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六通先生的回應。的確，“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句話我們耳熟能詳。但這不應該是滿足的理由，也不應該由此放棄試圖超越“最不壞”的努力。六通先生所說迄今沒人能找出比西方民主製發生的“錯誤”更少的方法，我認為不是找不到，而是沒有足夠動力。民主制在西方社會雖然存在問題，但並不致命，反而任何變動都會帶來大的動盪和不測，足以讓人卻步。

ZT王力雄 ：設想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

感謝六通先生的回應。的確，“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卻是最不壞的制度”——這句話我們耳熟能詳。但這不應該是滿足的理由，也不應該由此放棄試圖超越“最不壞”的努力。六通先生所說迄今沒人能找出比西方民主製發生的“錯誤”更少的方法，我認為不是找不到，而是沒有足夠動力。民主制在西方社會雖然存在問題，但並不致命，反而任何變動都會帶來大的動盪和不測，足以讓人卻步。

但對中國卻有不同。不妨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如果中國社會按照西方民主制進行社會轉型，將會發生一些什麼樣的情況。

首先，比起西方社會二百年的民主演變進程，中國的民主轉型將會來的非常突然。目前看不到中共高層有自覺轉型的跡象，而轉型如果不是出自“可控”的自覺引導，就只能是一種“失控”的結果。超穩定系統的失控往往是“兵敗如山倒”，很可能在誰都沒有做好準備時，中國社會的轉型已經不期而至；換一種考慮，即使中共高層決心從現在就開始推動社會轉型，採用西方民主制，可供“漸進”的時間也極為有限。相比西方二百年的民主進程，印度至今半個多世紀的民主磨合，台灣民主化之前三十多年的縣市長選舉，今日中國無論如何已沒有那樣從容的時間。當年西方從“三十五歲以上、年收入五萬英鎊的白人男子”逐步擴大選舉權，而未來中國實行大選，必須是囊括“十八歲以上無智障者”的全民範圍，開放黨禁、報禁、示威、罷工等也都會一步到位。因此大規模直選將給中國帶來怎樣的結果，可能遠遠超出現在的想象。

不妨模擬一下那時誰能通過選舉獲得國家權力。參加競選的政黨和競選人都會明白，中國為數9 億的農民是最大票源，中國選舉的根本獲勝在於農民。對於搶奪選票而言，什麼是有利於社會、國家及長遠目標的並不重要，最要緊的是如何能讓農民在投票一刻感到高興。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可想而知給予農民的許諾將包括取消計劃生育和實行土地私有化。我完全相信提出這種許諾的候選人和政黨一定被農民擁護。不管採用西方民主制的哪種形式，總統制也好，議會制也好，提出這種許諾的候選人和政黨都會贏，而在他 們上台之後，就必須履行選舉時許下的諾言。

那會是什麼結果呢？取消人口控制對中國意味什麼，不必多說也眾所周知。而實行土地私有化是利是弊，可能會有分歧的看法，但我個人相信，在嚴重兩極分化的中國社會，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進入市場自由買賣，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土地兼併就一定開始，也必然進一步激化已經非常嚴重的社會矛盾。在我看來，凡是對長期結果無法預料的事情，都不該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決策，然而未來中國實行全民選舉，恰恰可能導致大量只要選票不要長遠的許諾，並且隨着選舉的勝利使許諾變成決策。

我舉這樣的例子，並非想重複中國農民不能搞民主那套陳詞濫調。即使是選民教育水平和環境意識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德國，只要綠黨提出為保護環境而提高燃油價格，得票率就會立刻大幅下降。思考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問題，本來就不該是普通選民的責任，也不能要求他們有那種能力。然而大規模選舉的問題之一，正是要求每個普通選民都具有把 握天下事的水平。

環境問題在中國的嚴重性，也決定西方民主制不適合中國。建立在大規模選舉和公決之上的西方民主制，本質上是放任和縱容個人慾望的。當面對一個待開發的富饒自然，私慾與這種制度的結合可以轉化為強大動力，實現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和財富最大增殖。但是在一個如中國一樣人口飽和、資源匱乏、生態處於危機的社會，這種西方民主制帶來的則會是雪上加霜。為了贏得多數選票，當權者必須始終迎合大眾的物質主義要求，不停頓地追求經濟發展。誰不那樣做，就會被給大眾提供更多許諾的競爭者取代。西方民主制註定無法帶領社會擺脫物質主義道路，雖然對西方國家，這種擺脫短期內還不會是迫在眉睫的需要，但是對人口、欲望、資源和生態嚴重失衡的中國，物質主義通向的深淵已經近在眼前，實行西方民主制的結果可能讓中國加速墜入深淵。

如果說生態危機還不至於伴隨社會轉型立刻爆發，民族衝突卻幾乎不可避免。蘇東那些“驟然”轉型社會，民主化和民族衝突幾乎形影相隨。中國有世界矚目的西藏問題和新疆問題。我們可以換個位置進行設想，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少數民族也會成立政黨和進行競選，他們的目標在於掌握民族地區的權力。那麼以什麼樣的話題競選，能夠在少數民族中贏得最多選票呢？驟然開放的民主空間會使原本被壓制的民族情緒激烈釋放，在那種氛圍中，獲得選票的最**寶莫過於給大眾情緒火上澆油，表達激進的民族主義要求，以及把所有理性和妥協攻擊為軟弱叛賣……這種競選會導致出一場趨於極端的賽跑，最終不可避免地造成極端派脫穎而出，鼓動並促使民族分離和獨立變成少數民族社會的運動。類似過程目前在台灣已經顯現。而台灣所具有的強勢大陸籍族群、工商社會的理性，以及面對專制中國的武力威脅，隨中國進入轉型期的西藏、新疆兩地都不具備。西藏很多地方基本沒有漢人，新疆漢人則主要聚居於城市和“生產建設兵團”；少數民族本有“豁出去”的血性，不太會受工具理性的約束；而中國那時在驟然降臨的民主轉型中動盪不安，百廢待興，也會喪失專制政權的控制能力。

再回到漢人的立場想象，面對冤冤相報的民族衝突和國土分裂的主權危機，漢人中有可能崛起一股民族主義政治力量，打起“祖國在危機中”的旗幟，指控西方肢解中國，誓言保衛國家統一，並稱中國需要強有力的中央來領導人民同分裂勢力及帝國主義決一死戰。我相信這樣的政治力量在中國不會找不到市場，我也同樣相信其贏得選舉之時，就是法西斯在中國上台之日。希特勒也是通過民主選舉掌握德國政權的，那時的中國將走向何方，不能不讓人心存恐懼。

我談大規模選舉可能在中國造成的問題，並不是表明我否定民主與選舉的理念。我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好地在中國實現民主。西方民主制和大規模直選對於西方來說是“最不壞”，並不等於對中國也是一樣。我同意六通的判斷：“起碼在鄉鎮一級直選當中，如果組織得當，則可以把一些老百姓直接關心的問題‘話題化’，使之通過群體關注，成為約束政權的‘軟動力’。”基層直選即使存在弊端，總體上也是利大於弊，這一點我完全承認。因為鄉鎮範圍的選舉雖然有“誰知道誰”和“搞名堂”的問題，但畢竟離人們的所能眼觀耳聞的距離不太遠，還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把握。然而一個國家的命運，主要卻不是在鄉鎮一級決定，而是在人們完全摸不着、中間又變幻着層層迷障的高層決定。我所擔心的，正是對高層的直選，結果到底會怎樣。

出於這個原因，即使鄉鎮政權的直選利大於弊，我也不贊成在鄉級政權推行直選。因為鄉鎮政權一旦進行直選，就會進入一個無法逆轉的進程，從此只能將直選不斷向高層延伸，而無法再退回到基層直選，建立在基層直選基礎上進行逐層遞選的體制。若想建立這樣一個體制，關鍵一點就是要搶在實行鄉級政權開始直選之前。由此我才說，中國遲遲不開展鄉級政權直選，某種意義上是很好的事。 除了大規模直選對中國可行還是不可行的討論，我還希望能把討論擴展到逐層遞選可行還是不可行之上。我不贊成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不是僅僅因為看到西方民主制存在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看到逐層遞選制相比大規模直選的制度，更適合中國的未來。

2002-8-18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