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28日  

　　始於阿爾及利亞的反政府運動，經過突尼斯的放大，已經演變成席捲整個中東的政治風潮。目前，這場沙漠風暴還遠未過去。一旦風暴消歇，留下的會是什麼？這些國家的前途會是怎樣？

　　現在就做出評判顯然為時過早。不過，中東地區有三個國家的民主化歷史可以作為借鑑。突尼斯、埃及等國的未來，大抵逃不出三種結局：世俗化民主的“土耳其模式”、宗教色彩濃厚的“伊朗模式”和國內衝突不斷的“黎巴嫩模式”。而中東地區最早的民主共和國——土耳其的政治發展史，可以作為觀察中東政治風潮的一面鏡子。

　　土耳其的前身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帝國戰敗，隨即瓦解，土耳其本土也遭到西方列強和鄰國的瓜分。1919年，當時的青年軍官凱末爾發動了追求民族獨立與世俗民主的“凱末爾革命”。1921年，土耳其議會宣布廢除政教合一的哈里發制度，並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次年開始實行代議制民主，建立了中東地區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凱末爾實行了全盤西化的改革，包括“服飾革命”——規定所有公職人員穿西裝、禁止使用阿拉伯文並創製新文字、參考（實際上基本是照搬）瑞士等國經驗制定法律體系等。

　　不過，雖然名為“代議制民主”，但是在土耳其民主化初期，一直是共和人民黨一黨執政，凱末爾本人則依靠其政治威望進行統治。1931年，土耳其更是明文規定，共和人民黨和國家的機構是一致的，黨的總書記就是政府內務部長，各省黨的領導人同時擔任該省省長，黨主席就是共和國總統。凱末爾本人一直身兼總統和黨主席直至逝世。

　　凱末爾逝世後，其革命時期的軍事助手伊諾努繼任總統和黨主席，並宣布土耳其是“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領袖”，權威體制達到了一個高峰。不過，多少出人意料的是，正是伊諾努自上而下地發動了民主化運動。1945年，土耳其開放黨禁。這一舉動部分是迎合美國。

　　不過，開放黨禁帶來的第一個後果是伊斯蘭政黨的復興。在凱末爾時期，宗教勢力被嚴格限制參與政治。但是，延續近千年的伊斯蘭傳統，不是一紙禁令能夠抹殺掉的。一旦政治鬆動，就會出現宗教情緒的反彈。哪怕是非宗教的政黨，為了拉選票，也紛紛以宗教為號召吸引選票。

　　1946年，前政府總理拜亞爾另組新黨民主黨，並在1950年通過宣揚宗教主張贏得議會選舉。民主黨取代了共和人民黨成為第一大黨，拜亞爾取代伊諾努成為土耳其第三任總統。

　　然而，上台後的民主黨很快就對民主制度“過河拆橋”，步了一黨獨大的後塵，而且比共和人民黨採取了更加嚴厲的專制措施，包括關禁報刊、禁止其他黨派活動、鎮壓政治對手等，在黨內也不允許出現不同聲音。1960年，民主黨更是通過一項法令，禁止所有政治活動、封禁報刊和關閉大學等等。這項法令激起了反對派的不滿，更重要的是，觸動了懸在土耳其政壇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軍隊。當年，軍隊發動政變，推翻了民主黨的專制統治。

　　在一年半的軍政後，軍政府還政於民，開始了土耳其歷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

　　其後，土耳其由正義黨執政，政局總體較為平穩，經濟發展也較快。但是，正義黨依靠宗教力量，在上台後實行親宗教色彩的政策，比如大規模修建清真寺、開辦宗教學校、重新強調教規等。這引發了土耳其軍方於1971年、1980年兩度出手干政，並於1980~1982年再次實施軍政。

　　1982年，土耳其軍政府頒布了新憲法，第四次實施民主化，建立了多黨制、半總統半議會制的政治制度。新憲法還規定，最高法院可以取締任何反世俗的政黨。此後，土耳其逐步放寬了組織政黨等限制，完善和發展了民主制度。

　　不過，此輪民主化的結果是，宗教色彩濃厚的政黨逐漸“上位”。1983年，土耳其繁榮黨成立，曾主張按照伊斯蘭教教義治國，並聯合伊斯蘭教國家與美國和西方對抗。1996年，立場變得溫和的繁榮黨通過選舉執政，但不久就被軍方趕下台。

　　目前，在土耳其執政的是正義與發展黨，即重組後的繁榮黨。雖然該黨在土國內被認為是親伊斯蘭宗教的政黨，但是在上台後，世俗化傾向並未有根本改變。在該黨的領導下，土耳其加快了向歐盟靠攏的進程，不過也因土國內政治等問題與歐盟有意見不合之處。2010年，該黨發動了全民公決，削弱了軍隊和司法的權力。這被一些人認為是發展了民主，但也有人認為，軍隊和司法這兩大維護世俗的力量被削弱，將有利於伊斯蘭政治勢力。

　　縱觀土耳其在民主革命後的政治發展，充滿了專制與民主、宗教與世俗、軍隊與政黨之間的互動。其間的進程錯綜複雜，以至於無法籠統概括。然而，仍然可以從中得出一些趨勢性的分析。

　　第一，土耳其政治的大方向是世俗化和民主化。凱末爾革命的精神已經給土耳其這個民族深深打上烙印，以至於雖然曾湧現不少強人政治和軍人政權，但是誰都不敢輕易動“民主”這面大旗。另一方面，雖然數次出現伊斯蘭教政治勢力高漲局面，但執政的宗教政黨必須在世俗與宗教之間小心地保持平衡。

　　第二，雖然大方向是世俗化民主化，但是過程卻極為漫長，進程不斷反覆，其間經歷頗多曲折。比如，凱末爾及其繼任者雖然是民主革命的產兒，但他們的統治卻是權威主義的強人政治。又比如民主黨通過民主化取得政權後，卻變本加厲地實行專制，出現了制度性倒退。再比如軍隊曾四次干預政治，雖然目的都是為了維護世俗化改革方向，但是手段卻是以非民主的形式。土耳其民主化能夠（至少目前來看）取得一定成績，很大程度上要拜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的抉擇所賜，很難說是“歷史的必然”。

　　第三，世俗化與民主化之間存在悖論——老百姓可能把票投給宗教色彩較強的政黨，軍隊等看似“獨裁”的力量反倒維護着民主政體。這種被一些西方人稱為“綁架式民主”的現象也曾在伊斯蘭世界其他國家出現：1991年的阿爾及利亞和2006年的巴勒斯坦都曾出現宗教極端勢力贏得多數選票的情況。本來，只要程序合法，贏得選舉的政黨組閣本是代議制民主的題中之義，無論其宗教色彩如何；但是，宗教的意識形態和政體的意識形態往往並不兼容。

　　在土耳其政治中，軍隊一直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形成總統、議會（政黨）與軍隊之間的某種“三權平衡”。土耳其憲法規定，軍隊行使着捍衛世俗主義與民主政治的使命。雖然軍隊曾經四度干政，但其方向卻是良性的。這一點恐怕是土耳其獨一無二的特色，但也最難於模仿。

　　從政教合一，到全盤西化，再到伊斯蘭復興，最後在民主政治與伊斯蘭傳統的平衡中探索適合自身的道路，土耳其長達80年、並仍在繼續發展的政治轉型是中東國家的一個典型。從整個過程中，或許可以窺見中東政治未來發展的某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