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之前，我十八歲的時候在老家農村當生產隊長。當隊長很簡單，體力勞累不怕，怕的是心裡勞累。那年頭，我們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來，狗爬式到田埂上，頂着大太陽，蓋個草帽，就睡着了。

心裡有時極度疲憊的是，生產大隊要開階級批鬥大會，我們找不到被批鬥的對象，我們一個生產大隊的，都姓謝，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沒有一個是 “地富反壞右”，況且，我們大家無法“階級劃分”，家家戶戶都是貧農階級，一窮二白苦度日。我這生產隊長“失職”，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壞右”來批鬥，只好讓社員們批鬥自己。鬥私批修嘛，這得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如果是公社派人來了，我們的批鬥會必須有個批鬥對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據說是“壞 分子”，也不知道是誰封的，我們只知道伯伯在“舊社會”讀了幾年書，經常幫助父老鄉親看相擇日，比如婚嫁擇日，喬遷擇日，等等，文革來了，伯伯憑這本事就是鬧迷信的“壞分子”。

其實大家都不捨得批鬥伯伯，就連公社書記也不捨得，有一次公社書記在台上說：“您會擇日，就給我們大家擇一些好的富的日子，過過嘛，省得大家窮得發慌！”引起台上台下眾人苦悶大笑。批鬥會變成黑色幽默會。

當時生活在海南島很貧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為什麼種地的人沒有糧食，沒有飯吃？那時的農民個個都像我一樣飢餓，安徽鳳陽縣的農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堅決要打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包產到戶。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產到戶救活了農民，也救活了中國農村和農業。

 

我很不喜歡趙紫陽，甚至曾經怨恨他，因為他主政廣東省時，把廣東搞得一窮二白，他主政廣東“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害我好不容易才擺脫苦難的農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強硬地下放到農村。後來我認識到那不是他的錯，是制度的錯。再後來，我思考，其實制度沒有對錯之分，更沒有好壞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趙修業，1980年代先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總書記（1987年-1989年）。在任期間，是黨內改革派的重要領袖之一，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還提出進行政治改革，打擊腐敗，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作出了許多同情學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鄧小平為首的北京元老們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15年的餘生，於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於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場與態度，以及他在事後面對黨內聲討時堅持己見為自己辯護，中國官方對於趙紫陽的評價直至其逝世後仍然以六四的“錯誤” 為重點。但是他注重經濟發展、同情民主主張、反對集權鎮壓等言行，卻在中國民間以及大陸以外獲得了大量的支持，成為現代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趙紫陽會見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學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簡單，以為他們只要喊幾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趙紫陽在電視公開報道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志。 ”

5月19日，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着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說完趙紫陽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是有關文革後北京高層政治鬥爭內幕最有資料價值的一本書之一。楊繼繩說，在六四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節，鄧小平、李鵬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領導人（當時江澤民任市委書記，市長是朱鎔基）向鄧反映了趙紫陽不少問題，但鄧小平當場明確表態，“不能倒趙”。而鄧回北京後不久即向趙提出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趙，自己完全退下來。楊繼繩說，“如果沒有六四，趙紫陽將會成為真正掌握權力的黨和國家一把手。”

 

趙紫陽對楊繼繩說，鄧小平與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幾年的發展過程，而他和鄧小平關係破裂則純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學生，鄧小平主張鎮壓，兩人嚴重分歧，其中陳希同、李鵬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趙紫陽提出三項處理意見：一、勸導學生複課；二、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搶違法行為，依法懲處。當時趙向鄧小平匯報，鄧表示同意趙紫陽這一溫和的對策。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訪北韓，向李鵬交代了這三條意見，但趙一走，李鵬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會，聽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匯報學運，他們講形勢，說得很嚴重，謊報軍情。趙紫陽說，“李錫銘比較老實，就是保守傳統，陳希同比較鬼。”這次常委會把學潮定性為“少數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趙指這個定性“李錫銘、陳希同、李鵬是始作俑者，萬里上了當。”

 

鄧小平將學潮定性為“動亂”的“四二五”講話及以此為基調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關於對“分裂黨”的錯誤性質問題，趙紫陽顯然是不同意的。他說：“我是黨的總書記，我為什麼要分裂黨呢？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為我個人，我堅決服從黨的紀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見表達清楚，又要服從黨的原則和組織紀律，不做不利於黨的事業的任何事情，這是我始終的態度。”

 

趙紫陽認為，領導人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和監督，沒有這種制約和監督就沒有正常的國家生活。如果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到了黨不黨，國不國，政不政的地步和環境，就是國家的災難而決不是什麼好事。

 

趙紫陽最初和鄧小平相識是在1945年，當時，鄧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最初，鄧小平知道這位趙某人完全是因為知道了趙紫陽的政績－－土改工作的卓爾不群，等到見面以後，鄧小平知道這位比自己年輕15歲的地委書記對農村的工作瞭如指掌時，非常興奮，他對身邊的人說：“將來我們解放了，像小趙這樣的同志都是黨的寶貝啊！”鄧小平稱趙紫陽為“寶貝”，這是他賞識趙的開始。

在鄧小平二次復出以後，趙紫陽緊緊追隨其後，他在廣東雖然只幹了一年。1976年，鄧小平再度被打倒，趙紫陽在北京被張春橋點名批判。

鄧小平77年復出以後，集中火力抓經濟和思想領域的工作，趙紫陽在四川果然不負重望，77、78兩年四川糧食增產100億斤，以致於百姓流傳：要吃糧，找紫陽。

 

北京官方對趙紫陽的評價：新華社在2005年1月29日發表關於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消息時，評價說：“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

其他國家或組織對趙紫陽的評價：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讚揚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形容趙紫陽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繫。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則說，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並不存在什麼“設計師”，人無法設計改革，人可以設計制度。中國的改革開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訪美國。當鄧小平在休斯敦觀看馬術競技表演時向觀眾招手致意時，他突然間想到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麼搞，不然落後美國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之後鄧小平回國，下定決心“摸石頭過河”。 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建立深圳經濟特區，1981年3月，中央決定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中共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出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當年深圳是開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試驗場。

 

第二次“逼迫”。1987年蔣經國宣布開放台灣民眾前往大陸探視、奔喪，以及解除報禁、黨禁等政策，北京高層極端被動，他們再次想到同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麼搞，不然落後台灣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於是北京高層更加大膽地“摸石頭過河”：至少讓海南島不要落後台灣太遠（1949年海南島和台灣島的情況差不多）。於是北京高層決定辦中國最大的特區，開發海南島。北京高層給梁湘一個任務：去海南作調研，提出加快開發海南的意見。梁湘興奮地在海南考察一個星期，就加速開發海南給王震寫了報告。王震將報告分送鄧小平和趙紫陽。海南要建省，中央決定，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許士傑出任海南省委書記，梁湘任省長。

 

海南島永遠追趕不上台灣，因為制度不同。

 

海南窮困最缺資金，引進外資成片開發洋浦，那是“喪權賣國”。

 

1989年六四學潮剛過去，許士傑和梁湘奉時任總理的李鵬之召去北京匯報洋浦開發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離審查，主要問題是：一說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發電文支持學生，支持趙紫陽；一說洋浦開發計劃“喪權賣國”。後來梁湘終於病倒，海南島的最大“特區”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學潮後“左右相爭相鬥”， 北京高層第三次想到同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麼搞，不然落後世界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1992年春天，鄧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覆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趙紫陽沒有錯，制度也沒有錯，還是我錯了，因為我發現，制度沒有好壞之分，更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國為什麼要改革，因為那時中國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覺得不合理，無法接受。

鄧小平趙紫陽改革有功勞，但是，改革的力量來自民間，就是來自農民。安徽鳳陽縣的農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堅決要打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包產到戶。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產到戶救活了農民，也救活了中國農村和農業。

 

像民主不是好東西一樣，制度也不是好東西，沒有一種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樂意接受的。制度的設計和實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麼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軍管）才能維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說是可行的制度，當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應該算是比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較合理，那麼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權益的代表必須是從下而上，每個板塊的代表（代言人）必須以民意為基礎，絕對不是高高在上的“三個代表”。

 

我讀卡夫卡的《在法律門前》，那個農村來的男人走上去，怎麼請求也無法進入法律之門。我就聯想到中國的制度（法律、政策、社會保障法規等）對於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來說，好像是個玻璃房，裡面的制度什麼都可以看得見，就是進不去。

 

國內很多學者比較悲觀，說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觀有悲觀的道理，因為中國現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權利，導致這些人貧困。這種悲觀至少說明一個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維護少數人的利益，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說，如果說森林、礦產資源是國家的，窮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罷了，但本來是窮人的財產，“國家”為什麼要占有？農村的電、電話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來的，城裡的電、電話是國家投資的，城裡人用的電和電話為什麼要比鄉村便宜？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為什麼不覆蓋農民？城裡人可以用身份證貸款買房，農民為什麼不可以？城裡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貸款，農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為什麼不能用他們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貸款呢？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只談城裡人，農民為什麼不在這個話語裡？勞動法保護的是城裡的工人，失業保障為什麼與農民工沒有關係？

 

人類社會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財產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財產保障最大的根本。

 

“土地流轉”我問國內很多學者和平民，沒有一個人能講得清楚，說明你就是玻璃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改革開始時可能是對的，但是你把當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製造不合理的制度。杜絕“土地流轉”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是引進不是最壞的“權力流轉”。

 

 

蔡定劍教授英年早逝（於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臨別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憲政民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改革沒有設計師，但是，所有為中國民主憲政添加一磚一瓦的人，都值得尊重。

 

 

 

寫於2011年2月25日，德國班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