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文《中國問題的思考》中，筆者認為現在中國最本質的問題，就是沒有堅決貫徹包括“知己知彼”和“揚長避短”在內的、中國文化精華中的重要原則，甚至在“反其道而行之”。才會造成社會不穩、並在國際上陷自己於被動和不利的地位。發表後，雖然在海外“天下論壇”上引起一點小小注意和討論，但卻在國內諾大的“強國論壇深水區”或光明網論壇，只得寥寥數十點擊，證明並沒有獲得“大眾皇帝”們的重視。其所表現出的“民主”態度，再一次證明了偉大的愛因斯坦從負面對“多數人無敵”的論斷。還提前坐實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客觀判斷。因為未來的事實發展趨勢，必將為以《新理論》為科學依據的筆者作“背書”的。只是因為這個問題，一念之間關繫到中華民族甚至全人類的未來，茲事體大，不能意氣用事。所以為了進一步證明《新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起見，決定再拿被一部分讀書人視為“成功典範”、“馬首是瞻”的美國，來說說事。

毫無疑問，迄今為止的美國，是被世人公認的最成功國家。就像現在許多唐駿、李一（道長）之類所謂的“成功人士”，在媒體的炒作幫村下成名之後，馬上就要自己（或靠搶手代為）出書，以“大師”的身份來向世人傳授“成功經驗”。洋洋灑灑動輒數十、百萬言，無非都是華而不實或故弄玄虛的吹捧之言。卻完全迴避或掩飾了那些“東窗事發”後、才被揭發出來的一系列『弄虛作假、營私舞弊、招搖撞騙、行賄受賄、作奸犯科』等、缺誠少信的苟且事實一樣。美國也是在大肆宣揚一部分美國人的確可能有（因為相當一部分世人也都可能有）的、諸如“獨立、進取、勇敢、創新、”之類的美德，卻掩飾、迴避（或還不具備“知其所以然”的能力）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不知不覺地、在客觀上,當了比他們的歷史早了上千年的中國文化（請務必注意！是中國文化而不是中國或中國人）的“跟屁蟲”』其典型的代表，除了現在還在要求軍校學習的孫子兵法外，就是忠實而堅決地貫徹執行了“知己知彼”和“揚長避短”的，重要而科學（所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儘管他們可以不承認，但這卻是“鐵板上釘釘子”的客觀事實，否認這個事實的結果只能證明，要麼他們至今還沒有達到這樣的認識水平或能力；要麼就只能拿來和中國的唐駿、李一之流相提並論了（歡迎不服氣的美國人，拿出當年對付寄人（美國）籬下的、諾貝爾文學（其實是政治）獎得主，可憐的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般的勇氣、來嘲笑筆者）！

可以認為，建立在達爾文進化論和叢林法則等“獸文化”基層之上的西方文化，因為事實上還不具備認識人類自己和自己社會的能力，卻歪打正着地、把注意力放到了比社會科學要簡單得多得多的自然科學身上，而且很快“因禍得福”，嘗到了物質文明的甜頭。從此走上一味發展自然科學、重視物質文明建設之路。甚至不顧自然界物理科學的“平衡原理”，完全無視精神文明的作用，把自己天真幼稚的“心靈”以“告解或懺悔”的自我安慰方式，寄託給神父或和牧師後，就一心投入財富的攫取之中。終於導致人類社會在物質文明發展的強力推動下、產生高速運轉的同時，因為沒有精神文明的平衡制約，使人類的“人造社會飛輪”，遲早要超過承受離心力的臨界強度，而面臨必然的“系統崩潰”。正如筆者十餘年前在給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信中，已經指出的『“世界性的危機”似乎就像夏日的暴風雨、已經在天邊看到了一塊“烏雲”並感到了先吹來的一席“寒風”。人類因過去的成就和不恰當地吹捧使自己成為安徒生童話里的“皇帝”，每個人都有意無意地迴避着現實，到了幾乎不能自拔的地步。現在是應該正視自己、檢討已經沿用了幾十甚至上千百年的社會、經濟理論和道德規範，修改“遊戲規則”、重新規劃未來的時候了！』（註：此信已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從美國紐約掛號寄出，REGD № R 505 328679）

如果說當時的筆者，還只不過仗着先進、科學而優秀的中國文化加工所賦予的判斷、推理能力。對未來所作出的、沒有十分把握的、大膽“下注”式推測的話，十餘年後的今天，已經可以利用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升級出來的《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及後來陸續蒐集到的、無數由事實提供的“背書”，像自然科學工作者一樣，準確地判斷出事物發展的趨勢或軌跡而“穩操勝券”，不僅“知其然”，而且可以“知其所以然”地找到原因。

比如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文化，就是因為能力有限，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深度和廣度不夠。根本不可能從本質上全面認識人類自己和自己的社會，更不能從邏輯學的“（生物）普遍性”和“（人類）特殊性”兩個方面同時出發，來發現“天性”和“人性”的本質，找到其和任何動物以及動物世界的根本邏輯特徵區別。最後只能胡亂地把自己降格說成是跟猴子一樣的“高等動物”，把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說成是叢林般的“動物世界”。更賴在裡面哭着喊着，要堅持執行只有畜生才應該遵守的“叢林法則”。如果不是“當局者迷”的話，哪怕是各門自然科學考50分以上的人，都應該知道“定義不明、甚至錯誤”所造成的後果嚴重性。事實正是如此，今天全人類社會產生的問題或災難，最後全部都可以歸咎於這個錯誤根源頭上，沒有例外。

在中國神話“西遊記”中，說如來佛要自以為神通廣大、有“七十二變”之術，“一個跟斗就翻十萬八千里”的猴子孫悟空，在自己的手掌上翻跟斗。結果愣是沒有翻出佛祖的掌心，反而被壓在佛祖的五指山下。

要是以此來形容西方文化，真是再恰如其分不過了。因為如果站在高一點的客觀立場上來看西方文化，活脫脫就整個是一在如來佛般的中國文化掌心裡上躥下跳，卻從來沒有跳得出去過的孫悟空。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西方文化，從來沒有創造性地越出過科學而先進的中國文化所給出的，諸如“知己知彼”或“揚長避短”之類基本原則的雷池一步。而且不僅不能在精神的“自由王國”中，靠對客觀科學規律的理性認識，來自覺接受、主動執行。反而恰恰是在行為的“必然王國”中，對這種規律的一種不知不覺、順其自然的盲從體現。比如：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所以在自然科學方面有突出的表現，客觀地看（或“客氣”地說），恰恰是他們有“自知之明”（其實可能是大自然在冥冥中，對不同文化分工作出的巧妙安排）知道自己的文化還不具備認識自己和自己社會的能力，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去“避短”，轉而在複雜、困難程度等方面，都遠比社會科學要簡單得多的，自然科學領域裡謀求發展。果然取得巨大的成就，最後在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基礎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地，成為物質文明建設領域裡的先行和佼佼者。跟中國文化一起，成為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實是大自然作出的科學而合理的“分工”，讓相對先進而能力超強的中國文化，去承擔更為艱難複雜的精神文明建設，以便在不可收拾的“末日”來到之前，最後承擔起“中流砥柱”的重任。因為事實早已證明，對一切所謂的高科技而言，中國文化本來就“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這只要看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屢屢在兩彈一星或航天等高科技領域裡的具體表現就知道了。

至於那個被西方吹噓或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其實也只不過是對中國古代的“民本、民貴”思想，針對歐洲當時存在的宗教專制和獨裁壓迫，拿過來加以擴展或發揮而已，本質上是一種“矯枉過正”的表現，完全違背《新理論》關於“建構真正民主社會的兩個要素”中闡述過的原則，所以絕對是錯誤的。雖然當時的確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但是當“民主”的概念被異化為一人一票的所謂“（民主）選舉制度”後，就物極必反地、走到了事與願違的一面。沒有受到過專門職業道德教育訓練和培養的大眾皇帝，在“代表少數精英統治集團利益”的別有用心的太監、太傅或佞臣的蠱惑慫恿下，因為“天性墮落”的使然，必然地成為貪圖享受、驕橫任性、卻不負責任的“（大眾）昏君”，最後只剩下為社會後果賣單的下場。這只要想想從二戰到海灣戰爭、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士兵和所在國人民付出的“民主”代價就知道了。有人還好意思說這就是我們要的“民主”嗎？其實這只不過是對中國式“指鹿為馬”的盜版而已！

而今天被我們津津樂道、嚮往不已的所謂西方“言論自由”，其本質上跟“鳥啼、蛙鳴、虎嘯、狼嚎”並無區別。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文化，在“跟屁”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知己知彼、揚長避短的結果。比如中國古代學者韓愈，在關於“自由”的問題，給秦始皇獻策時提出“上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再）其次禁其行”的建議，被秦始皇讚嘆不已。西方(美國）人拿過去後，知道“心”已經托給宗教和上帝來分工管；而自己的文字沒有偏旁之說，一般人不能分出鳥啼蛙鳴和言論的本質區別。只要刻意向“口（而不是言）”的方向引導，就算讓其自由一點的話，也沒有問題。果然那裡後來除了將“花花公子”的出版當成“言論自由官司”來打，把“性解放”的純生物天性訴求，也說成是“言論自由”，難怪他們要指責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了。可是卻不想想看：有哪一個沒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學社會理論的政府，敢於面對像在北京的許多出租車司機們，個個都可以發表一段水平不次於美國國會議員的批評或質詢？美國敢嗎？否則的話，又怎麼會要立法禁止宣傳那些，僅僅在思潮而暫時還沒有能力在行動層面上“蠢蠢欲動”的馬克思主義，或者那怕是的確錯誤的法西斯主義呢？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根據“知己知彼”和“揚長避短”原則，把“禁其行”一說，創造性地來了個“反其道而行之”，根據生物嚮往自由的天性，索性提倡起全面的行動“自由”來。這樣的“自由”，雖然可以激發人的生活積極性和創造力，快速積累社會財富，得以製造出美國今天的成功，並以優厚的物質待遇，吸引到許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趨之若鶩”，不斷得到新鮮血液的補充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力。但是對於人造的人類社會而言，卻絕對產生了得不償失的負面後果。因為它最終導致了人類社會的“動物世界”化。這只要看看當前國際社會的種種令人擔憂的現實表現和發展趨勢，就知道了。

退一步說，如果今天只要『願當美國的“跟屁蟲”，就能同樣享受到美國生活』那倒也罷了。現實一點嘛，能過上好日子就行。可別的國家不說，對13億中國人能行得通嗎？因為就算把全世界的人都“逼良為娼”或當中國“小弟”來養活中國人、傾全球的資源來保證中國人過上美國式生活，理論上也絕對供養不起的。所以結果只能逼其它國家“狗急跳牆”，在美國帶領下，一起來圍攻中國。這難道不正是中國面臨的現實處境嗎？

所以中國人的當務之急，就是回過頭來以美國為師，虛心地學習一下“美國特色”。看看他們是怎麼活學活用中國的“知己知彼”和“揚長避短”原則的。一旦開始這麼做，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其實是根本不需要“摸着石頭過河”的。真正應該做的，就是利用自己文化的先機優勢，重新奪回運用“知己知彼”和“揚長避短”原則的主動權。到那時中國的處境，起碼就和寓言中“（中國）貓”和“（美國）老虎”的關係一樣，可以左右逢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