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紅旗》文章寫出，汪東興槍斃了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2月18日14:57: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北京獨立學者陳小雅對我說：對1978年《紅旗》事件，我第一是深刻感覺到政治家把握歷史轉折的能力。最活躍的人物實際上是鄧小平，他一直密切注視整個事態的發展，哪怕對他最不擅長的理論領域，他沒有浪費歷史提供給他的任何一個機會，招招都在進攻。第二是感到胡耀邦的仁厚。在他的總書記生涯中，熊復一直安坐其位 ◆陳小雅／高伐林 （續前）《紅旗》雜誌為什麼向大炮筒子譚震林約稿？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還有一個問題，你父親當初提議向譚震林約稿時，就估計到譚震林會那樣寫嗎？約稿時是怎麼談的？ 　　陳小雅（以下簡稱“陳”）：《譚震林傳》第381頁寫道：“此文原是應《紅旗》雜誌社之約，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批判‘兩個凡是’而寫的。”我父親則說，他“熟悉譚震林這個人，估計他會這麼寫”。 　　我父親1942年奉抗大總校的派遣，前往淮南軍區幫助新四軍辦抗大。當時的軍區司令員羅炳輝就是八分校的校長，政委譚震林經常應邀給學員做報告。直到1945年，他們一直在一起工作。“文革”後期，我也曾聽母親說過，1959年我父親被打成“以周小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成員，但遭批判的言論中，有不少這位譚老闆的語錄。可見我父親儘管後來到地方工作，但仍帶着軍隊的淵源。“文革”前他上交的一把袖珍小手槍，就是聶鳳智送給他的（聶鳳智，1914－1992，開國中將，南京軍區司令員，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高注）。 　　我相信父親不會撒謊，但我也不能保證，1971年遭受頭顱粉碎性骨折的他，這麼多年過去，記憶不會發生誤差。所以，我曾經向雷聲宏（《紅旗》雜誌編輯，紅旗出版社副社長、編審——高注）和遠在安徽的陸德生兩位前輩求證此事。雷聲宏記得，約稿時沒有談反對“兩個凡是”的問題，講的就是寫一篇紀念性的回憶文章；而陸先生經歷過較多曲折，一下子回憶不起當年的情況。 　　我也想過，如果是約批判“兩個凡是”的文章，為什麼不是哲史組的人出面，而請文藝組的人出面？文藝組的事情，為什麼要拉我父親去“擦屁股”呢？他並不主管文藝。總之，這件事情仍然可以留待後人去考證。但我們多年從事編輯工作的人應該知道，一個編輯向什麼人約稿，肯定是有思想的。對他的政治態度應該是了解的。更何況譚震林這樣有名的“大炮筒子”，絕無沽名釣譽之好，誰想利用他，那簡直是找死！ 《重溫〈實踐論〉》六易其稿 　　高：如果你父親只是想借譚震林之手，唱一唱緬懷毛陳年偉績的老調，那麼，由你父親自己執筆的《重溫〈實踐論〉》這篇文章，思想必然不會太解放；如果他有意請譚震林幫助《紅旗》突圍，“重溫”就不應是一篇堅持“兩個凡是”的文章。也就是說，它可以從旁佐證向譚約稿的動機。那麼，事情就回到這裡：《重溫〈實踐論〉》到底是一篇怎樣的文章？你看到過原稿沒有？ 　　陳：我第一次看到為《重溫〈實踐論〉》說話的文章，是鄭仲兵先生的《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記略》（載張黎群、張定、嚴如平、李公天主編《懷念耀邦》第四集，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次印刷）。 　　其中說到：這篇文章的初稿是強調“實踐標準”的，後被刪改成與實踐標準唱反調的文章。不久前，有朋友把網上的有關文章寄給我，我把其中涉及到我父親的文字拿給他看。開始，我以為他會發脾氣，或者心情鬱悶。出乎意料的是，他一邊看一邊不停地格格地笑。我好奇地湊過去問：你看到哪裡了，有什麼好笑的？又不料，他把文章統統塞給了我，只是長長地感嘆了一句：“你這都是哪裡來的嘛？” 　　這一次，他終於打破“亙古的沉默”，提起他的拐棍，開始指揮我：“找原稿，只有原稿能說明問題”。 　　可是我們把所有的柜子、資料袋都找遍了，也沒有找到。 　　最後“得來全不費功夫”。他發現暖氣罩上墊藥盒子的一摞顏色發黃的大紙似曾相識，便指點我看。我一看，果然就是該文的初稿（共41頁）、三稿（送中央常委送審稿，共40頁）、六稿（定稿，共22頁）。其中放置在面上的第三稿損壞最嚴重，稍一碰，便紙屑紛飛。不過，好在唯獨這個第三稿有兩份。 　　因為有老鄭文章中的那句話先入為主，我率先拿起初稿來看，而父親則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第六稿。看初稿，第一眼就很說明問題：該稿落款是（1978年）9月11日，說明從7月下旬開始準備到初稿出爐，花費時間不到兩個月。二萬三千字的文章用手寫，效率應該算高的。可見參加討論之心切。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原標題竟然是《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這哪裡是用“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標準”的文章？ 《重溫實踐論》一文初稿第一頁。 　　再看第一段對“真理標準”討論的評價：“這次討論不僅有利於……而且關繫到……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接下來，文章直接批評了“兩個凡是”現象，其中說到“動不動就抓住某個‘本本’上的片言隻語，去反對許多重大是非問題的澄清。”例如抓住老毛“八級工資制……和舊社會差不多”一句話，反對按勞分配討論；抓住“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半句話，抵制批判四人幫的“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等等。 　　在講到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還存在很大盲目性時，文章說：“對待這些情況和新問題，我們是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獻上面，去向老祖宗尋求現成的答案呢？還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上，通過實踐，獨立分析情況，找出答案呢？而在我們自己求得答案後，我們又以什麼作為檢驗答案的標準呢？是搜尋革命導師們的片言隻語……還是以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作為檢驗的尺度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該文第二段專門論述“必須堅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論述實踐檢驗的過程不是一次完成的。這雖然看起來與當時的討論有些不同，但卻是能經受歷史和認識規律檢驗的。因為在局限的歷史環境和實踐條件下暫時證明是“真理”的東西，在今後的實踐中有可能被證偽。第三段“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搞亂真理標準的罪行”，批判了五種錯誤標準：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以本本之是非為是非，以權力之是非為是非，以吾心之是非為是非，以階級之是非為是非。闡述的，是客觀真理超聖人、超本本、超權力、超吾心、超階級的屬性。 　　第四部分，也是該文最冗長的部分，論述理論的“指導”作用和實踐的“檢驗”作用是兩碼事。它清楚地寫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否可以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呢？回答是否定的。”“一切思想，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內，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同時，它也說明強調實踐檢驗，卻不能忽視理論作為“認識工具”的作用。中共的革命實踐，不就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結果嗎？而且這個實踐曾經取得很大的勝利，但後來的實踐卻證明，它未必就是永恆真理。所以，文章不僅贊同“實踐”的檢驗作用，還強調了“時間”的考驗作用。包括實踐，也要經受時間的考驗。這看上去有些令人不舒服，但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學理上也是正確的。 　　當然，今天看來，此文也有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方，那就是為了證明實踐的檢驗作用，它大量地引用了馬恩列斯毛語錄，這即是父親知識結構和論述能力的局限性，也是那個時代中共的理論工作者普遍的政治局限性。 　　這篇文章，是準備以“《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集體勞動和思考的成果。 　　剛才我們曾問，為什麼約譚震林的稿子，不是哲史組出面？哲史組這時幹什麼去了呢？他們全力以赴就是準備這篇理論文章去了。據哲史組的負責人牛欣芳回憶，此文的着手，是從7月29日開始的。在整個8月份，有關同志都在協助搜集資料和提供思想。期間，他們還到中國社科院的哲學所和中央黨校座談，請提“寶貴意見”。可見開始的氣氛是很融洽的。至於我父親的觀點，牛欣芳先生的回憶提供了兩點證言，一是8月7日他們第一次座談時，我父親曾表示：“報刊上已經發表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我完全同意”。二是汪東興對初稿提出意見後，我父親曾表示：“不直接講實踐標準這樣的文章我不寫，那是王顧左右而言他。” 　　牛先生還證明，此文改到第三稿，才改名《重溫〈實踐論〉》。 汪東興拍板封殺《紅旗》文章 　　高：汪東興對文章提出了什麼意見？ 　　陳：汪最早是不同意寫“重溫”的（見1979年1月6日熊復在全社大會上的講話，第14頁），後來看到已經寫了，他又提出兩條：（1）不要專講真理標準，主要講《實踐論》，順便講真理標準；（2）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估價太高了。 　　這明顯是在刁難。但時任中宣部長的張平化的意見就提得很好，要《紅旗》不要擺出“做總結”的樣子。這就點出了這篇文章為什麼會被熊復同意寫的複雜內幕。 　　高：真的很複雜嗎？ 　　陳：在一個高層意見並不一致的黨，寫一篇代表黨刊的言論，最終結局肯定不取決於理論的對錯和文章的好壞，而是取決於政治較量的結果。在後來檢討時，熊復一會兒說，這篇文章是他布置寫的，甚至說他本來自己想寫，後來我父親來了，就讓我父親寫了。一會兒又說：“在一篇文章里寫幾句這樣的內容（指“實踐標準”）我可以負責，而寫一篇全文論述這樣內容的文章我不敢負責。”既然他連責都不敢負，怎麼會寫呢？ 　　不過，我也相信他曾經真的想過要寫一篇文章，這與我父親想寫並不矛盾。問題是二人寫作的動機是否一致？我父親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覺得“被動”了，想“參加進去”，心情和大多數編輯一樣。為尋求幫助，他當年10月還找過耀邦。耀邦給他支的招兒，也是變着法兒的參加（見下面1979年2月5日熊復在全社大會上的檢查，第3頁）。 1979年2月5日熊復在全社大會上的檢查第3頁（摘錄） 　　高：熊復的動機有誰能知道呢？ 　　陳：事實上，在鄧小平批示傳達後，《紅旗》原定的整風運動轉變為批熊鬥爭，人們揭發出了許多觸目驚心的內容。限於篇幅，我只能簡單地歸納幾條：（1）熊復對鄧抱有深刻成見。直到1978年，他還說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這樣的話。（2）對胡耀邦主持的中組部來的文章，堅決抵制。（3）對平反“四五運動”不積極。（4）除忠實執行汪東興的指示外，他還說過，目前的討論是“放”，說“中央在觀察動向”（見1979年2月5日熊復檢查，第7頁）。而且，他說自己一點也沒有被動的感覺。這些言行，難免被人懷疑有“秋後算賬”之心。後來，他確曾檢討說，自己真有“擺出一種架勢，來總結這場討論”的意思。（同上，第11頁）。 　　如果總編輯是這樣一種思想和心態，這篇文章的難產就是必然的了。事後，熊復的檢討也寫得很清楚，“重溫”後半部分遭到務虛會參加者嚴厲批判的兩大內容：批判懷疑論、不可知論和“海外奇談”，都是他授意並提供的材料。（見1979年1月6日熊復在全社大會上講話，第18頁） 　　高：你父親是如何處理與總編輯的矛盾的呢？ 　　陳：上面談到，他曾以“不干”對抗汪東興的指示；但他顯然不得不按照熊復的要求寫；為了能與自己的上級抗衡，他試圖尋求社外力量的支持，並希望高層領導介入仲裁。試想，如果事情不鬧到社會上去，在雜誌社內部，誰有優勢呢？如果事情不鬧那麼大，中央會召開務虛會嗎？再試想，如果我父親不贊成“實踐標準”，他幹嘛要把事情搞大？當然，《紅旗》內部的人也會往外捅，但印發“徵求意見稿”，向哲學所、黨校、《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毛著辦”發送，卻是組織行為。 　　正是因為社會的壓力，到第六稿的時候，熊復加進去的那些內容就都刪掉了，41頁的文章只剩下22頁。所以，我父親對唯一一個為他說好話的老鄭也不滿意：“明明是越改越好了嘛，怎麼說後來被改成和實踐標準唱反調的文章了呢？”他急於從第六稿中尋找證據，這也是一個很滑稽的情節。 　　高：那麼，這篇文章後來發了嗎？ 　　陳：沒有！汪東興最後拍板，不發。 　　高：但是，我聽說後來在務虛會上，你父親遭到“民主派”猛烈的攻擊…… 　　陳：完全有可能。他們並不了解其中的艱辛。我唯一覺得滑稽的是，那時的父親，好比一個從囚牢中掙扎着自我解放出來的人，剛剛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卻被解放大軍一鼓踏平了！ 時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 　　當然，我父親肯定也有得罪人的地方，譬如，把別人說成“說三道四的批評家”，就不是一種平等討論的態度。我認為他並不是一個思想很解放的人，但也沒有保守到愚蠢的地步。而且，他事後也確實遭到了熊復的打擊報復。原本要分給我們家的房子突然分給別人了。我們家20多年一直住在臨時住宅里，直至我癱瘓八年的母親感染一種腸道球菌而病危為止。 　　所以我說，我將用自己的前半生來償還父母所欠社會歷史的債務，用後半生來呵護他們的殘年。 　　新四軍聯誼會送給方克的“米壽”壽盤（米壽，是中國傳統對88歲的雅稱，因為中國文字豎寫“八十八”，形肖“米”字）。 　　高：對這整個事件，你有什麼感想？ 　　陳：第一是深刻感覺到政治家把握歷史轉折的能力。在整個事件中，你可以看到，最活躍的人物，實際上是鄧小平，他一直密切注視整個事態的發展，哪怕對他最不擅長的理論領域，從批“兩個凡是”，到理論務虛會前兩個月就開始給許多人打招呼、通氣，到批示譚文，他沒有浪費歷史提供給他的任何一個機會，招招都在進攻。 　　第二是感到胡耀邦這個人的仁厚。在他的總書記生涯中，熊復一直安坐其位。最終，這張“熊皮”還是在他下台後，被一隻“羊”剝掉的（指《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真理標準討論的主持者之一——高注）。這使我想起吳稼祥的一個評價，說鄧是耳根子軟，心硬；趙是嘴軟，手硬。 　　第三，鄭仲兵先生對務虛會有個總結，其中第三條談到： 　　“會上比較集中地研討了真理標準問題，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從理論上沒有展開。特別是結合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理論闡述很不充分。而過多地去糾纏諸如‘凡是派’的‘幕後活動’、‘政治目的’、‘政治態度’等等問題。雖然大家的願望不失高尚，而且還凝鑄着對鄧小平、陳雲以及胡喬木等人的真誠情感……但也多少帶有傳統的遺風遺俗。” 　　這似乎也是鄧、胡的看法。1月22日鄧小平對務虛會提出：“真理標準問題還有多少談的，可以談得快些”；胡耀邦則反覆要求會議“不強迫什麼人做檢討，不開成批判會”。對於會上出現的給人“扣帽子”的做法，他感到心裡很不舒服。 　　對於這些問題的反思，當然只能由當事人自己作出。 　　今天，我想說的是，無論是誰，凡是為中國的思想解放貢獻過膽識、勇氣、智慧、心血或生命的人，無論職位高低、名聲大小、先知還是後覺，都可以沒有人生的遺憾了！ 　　（寫於2008年。此稿原來有較多注釋，為讀者閱讀方便起見，有些注釋放入正文，有些注釋就刪略了。文中圖片，均為陳小雅提供） 　　相關文章： 　　專訪：回憶《紅旗》雜誌起義 　　專訪陳小雅：民族情緒容易借什麼題發揮 　　專訪陳小雅：誰能寫出集於達賴一身的矛盾？ 　　陳小雅答問（1）：張玉鳳要對我從頭講起 　　陳小雅答問（2）：我摸到了毛澤東的靈魂 　　陳小雅答問（3）：毛澤東與父關係為何惡化 　　陳小雅答問（4）：崇毛並不是因為被洗腦 　　陳小雅答問（5）：毛澤東希特勒六點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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