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你在「潤之，好樣的！」一文中對我提出的問題，在此做簡單回應。

首先要感謝你的關注。

關於我的「李娜賦予六四的意義」那篇文字，沒有你想的那麼複雜。對於六四，對於李娜奪冠，我都沒有打算寫什麼，後來看到有記者就六四問題採訪李娜，引起了我的注意。李娜經過２２年的努力創造了一個歷史，有些人活２２年依然在空喊，由此寫下那些字。

關於「偽類」（Pseudo classes)，你沒有聽說過很正常，是一專業術語，我不過是借用一下。

老鄧有沒有自信、他留不留骨灰，不會影響我對六四的看法。老鄧留不留骨灰，也與六四無關。

潤之毛的「本人一貫認為，對六四殺戮的態度是測試一個人良知道德的底線。那些贊成殺戮的人，難道就因為你們的出身你們的既得利益，連起碼的良知都沒有嗎？難怪人類文明要創造出“人渣”這個詞！」這個跟帖，是在用道德良知來綁架政治，也存在邏輯上的問題。

問題之一是，是拿一個沒有定性的事物作為一個前提。什麼是「六四殺戮」？六四是不是殺戮，已經討論了２２年，很多謊言和廣場組織者的用心早已被揭穿。知道柴玲和卡瑪打官司的事嗎？「六四殺戮」，作為個人看法沒有問題，但是作為一個判定的前提，是不成立的。

如果「六四殺戮」成立，那麼該如何看待六四期間死的軍人？軍人為什麼死？如果認為軍人是該死的，道德良知又在哪裡？六四的問題，是政治問題，雖然關乎道德良知，但不能用道德良知的標準來解決，更不能用道德良知來綁架政治。不同意「六四殺戮」的說法，就沒有道德良知？笑話！

從你與其他跟帖者的交流看，你還真把這博客當日子過了，什麼武功、出招，擺出一副鬥智鬥勇的架勢，你可真逗！對我而言，電腦一關，網絡世界就消失了。希望你以後最好是就事論事，針對問題或是觀點，不要口水太多，也不要臆想，更不要養成拉幫結夥的惡習。

下面的兩篇舊文，是對解決六四問題的一些個人看法，供你參考。


一　　『解決64問題：是惡當除 是罪當誅』
　　　　　　　　　　　（2010-06-04 20:30:55）
    
    去年64，吾爾開希到澳門『闖關』，未果；今年64，他又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闖關』，雖然結果與去年一樣，但我認為這這很好。吾爾開希內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我無從而知，不過他說以要自首的方式引起世界對於64事件的關注，我認為這就足夠了，因為這一行為所表現出的對於64事件承擔歷史責任的態度以及為解決64問題所做出的努力，遠比什麼『燭光』什麼『推特』要實在太多了。

    我在去年3月份寫過，『雖然我認為距離有可能解決64問題的政治社會條件還有一段歷史時間﹐但我仍想提出一點解決問題的建議。我認為﹐解決64問題的正確之道﹐是在中國國內推動成立64 真相調查委員會並爭取人大對此立法﹐要堅持不懈的推動並做長期努力的打算。』

    去年3月份我也建議，『當時被中國政府通緝的「要犯」要有捨身取義的精神﹑勇氣去犧牲自我﹐能主動回國「投案自首」或是針對當年的通緝提出甄別的請求﹐以期讓64問題立案﹐讓64問題成為現實問題。』

    吾爾開希的做法居然與我的建議基本一致，這倒是讓我感到有些意外。

    解決64問題的前提，是64的真相也就是事實的認定；解決64問題的根本，在於在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依法辦理，在於對當時的舊案進行重新甄別。所以，解決64問題所追究的法律責任﹐一定是雙向的，也就是說，是惡當除，是罪當誅。

    去年，戴晴提出64和解的問題，亞洲周刊的邱本立也撰文「和解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六四是民族歷史的陰影」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我感到他們的出發點是沒有問題的，想法不錯﹐但是空想。

    在南非﹐和解的對象是白人和黑人，因為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造成了種種不平等。白﹑黑雙方的矛盾，制約着南非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不解決，不行。而64是一個政治問題的事件，並沒有造成制約中國發展的長期、尖銳的社會矛盾。

    因為歷史上的污點﹐南非白人向黑人寫道歉書﹐一方謝罪﹐一方寬恕﹐這才有了社會和解。64問題的和解對象是誰﹖中共﹑中國政府和誰和解﹖64問題制約了中國社會發展嗎﹖64問題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嚴重對立嗎？中國社會的不和諧﹐是因為64問題沒有解決嗎﹖

    無可否認，64是中國當代史上一次流血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國當代進程的一個轉折點。21年後我們在海外看64問題，應該習慣用法治觀念再看64問題，摒棄什麼平反之類具有專制社會色彩的陳腐觀念，這才是藉以解決64問題推動中國走向民主社會之根本所在。

    當然，我應該再次重申，以法治的方式解決64問題的時間可能遙遠，但這應該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二　　『「六四」定性的難點：解放軍的痛』
　　　　　　　　　　　（2008-06-03 17:01:58）
    
    「六四」現在是雞肋、是祭品。每到這個日子，有事沒事的、有意無意的，都願意啃上兩口「六四」。而常拿「六四」說事的，就是把「六四」當成祭品了，案上的豬頭、門上的鐘馗、八仙桌上的灶王爺。

    每一年，都會對「六四」有不同的認識。這是因為中國在變、時代在變，我本人也在變。整體上看，「六四」時期的政府，是新中國成立後最弱的政府。最弱的政府，卻做出了最強的事，開槍。開槍，很強很血腥，卻是被逼迫的。「六四」被操縱了、被利用了，被操縱和利用的對象是政府和學生。

    「六四」的可恨、可惡之處是，除了開槍外，就是竟然沒有一個所謂的「精英」和「領袖」倒在血泊中。如果廣場上的柴玲、王丹和吾爾凱希們手挽手、肩並肩地用胸膛擋住子彈，最後從容的倒在血泊中並在暝目之前臉上還有那麼一絲淡然的微笑，以血證沒有「黑手」，「六四」的歷史定然會改寫。可是，他們先跑了，因此，「六四」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這麼多年來，我始終同情那些在「六四」中無辜的死難者，也希望政府至少能從人道主義的角度進行善後處理及撫恤。

    對於「六四」定性或善後的一個難點是，解放軍。很多人大概都會記得，當時有一本書，書名大概是忠誠的共和衛士–首都平暴紀實，解放軍為犧牲的官兵受勛，為表現突出官兵頒獎。「六四」平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史上寫下了特殊的一頁。「六四」，也是解放軍的痛。

    很多人反思「六四」，但很少見到對為什麼不遵守戒嚴令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