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江派實際領軍人物吳邦國到重慶肯定“唱紅打黑”，此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李長春、賀國強、周永康等人也已分別到重慶對薄熙來表示支持和肯定，雖然吳邦國不是第一位到重慶政治局常委，但此行意義重大，標誌着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的爭議塵埃暫告落地，如無意外，薄熙來將在18大更上一步，接任周永康政法委書記一職幾無懸念。在這一局較量中，薄熙來pk汪洋的結果是太子黨一方略勝共青團一籌。

分析重慶模式最重要的特徵莫過於“唱紅打黑”。應該說薄開始時的目的就很明確，唱紅是指宣揚紅色經典歌曲，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志在接任李長春的宣傳戰線的班，而打黑則是指打擊政法部門的腐敗和加強社會治安，當然意在周永康的政法委書記一職。也不能怪汪洋，本來中共內部有不成文的規定，官員之間不能互揭傷疤，薄熙來一上任就找汪洋PK，打黑除惡運動首先打擊的目標就是打掉了原汪洋時代的腐敗班底，直擊到汪洋的短處，打得汪洋有點措手不及，本來也不是汪洋的錯，那些腐敗官員本來在汪洋的上任也就是賀國強時代就存在，只不過汪洋並未出手而已，哪料薄打破規矩，汪洋失去了先機，成了後手應對，變得很被動。本來胡溫派汪洋去廣東的本意並不是期望他去搞什麼腐敗，去得罪人，最原本的目的是想讓汪洋到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沿海地區的廣東實現經濟發展轉型，為改革開放殺開一條血路。但2007年的金融危機使汪洋身陷被動，天時地利都被薄占據。汪洋臨危不亂，被迫應戰，汪以低調反腐應對薄的高調打黑除惡，以增加人民幸福感和創造公民社會來應對薄的唱紅講經。

應該說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之爭是因為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將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和矛盾，例如官員腐敗和社會收入貧富差距增大等等。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與中國原有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產生了嚴重不在相容，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有不同的方法，而薄汪就是兩種實踐和解藥。一是根據市場經濟的病理，開出法治、公民社會和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的藥方；二則是返回革命時代的做法，以暴制暴，剷除市場經濟改革產生的問題。應該說重慶模式屬於武鬥型，以人民民主專政對付腐敗，強制戶籍改革政策和公租房來縮小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這樣做的好處是療效短，見效快，效果好。可是同樣存在問題就是短期有效，長期失效。因為對法律和制度的漠視必然腐敗和矛盾隔一段時間後捲土重來。而廣東模式屬於文攻型，依法治和公民社會的形成雖然在短期內效果可能並不明顯，但中長期來講必然能徹底解決問題和矛盾。

很遺憾，中央好似只肯定了薄的做法，但個人卻看好汪洋。汪洋屬於有思想，有辦法，有能力，有經驗的4有人才，假以時日，必成大器，勝負仍未分曉，汪洋還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