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從哪個古老的年代開始，中國人尤其是所謂有作為成功的中國人，就把“不擇手段”奉為圭臬了。從韓非嘲笑宋襄公，到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都把採用符合規則的手段來玩遊戲，當成傻蛋冤大頭。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什麼手段都可以用，不必過於拘泥，捆住自己的手腳。因為讓別人到最後承認你，不在於你用了什麼手段，而在於你贏了人家。

韓非在寓言集《外儲說》裡，描繪了一個迂腐的宋襄公。說的是泓水之戰，楚軍涉水北渡而來，大司馬子魚勸宋襄公趁楚人渡水之時截殺之，宋襄公以為不仁而拒絕； 楚軍濕漉漉爬上岸，子魚又勸宋襄公趁楚軍立足未穩時襲之，宋襄公再拒。等到楚軍擰乾衣服披上盔甲排好陣勢衝過來，宋襄公的仁義之師卻招架不住，被殺得潰不成軍，自己也被射中了大腿，三天（實為三年）後死去。

韓非的隨意加工史實和尖刻的評論，兩千年來沒有人翻案。自從毛澤東說了“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以後，這個寓言還被選進了中學課本，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精明狡詐的年輕人。當然，毛的不講規則，不守常理，被他的後人淋漓盡致地發揮以後，就變成不講信用，隱瞞造假，哄蒙拐騙。鄧的“不管白貓黑貓”，更是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以至於到了今天，“中國製造”出現空前未有的信用危機，連中國人自己也開始覺得，這樣下去不是出路。

然而，“不擇手段”的開始失去市場，目前來看還遙遙無期。至少，批評“不擇手段”，反思其危害的鮮有人在。更多的則還創出一番理論，說東方人的不擇手段，實為狡智，歸功於兩千多年的文明歷史。中國人正因為文明太久，因而聰明過度。而西方人連上廁所都排隊，則是文明過程太短，尚不開化。在我看來，這些人簡直是做了蠢事還不自知，洋洋自得之情溢於言表。

有一種誤解，以為西方國家的建立，不過數百年，而中國自秦統一就有兩千年了。西方不過只是夷蠻之邦，只因得了科技之利，才暴發至今天。因而從心底里就蔑視人家，對西方的一套不以為意，且百般醜化。實際上，僅僅倫敦作為一個樞紐城市的歷史，就超過兩千年。被今天西方世界一脈相承的古希臘文化，比中國的先秦還早四百至一千年。況且通過文藝復興的批判精神，在智慧的發展上，西方早已領先，否則也不會有東方鴉片戰爭開始的屢戰屢敗。

就拿“不擇手段”這種狡智來說。嚴格講，耍些小手段，搞點小急智，喜好變通走捷徑，都屬於低級智慧，是思維不發達階段的表現。為什麼說搞不擇手段的人缺乏大智慧？因為他們幾乎沒有用腦子好好地想一下因果關係，想想幾十年一百年後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怎樣。

愛搞小手段的人一般目標都不明確。如果明確目標的話，就知道今天耍的這些小手段，將會破壞實現明天的大目標。比如今天有很多商人的目標是賺錢，而且是賺現 錢。為了賺錢的目標，就可以無所顧忌地往牙膏里加化學毒劑，往包子餡里加廢紙箱漿。但是明天還要不要賺錢呢？他們沒有想過，可能也想不出來。如果為了明天 還賺錢，世世代代都賺錢而且賺大錢，就要想到品牌，想到信譽。為了品牌信譽就要採用完全不同的手段來做生意。同樣是賺錢，小手段賺小錢，大手段賺大錢，不 擇手段不賺錢。那些聲譽倒地的企業一定賠本還要破產。當然，如果是由於體制問題，讓人們不願去想明天，那則另當別論。

做生意的不擇手段造孽還小，搞政治的不擇手段造孽就大了。百年來中國的偉人們，個個都是不擇手段的行家裡手。孫中山本來搞的是反清的民族獨立，結果為了權力，反而到異族那裡去談條件做交易。東三省就是孫跟日本人做交易的籌碼，結果交易沒有做成，反把日本人的胃口吊大了。聯俄也是一個交易，交易的結果，當然是直到改革前的共產主義大禍。毛澤東集古今中外不擇手段之大成，更是蔚為奇觀。個個敗在他手下的敗將，無一不是中了他的怪招，或者說想不到他敢這樣做。蔣介石和新四軍的皖南冤魂，再想不到這是幫他在消滅對手的勢力。千百萬大小右派們，更想不到這是被他被玩弄在股掌之中，還美其名曰“陽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