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經濟轉型

經濟轉型說了很久，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說得多的是要從外向型轉為內需型，這當然是不錯的。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任何事情都要立足於自身，不可太依賴外人。除此之外，轉型應該還有更多的內涵。本文對幾個有爭議的或模糊的問題談談看法。一是國進民退，二是消費經濟，三是與國際接軌。（本文是幾個月前寫的，因故暫時擱筆，現重新整理發表。）

（一）評“國進民退”

從什麼角度看國進民退

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起，就有一種輿論認為“國進民退”。這主要是一些精英階層包括一些經濟學家，以批評的態度提出這個問題，認為這是改革的倒退。最近在溫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還有記者追問，溫總理的回答是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此前和現在都有政府官員或相關的經濟學家用統計數字說明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重實際是超過國有經濟的。

如果從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只要老闆對職工好，誰在乎老闆是國企老總還是民企老總？在他們看，爭論“國進民退”不過是民企老闆以及代表資本家的經濟學家和政府較勁。但是這些老百姓是弱勢群體，他們的聲音總是比較弱。

那些批評“國進民退”的人說，2008年，政府4萬億救市方案，幾乎都讓國企拿走，壟斷範圍在擴大，連鋼鐵、房地產這些原本逐漸民營化的產業都被國企吞併。在他們看來，民營化才是正確的改革方向。說得尖銳一點，他們認為應該全盤資本主義化，徹底放棄社會主義，放棄國企。這未嘗不是走到了另一極端。

還有相當一部分群眾認為所謂國企不過是官僚資本，加強國企不過是利用政府的行政權力為官僚利益集團謀利而已。由於對貪官污吏的反感，也就遷怒於國企。但是往深一層看，問題的實質並不是國進民退，而是國非國，民非民（國企非國企，民企非民企）。

國（企）非國（企）

國企顧名思義是國家的企業，是為國家的利益服務的。然而許多國企已經變質，無視國家的整體利益，它們的老總和私企的老總一樣，唯利是圖。

“經濟學家”們把“唯利是圖”改用時髦的話叫做“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精明的經濟師的守則。所以房地產的高利潤吸引了財大氣粗的國企一窩蜂地投機房地產，據統計127家央企中就有94家經營房地產，占有房地產業的大部分，吹大房地產的泡沫，它們“功不可沒”。“地王”也大都出自央企之手。直到2010年看到房地產的泡沫的巨大危險性，中央才禁止七十八個國企從事房地產。歐洲許多國家都有不少國有企業，但是經營房地產是不允許的。

國企按理說應該比私人資本家有較多的社會責任感，然而像“三鹿”這樣的企業竟用三聚氰胺禍害百姓，誰還認為國企比民企好？

另一個為所欲為的例子是去年第四季度，有些地方的電業局為了“節能減排”，擅自拉閘限電，讓許多居民和工廠都無電可用。這種荒誕的事情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美國的電業公司都是私營的，而且在一個地區範圍內基本上也是壟斷的，卻絕不允許無端停電，甚至有時還會自動減價，雖然這種情況不多，但我也遇到過一次。這些私營企業受到的監督比中國國有企業受到的監督還多。這就足以說明國（企）非國（企）。而在中國，國企得到政府的撐腰，社會責任感還不如美國的民企，所以就特別引起反感。

民（企）非民（企）

讓我們再看看民企又如何。民企中有話語權的當然是那些財大氣粗的富豪，據統計現在中國億萬富翁有三千多，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高乾子弟，據說有2932個，大部分是房地產或建築之類。他們到底算民企還是官僚資產階級？那些埋怨國進民退的“經濟學家”說政府四萬億投資都到了“鐵公機”，如果不投入國企，轉投入民企是那些人受益不是很清楚嗎？

還有埋怨小企業被國企兼併了，甚至抱怨山西的小煤礦被兼併，是國進民退的證據。當然不能說山西的煤礦個個都是“黑磚窯”，但是那些煤礦主都在北京買豪宅，那個不是吸飽了礦工的血汗？值得同情嗎？“民企”想兼併通鋼，結果一個高管被工人“打死”，該如何評判？那些高唱民主，主張私有化的“學者”是不是也應該重視通鋼工人（顯然是通鋼員工的多數）的民意，和看到民企唯利是圖的一面。

至於支持中小企業那倒是應該的，因為涉及眾多百姓的就業，經濟學家口頭上也打支持中小企業的牌子，然而數量多，具體的操作卻不是什麼國進民退的問題。

效率和腐敗

批國進民退的理論認為：國企效率低，國企老總容易產生腐敗。從形式上看，這兩個論點都有一定道理。不過我們還可以從不同角度看這個問題。

認為國企效率低的主要論據是說：人都有私心，私企老闆一定兢兢業業注重效益，所以一定精打細算，國企老總管的不是自己的錢，所以不那麼用心。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還有兩個影響效率的原因。私企是獨裁的管理，老闆拍板就可以，不像國企常常有較多的規章制約。事實上獨裁的效率總比民主的效率高，所以世界上所有軍隊都是獨裁的,，“服從是軍人的天職”在任何軍隊都是鐵律。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國企總要比私企有更多的社會責任。私企往往唯利是圖，對安全和環保總是能省便省，賄賂地方官的成本比環保的成本低就採取前者，對效率不高或不聽話的員工說開除就開除，偷稅漏稅更是常事。國企卻不能這樣放肆，尤其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職工是不能開除的，於是一個人的活三個人干，還要管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還要支付退休職工的退休金，所以包袱重重。你會說，現在國企未必有社會責任感，一樣唯利是圖，不錯，這正是我前面說的“國非國”。但是平均來說民企的社會責任感比國企更糟，偽劣假冒，假藥毒食品層出不窮，不一而足。因此，決不能把效率作為衡量好壞的唯一標準。

再說國企腐敗的問題。最近聽聞一個國企老總讓情婦裹款一億多出國被曝光。確實，當下中國腐敗之事太多。但是這是否可以說民企老總比國企老總更清廉？如果一個民企老總把巨款給情婦，誰也不會認為這有錯，更沒有罪。事實上，台灣巨富王永慶讓他的三姨太管理海外業務，沒有任何人會批判他。道理太簡單了，因為他們是拿自己的錢，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怎麼任人唯親也無人置喙。就好象世界上許多總統貪污被起訴，然而中國幾千年貪官不斷，卻沒有說那一個皇帝貪污，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還用得着貪污嗎？如果這不能得出結論說帝制比共和更好。那麼也就不能說私企比國企更高尚。

由此看來，儘管國企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卻不能說民企比國企好。因為計劃經濟的弊端，有的人就認為市場化最好全盤私有化，這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事實上發達國家都或多或少有國企，美國是國企最少的，連“美聯儲”在名義上都是民企，但事實上是國家控制的，美聯儲主席就是總統任命的。歐洲的諸多國有企業，尤其是北歐就更不用說了。

藏富於民好嗎？

在批評“國進民退”的言論中，還有一個頗為蠱惑人心的說辭，說現在是國富民窮，應該學習西方和日本“藏富於民”。讓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提高收入當然無可非議，但是那要看具體是什麼措施。比如取消農業稅，家電下鄉等惠民政策，就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但是弱勢群體無所謂富，自然也談不上“藏富”。但是那些批評國進民退的經濟學家所指望的是國家應該把更多的優惠投入民企，讓民企富起來。似乎有多少中國富豪進入世界500富豪的行列是多麼值得推崇的事情。所以，所謂“藏富於民”其本質不過是“藏富於民企老總”。

民企老總當然其中不乏佼佼者，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但是總的來說，那是少數。比爾蓋茨到中國意欲勸富豪捐錢搞公益，結果僅一人響應，此人還有人在背後中傷。

（二）評“消費經濟”

消費經濟的後果

物質匱乏的時候，生產是為了消費的需要。物質極大豐富的時候，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就鼓勵消費，於是消費是為了生產。這好象是悖論，然而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是這樣做的。美國政府多次用減稅的辦法來刺激消費。

本世紀初，IT 行業泡沫破裂引起金融危機時，格林斯潘一再降低聯邦利率以刺激房地產的需求，於是房價飛漲。一段時間內，經濟的確上去了，不過卻形成了房地產的新泡沫，次貸危機導致了更大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當人們有消費的需求又在財力許可範圍內時是根本無需鼓勵的。所以鼓勵消費實質是鼓勵超前消費，在一段時間內確實可以促進生產。從長期來說，超過財力的消費無論是國家或個人都是不可取的。看看今日美國，國債越欠越多，不更多地舉債，日子就沒法過。日本的國債更是高達GDP的兩倍。

歐洲有些國家更差，冰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都面臨國家破產的危機。中國的古訓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當希臘政府欲降低工資，法國要延長退休年限以減少政府開支時，都遇到全國性的罷工以示反對。

可見靠超前消費拉動經濟的戰略都是短視的，無異於飲鴆止渴。中國總體來說還是窮國，而且人均資源匱乏，更不應該鼓勵超前消費，恰恰相反，應該鼓勵節約。

中國國情和消費習慣

經濟轉型要從外向型轉為內需型當然是對的。但是有不少經濟學家沿用美國經濟學家的思路，似乎總是以美國馬首是瞻。他們認為中國內需不足乃是老百姓消費不夠。大致認為原因有二，一是老百姓窮，因此應該“藏富於民”；二是消費意願不強乃是因為社會保障不夠，儲蓄是為了防老、防病和為子女上學準備。不能說這些看法沒有道理，確實老百姓還窮，社會保障也還不到位。不過我認為有仔細分析之必要。

中國人窮當然是事實，目前人均GDP排名還在100位之後。但是窮主要是廣大的弱勢群體，尤其是工人農民和農民工，所以把人均GDP拉下來了。至於占人口少數的精英階層和公務員卻未必窮。

看看不同人群的消費。處於貧窮一端的工人農民勉強解決了溫飽，要他們增加消費沒有多大意義，與其說鼓勵他們增加消費，不如說是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另一極端的是所謂大腕、大牌、大款老總之類的富豪，他們的消費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要他們增加消費也沒有意義。這貧富兩極就不去議論了。

介乎中間的階層。“缺錢的”主要是年輕人，他們趕時尚，追潮流，月薪幾千還不夠用；尤其是不合理的房價，買房成為他們的噩夢，職場的競爭也使他們倍感壓力。比較安穩的是公務員和高級白領，難怪報考公務員總是趨之若鶩，動輒數千比一，顯然供過於求，但是公務員的待遇絕不會如市場規則因供過於求而降低，因為這是當權者控制的，不受市場規則左右。

至於中老年人的消費習慣大不相同，他們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貧窮和匱乏，養成了節約的習慣。比如能坐公共汽車就不打的。有一次聚會散場很晚，公車已很稀少，眾人勸一個老太太打的回家，她卻堅持等了二十分鐘還是乘公車回去。其實這位老太經濟很寬裕。還有許多退休老人，普通平民，退休金並不高，不過一千左右或稍多一點，但他（她）們沒有高檔消費，也不旅遊，最多打打小麻將，收入並不高，還說錢花不完。活得很愉快，又何必鼓勵他（她）們去增加消費呢。

至於那些級別較高的離退休人員，尤其部隊裡高幹，月入上萬的不稀奇，房子寬敞，無買房之慮，錢根本用不完。他們和公務員一樣，工資還在不斷上調。但是這並不會改變他們的消費習慣。許多人余錢不知如何處理，便去炒股或投資買房，有兩三套以上公寓的不稀奇。把錢給子孫買房更是很普遍的事。

本文想說的是，根據中國人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習慣，提出鼓勵消費以促進生產的口號或政策即不切合實際，也是錯誤的方向。恰恰相反，中國目前不應該鼓勵消費，而應該繼續鼓勵節約，包括鼓勵年輕人增加節約意識，不要學超前消費，不要羨慕那些大款們的奢侈。

中國別看現在“有錢”，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實際上底子很薄。過去常說 “地大物博”，其實中國是人均占有的資源很匱乏的國家，能源和鋼鐵是工業的命脈，而其原料石油和鐵礦石嚴重依賴進口，連水資源都嚴重不足。我們有什麼資格裝富，鼓勵人民盡情消費？

評國富民窮

有一種輿論認為現在是國富民窮，而鼓吹應該藏富於民。“民窮”上面已作了分析，“藏富於民”本質是“藏富於民企老總”在上面已有說明。再說“國富”，中國真是國富嗎？國家財政收入年年增加是事實，但是說富卻談不上。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也不能說富（下面再說）。中國一百多年的戰亂和折騰破壞，要做的事情太多。無論交通、水利、教育、醫療、社保、國防，都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

交通水利是發展經濟的基礎，教育醫療社保都是惠民的必需，國防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這些都是要花大錢的，而且也只有國家來承擔。那個地區交通不便，發展就很困難。民眾教育水平不高，就難脫貧。軍隊不現代化，國家安全就無保障。

拿交通來說，當然不能否認有了長足的進步。別看現在高鐵搞得很熱火，但是從基層來看，現在只是做到了縣縣通公路，和美國基本上是家家通公路的情況相比有天壤之別。尤其中國中西部大部分是山區，要做到家家通公路談何容易。水利情況似乎更嚴重，據說有幾千個水庫都是危庫，亟待維修。更別說南水北調之類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國水資源的極度匱乏是極大的問題，應該說是危機。至於教育醫療社保，看看西部那些欠發達地區的學校醫院的設備水平，就知道還有多少工作要做。國防就不用多說了，一艘航母造價就以百億美元計。

總之，中國遠遠談不上富裕。國家太需要錢。當然，錢應該用在刀刃上，用在“三公”上的錢應該好好清理，下大決心壓縮，不能怕得罪利益集團。國家和個人都應該提倡節約，而不是鼓勵消費。增加建設（以上說的六項）開支，就是擴大內需的最好手段。

總之，建設比消費更重要，國家比個人更需要錢，國富才能民富。

消費經濟的悖論

房地產和汽車是美國的兩大支柱產業，它們帶動了一大批相關的其他產業。當中國人民溫飽解決之後，自然會提升對房產和汽車的需求，於是這兩個行業也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由於中國發展太快而極不平衡，兩極分化非常嚴重，使這兩個行業都出現問題。房地產的人為炒作造成太多的泡沫，不合理的房價早已怨聲載道。

汽車產業的飛速發展同樣帶來諸多不平衡。大城市的交通堵塞日益嚴重，於是又限製發牌照和限單雙號之類。上海一個汽車牌照就要幾萬，北京牌照要抽籤。汽車還引起汽油的緊張及空氣的污染等等。這都反映出靠房地產和汽車消費來拉動經濟的負面效應。

一方面為了拉動消費增加內需，鼓勵買房買車，另一方面由於房地產的泡沫和交通擁堵，又限制買房買車，豈不是矛盾。房地產的泡沫是由於過多游資的炒作，重拳加以控制完全必要。汽車消費加以限制也是無奈。問題的關鍵是房地產和汽車消費在經濟發展中占的比重太大，應該壓縮，而應把GDP的更多份額投入其他方面的建設，即交通水利教育醫療，以及社保國防。換句話說，應該讓國家有更多錢（如抽更多稅）。這和某些經濟學家的觀點相反。

（三）評“與國際接軌”

與國際接軌的口號說了多年。至於它的含義和不同人的理解卻很含糊。（這裡“國際”其實只是指發達國家，從來沒有人會理解成與發展中國家接軌。）當我們打開國門要融入國際社會，與國際接軌是必要的，這應該主要是法律層面，比如加入WTO，就不得不同意國際的一些“遊戲規則”。但是不必也不可能一切“向國際看齊”，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是必要的，同時也要看到其缺點，不可一概照搬。以下從幾個層面淺談筆者看法。

法律接軌

在國際貿易中，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這無須多說，這應該是所謂接軌的實實在在的內容。法律的其他方面，因為中國長期以來法律不夠健全，百姓的法律意識也不強，尤其是文革期間完全無法無天的狀態，中國在建立和健全法律方面，確實有向先進國家（法律體系比較完備）學習之必要，或者說要接軌。但是也要看到西方法律的弊端，一味盲目照搬卻不可取，例如律師制度的商業化就是變味（參看拙文“從李莊偽證案看法律的墮落”）。我會在以後另文討論，此不贅述。

工資接軌

許多官員出國考察，回國盛讚西方工資之高和住房之寬，對比自己總認為沒有“與國際接軌”。其實這種所謂考察都是走馬觀花，僅見皮毛。許多美國人到中國旅遊回來也盛讚中國的繁榮和進步，同樣沒有看到深層次的問題。一次我與鄰居談及中國貧富差距拉大，她說美國也是一樣。

有人習慣於用美國人的工資（毛收入）與自己的實際收入折算成美元相比，其實這不反映真正的生活水平。事實上，中國與美國同一層次的人群比較，中國並不算窮，美國的白領，乃至教授和院士都請不起保姆。美國的公務員，以富裕程度衡量絕對不算社會的上層，更沒有灰色收入。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汽車是美國人的生活必需品，交通費占開支的比重往往超過吃穿，而中國每年幾千億的公車費卻沒有算進他們的個人收入。

美國人的儲蓄率遠低於中國，因為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太多餘錢。美國生活水平總的來說比中國高是事實，但是美國與中國富裕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弱勢群體身上，美國中產階級占多數，窮人比例較小，而中國窮人仍然是人口的大多數，而且美國窮人比起中國窮人的生活好得太多。

有些崇洋的經濟學家學美國的樣，說要鼓勵消費要提高工資。那些不差錢的年年漲工資。結果是游資增加，去炒房炒股，增加通貨膨脹危險。真差錢的人的收入不在政府的控制範圍之內。所以應該降低公務員工資的增幅，使其增幅低於弱勢群體的平均增幅，因為後者才是真差錢的群體，且是人口的大多數，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內需。無疑這個建議會遇到多數官員的反對，但是那些私心較少有良知的官員應該會支持。當然，政府還是採取了惠民政策以提高弱勢群體生活水平，如取消農業稅，家電下鄉，提高最低工資等等，這些應該肯定。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口號。當時因為文革期間的極左路線和平均主義思潮泛濫，這樣提是現實主義的態度。今天溫飽已解決，中上層基本不差錢的情況，不能再強調少數人先富，應當更傾斜於“共同富裕”。據報道，中國已成為奢侈品最大消費國，以及進入世界500富豪的中國人超過日本人，這絕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而是相反，值得深思。

金融接軌

金融接軌是“與國際接軌”的最大問題。有人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說明中國的強大，我看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慎重。上世紀末的東南亞經濟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之所以受影響較少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國金融還沒有完全融入國際，與國際保持了距離。

中國對國際金融的活動有足夠的控制能力嗎？中國自己的金融系統健全嗎？對付國際的金融大鱷的炒作有足夠的經驗嗎？對待國際上的金融大風大浪是參與其中博弈好，還是保持距離好？儘管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真能掌控國際金融的能力還是非常有限的。與其能在國際上呼風喚雨，還不如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中國現在是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是好事也是包袱。三萬億的外匯儲備雖多，可是想買的買不到，哪怕你出價高，別人就以國家安全為由拒之門外。想投資也找不到地方，於是只好買美國國債，後者似乎還算可靠，其實不然。美國的債台高築，靠發新債卷還舊債，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是不可避免的，那時外匯儲備同樣貶值。二戰之後，美元成為國際貨幣，那時美元是金本位，35美元可兌換一盎司黃金。可是當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危機時，美國就宣布取消金本位，黃金立刻上漲十倍。現在一盎司黃金已值一千多美元，（最新消息說黃金突破每盎司1700 美元），說明美元已經貶值了幾十倍。舊戲重演看來也難以避免。所以如何減持外匯，把錢花出去，以促進經濟發展，或轉化為物質儲備才是當務之急。

目前歐洲和美國經濟都陷於困境，中國金融與國際接軌更要慎重。

山脊匹夫  寫於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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