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句成語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意指一個準備付諸實施的計劃，其一切必要條件都已具備或成熟，就等一個決定成敗的關鍵機遇的來到。此典故來自於小說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設計要火攻被鐵鏈連在一起、以保證善戰卻不諳水性的曹兵在上面穩若平地、繼續強大的曹營艦船，來個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他的計劃周密、安排妥當、十拿九穩。但是只有一個不能控制、卻絕對不可或缺（否則將功敗垂成）的因素，就是當時必需要吹東風，以便東吳軍隊可以借風勢，將許多裝滿易燃物質且點着火的小船，吹向處於下風頭的曹營，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最後在關鍵時刻終於“天隨人願”、颳起了東風，出色地演出了一幕“火燒連營”的成功戰例。也留下一句膾炙人口、可以多次反覆使用，充分發揮中國文化的聯想能力、讓人心領神會的成語。到了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現代化的今天，應用起來，仍然充滿睿智和活力。

可以認為，受惠於先進、優秀、科學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加工，個體絕對值智慧和能力都相對超強的中國人，無論從正反面，都屢屢創造過人類歷史的輝煌。特別是近一百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自己領袖和統治團隊的運籌帷幄之下，總是能不斷做出令世人矚目的事跡，經常成為世界關注的目光焦點之所在，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以至於人們無論願不願意，東方的“龍”和西方的“神”，在客觀潛意識上，已經重新獲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任何只知一味妄自菲薄的人，都只能證明自己是這種文化加工出來的“殘次品”。（歡迎不服氣的人公開站出來，指名挑戰筆者，從而證明他們不是上不了台面的“（文化）山寨版”）

而所謂“龍”者，就是中國文化也，中國人就是這種文化加工後的產物。所以作為“龍的傳人”的中華民族，對這種文化負有傳承、保護的義務，和使其發揚光大的責任。與之相比，任何出於所謂“知恩圖報”式的光宗耀祖思想、動機，都只不過像匍匐在如來佛坐下的“六耳獼猴”般，顯得如此不值一提的渺小，甚至有點猥瑣起來。因為正是這些狹隘、猥瑣的動機，刺激並造就出歷史上無數從“虛榮心”出發，為自己個人創建偉業、以便青史留名、族姓增光的帝王、領袖級偉人，自己往往都是比普通人還要“壞”的人，他們以真正人性做不到或不忍做的、千百倍的卑鄙和殘忍，視大多數百姓的人命如草芥，不惜付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代價，來為自己建立“豐功偉績”。卻忘恩負義地、把所有功勞歸於自己父母或自己的小集團。卻完全忽略賦予他們以一切智慧、成就他們如此才幹的文化“母親”。一味根據“天性墮落”的自由落體運動和“逆水行舟”的物理科學規律，帶頭跟自己的屬下團隊一起，必然地從負面使社會逐漸製造出無數跟自己傳統文化價值觀完全背道而馳的“污泥濁水”。如此“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結果，上千年積澱下來，今天終於把中國社會變成一個『可能產生的一切弊病的“集大成者”，而令全人類社會“無人能出其右”，自嘆不如』

由此可見，總是被“窩裡鬥、落後”困擾着的中國人和中華民族，似乎正面的確沒有沾到一點“文化之光”。這才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上千年來都不能真正崛起的原因之所在，因為從表象上看，中國社會的行為對傳統文化而言，其實是整個一“反其道而行之”，這只要拿當前中國社會的行為表現，跟“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等傳統價值觀，作一一對比就知道了。在那些掌權的帝王或領袖們，無一例外地都背道而馳的“成功示範”下，社會人始終活在蠅營狗苟、爾虞我詐、表里不一的權謀之中，心理陰暗、居心叵測。未成功前夾着尾巴做人，一付“猴氣”。一旦成功，馬上“小人得志便猖狂”起來，弄權、炫富者比比皆是，且無所不用其極。在這種氛圍下，足以令國人自豪的文化，反而成了部分“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的讀書人“專門帶出來露臉、走場面的二奶或小蜜”，或者是一塊可以隨時供出來拜拜的“牌位”而已，“謊言”成了中國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要是不必然地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道德敗壞”問題，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這更是包括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內的中國歷代帝王或領袖，最後無一不走上“專制獨裁”之路的客觀原因。除了符合構建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的兩個要素（領袖的獨裁，和絕對、但有定義域限制的言論自由）外，他們無論從自己的實踐經驗或歷史教訓中，都發現“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因為他們從自己當年的革命實踐經歷中深刻體會到，要是一旦在中國實行起西方的山寨“民主制度”，讓跟自己有同樣品性的“民主小人”、成為“大眾皇帝”的話，他們必將因“得志”而猖狂起來，更因“（小人）喻於利（酒色財氣）”的社會規律，而可能形成“全民皆腐、無官不貪”的不堪局面（筆者聲明對此結論負責），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不幸這恰恰正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怎麼會這樣子的呢？

如果不是因為“當局者迷”的話，找到其“病根”是一點也不困難的。那就是『迄今為止，包括精英讀書人在內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其實從來沒有認識、也沒有掌握過科學、先進、優秀，卻因壓縮而始終沒有被正確、全面闡述過的中國文化真諦，更遑論用來指導自己的社會實踐』而今天的中國社會現狀，只能說明中國從古至今的所有精英讀書人，從“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利益、以及天性需求的“實用主義”和自私功利考量出發，對自己其實也莫名其妙的文化，“拉大旗作虎皮”般、進行了胡亂“解壓縮”，從而讓中國社會走向自己文化價值觀反面的結果。他們之間往往經常會發生沒完沒了的“文字官司”的事實，就是證明。而中國之所以總是不斷陷入“專制、獨裁”的歷史輪迴，更與他們的“（學術）無能”脫不了干係。因為包括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內的中國近代偉人級領袖（請勿指責這種相提並論，以免邏輯上自取其辱），之所以最後也要走上“獨裁之路”，就是因為他們手中始終沒有掌握一個科學而正確的社會理論，面對自己因為文化加工、已經具備通情達理條件的中國民眾，卻完全拿不出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道理，只能再次拿起在“馬戲團”中，根據“條件反射理論”、用來對付高等動物的“以力服人”法寶，並在嘗到甜頭後，就“一條路走到黑”了。這一點在毛澤東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當年他在延安窯洞中，面對來訪的黃炎培等國民黨統治區來的精英讀書人代表，提出所謂如何避免“歷史周期率”的問題時，躊躇滿志地對之以“新民主主義”的方略。可惜當他取得政權，並靠民眾贏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勝利後，卻在隨後的“整風運動”中碰了一個“大釘子”，在面對知識分子對黨提出的大量未必不正確的意見時，卻因為手中沒有“以理服人”的道理，只能在黨內相當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壓力下，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再次掄起了“以力服人”的大棒，從此走到自己當年“民主”理想的反面，並以自己在文革中的徹底失敗事實，畫上歷史的句點。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毛澤東一生所取得的成功，其實都是建立在對中國文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具體權術謀略，或兵法策略的低層次實用基礎之上。所以“毛澤東思想”的要害，就是始終沒有、也不可能（因為還沒有“解壓縮”）靠中國文化建立起一個可以“以理服人”、從而真正發揮每一個個體中國人“主觀能動性”的革命理論。現在這種“後遺症”已經開始顯現出來了。

這更是他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九十年來還要跌跌撞撞地“摸着石頭過河”的主要原因。因為從西方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的成功經驗相比，可以有把握地說『“用正確的理論來指導正確的實踐”跟“靠實踐出真知”的認識，是絕對不在同一個水平檔次上的認識。完全等同於要用“天圓地方”的認識，來設計、建立現代化的交通秩序或規則。所以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對全人類社會而言，不幸的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在面對自己的社會問題時，卻因為沒有正確的社會理論來指導，也不得不爬回同一個低檔次上去“摸石頭”了。這恰恰是他們的“短處”，根據歷史的經驗，如果不加以克服的話，也許最後可能還是要根據叢林法則，靠發動以力服人的“肉體戰爭”來解決。這是最值得世人擔憂、警惕和要“防患於未然”的問題！

但是對中國社會而言，這可能恰恰是脫困和“再次崛起”的機遇。因為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其實早已經蘊含了解決包括自己和貪污腐敗在內的、人類社會問題的全部啟示。

所以可以認為，在面對必須攻克這個世界性難題時，中國人其實已經“萬事俱備”了。而所欠的“東風”，就是通過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如西方自然科學理論般，既可以先“以理服己”繼而“以理服人”的科學而正確的社會理論。在示範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的基礎上，帶領全人類，用“精神戰爭”來取代原始野蠻、恐怖殘酷的肉體戰爭，解決包括經濟在內的所有社會問題（不服氣的話，筆者願意在公平、公開的適當場合下，欣然接受諸如“沙盤推演”式、來自東西方任何方面的挑戰，並樂見自己從正面理論上，被有真知灼見、而不是被掌握主流話語權的嘴尖皮厚者，狐假虎威地，以封殺或屏蔽的不光彩手段，從背後偷襲而“打翻在地”），最後跟世人一起，從思想精神上真正走出以叢林法則為代表的“（動物思維）叢林”！

這難道不正是自喻作為“三個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無所畏懼”的共產黨人，真正體現其存在的價值和必要性之所在的表現嗎？

值此中國共產黨創建九十周年之際，僅以此文作為諍友般的“獻禮”，並立此存照！ 潘一丁寫於2011年“七一”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