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戰爭後的今天，美國在世界上陷入了道德孤立，其在西方的領導地位正在受到無聲的質疑和挑戰。美國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將更多地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中國也需要與美國進一步發展雙邊關係，營造經濟發展的和平環境。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中美之間戰略合作就成為可能。中美如果能在反恐與台灣問題上達成互利的、理性的共識，則中美將以文明競爭的姿態推動亞洲乃至世界和平，創造東西方文明攜手並進的雙贏局面。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在所有主要科技領域比日本領先１５年以上，而且這個差距還在擴大，美國的人均ＧＤＰ比日本高出３０％多。美國是中國商品最大的市場，中國向美國每年出口７００多億美元的商品。中美貿易更是是中國外匯的主要來源。２００２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達到４５０億美元，如果根據美國的統計，２００１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更高達８００多億美元。而中國與日本、韓國、德國的貿易都有相當大的逆差，也就是說中國從其他國家進口的所需外匯主要來自對美的貿易。截止到２００２年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了三萬七千多個項目，實際投入金額為４００億美元，排名第二，僅次於香港。這些事實表明，中美關係是目前對中國最為重要的國際關係，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都需要美國這個市場，也需要從美國引進技術和資金，而美國也不可能忽視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中美之間的合作有着廣泛的前景，

然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沒有邏輯而且違反國際關係原則的立場給中美關係帶來了難以逾越的障礙，美國的所謂台灣關係法完全是對中國主權的干涉，它的存在使中美之間很難建立真正互信的合作關係。冷戰取得全勝之後，失去敵人的美國在四顧尋找新的對手，迅速發展的中國首當其衝。在美國，遏制中國的叫囂時有所聞；炸館事件、撞機事件中國人記憶尤新。強勢的西方文明以征服弱小為發展之道，有着５０００年歷史的中國文明當然不會有任何的示弱。文明衝突的可能更激發了百年含辱的中國人民昂揚的鬥志。東西文明之間的矛盾似乎就要走上難以調和的不歸之路。

從長遠的角度看，中美之間的關係就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東西文明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中美之間的關係。中美之間，東西文明之間除了衝突就沒有其他的路可以選擇嗎？東西文明之間一定就是你死我活嗎？

從歷史上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相比，中美之間的仇恨是最少的，不僅如此，中美之間也有着最為廣泛合作的歷史。如果說所謂中日友好完全是一個鮮血淋漓的噩夢，中美就曾經是真誠的戰友。１９４１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批准美國空軍人員志願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這就是陳納德的飛虎隊。飛虎隊擊毀日機２６００架，美國飛行員犧牲５００余名。美國對中國的支持和對日本的制裁使日本作出了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決定。電影珍珠港就講述了杜利特的轟炸機群轟炸日本後迫降到中國得到中國軍民的保護的故事。在抗戰中，中美作為盟國一起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中國軍隊與日寇血戰，美國的坦克履帶象絞肉機把日軍成批處理，火焰噴射器燒得倭寇鬼哭狼嚎，轟炸機燃燒彈炸得倭寇無處可逃，原子彈更讓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夢灰飛煙滅。在戰後，美軍的軍艦幫助中國勘定了南海的疆域。在冷戰時期，中國面臨着蘇聯核武和百萬大軍的真實威脅，毛澤東和尼克松以他們的遠見卓識，力排眾議，中美之間又一次攜手合作，對付共同的對手，導致了後來蘇聯在阿富汗的失敗和隨後的崩潰。

歷史證明，中美這樣兩個沒有血仇的國家即使有矛盾衝突，也完全是可以調和的。能否實現這種調和，完全在於兩國人民和決策者的意願。中美之間可以是敵人，也可以是合作夥伴，完全在與雙方的選擇。

冷戰結束後，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是一種道德上的進攻策略，就是從道德上樹立對中國社會的優越性，從民主、人權等角度不斷貶低中國。這種策略類似於當年裡根用邪惡帝國的稱號對付蘇聯，利用１９７５年赫爾辛基條約的人權條款，激發其內部的變化，形成對美國有利的政策轉變。如果中國沒有能抵擋住這種進攻，就會從內部瓦解。但是。到今天為止，美國的這一策略已經宣告失敗。這是因為中國非常合理地堅持在人權問題上對話合作而不是簡單排斥的態度，並且合理地要求把人權問題與貿易獨立開來，這就使中國得以同時舒解內外的壓力，化解美國的道德攻勢於無形。比如在孫志剛事件之後，廣東省迅速取消了侵犯公民人生自由的收容遣送制度。在中美的交往中，中國最反感的就是美國在人權等方面的指責，美英所謂人權大於主權的說法令人疑慮重重。但是最近幾年的發展，鑑於攻勢失效，顯然使美國放棄了對中國人權上的進攻和其它道德方面的叫戰，其矛頭轉向其它小國。中美的經貿文化交流已經基本不再受單純意識形態與道德觀念差異的干擾，走上較為健康的軌道。

９１１後特別是伊拉克戰爭後的今天，美國在道德上面臨巨大的世界輿論壓力，美國那種赤裸裸的強權政治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無遺，美國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再一次被證明不過是種族奴役的幌子（見作者西方民主與種族奴役一文），這一點，世界人民都看在眼裡，只是畏於美國強大實力不敢公開反對。９１１後美國安全感的喪失將迫使它繼續採取尋求絕對安全的一切可能手段，以西方的邏輯思維，美國的行動將是一步一步割除他們認為可能的恐怖勢力毒瘤，這是美國未來１０多年內一個長期的任務，阿富汗、伊拉克的征服不過是這個使命的第一步，未來的美國將繼續把大量的軍事力量投入反恐、防ＷＭＤ的行動之中。對於那些正在研發ＷＭＤ的國家，美國將斷然征服，對於已經有ＷＭＤ的國家如北朝鮮，美國將採取和解、軟化的方式。

美國的這些尋求安全的戰略目標都試圖尋求其他大國的合作，但這種合作更多的是出於道義上的需要。伊拉克戰爭前夕，歐洲出於對１９７０年代石油危機的後怕對美國進行了激烈反對，戰爭之後關於ＷＭＤ的證據問題又使美國在世界上處於相當孤立的道德困境。但是這些反對其實都對美國沒有實質的影響。在冷戰中，西方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戰爭，如朝鮮、越南、蘇伊士運河，都以失敗告終；但冷戰結束後的美國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都取得了一邊倒的勝利。伊拉克戰爭再次證明，在蘇聯的制衡消失後，美國完全可以拋開聯合國單獨行動，在全球範圍內對弱小國家進行軍事打擊，以達到其政治、經濟和安全的目標。其他國家反對與支持都不會改變美國的根據自身利益做出的單方面決定。以伊拉克為例，世界上根本沒有其他任何國家可以象美國一樣在波斯灣投擲數十萬海陸空打擊力量，也沒有國家敢冒險援助伊拉克。波斯灣在上次伊拉克戰爭就已成為美國的囊中之物，這次戰爭從戰略上說是在美國最強的地方再補強，因此實質上是一種力量的浪費。但是這種浪費由於國際恐怖主義的存在成為美國的一種絕對需要。對於這種情況，中國必須審時度勢，做出最利於自身發展的戰略決策。

美英在文化上的擴張主義使中國人感到中國文明的危機，但是如果雙方理智的分析，東西方文明並非互相排斥，而是具有互補性。

語言是文明的載體，中西語言存在根本的區別，不可能互相取代。中國文明不可能取代西方文明。美國人英國人不可能都說漢語、讀毛澤東詩詞、吃饅頭米飯、開春節聯歡晚會；西方文明也不可能取代中國文明，中國人不可能全都說英語、讀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過聖誕節。相反，兩種文明完全可以並存、互補、良性競爭。任何文明如果沒有進化的壓力，都不可能永遠保持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總有衰落的時候。西方文明一直生存在文明競爭的環境中，一直保持了相當的活力。中國文明在數千年中基本處於孤立狀態，沒有與其他先進文明廣泛接觸，這導致了中國文明的長期停滯，甚至兩次被落後民族進行大規模屠殺之後征服。現代中國也只有在吸收運用西方的先進思想，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才取得推翻三座大山的勝利。未來的中國文明需要在競爭中不斷革新，而西方文明就是我們長期競爭的對手。

對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東方而是來自西方的其他支派，包括斯拉夫和伊斯蘭。在二戰後，美國、英國與蘇聯的互相恐懼達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就把英語國家與蘇聯的這種不可調和的對立說得非常明白，這使美蘇兩大集團進行了５０年的冷戰。這場冷戰是西方兩大文化集團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全面較量。一旦蘇聯取勝，則西方將被蘇聯集權統治的旗子插遍，西方從希臘、羅馬、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傳統將消失。從冷戰的歷史可以看出，西方對於俄國的戒心是極其深刻的，是一種心理上的疑懼。從西方其他分支的角度，對他們威脅最大的是英語文明。現在，歐洲人基本上都會說英語，因為本來語系相近，學起來沒有困難。很多中國人在歐洲生活根本不需要學當地語言，英語足矣。因此西方有語言統一的趨勢，也就是文明統一的趨勢。

類似的，對中國而言，最大的文化威脅不是來自西方而是日本。日本占領琉球一百多年，就把說漢語的琉球人全部強制改成了說日語；日本占領朝鮮、台灣各５０年，也是大規模推行日語教育，朝鮮、台灣有相當的人口使用日語。李登輝以下眾多的台獨份子很多能說地道的日語甚至能用日語著書立說。可以想見，如果日本繼續統治台灣５０年或更長，經過５、６代人，則台灣的所謂皇民化將完全完成，中國文明在台灣將不復存在。在抗戰期間，日本在江浙、東北等淪陷區把日語定為學校必修的國語課，課本中充滿奴化教育內容，學生必須喊大日本萬歲之類口號，甚至得改用日文名字。相比之下，英國對香港這麼小的地方統治一百年也不能改變香港人的中華文化傳統和愛國心，語言的障礙是難以逾越的。今天，對中國文化造成威脅的也不是泰坦尼克號之類西方愛情故事，而是日本的庸俗甚至暴力的兒童影視。

比較美蘇、中日之間的傳統敵意，中美之間的心理疑懼要小得多。1887年美國總統ULYSSES GRANT來華訪問時就預言中國將成為強國；美國總統HUBERT HOOVER夫婦就在中國工作過，後來他們在白宮有時還說漢語；美國的羅斯福總統也對中國相當友好，認為要使有巨大能量和潛力的中國人民為世界發揮作用，在開羅會議、雅爾塔會議上，美國力主中國進入世界五強。

在抗戰期間，美國政府的官員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相當好的關係；在國共內戰開始後，美國看到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於１９４６年底撤走了駐紮在中國的十一萬海軍陸戰隊。１９４９年，美國拒絕了國民黨李宗仁政府的請求，拒絕發表反對解放軍渡江的申明；解放軍渡江後，美國又拒絕讓美國大使跟着國民黨遷到廣州，而是留下準備跟中共接觸。１９５０年１月，美國政府明確宣布美國在太平洋區域的防禦範圍不包括台灣和朝鮮。直到１９５０年６月，在中國宣布徵用美國房產之後４個月，美國才從大陸撤走外交官員，在台灣設立大使館，在此之前美國根本與台灣失去了外交關係。如果不是冷戰開始、麥卡錫主義橫行，中共與美國在１９４９年後是可能正常交往的。早在１９５０年，美國國務卿阿奇森（ACHESON）就正確地判斷出中蘇日後必然破裂，因此沒必要把中國當成死敵。蔣介石每年投入兩千萬美元，在美國扶植了一大批支持國民黨的政客和社會力量，包括美國國會的頭面人物。但是美國政府的這種中國非死敵的判斷使它抵制了美國國內，特別是蔣介石的代言人拼命要求援蔣反共的要求，而沒有走上與中國全面、長期對抗的道路。

１９６７年，尼克松這個死硬的反共分子在當選總統的前兩年就發表文章要結束中國的孤立狀態，甚至發話說他死之前最想做的事就是去中國，尼克松還認為中國的經濟在數十年內必將超過美國，中美必須合作。１９５２年，尼克松比麥卡錫還反共，他曾大罵毛澤東。尼克松後來說，他握到毛澤東的手時感覺那是聖人的手。１９７２年後，中美在三個聯合公報的精神之下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合作。從歷史和現實看美國並不絕對排斥中國，這一點如果比較美國對蘇聯的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態度就非常明顯。

中國肯定不會去武力威脅美國，中國從來沒有武力威脅過任何國家，歷史上我們的軍事行動都是為了國家安全的積極防禦，漢滅匈奴、唐征突厥就是如此。毛澤東等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也沒有把美國當成死敵。１９５０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規定的共同防衛只是針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沒有針對台灣與美國的內容。這是有道理的，如果美國有控制、占領中國的野心，那它應該在１９４６年或者渡江戰役開始之前接手蔣政權，而不是等到國民黨完全失敗之後。毛澤東就非常正確地做出這個戰略判斷，才能抓住機遇，擺脫了中國的外交和安全困境，建立了中美的戰略合作。

中美文明互不構成取代性的威脅，中美之間也不應該有根本的利益衝突，這就是中美雙方應該有的戰略判斷。從中美交往的歷史看，美國的所謂台灣關係法完全是歷史遺留的美國國內政治的一個錯誤。美國本來已經從戰略上拋棄台灣，其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台灣對美國國會的政治影響。

在兩個條件下，美國有可能大規模武裝台灣，以達到長期分裂、削弱中國的目標。一是在美國把中國當成最大的、長期的敵人之一；二是中國沒有對應的籌碼和實力。在這兩個條件下，美國不僅會大規模武裝台灣，也會武裝日本，達到制衡中國的目的。

從１９４９年到２００３年以來的歷史來看，美國並沒有走全面武裝台灣一步棋，即使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也沒有同意蔣介石出兵朝鮮的請求，同時美國也阻止了蔣反共大陸的計劃，更沒有象宋美齡不斷要求的那樣對中國使用核武器。這些事實都表明美國並沒有把中國、中國人民當成死敵。從最近美國發布的一系列報告來看，美國認為中國在２５年內都不會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這也確實是一個客觀的評判，以中國目前的軍力投擲能力，要建立美國目前那樣的全球性的軍事力量需要相當長時間，至少二、三十年，何況美國的軍事技術能力還在不斷增長之中。而美國軍力再強也沒有能力在中國周圍進行一場大的威脅中國的戰爭，這一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清楚地證明了。美國的兩次失敗都是敗於中國手下，中國、中國人民從來就不怕美國。今天中國更為強大，這個結論也更不會變化。美國在技術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其擴張已經達到極限（參見“從羅馬帝國看美國的擴展極限”一文）。美國目前正在感受到這種極限的不可逾越的客觀存在。

美國如果在台灣問題上執意選擇一條非理性的路線，以中國強大的並且正在迅速上升的軍事、經濟實力，其結果必然是中美之間雙輸的局面，誰也不可能從中得利。１９５０年代，美第七艦隊就做過實驗，發現小木船很難擊中擊沉，如果解放軍萬船齊發殺向台灣，防守一方根本沒有足夠的炮彈。５０年後，解放軍已經今非昔比了。在常規力量方面，中國可以從空中、水面、水下、岸上同時發射５００枚Ｃ８０２或以上超音速反艦導彈，就是航母戰鬥群防護力再強，也逃不過這種近距飽和攻擊。在戰略力量方面，解放軍高級將領早在１９９６年就暗示美國對台灣的干涉將招致中國對其本土的戰略打擊。美國是理性的，其國家決策是科學論證的結果，在中國強硬的戰略姿態下，絕對不會象日本一樣鋌而走險。這一點，我在美國是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的最高階段一文中有論述。在中美雙方都有更遠大目標的時候，這種雙輸的衝突無疑是極為愚蠢的。

美英的長期目標是完成對西方文明的在英語文明下的整合（CONSOLIDFATION），其短期目標是排除恐怖主義的安全威脅、使中東能源產生的財富不被恐怖主義利用。對中國而言，最大的目標是解決南海、台灣的領土問題，爭取２０年的和平大環境。美國致力解決恐怖主義、無暇東顧是對中美雙方都有利的結果。如果中美之間能夠達成共識，兩國完全能夠象尼克松訪華一樣再進行一次戰略合作。

這個合作就是中國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和反ＷＭＤ的立場，在聯合國推動中東維和。而美國放棄台灣關係法，或通過一個新的聯合公報限時在短期內（如六個月）結束對台灣的武器輸出。

這種合作將對中東和平和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起到很大的促進。有美國的誤導，台灣很可能對統一做非理性的負隅頑抗，中國政府必須出動空軍進行轟炸，出動空降軍在台北空降，甚至得搶灘登陸，造成中國（包括台灣）不必要的生命財產損失。一旦美國放棄台灣關係法，中國政府只需要殲滅台灣海軍即可完成以武逼統。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對世界和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要中國坐在常任理事位子上幹什麼呢？中國完全可以考慮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既可以保證人類共有的中東石油資源能公平分配，又可以保護伊拉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使之不受美軍侵犯，又可以改善中美關係，達到雙贏乃至三贏的局面，何樂而不為？在ＷＭＤ問題上，大國之間有一定的規則，最怕的就是不負責任的小國掌握與之國力不相稱的武器，就象大人怕小孩手裡拿着上膛的槍到處威脅別人一樣。ＷＭＤ的擴散是任何有遠見的大國所不願意看到的。如果我們想象一下越南、台灣、新加坡、日本、蒙古都有核武是什麼情況就知道了。因此，作為核大國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應該與在ＷＭＤ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對發展ＷＭＤ的國家進行勸導、說服。在朝鮮問題上，我們應該對北朝鮮做出常規的安全承諾和保障。

目前中美關係處在一個充滿機會的時期。在科索沃戰爭期間，美國人民對中國的對抗心理相當嚴重，在這次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人對法國、俄國等的敵意就明顯增強，而對中國的態度就相對溫和一些。這兩場戰爭都從根本上與中國利益沒有現實關係，根本不在中國目前的戰略考慮和勢力範圍之內。中國在伊拉克問題上完全可以擺出高姿態，我們對伊拉克如何反應都是無關中國人民痛癢的事。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把握現在的時機，與美國建立一種戰略上的相互理解，使兩國關係能排除台灣問題的困擾，走上長期、穩定、健康的軌道，將大大有利於中國文明復興大業。為此，中國完全可以積極與美國商討，努力達成中美新的戰略合作。如果美國願意合作，將是中美外交上又一個大的突破和傑作。

尼克松訪華在美國遭到了保守勢力，包括美國軍方和國會的激烈反對，台灣關係法就是這種反對的產物；毛澤東邀請尼克松也遇到了相當的阻力。當年，周恩來給尼克松講了一個故事，１９６９年３月中（中蘇珍寶島爭端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幾次打電話找中國領導人，結果接線員都說你是修正主義然後把電話掛斷。今天，中美已經有着如此廣泛的文化、經濟交往，中美要抓住機遇進行戰略合作的困難相比１９７１年是非常微小的。中美歷史上沒有、現在也沒有根本的矛盾和利益衝突，兩個偉大的國家與人民之間是完全可以建立健康合作的戰略關係，共同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

２００３／０７／２３

參考文獻：

１） 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林利民著／北京／時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 The Cold War: a History/Martin Walker – 1st American ed/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94

３） The Korean War FAQ/Yue Dongxiao/1998

４） 美國是盎格魯薩克遜文明的最高階段/岳東曉／２００１／FHY0108D

５） 從羅馬帝國看美國擴張的極限／岳東曉／２００３／FHYXG0301

６） 槍桿子裡面出正義／岳東曉／２００３／FHYXG0303B

７） 楚國的滅亡與現階段世界局勢／岳東曉／２００３／FHYXG0304A

８） 西方民主與種族奴役／岳東曉／１９９８／中國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