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中國總理溫家寶最近在深圳考察工作時又一次呼籲着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他的講話又掀起了一陣騷動，有人批評總理又在做戲，因為類似的話已經說過許多次了，只是光聽打雷不見下雨，等於白說。騷動以後一切又歸於沉寂，有人說，總理只是即時發揮，外界過度解讀了。也有人說胡溫新政早已結束，二人貌合神離，政治上早已分道揚鑣。但事實究竟如何呢？

我認為，說胡溫二人政治上已經分道揚鑣可能言過其實了，事實應該並非如此。胡溫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各自也都有許多智囊，每年都有大批人下去搞各種調研，對於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應該都非常清楚，對政治體制改革嚴重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也是瞭然於胸的。要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需要民主，讓人民參與政治，批評和監督政府，要解決貪污腐敗問題，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要保障司法公正，要保護弱勢群體等等，都離不開民主。二人大方向應該說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操作方式以及政治改革的時間表，即如何分輕重緩急上可能有分歧。

溫家寶親口呼籲政治改革，胡錦濤也不反對中國的民主化，不但不反對，而且還很贊成。前不久一篇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評論文章在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首發後，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全文刊發，人民網、新華網等各大官方媒體爭相轉載。這篇文章就出自現年四十七歲、被稱為“胡錦濤文膽”的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之手。所以說，說胡溫政治上分道揚鑣不符合事實。

胡錦濤不僅讓智囊發文讚揚民主，而且也曾經親口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這和溫總理最近在深圳的講話意思完全一致。溫總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我相信二人所勾畫的政治改革藍圖是一致的，而且可能都贊成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應該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不可操之過急，這點在俞可平的文章中已經有所表達，我相信這是胡錦濤的意思，借俞可平之口表達出來。而我對此是贊成的。

中國近現代史上曾發起過多次民主政治改革，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其失敗原因，一個是由於準備不足，倉促推行，急於求成，另一個原因是過於實用主義。

鴉片戰爭失敗後，心態上的危機感和焦慮使得中國人難以作出理性的政治決策，總想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結果總是欲速則不達。戊戌變法時期，在激進變法派鼓動下，光緒皇帝在短短一百天內竟然發布了近300道 未經深思熟慮的改革上諭。以康有為為首的變法派根本沒有在官僚體制內從事變法的經驗，所建議的改革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和中國現實嚴重脫節。比如，康有為竟 然讓他的學生上奏摺，建議朝廷下詔，要求全中國的老百姓都穿西裝，而且還挺認真地討論了農民做西裝的布料問題。正是戊戌變法不切實際的激進主張引起了普遍的反對，才歸於失敗。

可是，在鎮壓“戊戌變法”後僅僅兩年，即1901年初，在八國聯軍炮火下被迫“西狩”的慈禧太后在途中便迫不及待地於1月 29日發布了變法上諭，其中道：“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着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 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 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已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

慈禧本人也意識到，不改革中國沒有出路。可是，由慈禧太后主導的清末新政是在清王朝統治權威合法性嚴重受損的情況下急劇推進的，因改革引起了更加普遍的不滿，並進一步削弱了清王朝的政權合法性。

清末政治改革本來是以日本為師的。日本變法實行的是所謂的“欽定”憲政，即具有開明專制主義政治特點的自上而下的新政推進方式。清廷本來是要仿效日本，實行這種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欽定”憲政。但是， 立憲派在實施過程中卻由於急於求成，幻想一步到位，採取的並不是“欽定”憲政方式，而是英國式的“民定立憲”，即虛君式立憲方式，最後走上了分權式立憲的 道路。分權式立憲結果導致了地方自治運動風起雲湧，與中央分庭抗禮。由於地方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中央政令難以在地方貫徹推行。實行立憲意味着政體的轉 變，而政體的轉變又意味着國家權力結構的變化，這就必然要導致原皇族內部的一部分人失去權力，這樣也就必然會遭到清廷內部的頑固勢力的反對。更糟糕的是， 立憲派出於策略的考慮而將憲政實質上限制皇權的核心思想隱而不發，使得清廷是被連蒙帶騙，實行虛君式立憲， 等到它一旦開始按照憲政模式進行運作時，便發現自己的權力處處受制，最終由於其認清了立憲的目的而屢屢違“憲”，以達到不放權的目的，因此導致了民間的不滿，請援團接連上京，要求召開國會，竟然遭到清廷鎮壓。最後導致了革命的發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統治，全國處於一種無序狀態。就是在這種混亂狀態下，中國人選擇了直接實行西方多黨競選的議會制道路。於是，一時間，黨派林立，民國初年，一下子出現了三百多個政黨。這些“黨”民主素養普遍低下，不顧國家最大利益，只顧自己小集團的利益，都是儘可能在不遵守規則甚至破壞規則的前提下爭取本黨利益的最大化。每當議會召開期間，各黨派爭相到火車站拉議員住自己黨派的招待所，並派送紅包，就像“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人一樣”，議會制在國人心目中成了笑柄。章太炎說中國的議會制是“橫取他國之法，強施本土。”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多次的政治改革為什麼失敗？嚴復曾經對此作出過深刻分析，他指出，中國人為了尋求富強之道，簡單地移植西方社會有機體內某一文化因子或成分，就是把這些因子從原來的有機體內單獨剝離出來，植入中國 社會。這些西方因子，一方面既失去了西方社會其他因子的配合與支持，另一方面，又無法與“絕然懸殊”的中國社會內部各種社會因子相協調，其結果，就勢必 “淮桔為枳”。這就是“中體西用”之所以失敗的原因。

“中體西用”之所以失敗，就在於這種提法及其實踐過於實用主義，是一種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一百多年過去了，西方科技、宗教、哲學、文學、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等文化被介紹到中國，中國人始終堅持“中體西用”的原則，有選擇性地接受了西學之為“用”的器物層面的文化，而對西方本體文化（即哲學與宗教神學），則斷然拒絕。因此，我們所有的改革都停留在器物的層面上，這種狹隘的實用主義一直持續到現在。我認為，要保證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成功，在移入民主政治制度的同時，也要相應移植其他相關因子。

有人認為，中國現階段不具備民主社會主義的條件。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仍然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還沒有建立實行高福利社會政策的經濟基礎。其次，在缺乏公民社會的條件下，超階段地推行全民普選制，會 帶來街頭民粹政治。即使讓代表底層勞工利益的政治家上台執政並推行高福利政策，由於平等化速度太快，就會出現類似於拉美國家那樣的民粹主義症候群，將使效率受到挑戰，出現經濟大滑坡，失業率驟增，最終還是以底層民眾受損而告失敗。

這種擔心應該說不無道理。我最大的擔心也是中國從精英到普通民眾並不真正理解民主的精髓，缺乏寬容、妥協的精神，幾十年因為灌輸而養成的“革命”思維仍然根深蒂固，而多年殘酷的革命鬥爭造成的心靈創傷使得中國目前實行民主的條件可能遠不如民國初年，推行激進的民主改革可能會導致混亂。因此，我贊成中國的政治改革要一步一步來，但是，必須具體化，一步一步落到實處。政治改革不一定只意味着一人一票的選舉，而是包括一系列旨在使政府接受民眾監督，增加施政的透明度，使官員的行為更能向民眾負責。這一類的政治改革步驟應該首先進行。

我認為，目前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應該仍然是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欽定”憲政，即採取具有開明專制主義政治特點的自上而下的新政推進方式。但是，實行這種形式的憲政的先決條件是政府仍享有權威，掌握着軍隊，執政者沒有私心，以民族利益為重，甘願放棄和犧牲小集團利益。正如清末載澤所指出的“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中國的民主改革，可能應該從修憲開始，把那些空話、套話、不切實際的話從憲法中刪除，真正樹立憲法和法律的尊嚴，建立一個人人遵紀守法的公民社會。在此基礎之上才可能 功地全面推行民主憲政。

本文是本人對中國民主前途的一點思考，還很不成熟，歡迎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