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

马悲鸣

流亡藏人和海外记者对于中共西藏政策的攻击尝出现“杀死一百二十万藏人”之说。这数字太过夸张，连我也不信。但很有些爱国者不是进一步去澄清或者估算中共到底杀了多少藏人；反而“倒打一耙”，指责西方初开殖民地时代杀了多少殖民地原住民和至今未绝的种族歧视。那意思分明是说，西方多年前干过的坏事，中国现在也有权干。

开发美澳新大陆殖民地者的後代并没有否认自己祖先不光彩的历史。况且种族歧视与压迫当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间行为，政府并未公开鼓励。南北战争就是指著美国宪法的众生平等原则号召废奴的。而中国进军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却是政府行为，只有日本侵华可相类比。日本几个和尚在上海遭到中国人殴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结果还没等收到道歉信，日本军队就对上海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攻击。

最近王力雄著《天葬》里讲到藏民游击队袭击驻藏汉人的汽车，杀死工作队员；这大概和《红高粱》里“我爷爷”用土制炸药袭击日军汽车，《铁道游击队》飞车搞机枪，还有《敌后武工队》和《小兵张嘎》的行径差不多。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大破袭，到处扒铁路，割电线，袭击日军据点，结果引来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藏民游击队袭击入藏汉人，也引来了解放军“平叛”。两者如出一辙。

中共以武力胁迫，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么能叫“平叛”呢？这和日军进攻南京，逼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两样？难道日军的进攻也是“平叛”不成？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只承认在华军事损失五十万。二战结束时的统计，苏联损失人口第一，大约是一千六百万。中国第二，大约是一千两百万。中国军队作战人员损失三百万。也就是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国要牺牲六名军人。若以中国人死亡一千两百万计算（这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则双方人员损失比为１：２４。最近中国的二战人口损失总数已经自己给追加到四千万了。这等于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赔八十条中国人的命！１：８０的死亡比率只能证明“皇军神勇”：“我们一名皇军能拼掉你们八十个????人！”--中国人真是没用！杀中国人真如屠宰场杀猪羊一般。

当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杀四千万，相当于杀了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怎么个杀法？按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规模，四千万相当于一百三十多场南京大屠杀。除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杀都发生在哪里？苏联阵亡不过百分之八，就已经造成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国损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还到处都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

中国进军西藏“平叛”。藏人说是“全民抗战”。藏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一百二十万，大概就如中国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四千万的意思一样。王力雄《天葬》一书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统计的内部保密资料中，正式“歼敌”就有九万三。“平叛”始于1959年3月的炮轰卢布林卡，直到1962年才最后肃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个藏区的强制“民主改革”，估计中国在西藏地区总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十万藏人不是太离谱。整个西藏人口不过两百万，汉军入藏所杀藏人的百分比并不比日军侵华低。

“平叛”的当时，入藏汉人全部都是武装的。有的汽车队并未受到攻击，也象打黄羊似的见到藏人就停车狙击；甚至把化装成藏人的解放军侦察员也当成游牧的藏人给猎杀了。藏人看到汉军进驻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文化习俗正在受到汉人的限制和强制改造，怒不可遏；偷袭和杀害进藏汉人的事件自然层出不穷，而且也很残酷。“打击侵略者”当然要如雷锋日记所云：“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了。这和中国人痛恨日军进驻，愤而袭杀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藏理由是让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给藏人送去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日军当年侵华何尝不也是让中国进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怀抱”，给中国人送来大日本天皇的“王道乐土”？

中共故主席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仅文革一役就杀死、打死、逼死、武斗死了两百万人。大跃进的破天荒，饿死生民无算。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杀死、整死、饿死的人口总数倒真有四千万人之谱了。而设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车房子里看彩色电视，夏威夷土著在空调房子里打游戏机一样。

中国人咽不下当亡国奴的这口气，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非抗战不可。那人家藏人可愿意因为城镇里能点上个电灯，就咽下毁家亡国，破坏文化传统这口气？！而如果不毁家亡国于汉族，又安知西藏城镇到现在还点不上电灯？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西藏多少万的行政拨款是否能买得下藏人毁家亡国之恨先且不说，如今日本每年给中国的贷款比这笔钱数要多得多。中国人还愿意邀请日军入侵，重回大东亚共荣圈里去吗？

中国军队，不管是国军、共军还是清兵或北洋兵，根本打不过日军；即使游击队偶尔偷袭得手，也与大局无补；只好到处请求国际援助。过去这叫“以夷制夷”。最后日本的海空军主力是被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消灭的，陆军主力关东军是被苏蒙联军出兵东北消灭的。中国人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真让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无法取胜。

同样的道理，藏人的装备和军事组织都很落后，根本打不过解放军。单凭藏人自己抗战也同样没有取胜的可能。藏人和抗战时的中国人一样，自然也希望得到国际援助。现在西方对流亡藏人基本上限于道义上的援助，远不能和当年西方给中国抗战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相比。更何况当年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正是借用西藏领空开辟的驼峰航线运抵中国；途中仅坠毁的飞机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见援助数量之巨大。

即使如那些倒打一耙的爱国者所言，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都是真的，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连瑞典的优生政策也在76年结束，政府正在对这项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赔偿。西方没有无条件给祖宗护短的陋习。他们自己也不认为祖宗干的事都对，并且正在尽力弥补祖先所行的不义。比如克林顿总统前几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国颠覆了当地土著部落统治的事件道歉。美国国会还一致通过票决，追夺了当年以猎杀印地安人著称的卡斯特将军的“英雄”称号。很多美国州的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都按规定教导学生：“除了印地安人，谁也不是美国人。大家都是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达的先后，没有种族的贵贱，谁也没有权力和理由歧视他人！”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可是反观中国政府，可曾为文革冤死的两百万自家人道歉、赔偿，和追究过凶手的刑事责任吗？

日本民间有不少个人对当年日本侵华行为表示过歉意。其中有状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华内容者；有著书《恶魔的晚宴》，揭露驻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拿中苏战俘做实验者；有集会宣布“中日不再战”以示忏悔者。但中国朝野至今无人对当年入藏“平叛”的行径认错，却不乏那些倒打一耙的爱国者流，一见到国际间指责中国在西藏的劣迹，立刻反唇相讥，大骂西方人祖上也行过同样的不义。就如一个恶棍，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边一个绅士看不过去，出面指责这恶棍的所行不义。该恶棍听罢，翻过脸来指著绅士的鼻子大骂：“你们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过弱小吗？你们不也经历过野蛮时代吗？你们不也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你又有什么资格假装绅士来指责我？！”

如今新废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赛人的恶名国家榜首。有美国记者就此质问时，捷克官员便反唇相讥：“你们把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这种恶棍遗风。

退一万步讲，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现在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处，甚至歧视仍在暗中继续，也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别人的三分不义，自己就有权行七分不义。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负责人勃兰特曾遭受纳粹通缉而流亡国外达十三年之久。他在战后担任西德总理访问波兰期间，出人意料地当众向纳粹入侵的波兰死难者纪念碑跪了下去。而其实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称：“我也是纳粹受害者，也是抵抗战士，是这些死难者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凭什么我要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敌认错？！”勃兰特可没这么不知趣，他这主动一跪，为德国人民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接纳。可是反观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运分子一说到共产党的阶级压迫就喊冤叫屈，一说到共产党对西藏的民族压迫就叫好。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畸形人格。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国家。虽然日本后来“脱亚入欧”，主动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但儒家的传统影响还在。德国则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教策源地。从德国发动第二次欧战，日本侵华，中国进藏三方对自己侵略行径的反省上来看，德国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赔偿了。日本政府虽然没道歉，但民间不乏同情惨遭本民族侵略残杀的他民族者。中国则是政府和民间一致抵制国际间对中国进军西藏的指责。

儒家传统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对待本民族所行不义的态度上，就是如此的大相径庭。

【注∶此文发表余 1998年上半年，已经被翻译成日文】

【附录】～～～～～～～～～～～～～～～～～～～～～～～～～

　　　　　　　　　　种族灭绝、文化灭族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伤心日”

　　　　　　　　　　　　　　　　　　－都人－

　　西方对于北京治理西藏的攻击，最吓人的一项便是“种族灭绝”。除了纯以重复次数取胜的“杀死一百二十万藏人”，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共干部强迫大批藏族妇女绝育堕胎”的控诉，有板有眼，不由你不信。可是中国藏族人口却不给面子，几十年来一直持续大幅增长。于是近年来的指责多从宗教文化下手，北京对藏族的“种族灭绝”被升格为“文化灭族　cultural　genocide”。虽说加了一个定语，“灭族”总是一顶耸人听闻的大帽子。

　　“种族灭绝”也好，“强迫绝育”也好，“文化灭族”也好，这些大帽子倒实在都不是无中生有的想象，讲穿了全是西方驾轻就熟的旧招，所以必要时才有“灵感”，一一祭出，“倒打一耙”。

　　就说“种族灭绝”。西方人到来之前，北美洲土著人口大约在一千万之谱。在全球人口普遍激增的数百年中，北美土著经过白人殖民者大力“扶助”，今天硕果仅存者，仅二百万有余。这还是就总数而言。如果以“种族”算，则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者以千百计。别以为这是几百年前的“旧帐”，例如加州北部林区的一个“野蛮部族”，在本世纪初仍是被白人公开“射猎”的对象。劫余最后一位老者受到语言学家某搭救，总算在“学术”上留下该族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记录，以供后人凭吊。其他连痕迹都不剩下的种族曾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澳洲白人的类似功绩，也不在美国之下。例如曾经遍布土著的澳大利亚第一大岛塔斯马尼亚，后来成为清一色白人天下。以此“光辉记录”，居然还能赢得“民运人士”称赞白人对待印第安人胜过北京对待藏人，真是匪夷所思。

　　其次对藏族“强迫绝育”。如果读者以为这是受中共“计划生育”中的某些恶政“启发”，那就大错特错。盖以强迫绝育来“消灭劣等种族痕迹”，正是西方白人的专利发明。如果以为这是纳粹或法西斯才干得出的缺德勾当，那就又错了。此事乃“民主人权”和“福利社会”的模范——北欧诸国的长期“国策”。如果觉得这大概是前半世纪的陈年旧事，仍旧不对。在瑞典，这一强迫绝育国策直到“他老人家逝世”、“文革”正式结束那一年，也即1976年才被废止！（有兴趣者可查阅英国《每日电讯报》去年夏季的系列报导。）

　　在北欧诸国长期的种族和文化迫害下，当地非雅利安“劣等民族”如黄种拉普Lapp等族人口持续减少，经济落后，文化凋疲，称得上日薄西山，更谈不上“民族自决”的可能，也没有“人权斗士”来为他们的困境疾呼。曾经沧海难为水，无怪讨伐北京“迫害少数灭族”，北欧几国最富“经验”。

　　顺便讲一下，在欧洲受传统迫害的另一主要少数民族是吉普赛人。瑞典的强迫绝育国策，就特别点出要对“具有明显吉普赛特征”的人下刀。此风至今未泯，例如后共产民主化“模范”、新近获邀加入北约的捷克共和国，就被国际吉普赛组织列为当今欧洲迫害吉普赛人的种族主义“冠军”。当美国某记者询问捷克某市官员如何下得了手，公开对吉普赛人实行“种族隔离”措施时，得到的赫然是“你们把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的反问。从北美许多土著今天的悲惨处境看，该捷克官员“五十步笑百步”的挖苦决非过时。

　　最后讲到“文化灭族”。西方殖民主义，尤其是各英语国家，在这一点上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事也充分体现了盎格鲁•萨克逊的高度“行政效率”。主要措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以行政命令和国家机器强迫大量土著把小孩交出，由白人收养，或送入各类“寄宿学校”，接受全面白种文化和宗教教育，彻底与土著文化和家庭绝缘和决裂。如此只需一、两代人时间，土著语言、文化、姓名、宗教便彻底消失。“文化灭族”，以此为最。

　　强迫被征服者大量交出子弟，与家庭和祖先文化决裂，全面接受征服者的宗教文化，并非没有先例。奥斯曼帝国在其基督教领土上广泛实行的Devshirme制度，就是其一。Devshirme　源出突厥文动词devshirmek，原意就是“采集、席卷”。在这一制度下，各基督教社区被迫每隔五年“交纳”百分之二十的男孩，从小改宗回教，接受伊斯兰文化和军事训练，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忠勇战士。这就是著名奥斯曼“新军”(Yeniceri)的来源。一开始曾有禁婚规定，后来不再过问。Devshirme制度实行几百年之后，累积效果类似存款的“复利”，战略性地改变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等地区的宗教和人口比例。奥斯曼土耳其从一个小小的突厥族部落扩张为直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百分之二十”制度功不可没。现代土耳其人与欧洲人外貌近似、南斯拉夫内战和巴尔干半岛至今纷争不断等等，均与这一历史制度大有牵连。

　　但是Devshirme制度毕竟只有“百分之二十”，并没有把基督教文化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在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统治期间，大部分基督教社区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就连在今天土耳其本土小亚细亚半岛，基督教的消失也只是本世纪一次大战中著名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成果”。与此对比，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灭族”政策真是高效高能，充分显示“基督教文明”比“伊斯兰文明”优越，北美和澳洲的土著文化因之在一、二百年中被基本消灭干净。

　　其实这一“文化灭族”的最后阶段，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底下完成。例如在加拿大，至今还有许多土著人士在奔走呼号，力求为他们当年在“寄宿学校”中所遭受的各种精神虐待、肉体惩罚和性侵犯讨回公道。在澳大利亚，强迫领养和“寄宿学校”从世纪之初一直贯彻执行到七十年代，长期被土著们称之为“伤心之事”。美联社最近从悉尼举例报导，有一位土著女婴，出生一月便被“领养”，长到53岁才第一次见到仍在喃喃念叨当初“小囡”的垂老生母。凡为人母、人父者，将心比心，不难体会到千千万万这样的生离死别，是何种人伦惨剧！如果中国政府如法炮制对待藏族，不知是否能博得“民运”领袖“北京对待藏人有所改进”的赞语？

　　强迫领养和“寄宿学校”造成无数骨肉分散，换来的除了彻底摧毁土著的原有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结构，常常再就是对无依无助的土著小孩的性虐待和奴役，导致土著青年的高自杀率。近年来，随着事实的“曝光”，引起澳洲不少人士的反省，民间因此发起纪念土著“伤心事”的“伤心日”。但是澳国政府却仍旧坚持没有必要对土著正式道歉。

　　相比之下，加拿大政府的许多做法值得钦佩。加国政府不仅就以前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向土著正式道歉，还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包括给因“叛国罪”被处绞刑的法裔与土著混血人（Metis）领袖　Louis　Riel“恢复名誉”。更难能可贵的是，加国是唯一承认当年与土著许多历史条约仍具法律约束力、并正在谈判解决土地问题的前英语殖民国家。（按照从未失效的类似条约，美国中西部的绝大部分土地今天仍然属于土著所有——地主传人是否已被斩尽杀绝另作别论。）尽管对土著数百年的虐待，包括“文化灭族”和其他社会遗留问题（例如丧失本身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之后加拿大今天土著青少年的惊人自杀率、吸毒酗酒率和“犯罪率”），以及诸如华人人头税等历史遗案仍有待公正解决，在西方对“人权”问题的态度上，加拿大可以说最早认识到“自己住玻璃房者，请勿先扔石头”这一格言，通常不唱伪善的高调。可是竟然有“民运”领袖因此指责加国在“人权”问题上不如其他西方国家“坚定”，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在指明当今指责他人“文化灭族”的“灵感”来源之后，不妨指出西方对印尼政府严厉执行三十余年的类似“文化灭族”政策装聋作哑，视若未见。在印尼长期严厉禁止华语和迫使华裔放弃祖姓祖名之后，仍然出现了最近的恶劣残害华裔现象。对此何曾见到哪一位以“保护人权”为己任的美国国会议员的片言只语？

　　其实不必溯至海外，就是在美国国内，世界“人权卫士”、任命“西藏问题代表”的美国国会居然始终拒绝就恶果延续至今、道义上黑白分明的奴隶制度道歉，更别说清算印第安人“种族灭绝”和“文化灭族”等历史旧帐了。这除了显示道德上的“法利赛人”现象，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现实。美国国会不敢正式道歉，“白纸黑字”授人以柄，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正如澳大利亚政府坚持不为“伤心之事”道歉，与澳国政府不肯归还大量土著合法拥有的土地这一“心病”有关。

　　近代世界地缘政治高手尼克松晚年预言，不出几十年，美国的种族问题将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把柄。尼克松只是就中国而言。随着美国黑人大量皈依回教，功利近视的美国中东政策继续受国内金钱政治左右，以及“伊斯兰核武”的问世和发展，美国自己的种族问题成为他国“人权外交”的筹码，实在可以翘足而待。

（《枫华论坛》•ＦＨＹ９８０６Ｃ—Ｓ）

【附录】～～～～～～～～～～～～～～～～～～～～～～～～～～

　　　　　　　　　　　　不敢苟同之余的类比

　　　　　　　　　　　　　　◇　严　浩　◇

　　近年来海外中文政论刊物中，西藏问题俨然已成为一大热点，“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等还特辟出专栏，比起国内芸芸众生，不可不谓早得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风气之先。在“民主自由”的预设前提之下，“独”派“统”派各抒己见，热闹非常。

　　同为自由投稿人，为大西藏独立建国奔走呼号，马悲鸣先生显然不如曹长青之身体厉行，然在不敢苟同其他论者观点之余时发奇想，控诉中国多行不义于藏人，倒也是一“鸣”惊人，如前期“枫华园”所载“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尽管是类比，这一“进”一“侵”之差，仅其修辞学的意义就值得回味。

　　在西方研究(鼓噪煽情不在此例)西藏问题，不可不读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大作“喇嘛王国的覆灭”，大陆也已发行了中文版。在其近作“雪山狮子与龙”的前言中，戈氏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主权问题，人权问题倒在其次。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权威学者马克拉斯　(C.Mackerras)在“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认为，西藏问题的研究，不应同近代中国整个边疆地区的政治发展割裂开来，“满州国”兴亡，外蒙独立，新疆建省，西藏短期的事实独立而终未修成正果，同中国与周边列强之间的实力消长密切相关。元明时期西藏归属问题颇多争议，但有清一代中国中央政府确曾对西藏行使主权，西方学术界亦有共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享有事实独立的地位，但其辖区仅限相当于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范围。西藏独立于中国，并未完成现代意义上起码的法律程序。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于空前内忧外患，无暇他顾之时，从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而国际社会也未承认西藏的法律独立地位。比较之下，驻“满州国”首都新京的外国使馆尚有小猫三两只呢。中共武装革命起家，最终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中央政权，更挟击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余威，在数次劝和团使命失败之后，于昌都一役轻取原藏军主力，迫使西藏地方当局接受“十七条”协议，实现了中国大陆的重新统一。从中央政府的立场来讲，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马悲鸣先生的有关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作为西藏问题关键的中国主权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随意发挥，尤擅长不论不类的“类比”。笔者深感如此信手拈来的“类比”不但于事无补，有时简直无异于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了。更为甚者，马悲鸣先生的文字游戏完全建立在对一般中国人民族感情的肆意调侃之上，大大削弱了其以中共当局为攻击目标的杀伤力(如果确实有此初衷的话)。

　　无论由甚么政党在中国执政，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行使主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均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根据，这与行使主权的时间，行使主权形式以及行使主权的政绩应分别讨论。作为中国行使主权的象征，解放军于1950年初和平进入拉萨，并非“攻入”，而按照“十七条”协议，原西藏政府运作如常，“一国两制”，亦未实行社会主义。这里可作两点假设。其一，以中共军队当时的实力，与其对高寒荒僻的“独立国家”西藏玩弄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倒不如以追讨国民党李弥残部为名经云南直取缅甸来得痛快实惠，何必舍近求远。其二，如果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全力支持下，当年赢得国共内战，统一中国，由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志满意得，仍会坐视西藏脱离中国而去吗？依据国民党政府无论南京时期，重庆时期，还是台北时期的一贯立场，答案都是否定的。眼下台北当局治权不及大陆，空头支票当然好开，但其底线仍是西藏地方的高度自治，一旦实际操作起来，大概比中共的“十七条”高明不到哪里去。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条件下讨论西藏问题，主权问题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海外异见人士常常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据是其未经民主选举，而目前依靠经济增长维持政权的作法，也无法达至长治久安，却往往忽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也是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旅美民运人士倪育贤倒承认尽管在情感上同情达赖，但作为未来民运政治纲领，他不敢轻言支持大西藏脱离中国。旅荷学者王鹏令也指出，极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著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对解决汉藏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汉藏之间的矛盾！

　　记得去年笔者曾投书“枫华园”，指出马悲鸣先生以抗战时期东北学生流亡内地“类比”达赖去国欠妥。以“满州国”类比“大西藏”，溥仪类比达赖，也许更为合适。马悲鸣先生亦曾在香港“开放”杂志著文，称中共大肆妖魔化西藏，以原西藏社会落后野蛮，剥皮剜眼作为其进藏杀人灭教的理由。因而引经据典，找出明清时期封建当局大兴文字狱活剥人皮的实例作“类比”，证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可自称“正义文明之师”，攻占北京，烧杀抢掠。中国历史上活剥人皮的典故并不难找，马悲鸣先生的那点儿素材，明眼人一看也是摘自“鲁迅全集”。但是要找出一通以“剥皮剜眼”作为进藏理由的中共正式文件，恐怕就不是当文抄公那么容易了。当年英国人虽文明先进，但其侵华理由却十分直露，就是要惩罚中国妨碍其贩卖鸦片的“自由”，马悲鸣先生的锦囊妙计，“马”后炮得可以。原西藏社会制度究竟如何评价，自有公论，达赖本人亦不否认改革的必要，其与中共当局的分岐在于改革的时机，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由谁主导以及为谁的利益服务。自1950年至1959年，西藏地方未实行任何重大改革，中共官方舆论的主旋律是汉藏团结，以达赖班禅联袂晋京达到高潮。所谓的妖魔化，即官方舆论对原西藏社会制度的大规模批判，是1959年“平叛”后出于配合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需要。马悲鸣先生不但混淆了时间，也混淆了概念。以1950年的形势，即便西藏真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解放军也是要进驻的。这与香港回归中国好有一“比”。香港号称东方明珠，自由文明富裕发达，不输欧美，而中国大陆则仍是贫困落后腐败专制，一旦主权易手，还是架不住解放军大兵开进来。目前来看，“一国两制”实施顺利，中央政府鼎力支持，倒是某些“民主派”人士在国际上四处“唱衰”香港。不妨作一假设，将来香港人也来个武装起义反共抗暴，迫使中共当局放弃“一国两制”政策，“平暴”之后(注意：男女冤魂肯定少不了)，提前在香港推行社会主义，大陆的官方舆论一定又会掀起一场“妖魔化”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运动了。

　　现在马悲鸣先生更将中国进藏“类比”于日本侵华，还是在主权题外作文章。文中1959年的政府“平叛”大加讨伐，对藏人的伤亡数字推算不厌其烦，却偏偏对1950年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这一关键轻轻带过，称之为“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藏理由”，完全是割断历史。马悲鸣先生有兴趣考据历史上的活剥人皮，为什么不下点功夫哪怕稍许流览一下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历史档案呢？北京南京拉萨去不了，台北总还可以去吧。再不济去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查看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文件，就近兴许还更方便一些。

　　1959年西藏事件的发生及其后果，对当代西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史密斯(M.Smith)在“西藏民族”及格伦费尔德　(A.Grunfeld)在“现代西藏的形成”中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伤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尽管二者的最终结论不尽相同。马悲鸣先生曲解1950年中共当局企图通过“十七条”协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初衷，认为是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逻辑不通。如果说中共当局的既定政策就是把藏人赶尽杀绝，1950年早就下手了，何必要等到1959年再找借口。实际上1959年至今藏族人口空前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婴儿死亡率下降四倍，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近20岁。据戈德斯坦和史密斯对西藏事件的研究，中共当局在川青等藏区盲目推行其他省区已大规模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激起当地藏民反抗，原西藏政府深感物伤其类，唇亡齿寒，因而武装举事。事态发展完全出乎中共当局的预料，这才有了后来毛泽东“坏事变好事”一说，提前在西藏地区推行社会主义。中共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实行了一系列极左的政治经济政策，事实证明许多政策是错误的和失败的，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延缓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应该看到，这些错误政策，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非仅仅是针对藏族人民而制定的，其他民族同样深受其害。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更感觉背负政治和民族双重压迫，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共当局的西藏政策已进行重大修正，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应因地制宜，自不待言，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实际。在汉藏关系甚至汉维关系据某些人说依然严重对立的今天，不能否认也存在汉族与大部分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赫哲、鄂伦春等民族重新复兴的情况。笔者当然希望未来的中国领导人，能真如马悲鸣先生所仰慕的西方领导人一样，清算以往政府的过失并赔礼道歉，而且希望这一善举不必等待一百年。

　　以中国进藏“类比”日本侵华，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颇为勉强。日本二战期间侵略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一个，日本军阀“王道乐土”“东亚共荣”说的天花乱坠，“回到”二字却难出口，这恐怕不能用其有自知之明来解释吧。如果“类比”非日本人则不成立，不如举日本并吞琉球为例更加合适。如果在承认西藏问题属中国内政的基础上，要证明的是中共杀人如麻，特别是杀异族人如麻，则无需西洋东洋满世界地找“类比”，史书上“扬州三日”之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要证明中共恩将仇报，西藏二战期间开放个领空算甚么　(那也叫开放？)，中共跟真正出钱出力的老美老印都还打过一仗呢。遗憾的是，从老蒋、小蒋到李登辉，“共匪”“共匪”几十年骂下来，已然了无新意。若要“类比”出新，看来只能别出心裁。

　　因此，除日本之外，马悲鸣先生又把“西方民主国家”拉进来“类比”一番。据说民主国家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之处，但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分理由，诚哉斯言。问题是谁曾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理由？是执政的中共当局吗？还是个别汉人的错误观点？从行文上看，马悲鸣先生大概是指后者，但又与全文通篇批判中共当局西藏政策之残酷血腥，褒扬西方民主国家种族政策之大度开明的基调很不谐调。正如在评论美国政府的种族政策，慷慨陈词之间，突然夹入三Ｋ党徒的种族主义言论，满嘴里跑舌头，大加鞭挞，即便是无心，也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之嫌，令读者一头雾水。马悲鸣先生认为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基本上是民间行为，而且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这“过去”二字，可圈可点。过多久才算“过去”了？)。现在美加政府不但已经向土著人赔礼道歉，而且补发高额的终身津贴，笔者听了真替澳大利亚土著人报不平，白顶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帽儿！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政府执行“白澳”政策由来以久，土著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尚不能享受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土著人子女大批被政府强行领养，成为所谓“被偷窃的一代”，“伤心日”纪念之伤心，正因为此。自八十年代工党执政以来，提倡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解，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土著人的优惠政策，其境况才略有改善。但截止目前，土著人社区主要的社会经济指标不但远逊于白人，有些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到现场真令人不敢相信。而1996年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上台之后，民族和解的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霍华德总理虽然承认原政府政策的错误，但认为并无道歉的必要，使土著人“伤心”之日徒倍伤心而已，更何谈一分一文的经济赔偿。自去年以来，更因为种族主义色彩鲜明的单一民族党的出现，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生活急速右转。单一民族党的政治纲领之一，就是取消所有优惠土著人的政策，裁减土著人管理机构和福利组织的人员经费，撤回原最高法院有关土著人土地所有权的裁决。党魁韩森甚至公开挑战1967年赞成给予土著人公民权是否明智，据说此举“制造了一个土著人黑手党”。在最近昆士兰州的议会选举中，成立仅一年的单一民族党，气势如虹，获得席位竟超出老牌的自由党，使以自由党为核心的联邦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有关人士预测，在明年的联邦大选中，如果主流政党无法取得多数议席单独执政，单一民族党更可以第三大党的地位左右澳大利亚政局。在此形势下，少数民族居民的心头难免蒙上一层阴影，土著人的前景更是凶多吉少，雪上加霜。

　　当然，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认识西藏问题，应该说仅是一家之言。马悲鸣先生的文章，完全可以开宗明意地表示支持“大西藏”始终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观点，这样不但可以把中国“攻入”西藏杀人灭教的年代一举坐实于1950年，填补先“进军”后“平叛”的时间差，验证其“类比”于日本侵华的正确性，更可以如藏独人士一样，将所有非藏人一律称作“中国人”，省去时而中国，时而中共，时而国军，时而共军，时而汉军(嘿！差点儿当成刘邦麾下了)等概念上的困扰。何况权威性的国际法学家协会还发表了长篇报告，证明1950年前的西藏(非大西藏)已完全具备了主权国家所有的充分必要条件。藏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对于绵延千年的藏汉、藏蒙、藏满甚至藏回关系，各民族均有各自的历史记载，相信藏人也不例外，所以藏独人士批评以中国历史记载　(注意：并非仅依汉籍)作为判断事实的标准，完全是帝国主义心态，自有一定道理。问题是关于藏籍的研究诠释，中国内外往往存在多种版本，正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通藏文的一般读者，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目前，绝大部份藏籍应存于中国境内，北京已将证明中国领有西藏主权的关键文献史料精印出版，西藏档案馆和布达拉宫的有关资料档案，也对国内外学者公开开放。相对而言，藏独方面的所能提供的史料，多数还停留在口述历史的阶段，西方各类亲达赖的群众团体的政治宣传中，历史论据则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足为信。

　　话说回来，时下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已达到“世界终极”，前卫理论还有“主权在民论”和“国家主权过时论”。比较之下，笔者提及从中国主权角度研究西藏问题的观点，应属迂腐过时。主权在民，主张国家主权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言下之意，似中国大陆这样民众尚无投票自由的国家，即无主权可言。人权都不能保障，主权有甚么用，与脑袋都没有了，原则有甚么用，大同小异。对西藏问题也是这样，国际间叫得最响的就是人权问题，如马悲鸣先生的文章，批判火力集中于中共当局之杀人灭教。主权在民，不但民族有权自决，住民也有权自决，一族一地人民可以通过公决，单方面宣布脱离母国而独立，而母国政府和人民只能干瞪眼，接受现实，谁让你不修文德，令生民去之。有了这样强大的思想武器，政治专制，民族压迫，一概所向披靡。国家主权，历史依据，顿显得暗然失色，苍白无人性。奇怪的是，目前尚无人对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加以分析。如果台湾“51俱乐部”之类的团体能成功说服台湾人民公决投票赞成加入美国，旋踵之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第五十一州，大陆共产暴政，其奈我何！问题是，美国人是否必须照单全收？

　　马悲鸣先生文章的结尾，由对中国和日本政府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颂扬，上升到对不同文化宗教背景进行分析的理论阶段，由此得出新基督教文明优于儒家传统的结论，这几乎是大部份海外精英的共识，谈不上甚么新颖。笔者认为马文中最为出奇至胜的观点，倒是中国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要不是拣了美国人俄国人的“洋落儿”，独立抗战毫无取胜的可能。“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敢开这样的玩笑，能有几人？尽管日本政府对侵华一事坚不道歉，据说日本民间倒有不少人表示歉意。笔者相信，此类有识之士，歉意无论多么深刻，谅他也不敢在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拿广岛长崎遭美军原子弹轰炸开涮。这倒不是说日本也有甚么以言治罪，而是觉着日本人在新基督教文明的修养方面，就是还欠点儿水平。笔者早就指出，马悲鸣先生大概已经是准美国人了，屁股决定脑袋，连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上街欢迎一下江泽民访美都惊呼是咄咄怪事，“类比”的文章中，字里行间更透着一派对中国人的轻蔑，很难判定其“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的惊人之语，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苦心。至于中国人如何根本打不过日本人，马悲鸣先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十分可惜。日后哪位“枫华园”的读者有兴趣代其深究原因，在罗列了一二三四，1234，ABCD又abcd之后，别忘了王朔人物的一句戏言：“汉奸太多”！

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fhy9807cs.gb）

【附录】～～～～～～～～～～～～～～～～～～～～～～～

　　　　　　　评《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

　　　　　　　　　　　　都　人

　　马悲鸣先生这篇“思想道德教育”，读来颇象共产党的八股文，洋洋洒洒，主旨无非是：西方“民主国家”及“基督教文明”，尽管“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处”，总得说是“好得很”；而中国以及其他受“儒教文明”毒害者，则实在是“糟得很”。至于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如何也“糟得很”（见马文对捷克官员的“批判”），当然只有马先生的高明逻辑可以自圆。

　　马先生这通“新基督教文明”的道德教育有两大特色，颇见以前“大批判”和“政治学习”炼就的功力：

一、谎言和无知连篇，却丝毫无损先生的道德勇气和高调；

二、发自“灵魂深处”的“自我批评”，坚决与腐朽没落、不可救药的“儒教文明”－－祖宗和同类同属其列－－划清界限。

　　尽管无知和自卑之间有密切关系，但是第二点事涉文化历史和“精神分析”，只能“下回分解”。本篇限于“领会”马文的第一特色－－谎言和无知。

　　马文开篇就是一大谎言：

“（美澳新大陆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当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间行为，政府并未公开鼓励。”

　　妙在马先生后来为了宣扬“基督教文明”的“优秀”，加上了如下蛇足：

“美国国会还一致通过票决，追夺了当年以猎杀印地安人著称的卡斯特将军的‘英雄’称号。”

　　马先生无中生有的美国“英雄”称号姑且不论（以及美国国会究竟如何能够“追夺”一个“本来无一物”的子虚“称号”），人人都知道“以猎杀印地安人著称”的Ｇｅｏｒｇｅ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Ｃｕｓｔｅｒ滥杀土著到“以身殉职”为止，一直是现役军人，受美国陆军部的直接指挥。事实上围猎扫荡印第安人是开发西部时美国陆军的主要职责，Ｃｕｓｔｅｒ昆仲为之“光荣牺牲”，可谓“护军慷慨，忠能死节”、“兄弟三人，义声俱唱”（《哀江南赋》），何时成了“政府并未公开鼓励”的“民间行为”？以如此自相矛盾来歌颂“基督教文明”，马先生的“未分裂人格”决不在姚文元大叔和袁木先生之下。

　　如果说Ｃｕｓｔｅｒ是“祖宗”的事，且看轰轰烈烈一直办到七十年代的加拿大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前年才吞吞吐吐、姗姗来迟地的《皇家报告》就承认：各种“寄宿学校”，无论宗教教派，全由加拿大联邦政府管理，其宗旨正是“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好一个“政府并未公开鼓励”的文化灭族“民间行为”。如此颠倒黑白，“为尊者讳”，马先生不愧为“儒教文明”的“孝子贤孙”。

　　顺便讲一下，“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决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文化、肉体“两条腿走路”。除了白人“新基督教文明”的教士们大享齐人之福、今天官司仍旧不断的性剥削和性虐待，“寄宿学校”的另一特色便是“非正常死亡”。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个学校办了25年，总计有百分之四十的印第安小孩未能活着离校。对比马文引用的各种“死亡率”，西方文明不动刀枪的优越性远非“????人”可及。

　　马文接着又讴歌“美国宪法的众生平等原则”。且不说美国宪法的作者自己多为奴隶主，不知马先生用的是哪一版的海内孤本？盖《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二项白纸黑字规定：在计算国会席位等事项上一个黑奴等于五分之三的“自由民”。以此恬然称“众生平等”，只能是３／５＝１。真是数学奇才，想来先生的“完整人格”，也是如此四舍五入而得。可以这样昧着良心扯谎。实属袁木先生之流亚也。

　　如此歌颂美国白人的伟大光荣意犹未尽，接着是

“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

　　简直就是从《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抄来，盖“新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书上无人敢作此语也。事实真相是：林肯不仅特意规定忠顺北方的四个蓄奴州（德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密苏里）以及弗吉尼亚西部４８县和路易斯安那若干教区的黑奴一律不得“解放”，直到南北战争即将结束的１８６４年８月，林肯和南部秘密谈判的“底线”还是：只要归顺“中央”，则南部各州可以继续蓄奴。好一个“为了解放黑奴而战”！
　　面对北美读者，马文可以如此信口开河：

“美国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都按规定教导学生：‘除了印地安人，谁也不是美国人。大家都是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达的先后，没有种族的贵贱，谁也没有理由歧视他人！’”

　　离国多年，尚念念不忘“传达中央文件”。不知马先生这美国统一“规定”，是白宫哪一号“中央文件”？美国教育属于各州权限是基本常识，各学区更有自己选择教材的自由。马先生能查遍全美国５０州各学区的“教学大纲”，真是日理万机。只是笔者询问了好几位家长朋友及其学龄子女，都说“谁也不是美国人”教育闻所未闻，倒是不少子女被同学频频骂为“清客”，与马文所举美国人从小“都按规定”受的这番洗脑式语录教育大相径庭。笔者在以“自由主义”以至“左倾”出名的北部某州，也亲耳面聆白人老美误认越南难民（且不提越南难民是美国“始乱终弃”东南亚政策的产物），而要本人Ｇｏ　Ｈｏｍｅ。朋友中更有遭纵火烧屋“热烈欢迎”的。马先生旅美多年，想必是运气特佳？要不是“跪久了站不惯”的“儒家恶习”尚存？要不是已经学会了“新基督教文明”的“左颊挨掌右颊继”的“美德”？

　　马文对北美土著“幸福生活”的描述，整个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位ＷＡＳＰ医生朋友，在美国中西部土著“保留地”工作多年，向笔者讲的可全是摇头叹息的“阴暗面”，包括吸毒酗酒泛滥和传统社会家庭结构的解体。吾友实在看不下去，领养了一个因生母酗酒、未出世已受大脑伤害的男婴，“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ｖ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ｍｉｓｅｒｙ”。如果说这是“别有用心”的个案，请看白人英语世界中待土著最优的加拿大。马先生知道加拿大土著的“监狱人口比例”是他族的几倍？放着“终生每月７００元”和“彩色电视”的“天堂生活”不过，加拿大土著（尤其青少年）的自杀率更是惊人，“父死子继”和母亲眼看自己的子女相继“自绝于国家”的事例层出不穷。除了“寄宿学校”的伤痕之外，社会学家早就指出这是本族文化消亡和传统社会结构崩溃的自然结果。换言之，“文化灭族”完成，临终的痛楚是也。对这些白纸黑字的官方正式统计数字视而不见，却以为“每月几百元”、“汽车房子”、“彩色电视”、“空调”和“游戏机”等等可以“补偿”文化灭族的结果，不仅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极大侮辱，也反映了津津乐道“新基督教文明优越性”的作者对于“非西方”土著文明的“尊重”。如果藏族有朝一日也过上令马先生称颂不已的北美土著丧失自己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幸福生活”，那才叫令人惭愧呢。

　　马文对“新基督教文明”其他“歌颂”，包括“道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等等，大致如是，不出谎言、无知、信口开河外加“报喜不报忧”，限于篇幅，不再枚举。以此不难知道他对“儒家文明”的“愤怒声讨”如出一辙，略举数例如下。

　　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借用”“西藏领空”。马先生不是无知，就是有意隐瞒美国在二战时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主要支持者这一事实（盖此一时彼一时也）。“西藏领空”者，中国领空是也，蒋介石批准，谁敢不让“借用”？其实日本在“满洲国”得手之后，食髓知味，派出间谍去藏区大肆活动，早有洋人的专门“学术研究”。抗战初期，青海马氏兄弟在中央政府的指令下，在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用机场，就是对西藏的离心活动的当头棒喝（见伊斯兰名将白崇禧的回忆录）。到了二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已经准备随时入藏，以至当时支配拉萨的英印当局于１９４２年正式警告噶厦政府，不可再挑战阻挠重庆政府。因为一旦国民党大军入藏，英国无力阻挡也。更不说“藏人的装备和军事组织都很落后，根本打不过解放军”，何能阻挠世界首强美军飞机过境？要盟军去“感谢”拉萨借用“领空”，就象要华盛顿去感谢萨达姆准许美国飞机巡逻伊拉克“禁飞区”一样荒唐，只有如马先生人格完整不“分裂”者才能有此高见。

　　抗战前后国民党政府与拉萨政府之间的恩怨，包括原西藏政府摄政、拥护重庆－南京政府的热振呼图克图被亲英派谋杀（有故事说是被“捏碎睾丸”而死）、因此引起的西藏小型“内战”、支持热振的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大批喇嘛被屠杀、甚至包括第十四达赖喇嘛生父的不明不白之死等等，以及美国当时对中国对藏主权的支持和英国从次大陆的撤退，都说明“中国军队”入藏是一个迟早的历史大势。中共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越过金沙江。无非是这一历史大势晚来的兑现而已。

　　马文“现在西方对藏人处境的同情和对西藏流亡政府基本上仅限于道义上的援助”云云，刻意隐瞒下列历史现实：由于国际政治的变迁，西藏不幸成为“冷战”的战场和牺牲品。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国的悲哀。事实是美国从１９５０年代就认识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对美国亚洲战略的利用价值。于是在北美，美国国务院等开始大力资助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美国则直接在军事上卷入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鼓励”少数民族对中共的“反抗”。北京和拉萨“蜜月”的结束，马文所谓“中国有意逼反西藏”的１９５９年“起义”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出现。“起义”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员、弹药，直到指引达赖喇嘛“奔印”具体路线，连达赖喇嘛自己都不否认。马文所谓的藏族“武装斗争”，是冷战中一场标准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从全面训练、组织、装备“四水六岗”（先在“冲绳”即琉球美军基地，后移至美国科罗拉多州秘密训练基地）、人员武装空投、甚至到中情局特工亲自带队，无所不至。如此种种，在马文中都成为“仅限于道义上的援助”！

　　这是一场出于政治目的的“假民族战争”的最明显证据是台北政府自始至终参与其事，甚至到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出卖”了西藏“武装斗争”之后，台湾还继续大力支持“四水六岗”。其余波之一，便是前几年以“准藏族”康巴族人士为主体的“四水六岗”残余公开与达赖喇嘛唱反调，私自与台北行政院蒙藏委员会谈判“回归中国”，功亏一篑。（西藏“流亡政府”如何以公布“反达赖喇嘛份子”名单和“死亡威胁”来对付这批“异议人士”也是一篇精彩故事，此处不赘。）

　　“有意逼反”也是神来之笔。五十年代末，中印边界问题日益恶化，中共与苏联也行将决裂，只有政治白痴才会此刻“有意”在“外患”邻近再新树“内敌”。就是达赖喇嘛“奔印”，北京还长时间称之为“胁迫”，不愿彻底反脸。而“促反藏人”，则完全符合美国当时的政治利益，岂止“有意”而已。仅此一例，便见马文之“诚实”。

　　总之，武装和利用藏人对付中共，一如在越南战争中武装利用印度????半岛苗族来对付越共，是美国在冷战中唆使煽动“民族矛盾”以实现政治军事目的的拿手好戏。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国国际“利益”有变，华盛顿马上始乱终弃。在越战败局已定，特别是美国准备“联华抗苏”之时，华盛顿全面放弃支持“藏族武装斗争”，其无情无义程度，令许多当事的中情局特工为之汗颜，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后话。

　　《韩非子•解老》篇谓“万事必有弛张”，曾几何时，健忘的美国开始“大树特树”西藏“和平斗争”的“典型”。尽管各方人证物证俱全，美国政府特别是中情局对当年“武装斗争”历史来个闭口不谈，“大众传媒”自然乐助其成。《芝加哥论坛报》１９９７年有一篇罕见的坦率文章，报导了美国和西藏“流亡政府”各方为了维持“和平形像”而对这段“共同斗争”历史三箴其口，讳莫如深。

　　“塞翁失马”，尽管在军事上惨遭“出卖”抛弃，西藏“流亡政府”近年来还是算不幸中之幸运者。君不见印支战争结束后同样曾经自己开办学校、医院等等的苗族“王宝将军”部下的悲惨命运，得到了多少“西方”的关心？

　　但是历史事实终究是事实，马文对美国长年的军事支持和参与来个鸵鸟战术，坚称西方对西藏“仅限于道义上的援助”，颇得袁木先生“广场上没有死人”道术的真传。至于“歹徒欺负弱小”和“绅士”出面相劝云云，如何绝口不提这位“绅士”是“歹徒”和“弱小”全武打的教唆者和参与者？如《芝加哥论坛报》所示，“绅士”自己对此尚不否认，而急于毛遂自荐为“绅士”牵马者却急不可待地“为尊者讳”，“儒家传统半路出家投靠者和西方本土新基督教文明在‘绅士’‘荣誉’上，就是如此地大相径庭。”

　　至于马文有关两个主权国家中日之间战争的一派谎言和胡言，限于篇幅将另文置评。但是马文的警句：

　　“中国军队，不管是国军、共军还是清兵，根本打不过日本人；……真让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读来有趣得很，不免想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学家与此绝然相反的结论。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国首批德械装备的第８７师（原第一模范师）和第８８师组成第五军参战，其结果马上令《字林西报》和其他西方传媒评论中国将成为军事强国的前景。中日战争史权威Ｄｉｃｋ　Ｗｉｌｓｏｎ也认为“淞沪抗战”是中国实质上的军事胜利。此后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上升使得法国学者Ｊｅａｎ　Ｅｓｃａｒｒａ在《Ｌ＇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ｐａｉｘ　ｊａｐｏｎａｉｓｅ》一书第八页就指出：（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爆发，对中国而言，早了两年，对日本而言，晚了两年，原来他的结论是：如果１９３７年的中日全面战争延缓两年爆发，中国将会有能力独力（！着重笔者所加）击败日本的进攻。Ｄｉｃｋ　Ｗｉｌｓｏｎ在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时，特地在总结性的结束语中引用了Ｅｓｃａｒｒａ的这一结论。笔者有机会将详细介绍这些历史研究。非常清楚，这些“基督教文明”的学者都沾染了不可救药的“儒家传统”，居然敢与渊博而又景仰西方并结论“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的马悲鸣先生唱反调。《庄子•秋水第十七》篇“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此之谓欤？

（【争鸣•ＦＨＹ９８０８Ａ）

【附录】～～～～～～～～～～～～～～～～～～～～～～～～～

杂谈“西平方”现象和“自我糟贱”
　　　　　　　　　　　－－兼评《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

　　　　　　　　　　　　　　　都　人

　　记得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革命小将”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心”和“正确”，一个常用的手法便是表现得比“左派”更“左派”，非此不足以证明自己比别人“ 更革命”。溯其原由，大致有二：一曰无知，动辄标榜向工农兵学习或以自居“大老粗”为荣；其次是自卑和不安全感，“根子”欠红的尤其如此。因此“自我糟践”或曰“自我批评”──狠批自己的出身或过去的错误思想、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等等都是显示革命立场的重要手段。

曾几何时，沧海桑田，当年的“左派”不少已经摇身而成为“民运”或“自由主义”人士。然而受“党的教育”多年，“革命”积习难改，于是便出现当年竞相比赛“左派”现象的镜面反射：为了标榜自己的“自由”、“现代”思想和坚定的西方“民主、人权”立场，一个标准手段便是表现得比“前卫”更“前卫”，比西方更“西方”，指天画地，捶胸顿足，非此不足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民主自由”、更紧靠“西方新基督教文明”、与“儒家传统”的界限划得更清楚、与自己不够“西方”的“????根子”决裂更彻底等等。这一表现颇有普遍性，不妨称之为“西西方”或者“西平方”现象。马悲鸣先生的《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雄文，正是佳例。

　　马文中“比西方更西方”的“立场”比比皆是，诸如将西方官办的“文化灭族”说成是“民间行为”、明文规定一个黑奴相当于零点六个白人的《美国宪法》被美化为“众生平等”、南北战争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一直到“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之类。至于通过狠批与“新基督教文明如此地大相径庭”的“儒家传统”来显示自己如何与腐朽的“????文明”彻底决裂，则满篇皆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西平方现象”是“比左派更左派”的镜面反射，除了耳熟的“大批判 ”式语言和“逻辑”，西平方现象保留了两条“革命小将”原来本色：无知和出于自卑的“自我糟践”。

　　附带讲一下，“过激进”现象不少并非真心。例如当年最“左”的林副统帅心底原是要“克己复礼”、急于与“苏修”修好的“正统派”。六、七十年代，联邦调查局为了对付黑豹党等激进组织，也动用大量以“激进”面目出现的线民。《辩奸论》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良有以也。同样道理，“比西方更西方”的表现是不少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名誉扫地、失去“草根”支持的主要原因，其来由颇值深思。例如李登辉访美前后，美国某“民运”组织连连弹劾罢免“西平方”程度不够的主席，还闹上公堂，是其迅速丧失影响而“边缘化”的缘由之一。其中固然不无“台币”因素，但也难以排除刻意“过激进”的可能。此类具“使命”性质的“西平方”现象，不属本文评论范围。

　　先讲“西平方”人士的第一特色－－狭隘无知。此等人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 知识”，大抵来自“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和“画最新最美图画”的标准教育，所以对“腐朽没落”、“封建礼教”之类耳熟能详，“批判”起来得心应手。另一熟悉手段便是政治株连，将小脚归之于宋儒“道学”即为一例。曾经看到此等“自由主义”人士，因为西方“汉学权威”的“学术结论”与自己受共产党灌输的“中国历史”不合拍，而痛骂西方洋教授甚至“剑桥大学出版社”为“胡说八道”，真是如假包换的“西平方”典型。

　　狭隘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之外，西平方人士的另一特点便是对西方历史的无知，马文对西方的讴歌属于此类。将西德在战后的表现硬和“宗教革命”挂钩，便令人发噱。盖共产党（即德国社会统一党，SED是也）的东德才是新教绝对多数的德语区，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却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略占多数的国家。笔者还曾读到西平方人士居然无视犹太－基督教文明《创世纪》所载“万恶女为始”的人类“失乐园”之本，大肆歌颂西方对妇女的“优待”传统，并痛骂“儒家传统”的“仇女”史学和“辱女”文学。由此不免联想到马文对“宗教革命”和“新基督教文明”的盲目崇拜。就拿“仇女、辱女”这个题目，天主教其实颇有其“形紧实松”、“小节无害”的传统，沉湎于“后宫”的风流罗马教皇源源不断，更不用提“女人床上过，救主心中留”的广大下层教士了。卜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不少这类快活故事，颇可一读。甚至天主教的“圣母崇拜”（特别是最终成为钦定教条、备受东正教批判的“圣母无原罪”论），也早有学者指出其中的“不纯”动机和因素。

　　可是到了宗教革命以后，“新基督教文明”严肃“党纪教规”，将犹太－基督教的“仇女”传统发扬到崭新阶段。例如隐有限制“非生产性”性行为动机的迫害女巫传统（女巫多为已过育龄的“半老徐娘”，所骑扫帚和从“烟囱”出入均有关“性象征”），便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至有在数月之内将人口百分之七、八以“女巫”罪火刑处死的例子。其他对妇女的迫害也以“新基督教文明”比旧教为烈，霍桑的《红字》便是一例。美国新教徒甚至还有不许妇女在洗澡时脱衣以免“堕落”的故事（真不知他们在敦伦时是否也如此行事）。在加尔文教派占支配地位的苏格兰，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仍有半数有夫之妇被迫穿戴野蛮的“贞操带”以防“红杏出墙”。就是在“众生平等”这样的“道德原则”上，新教也远远不如旧教高明（见拙文《梵帝冈与美国分道扬镳》）。

　　西平方人士的另一大特点是因自卑而生的自惭自恨及自我糟践（又名自我批评）。这一现象其实来源世纪之交的日本，其“祖师”包括福泽谕吉、夏目漱石等“方家”，而祖师们的“自惭自恨”，也达到今日西平方人士尚有待急起直追的高度。例如曾有日本“方家”因见到洋人的牛高马大，而对“邦人”的“五短身材”大发“恨情”，其激烈程度决不在马先生对“儒家传统”的痛恨之下。

　　“自我糟践”一词尽管字面上难听，在心理学上却代表“正常”自虐倾向，以此获得心理满足和快感。当年号召运用的“自我批评”，即其“流派”之一。由于人类心理的共同性，“自我糟践”往往可以不胫而走，大获旁人认同和青睐。自虐之余，“恨屋及乌”，祖宗、同类自然殃及。由于“自虐”的快感，此等人士不免以“挨骂”为荣。

　　话讲回来，早期的“自我糟践”现象不无一点“振聋发聩”的积极因素，就连夏目漱石的“裤裆底下回头看富士山最美”，也至少新鲜有趣。但是因此反馈加强的自卑感，却大有恶果。心理学早就指出“自虐”和“虐人”的对偶双重关系，日本在本世纪越来越残忍的表现，与这一集体自卑不安全感大有关系，而其“顶峰”，便是二次大战中日军对华洋一律的暴行。至于台独论客化自卑自虐为对“????人”的仇视，情绪泛滥所及，居然成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甚至视为至宝的“福莫萨民族主义”，其“病态心理学”内涵，远非坊间常见的几本论著所能描述。盖台独的“自我糟践”虽然来自日本，某些台湾人士自视“不中不外，亦中亦外”，却使真正的“老外”感到纳闷，甚至引起若干国际战略论者的隐忧和哀叹。（最近在辽宁海城发生林滴娟命案，平素敌视大陆百姓、认为唯有台湾居民才符合“国人”资格的台独朝野各派，居然觉得有权要求中共优待，豁免种种法律规定，就是显例。此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论。）

　　马文作者倒是个不折不扣的正统“自我糟践”家，师承日本。因此不难知道马文的灵感为何独出“日本侵华”，也能体会马文中对“????”之不济和“儒家传统”的“自我批评”，读来一如日本要“脱亚入欧”时的文章。马先生“中国军队…根本打不过日本人”的高见，和近年台独报刊预言未来日本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不谋而合。到了二十世纪末还在如此毫无新意地大炒已有百年的冷饭，实在有愧于福泽谕吉、夏目漱石等“自我糟践”鼻祖的筚路蓝缕。

　　至于自卑和无知的关系，属于常识，不再详论。例如只要略微读些西洋“光荣历史”，就知道“西方没有无条件给祖宗护短的陋习”之类“西平方”言论的可笑，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由于人类心理的共同性，自我糟践颇有“市场价值”。在北美，任何演讲术或推销术学习班”都会教授“自我糟践法”self-deprecation的运用，以此与听众“分享”受虐的“喜悦”，是百试不爽的哗众取宠、争取注意力的手段。

　　尽管同是“自我糟践”，却有中外文化之别：洋人讲究个人主义，故“罪止其身”；国人富集体精神，不免“祸”及祖宗，“恶”延同类，非此不足以显其“高尚其德”。其态虽殊，自虐之因则一，同归于哗众取宠之术也。

（时代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