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與理性——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10月14日14:59: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當項羽和劉邦見到威風凜凜的秦始皇時，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也！”這兩句話，表現的正巧是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前者是一種相容的思維模式，後者是一種不相容的思維模式。中國對美國，是會說哪一句話呢？ ◆高伐林 　　13年前，香港出版《中國如何面對西方》，由中國大陸學者主編組稿，邀雷頤、孫立平、許紀霖、康曉光、楊東平、王力雄、王小波、陳小雅、劉兵、蕭學慧，以及用筆名署名的學者、作家共21位，針對《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各抒己見。當時我受明鏡出版社委託，寫了一篇文章作該書的“導讀”。儘管中美關係、國人對美國的感受又有了若干變化，這裡貼出來拋磚引玉。 　　 　　（續前篇）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國人由“親美”，又轉向“疑美”甚至“反美”，從中國社會心理的層面來看，羅列一下，至少可以排出以下幾條原因： 對中國而言，美國的多重角色 　　一、由於多年來受挫而造成的自卑，埋下對新的挫折和外界批評的排拒基因。這種感覺一百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國人的胸臆深層，有機會就冒出來，甚至在極不相干的問題上也觸動敏感神經。例如“諾貝爾綜合症”一直未曾痊癒，年年秋天發作；而北京申辦奧運主辦權以兩票之差落敗，老百姓被當局大肆造勢引起過高的期待心理受到沉重打擊，無法以平常心看待這一結局，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成了泄憤的對象，民間甚至一度眾口喧騰“抵制奧運”之說。 　　二、對美國和美國人了解後的吃驚和失望。這正是“因不了解而結婚，因熟悉而離婚”這一妙語的例證：美國由當年一個隔得遠遠看令人羨慕的模仿對象，變成了在各個場合擠擠撞撞的競爭對手，“美國”並不是“美的國”，過去國人將美國理想化，現在想像的光環消褪，期待的虹彩剝落，才明白美國自己國內的問題隨手一抓一大把，也不過如此乃爾！而比發現“美國並不是天堂”更令中國人心寒齒冷的，是發現“美國人並不是天使”——他們那種實用主義和美國中心的思維方式，那種以美國標準衡量一切、改造一切的心態，那種高人一頭、指手劃腳的習慣，是造成許多中國人反感的緣由。一旦印象形成為思維定式，連美國人所崇尚的確實應該列入人類普遍原則的東西，也一概斥之為“不合國情”，“強加於人”了。“凡是美國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美國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三、“陰謀論”的流毒依然在許多人腦海里揮之不去。人們尚未自冷戰中的心態完全恢復過來，疑神疑鬼，處處發現“遏制中國論”的蛛絲馬跡。前有中國大陸的政協常委何新先生再三再四地給中南海上“密札”(他的文集就以此為題。《致中南海密札／為中國聲辯》，何新著，明鏡出版社出版)、與海外記者長談(卻很少與國內記者暢言)；後有《說不》的幾位作者，像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地下手記》中那個無名無姓的受迫害狂主人公，覺得周圍所有的人都在竊竊私語談論着他，都在串通一氣，暗中策划著針對他的陰謀。我們在《說不》中從前言開始，幾乎在每頁上都能找到這樣的詞句： 　　“一個來自‘自由世界’的針對中國的大陰謀開始醞釀發酵”(前言一頁)；“割裂中國領土的世界性陰謀”(《說不》40頁)；“美國的所有動作(注意：是“所有”——高伐林按)都有它的深藏的有時是秘而不宣的底蘊，這種底蘊我們完全有理由稱之為帝國主義的陰謀”(《說不》64頁，其中“帝國主義的陰謀”七個字下面點上了著重號)；“甚至有理由認為，這是整個西方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說不》66頁)；“對於美國的陰謀，中國千萬不能存在僥倖心理”(《說不》85頁)；“有證據認為”“孤兒院——死亡屋事件”是一樁針對中國政府的徹頭徹尾的陰謀”(《說不》95頁)；甚至還有這樣的句子：“當你以為你正在美國人民進行一場民間交流時，中央情報局就在你身邊；當你真誠地向有人推薦美國品味時，殊不知你已成了中央情報局的代理人”(《說不》147頁)。 　　美國華裔主播宗毓華也曾有聳人聽聞的“中國間諜報導”，看來冷戰心態“陰謀論”是雙方都有的。不過，兩件事的結局卻截然不同：宗毓華的報導引起了旅美華人的群起抗議，不惜與之對簿公堂，最後迫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道歉認錯；而《說不》的上述言論儘管引起了來到中國的某些美國商人學者的抗議，卻無人理睬。 　　四、因為未曾達到目的於是就竭力貶抑之的“酸葡萄”心理。例如，有些人想去美國而一直未能如願，有人想賺美國佬的鈔票卻沒有得手，就通過貶損美國來得到心理平衡，美國的嚴重社會問題和美國國民素質的缺陷，都成為取笑對象。 　　五、前幾年一些人對民族傳統過分否定，引致反彈。有人稱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主流是“逆向種族主義”——即所謂認為“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國民族也是劣等民族，只有脫胎換骨才有資格生存下去”。這種“逆向種族主義”的評價是否歸納得公允準確暫且不論，但是在當時反思民族傳統時側重否定其與現代化格格不入的一面，確實也是事實，這構成後來學術思潮的鐘擺向另一端擺去的誘因。 　　此外還有很多，例如：以中國政治運作方式去猜度美國而引起的誤解，中西方在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和文化衝突，等等，在特定情境下，都成為了反美的導火索。 　　這一波中國對美國的複雜的情感反應，原因雖多，但最關鍵的，我看很大程度上還是由於這一特定時期中國人所面對的美國，一身兼二任，亦為老師亦為對手 ——作為老師，他教給我們很多東西，中國人要虛心向他學習，甚至按照中國傳統被要求“尊師”；作為對手，他又得了機會就欺負我們，中國人要狠心將他壓過，但是又一時無法如願。跟從這樣的老師，受到欺負時恨不得罷課，但真要拂袖而去，受損失的不是老師，而是學生自己。 　　如果我們分得再細一點，中國民眾心目中的美國是這麼個多重角色：對於中國的開放來講，美國是金主；對於中國的改革來講，美國是樣板；對於中國的發展來講，美國是對手；對於中國的穩定來講，美國是隱患。《中國青年報》舉行公眾調查：百分之七十一點四的人認為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是美國，美國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分量無法視而不見，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更是酸甜苦辣俱全了！ 從“彼可取而代”到“大丈夫當如是” 　　在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國的旅途中，摸索中國與外國包括美國建立正常健康的關係以及“情感抉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美國在變，中國在變，中美關係在變。在這個摸索過程中，不時深一腳淺一腳，甚至踏歪了，都屬正常。“情感抉擇”也一定會在互動中調整，其中有這樣那樣的帶棱帶角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民族主義情緒不是誰想製造就能製造，更不是誰想壓制就能壓制的。民族主義情緒的上漲，是各種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民族主義情緒的化解，也需要各種力量的妥善安撫。但是，中共最善於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則是不爭的事實——我們都記得，中共在各種思想工作的條例、經驗介紹中(例如那位德育教授李燕傑的看家本事)，“動之以情”是非常重要的一招——尤其是對於文化水平不高、還不怎麼熟諳運用理性、習慣了“跟著感覺走”的民眾，簡直屢試不爽。 　　其實，情感包含相當大的危險性。之所以危險，原因在於情感方向的易變、邊緣界限的模糊，它不像高精度的激光束，發射出去可以準確地鎖定目標，而是難以解釋也難以控馭的暴起暴落，流動飄忽。在樸素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甚至極端的民族主義之間，並不存在可以清晰界定的界限；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與軍國主義之間，也沒有明顯的界限——當然我並不打算將人們自然而然產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用幾個等號一變換，就和軍國主義合併同類項。但是歷史經驗反覆證明，軍國主義最能毫不費力地調動的，就是人們“自然而然產生和存在的”、“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這大概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挑動民族主義情感不論是對民眾還是對官方，都具有危險性，可能導致一個有利於對方卻不利於自己的前景。《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中不止一個作者使用了“雙刃劍”這個比喻來形容民族主義。而照我看，民族主義思潮在今天簡直就像澳洲土著所用過的“飛去來器”，誰用它，誰就最終反遭其害。對官方來講，挑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構成了社會輿論的壓力，如果駕馭不了，可能被迫偏離既定的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也可能將這股非理性野火引向自身，影響千方百計維持住的平衡和穩定； 對民眾來講，民族主義被挑動起來，可能以盲目的激情不知不覺支持了一些打著“民族主義”旗號，有利於維護官方統治、卻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措施。 　　情感之所以包含相當大的危險性，還有一點不能不察的是，人們對於“出自真性情”的言行，往往報以原諒和同情，將之視為比“出於利益”的言行要高出一個等級。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想法尚可理解；但是在政治行為中，尤其是處理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時，“出自真性情”明明是非必要條件，卻被操作者反覆鼓吹，就很值得打個問號。這往往可能是利用人們這種盲點的一種煙幕彈：“出自真性情”是假，“訴諸非理性”是真，可能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造成更嚴重的危害。任何人如果一味強調自己最深厚最強烈的“情感”，往往就意味著其人其行值得警惕了。如果說《說不》的幾位年輕人以抒發內心感慨為宗旨，不妨“出自真性情”一番；那麼，在他們之前的何新先生“為中國聲辯”，自告奮勇代黨中央設計各種政治方略，卻花了很多唇舌剖心瀝肝地表白自己如何“熱愛中華民族”，就不知其用意何在了。 　　深入追究一下目前的民族主義情感，其下支撐的其實也還是某種在下意識沉潛、沉澱化為直覺的觀念，其文化密碼上殘留著舊的印記。當《說不》赫然以“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作為篇目標題時，他們的宏偉展望是中國(“黃天”)將要推開美國(“蒼天”)，新強權取舊強權而代之，成為世界的主導者；其思路的前提設定是：時代的發展將是在時間上先後相續，“長江後浪推前浪”，是一個取代一個，“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現在該輪到中國了。但他們就沒有想過，蒼天與黃天，一定是死一個才能立一個麼？時代的發展是否應該轉向在空間上多元並立，共存相容？當項羽和劉邦見到威風凜凜的秦始皇時，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也！”這兩句話，無意中表現的正巧是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前者是一種相容的思維模式，後者是一種不相容的思維模式。不幸，《說不》的作者承襲了後者。 非理性情感不可能用另一種非理性情感戰勝 　　最後，我還想談一談《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中某些作者給我的感覺。 　　好幾位作者這麼說：“這部(指《說不》)由五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文人合著的，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出版的隨筆集”，“不予理睬是中國知識分子表示輕蔑的一種方式”，“如果不是某些外國朋友以為中國無人，誤認為這些人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中國知識分子絕不會拿起筆來評論這樣的書”，輕蔑之意溢於言表。其實，大可不必。 　　看來本書中一些作者對卷進這個話題，頗有一點秀才遇到潑皮的尷尬，左右為難——難，不是在學術論證上有多麼高深的難度；難，是因為面對了這麼幾位年輕對手，義憤填膺，口若懸河，舉出了成百上千的例證，卻不打算陳述道理，更不打算出示證據，他們的目的，只是煽情。而且他們扛著一面神聖不可侵犯的民族主義大旗，這就又先天地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先天地使自己具有某種號召力；使任何敢於反駁他們的人，都被置於一個可疑的立場，甚至預先感到自己跳進黃河洗不清。宣傳民族主義，永遠可以動員這個民族的精神資源，獲得高支持率。尤其是現在，既是一種安全的毫無風險的投機，又是一種高回報率的經濟行為。而他們所猛烈抨擊的、所尖刻揭發的，基本上又都是事出有因。當代的中國人，誰不能舉出幾條親身經歷的或者道聽途說的可以歸作美國或者其他外國欺負中國人的例證！誰又不能舉出幾條耳聞目睹的崇洋媚外言行！ 　　面對他們，不反駁吧按捺不住；但與之爭辯，學者們似乎用什麼語調開口，都顯得被動。“說不者”是年輕人，年輕人有想罵誰就罵誰的權利，他們的歲數就是他們的資格——列寧有云：“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的。”“倚老賣老”這個詞只能在講究上下、尊卑有序的社會裡才有現實價值；而在禮崩樂壞之年，其實倒是“倚小賣小”更為有效。罵對了，人家贊他們“初生之犢不畏虎”，敢於向貌似強大的權威挑戰，“世界是你們的”；罵錯了——罵錯了又怎麼樣？ 　　跟年輕人吵架，先天就落入下風：他罵人，你搬出聖賢之理教訓他嗎？拿出百科全書和各種統計數據、現場目擊者經過宣誓的證詞，一一糾正他們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嗎？你輸了：所有旁觀的人都要笑話你：在他們那些鮮活潑辣、簡明生動的話之前，你的道理那麼蒼白，數據那麼軟弱，態度那麼迂腐，你完全是百無一用的學究、東烘先生！ 　　你回罵？你又輸了：人們對你撇嘴——你不講文明，沒涵養，沒文化，跟年輕人一般見識！ 　　本書中許多作者不厭其煩地指出《說不》的情緒化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再三指出：“我們不應該再走極端……我們不應該沉迷於‘情感抉擇’而拋棄理性定位。”(金輝)；“對外關係不僅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李永輝)在這裡，“勇氣”更多的體現一種情感，“智慧”則無疑基於理性。但是本書有些作者在指斥《說不》“為什麼不能來點兒平心靜氣”(黃鐘)的同時，自己卻已被“說不者”激動了起來，不夠平心靜氣了，尤其是本書的第三部分“對《說不》說不”，滿篇情緒化的詞句泛濫，隨手引幾個大小標題來看，足證我所言不虛：“《說不》：危險、狂妄的禍國之言”，“民族自大狂透露的極權主義氣息”，“包裝：一種偽民族主義的伎倆”，“聖戰騎士的‘民族良心’何在”，“剝了皮往裡瞧”，“法西斯的氣味”……用情緒化來反對情緒化，反去反來，不就使自己落到與“說不者”同樣的論辯層次、也就同樣“危險”了麼？ 　　那麼，只好走開，任這些“說不者”去自己走向自己的反面？然而，胡說八道之所以占有市場，就是因為不肯胡說八道的人，也不肯出來反駁胡說八道，潔身自好，保持沉默，結果將市場拱手讓給了胡說八道者。 　　“說不者”自有說“不”的自由；不贊成“說不者”也有剖析“說不”的責任。關鍵就要把握自己的角色：並非與“說不者”同場競技打擂台，不要去與潑皮比潑，與瘋子賽瘋。研究潑皮的自己並不就是潑皮，研究瘋子的自己並不就是瘋子，研究情感的自己不能只憑著情感。既沒有必要清高，認為分析他們就失了身份，也不應該將自己陷到他們的思維誤區。我們不能同意“說不者”的，不是他們表達自己說不的情感，而是他們不許別人說話的思維方式——自以為真理在手、正義在胸，不僅以國家權力為恃仗，而且還鼓動暴力(“要準備打仗！”)來取消反對者發言權的霸氣。當他們說“不”時，卻將說不的權力只留給了自己，不允許別人對他們說不，說了就是“漢奸”“賣國賊”(見《還是要說不》)。如果對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牙還牙，我們跟他們還有什麼兩樣？！《面對西方》中許紀霖說得好：如果不是先找到自己的立足點，那麼很可能就找不到自己的情感的支點。“一種民族主義如果長期缺少現代理性的實質性內容，而始終停留在非理性的情感層次，那麼，其中內含的排他性成分仍然具有潛在的暴力性。” 　　這就是了：我們的當務之急，理應是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按現代模式來重新建構人自身，尋覓新的理性支撐，擴展更為博大的情感胸懷。（1997年） 　　相關文章： 感性與理性——中國如何面對西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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