神聖性必然導致宗教的唯我獨尊性；神和教義的唯一性和絕對性必然導致宗教的排它性。”1 因此，，當兩種互不相讓的異質文明相遭遇時，必然是衝突多於吸納。

    （3）從兩種宗教的發展現狀來看，二者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伊斯蘭教就其根源而言是個第三世界宗教，落後地區（即尚未現代化、尚未工業化地區）的宗教，與基督教不同，在伊斯蘭教史上從未進行過類似歐洲那種帶有資產階級啟蒙性質的宗教改革，沒有受到隨着都市化、工業化、大眾社會和富足社會而來的現代腐蝕劑的全力衝擊。2它一方面可以為伊斯蘭教徒的現實生活提供了現成的生活方式和具體指導原則；另一方面，它還保留着超驗性的價值關懷，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義。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蘭教不僅僅是傳統文化的象徵，而且，它已經成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與伊斯蘭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經被賦予的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萊文明和希臘文明的有機結合曾創造了輝煌的現代文明（丹尼爾?貝爾把這兩個特徵分別定義為“宗教衝動力”和“經濟衝動力”）。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宗教衝動力逐漸被科技和經濟的迅猛發展一點點消解。這樣，先是代表着宗教衝動的禁慾與節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會碾去神學外殼，繼而被工業時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實用主義哲學和科技理性割斷了它的超驗紐帶，最後，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費等享樂主義觀念徹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倫理基礎。[5]並由此導致道德墮落和縱慾無度的頹廢心理。事實上，從文化學角度看，現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種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在兩世兼顧的伊斯蘭教面前，顯得功利主義有餘而價值關懷不夠。這使得作為傳統宗教的伊斯蘭教在面對已“碾去了神學外殼”的現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時，反倒具有一種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敵對共有觀念在歷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蘭與西方間存在的文化差異本身並不會自動地導致二者爆發“文明的衝突”。決定二者關係性質和趨向的真正根源並不在於二者文化本身的差異（因為這種文化差異僅僅是一種靜態的、以典籍文化為表現形態的文化差異），而是伊斯蘭與西方漫長衝突的歷史造成的觀念敵對。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伊斯蘭與西方之間曾屢屢上演征服與反征服，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畫面。可以說，自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誕生之日起，便拉開了東西方兩大世界性宗教對抗的歷史序幕。在這場十字架與新月的長期較量中，起初是伊斯蘭世界占上風。他們向西跨過直布羅陀海峽，攻占西班牙，把歐洲的基督教國家擠到了西北角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談到這段歷史，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發生在西方社會尚處在幼年之時，那時，伊斯蘭教已是阿拉伯人所處的輝煌時代的一種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衝突中，穆斯林幾乎占領了西方原有領土的一半，只差沒有使自己成為全世界的主人。”[6]甚至到1683年，奧斯曼帝國還再度包圍了維也納。此後，西方文明在經受了來自東方的嚴峻考驗之後，逐步恢復成長並開始恃機反擊。從1095年到1291年，在羅馬教廷到組織下，西方基督教國家打着“反對異教徒”，奪回“聖墓”和“聖地”的宗教口號，發達了倡導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這次的不幸經歷使“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為此長期互相仇視。”[7]

     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後，西方工業革命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政治經濟結構和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革，使西方在同伊斯蘭世界的鬥爭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這時，穆斯林世界面對的不再是十字軍時代好戰的基督教，而是傳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艦隻，是科學技術。穆斯林在擁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敗和恥辱。”[8] 從1798年拿破崙入侵埃及時起，西方國家掀起了新一輪的征服狂潮。面對西方世界建立在現代工業基礎上的巨大政治軍事優勢，伊斯蘭世界的應戰與西方完全不在同一個級別上。“對多數穆斯林來說，殖民主義使他們聯想起十字軍東征。歐洲的挑戰與侵略無非是另一場好戰的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戰爭。”[9]這意味着，西方的現代入侵不僅使傳統的伊斯蘭政治制度開始瓦解，而且也使廣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傷害。而對基督教西方的咄咄進逼和伊斯蘭歷史就無可挽回的衰落，廣大穆斯林激忿、沮喪，卻又無可奈何。這種由來已久的社會心理上的彼此敵對，“在雙方心靈上或共同的潛意識中留下了永久傷痕，傷痕下面的創口至今還很敏感，最最輕微的壓力就會使其再次顫跳。”[10]這種基於歷史衝突形成的思維定勢，又因近現代以後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的新一輪殖民擴張而得到進一步驗證。“對穆斯林來說，殖民主義與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如出一轍。歐洲的挑戰與侵略無非是另一場基督教訴諸於伊斯蘭教的軍事性戰爭。歐洲的擴張和霸權歸結於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優越感。”[11]從而使雙方業已形成的心靈鴻溝越來越難以彌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歷史陰影尚未在廣大穆斯林心頭完全消退，中東新獨立國家便又開始面臨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戰。而以色列在中東的強大存在嚴重威脅着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與民族尊嚴。在阿拉伯國家看來，1948年以色列的建國被看成是歐洲殖民主義最膽大妄為的例證。以色列在政治、經濟方面與西方的密切聯繫，及猶太教在信仰體系上與基督教的親緣關係，使得“他們（伊斯蘭國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戰和堡壘。”[1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反對以色列的鬥爭就意味着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法成為在中東事務中發揮主導性作用的力量。儘管美國以良性霸權自居，自以為有別於傳統殖民主義的統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壓迫的中東廣大穆斯林看來，美國在中東的政治、軍事存在無非是歐洲殖民統治的延伸和繼續。事實上，美國在中東政策上的種種做法，並沒有軟化乃至改變整個阿拉伯世界對西方的敵對態度。相反，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總理佩雷斯所說：“52年以來，美國從未拒絕過以色列的任何願望。”正是這種偏袒導致了阿拉伯國家在幾次中東戰爭中一再失利。而這種失利給阿拉伯國家造成的心理創傷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同時，當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題，中東和平成為大勢所趨時，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協讓步的情況下，美國仍沒有及時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進尺的種種做法。凡此種種，使廣大穆斯林進一步強化了與西方文化的敵意。在中東穆斯林看來，“西方確是在試圖羞辱我們，占領我們的土地和通過取消伊斯蘭教法和傳統來摧毀伊斯蘭教。在做這些事時，西方的行動是受教會的指使。教會的權力在確定由英美領導的西方世界內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發揮作用。[13]”

  二、從文明衝突的神話到自我實現的文化預言     
   從建構主義角度看，兩個國家在從來沒有交往的情況下是無所謂共有觀念的。共有觀念的形成是行為體主動建構的結果。行為體造就結構的機制是所謂的互應邏輯（logic of reciprocity）。在行為體實踐活動中，初始行為通過互應機制使雙方產生並加強一些觀念，並開始共同擁有這些觀念時，於是便有了結構（即共有觀念）。反過來，行為體又從這些共有觀念出發，界定自身的利益，賦予行為以意義。如果行為體之間相互把對方視為敵人，那麼這個信念就幫助他們確定了在任何給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們的行為方式又向他者證實了他們確實是威脅，這樣就再造了原有的敵對觀念。從這一意義上說，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文化預言。就伊斯蘭與西方的關係看，歷史上的敵對文化觀念使得雙方間同樣存在着文化預言自我實現的可能性。
從伊斯蘭教方面看，應該承認，最初他們對基督教是寬容的，他們只要繳納丁稅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但由於基督教徒發動十字軍東征和後來在土耳其戰爭中採取的極端立場，穆斯林改變了最初的寬容態度，轉而對基督徒實行嚴厲措施。尤其是自近現代以來，他們在與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長期處於弱者地位。這使他們比西方國家更為敏感，更容易誘發針對西方的仇視情緒。在伊斯蘭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世界近現代以來的一系列失敗，都可以歸咎於西方。伊斯蘭世界中的許多人，把伊斯蘭的歷史和穆斯林世界與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擴張主義的帝國主義列強手下蒙受壓迫和犧牲的歷史。在他們看來，正是“戰鬥的基督教”和“戰鬥的猶太教”是導致穆斯林社會失敗和無能為力的根源。[14]首先，在原教旨主義者眼裡，英法委任統治留下的遺產——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使西方惡意輸入的思想，認為人們依據民族主義感情建立了民族國家，會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統一性和國際主義傳統，使其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的犧牲品。“詭計多端的歐洲人惡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輸這種思想，意在他們中間引起對抗，使他們分裂、為人利用，成為容易到手的戰利品，甚至被消滅。[15]”其次，原教旨主義者認為，按照西方世俗主義原則建立政權是錯誤的。穆斯林兄弟會認為，“西方民主不僅沒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權威主義（由現代精英操縱群眾）、經濟剝削、腐敗和社會不公正。西方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毀壞了宗教、道德、社會和家庭。西方世俗主義的固有荒謬、政教分離將對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終的垮台負有直接的責任。[16]”這一偏執觀念又因現當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證和強化：伊朗摩薩台民族主義政權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發動戰爭；在中東和平進程中採取雙重標準；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中東的專制政權；襲擊利比亞；發動海灣戰爭；對伊朗和伊拉克進行經濟制裁等等。換言之，自二戰結束以來，伊斯蘭國家始終未能擺脫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陰影和不公正的歷史命運。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伊斯蘭教本身具有的對異質文明的排斥性特徵與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入侵的現實相結合，使之很容易演變為一種激進反西方的政治伊斯蘭思潮。據此，便不難理解為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來看，對伊斯蘭的恐懼可以說由來已久。“由於十字軍遠征的經驗，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時存在着征服（異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觀念，又由於十字戰爭失敗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紀內在歐洲產生了那麼多反穆斯林宣傳，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處在武裝和暴力的關係中被培育成長的。[17]在20世紀70年代，當具有鮮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中東歷史舞台崛起後，西方政治家深感憂慮，並情不自禁地編織出“伊斯蘭威脅論”的政治神話。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其旨在勾畫未來國際政治圖景的《文明的衝突》一文中，也下意識地把伊斯蘭文明鎖定為未來西方世界的主要競爭對手。這種文化上的相互敵視，恰恰反映了歷史上西方對伊斯蘭根深蒂固的敵對觀念。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伊斯蘭教一直被描述為一種負面形象。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等同於伊斯蘭極端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就等同於恐怖主義。這種化約論的“戰鬥的伊斯蘭”的形象，又因歷史與現實中的種種事件得以強化：扣押西方人質，在西方大城市製造爆炸事件；對以色列發動伊斯蘭聖戰；刺殺埃及總統薩達特；輸出伊斯蘭革命；判處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1993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所有這些，都加深了一個不寬容的、危險的伊斯蘭教的形象。從這一偏執的文化立場出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毫不猶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自我標榜的政府，而不管這些政府在當地是否能夠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如對伊朗專制的巴列維國王的支持）；同時，對那些具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政治組織，儘管他們得到當地穆斯林的廣泛擁戴，並通過合法選舉獲得了議會多數，但仍難以獲得西方的認可和支持（如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政線）。從而使西方無形中站到了伊斯蘭主義者的對立面。誠如一位英國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樣思考伊斯蘭制約着他們對待穆斯林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反過來又制約着穆斯林怎樣思考和對待非穆斯林。”[18]

在某種意義上說，伊斯蘭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種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傾向。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總體式的認知模式，傾向於把對方看成是鐵板一塊的整體，而很少對種種問題具體地加以區分和辨別，很少對事件背後的根源進行理性的反思。其結果，往往是通過一種偏頗的文化過濾機制，有選擇地處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於驗證既有假設或符合歷史記憶的的信息保留下來。這種“選擇性的因而也是偏頗的分析，增加了我們的愚昧而非知識，狹窄了我們的事業而非拓寬了我們的理解，加劇了問題非為新的答案開闢了道路。”[19]由此使問題變得複雜化，使矛盾更加難以化解。最近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二者相互敵視的產物，是伊斯蘭與西方文化衝突的自我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