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官就牛 挨府就收

　　仙湖水澤(原創)

　　昨天去看兒子把車停在美居家圓門口，車還沒停穩就見一馬列老太敲玻璃，臉一沉：“交錢、交錢，”。我從車裡出來，平時笑容可掬的老太太，戴上紅袖標，掛上了胸牌。突然身價百倍，臉也變長了，嗓音變大了：“不交錢!交警、城管立馬就來。”

　　我交了錢，聽別人問她：“升這了?”她得意起來：“昨天兒子給隊長送了禮，今天就安排，對，三項整人，”對方說：“三項整治。”“對、對、整治、整治，反正整人、整治一樣，收錢大家分。”

　　中國的事真怪，給她三分染料，她就開染房。給他一個服務權，他就認為自己有了所有權。人一有權就變臉，對群眾吆五喝六，就擠進了體制內?商店門口的地皮，本應屬商店所有，不徵求商店的同意，不徵求群眾意見，不聽證，不評估，程序大於天是當今全球的共識，在這程序是個屁，物權法就是一張廢紙。某位領導腦子一熱，大家執行，樣子也不作一作。鐵道部劉志軍原部長，所以把部里的錢當自己的錢，根本不奇怪。

　　政府獨大，百姓獨小，搞着搞着就變味，以環境衛生、街道裝飾、交通秩序為內容的“三項整治”本來是好事，但投入全部地方的資源，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全部機關工作人員投入，全市一刀切，所有的牌匾統一換新，所有城市農村牆壁全部塗新，商店門口停車全部收費，形成不是運動的大型群眾運動。有人乘機打着為人民服務牌子，大搞創收，打着上級領導指示，對群眾橫眉冷對，簡單粗暴，軍閥殘餘。使中國社會形成：官吏就是整人，政府就是收錢。順從就是良民，開口就是另類。

　　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人一生就是擠隊伍，爬台階，爭級別。元朝把國人分成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偉大領袖把國人分了幾十等，搞勞資、人事的也鬧不清楚。幹部有行政級，工人有工人級，醫生的衛生級，工程師有技術級，多如牛毛。只有農民沒有級別，級外級，等外品。偉大領袖非常謙虛，給自己定了二級幹部，北大校長陸平也是二級;清華校長蔣南翔三級，我們的校長李昌四級。都是副總理級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釣魚臺辦公享受“江青溫度”，一雙鞋也價植不菲。戶籍制度、糧食關係把人拴上了韁繩，聽說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有戶口，中國、朝鮮、貝寧。中國戶口，有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有紅印戶口和藍印戶口。城市戶口又分大城市和小城市，毛時在北京、上海、天津，一斤一元的雞蛋，二毛錢就供應市民，各方面大有優惠，叫國家補貼。如果你是農村戶口，就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沒有供應糧、沒有食油票，沒肉票，什麼都沒有。想進城，比登天還難。

　　什麼級別享受什麼待遇，什麼人出門車道全封閉，空中全管制，什麼人出門，飛機優先，車道封幾股，都有嚴格管理。全國人民齊擠進，擠破頭也要擠進官員隊伍，一旦擠進去了就拼命往上爬。實在擠不進去，只要挨邊，也有油水，也光榮無比。

　　中國古代想當官，改換門廷，榮光耀祖，就捐個官。有大錢捐個進寶狀元，有小錢搞個三品五品。現在不興賣官，但也不少花錢。擠不進警察就當協警，擠不進公務員，就編外掛企。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改革使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如今成了老二。政治改革基本沒動。政治經濟不匹配，形成畸形社會。導致物慾橫流，腐敗成風。思想界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全國人民全部資源用於擠進去、爬上來，爭級別一根獨木橋，過千軍萬馬。是否可以讓擠進去、爬上來、爭級別的13億分流一些?是否可以讓獨木橋變成條條大道?是否可以政治體制意識形態也與時俱進?是否可以讓大陸也有諾貝爾?

　　最近張瀾的孫女民盟中央副主席張梅穎說：“如果有人一聽見政治體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只能說他是偏執和神經過敏。”對“政治體制改革”，張梅穎又說，“現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動力不足，與一些人擔心政治體制改革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大有關係。”張梅穎呼籲，“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改革是絕對不能倒退的。開弓沒有回頭箭，倒退沒有出路。”中國政壇對“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語)”的說法，張梅穎建議要“正確解讀”。她說，“現在一提就是社會剛性維穩。要知道為什麼不穩定，不穩定的背後還是個公平問題。所以，我們要解決公平和民生等問題;同時，穩定背後還是一個公正問題;穩定還涉及到政策的穩定。”“老百姓沒有過多的要求。中國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只要中國老百姓得到一點兒好處，就感激得不得了。這也是我們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張梅穎說，我們處於轉型矛盾高發期，註定與各種社會矛盾衝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會管理藝術和能力，體現出的是生存與發展的智慧。張認為，“對待社會矛盾，也不必過高估計危機的發生，因為大多數是利益衝突，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無關。”她建議，“正確定位、判斷矛盾衝突，以容忍的態度，用協商、妥協的方式增進共識，解決矛盾。”

　　我認為張梅穎這些話，和她爺爺一樣梗直。出於對黨的熱愛，滴血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