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43）
最近有消息說，前俄羅斯的總統、現在的總理普京，已經公開表示要競選下一屆的總統一職，並且得到了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的支持。此舉雖然引起國外輿論的譁然，但是根據科學《新理論》的判斷，可以有把握地說，只要國內外政局不出現大的意外，普京應該是“勝券在握”的。因為這代表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俄羅斯人民，從潛意識中反映出來的真正“民主意願”。作為領袖的普京，只不過從俄羅斯的歷史和個人的親身實踐中，感知到自己作為不可或缺的“民主要素”之一（有獨裁能力的領袖）所具備的條件，和光榮的歷史責任及代表民族偉大的榮譽感，理應作出的、義不容辭的選擇。體現出一種真正本質意義上的“民主”，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人類社會“向正確道路回歸”的嘗試。

無獨有偶的是，具有更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在被說成是『取得“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得到改善，過着“日益幸福的生活”』的同時，網絡上卻總是不斷掀起一股股的“毛澤東熱”，表象上似乎人民都是吃肉罵娘的“白眼狼”。其實從科學《認識論》的“知其所以然”層次上來看，毛時代的特徵，就是“有能力領袖的獨裁”。而我們卻被西方假冒偽劣的山寨“民主”，着着實實地“忽悠”了一把。跟俄羅斯人民一起，上了建立在“獸文化”基礎上的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的當，走了一段彎路。現在已經在潛意識上，感到有點“不對勁”了。

但是必須承認，無論毛澤東或普京時代，都有着許許多多值得詬病、甚至是“致命或走不下去”的缺陷。以至於被西方拿來，以其的“一臉雀斑”，來充當已經患上晚期“梅毒”的自己的陪襯“俊友”。難道它們真是一對不分高下的“難兄難弟”嗎？絕對不是。那到底原因何在呢？

其實真正的原因，就在於毛澤東或普京，甚至包括斯大林或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它們所犯下的“致命錯誤”，就是不敢、也沒有能力來實行真正『絕對（但有定義域限制）的“言論自由”』而連原因都一樣，那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有掌握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無奈之下，只有靠權力和尖牙利爪般專政機器，來“以力服人”了。這乃是當前人類社會的“通病”，更是戰爭和不和諧的一切災難的總根源。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不從這個層次深度上來根治人類的“社會病”，無論是俄羅斯或中國的“改革”、以及奧巴馬總統或其它西方領袖的“change”，都只不過是是一種“頭痛醫腳（或腳痛醫頭）”般的蠢行。因為我們在一味譴責、反對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領袖獨裁”要素的同時，卻不知道認真思考如何解決、創造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另一要素--“絕對（但有定義域限制）的“言論自由”。胡醫亂治的結果，最後只有一個“事與願違”的下場，沒有例外！

請看六年前發表的老文章：構建真正民主社會的兩要素

今年是偉人毛澤東誕辰113周年，而且離他去世也有三十個年頭了。記得他在詩詞《念奴嬌--崑崙》中有一佳句“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覺得要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將和武則天的“無字碑”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對他的評價始終眾說紛紜、正負兩極，蓋棺卻定不了論的今天，特別是對他一生要追求實現、但始終不可得的“民主”理念，卻至今都還沒有一個足以告慰英靈的結果，所以值得借題為文一祭！

筆者一貫在自己網站《新里程碑》以及其它論壇發表文字，不遺餘力地揭露和批評那個正在被我們當作圭臬來沿用的、有絕對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的無知和瞞頇。更毫不含糊地指出：迄今為止，已有無數事實可以證明，人類社會由於這種理論的方向性誤導，是造成當前世界全部問題或災難的總根源和罪魁禍首！

只是鑑於長期沿用這種錯誤理論所形成的迷信和習慣勢力，使得我們不僅不能運用自己在自然科學領域裡，不斷取得成功所依賴的真正“科學觀”（不是從數理化課本上，生搬硬套來的所謂“理工科思維” 模式），來審視、檢討自己社會所面臨的如此不堪，從而斷然“懸崖勒馬”，爭取“回頭是岸”，改弦易轍地重新開始。反而像“昏君離不開佞臣”一樣地，對讓自己屢屢受挫的理論，產生迷信和盲從的心理，執迷不悟到幾乎“無藥可救”的地步。其原因也正如李宗吾先生“在他名著“厚黑學”中講過的一個關於“瘋井水”的故事完全一樣，重蹈類似“入茅廁久而不聞其臭”的習慣，直到反而“以錯為對”的覆轍！

其實，指出這種理論的錯誤是輕而易舉的，證據更是隨處可拾、比比皆是、舉不勝舉，拿出來足以令人汗顏或語塞。比如今天還有不少人或組織甚至國家，在全世界煞有介事地，拿被當成聖潔貞女般“神聖無比”的所謂“民主” 概念來吹捧，以“民主鬥士”自居，打着“要民主”的幌子到處招搖撞騙地嚷嚷，其囂張程度大有文革中惹不起、碰不得的“路線鬥爭”氣勢，成為原來制度不同的國家內部“窩裡鬥”的突出熱點（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就是典型）。但是如果站在科學“認識論”和“新人類社會學”理論觀點的立場上來看，民主乃是人類自進入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以後，就從來沒有失去過的、和空氣一樣平凡、卻絕對不可能沒有的客觀存在。西方現在拿這個像空氣般早已隱性存在的概念，當“新發明專利”來炒作利用，只能證明他們自己的理論有“少見多怪”似的無知和無能。要是再拿這種由無知和無能整理出來的理論，自以為是地去指導人類的社會實踐，其結果當然只有一個“事與願違”了。比如美國企圖用“以暴制暴”的叢林動物慣用手段來“反恐”、並順便說要替它國張羅“民主”（如入侵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都是打着同樣的旗號）。但最後總是得到一個灰溜溜的下場，不僅別國不領情，用“打內戰”來讓美國政府難堪。而美國人民也並沒有因此享受到“沒有恐懼的和平和安寧”，還連累全世界都跟着擔驚受怕。最後更導致共和黨在大選中慘敗，國防部長下台“頂罪”的結果。這難道不正是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困境現狀的根本原因嗎？這裡面完全沒有聳人聽聞、譁眾取寵、紙上談兵式的誇誇其談，而是絕對經得起質疑或檢驗的事實，那個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安南，在離任前多次對記者發表的“後悔”式談話，以及連美國的布什總統，現在也被迫承認沒有打贏伊拉克戰爭的事實，就是證明。

為了再次證明這一點，索性就以“民主”這個核心問題來做一下文章，讓作為社會主人的“大眾皇帝”們自己看看，既無知又無能的錯誤社會理論“裁縫”們，是如何“縫製”出一堆假冒偽劣的概念“服裝”，來欺上瞞下的？因為這種理論至今都還不知道、也說不出建構真正民主社會的要素（就像做成一件真象樣的衣服，必需要的布料、配件一樣）是什麼？所以民眾也只能像安徒生童話中的描述的“皇帝”一樣，穿着一件件所謂“民主”、“自由”、“法制”、“文明”的華麗（其實什麼都沒有）“內衣、外套”，在學者、專家、權威們的簇擁下，一絲不掛地走着，還要對那個“說真話的孩子”，顯出一付不屑一顧的神氣活現樣子。難怪看在偉大的智者愛因斯坦眼裡，只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從表象層次上，發出“蠢人多數總是無敵”的感嘆了。原來他也不知道，這完全是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 “太傅（皇帝的老師）”們，為社會主人（大眾皇帝）準備的一本“愚民教科書”教育下造成的後果，讓人類中的多數，還以為自己已經是大大進化了的、偉大的 “高等猴子（當屬畜牲類）”。所以在當前還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今天的人類只不過是居住在自己人造的“叢林”之中，繼續遵守着“叢林法則”，卻至今還不懂如何建構自己真正的民主社會，甚至還沒有找到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的確還屬於階段性進化不到位的過渡時期。因此起碼暫時尚沒有資格來奢談那個只有真正脫離了“高等動物”範疇的人類、才配談的“文明”。也就是說，現在這樣煞有其事地嚷嚷自己已經“文明了（完成時）”，就等同於“對猴彈琴——彈了也白彈。』！

那什麼是建構真正民主社會的要素呢？

其實這個“要素”一共只有兩個。而且這兩個之間還存在着相輔相成的互補制約關係，缺一不可。多了有“畫蛇添足”之嫌，少一樣則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社會。其中：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社會全體主人們擁有的“絕對言論自由”。這不僅完全符合老子說的：『大道（真理）至簡”』，以及愛因斯坦說的：『真理（道）總是簡單而明白如畫的』等結論。更應該是衡量、檢驗一切“民主社會”真偽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標準。要是按這樣的標準來審視今天的全世界，就可以得出絕對經得起推敲質疑的準確結論，那就是：『除人類走出叢林開始形成的那個天然的原始民主社會外，當前所有那些被吹捧、或搶着自稱是所謂“民主國家（社會）”的，全部都是“或缺胳臂或少腿”的假冒偽劣品。或者是有各種各樣缺陷的“爛蘋果”。古今中外無一例外！』

可以認為，“獨裁”是社會效率和能量、向既定目標方向“聚焦”的保證。按力學的“平行四邊形法則”原理，可以知道，處於社會左、右兩邊（代表不同利益團體）上的能量，只有當夾角縮小趨於零（方向一致）時，其合力才最大。而由領袖來行包括協調在內的“獨裁”，至少在理論上提供了這樣實現的可能。

而絕對沒有任何外力干預、限制的“言論自由”，則是在社會環境中，從人類的高級思維層次上，來形成一個順應自然規律的“（精神）叢林”，按思想認識上類似 “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通過“精神戰爭”中的優勝劣汰，來自然產生優秀合格的領袖。並彌補領袖精力和能力的不足，以及平衡、制約領袖在“獨裁”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誤，或因“天性”產生驕奢淫逸的趨勢，防止領袖個人因天性的膨脹（如古代中國帝王或當年德國的希特勒時代）、而利用社會多數人的迷信和盲從，將“獨裁”的正確模式，引向錯誤的歧路（比如大陸曾發生過的“文革”）。要是站在高一個層次（忽略個別民族或國家可能出現的例外）、也就是從文明從離開原始野蠻的叢林“原點”，開始發展的歷史坐標軸來看，言論自由乃是保證正確方向的一種必要的“負反饋”。

這也是符合科學的《仿生學》原理的。我們完全可以把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等效於是一個從能力到能量、都被放大了的“巨人”。社會的所有成員，就像”巨人“身體中的細胞一樣，以集體分工合作的形式，組成身體的各個器官或肢體，分別發揮相應的作用。而領袖就像是“（巨人的）腦袋”，負責決策、指揮、協調所有肢體和功能器官的統一行動。但是從兩條腿的人、四條腿的蛤蟆、到百足之蟲的大自然生物中，其它器官或肢體數量可以不限，不過頭永遠只能有一個（多了就是一定要要淘汰的畸形）。肢體和器官的作用，就是在根據大腦指令來一致行動，並傳遞感受到的信息，供大腦來判斷、決策、進一步發出行動指令。人類社會正是由於這種《仿生學》般的科學、有機而巧妙的組合，所以才能夠進行並完成其它任何生物、甚至人類自己個體都做不到的事，從而得以有條件（僅僅是有條件，不等於已經或正在）邁向真正“文明”的進程。這種現象也完全符合中國文化中，有關“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的觀點，和天下應該、也可以大同的理由。而有人之所以把民主和獨裁，放到對立、甚至“你死我活”的位置上，完全是認識層次不到位（連毛澤東有關“矛盾的對立和統一”的認識水平都達不到），把表象上的有機制約關係，當成本質上勢不兩立的鬥爭。可以斷言，今天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切問題，都因我們對民主認識的偏差而起，給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提供了以諸如“沒有民主”、“制度（或法制）不健全”之類的、似是而非的理由來“嫁禍於人”，從而有掩飾自己漏洞百出理論的無知和無能的可乘之機！

其實今天人類社會真正面臨的問題癥結，除了不能從仿生學原理的聯想啟發中，正確認識領袖“獨裁”的必要性外（就像要求每一個器官或肢體上，都長有一個可以自行其是的腦袋，是違背自然規律而不可想象的），更主要的是不懂得運用真正的“言論自由”來約束、規範、甚至群策群力地、去影響領袖的行為。反而一味對自己沒有信心，因為害怕領袖過分地獨裁會“反仆為主”，給自己帶來傷害而不惜因噎廢食。結果反而讓一個假冒偽劣的“民主”概念乘虛而入，利用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把許多國家的社會（比如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甚至台灣）“忽悠”得天翻地覆，使一部分別有用心者得以“渾水摸魚”，騙得全人類社會，在一面嚼着從騙子們手中買來的“口香糖”的同時，一面滿地亂摸，哭着喊着非要去找回自己的“（民主）假牙”，既可笑而又可悲！

事實上，“言論”就像是整個人體器官或所有肢體、各自分別傳回大腦的信息，沒有這些信息，大腦就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行動的命令決策。而“言論自由”就意味着可以真實和無阻礙地向大腦反饋信息，如果信息錯誤或延誤，就會對整個身體產生不利、甚至是致命的傷害。

這又是錯誤社會理論的另一大無知的“罪狀”，因為它們至今都還不懂什麼是真正的“言論”，甚至不能像中國的漢字那樣，早就知道用字的“偏旁”提示，來厘請社會中的“言論”和叢林中的“鳥啼、蛙鳴、貓叫、狼嚎”之間的原則和本質的區別。反而“言、口不分”地、把兩者混為一談，提倡起“想說什麼說什麼”的所謂 “言論自由”來，至今還完全不知道“言論”乃是社會實行真正民主的唯一手段，反而把諸如某著名“性教授”提倡的“要性解放”之類的口號，影視劇中的“叫床聲”，以及“性文字、圖片”等，跟“鳥啼、蛙鳴、貓叫（春）”聲音，或“孔雀開屏（實際上是以暴露性器官來挑逗異性）”之類，跟求偶的自然天性本能屬同一級別的行為表現，胡亂拿過來當成自己的“言論”，來加以提倡和保護。這種濫用的結果，就造成“一切向性看”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如養情婦、包二奶、集體換妻、買淫嫖娼、色情泛濫等），不僅有“返祖”的嫌疑，也糟踏並褻瀆了大自然在語言能力上，賦予人類的特殊眷顧！

從上面的比喻中可以知道，作為社會巨人整體中重要信息的言論，是像腦袋般的領袖，在進行“獨裁”式決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信息來源和判斷依據。否則就像瞎子、聾子或麻痹症患者，徒有再好用的頭腦，也發揮不出應有的作用的，比如毛澤東就曾向他的警衛員抱怨過部下不對他說真話。其實這才是導致毛澤東在大躍進（可能還包括後來“文化大革命”）中犯大錯誤，最後還要替他的同志和部下“背黑鍋”、挨後人罵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在社會實行民主過程中，作為最基本、最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的“言論”，是每一個合格“社會人”絕不可被剝奪的、真正天賦的神聖“人權”。不僅不能被剝奪，任何人或部門，也不能通過人為手段，對個別他人加以限制、操縱，個人必須享有絕對的自由。否則就有發生“越俎代庖”式弄虛作假的弊病可能，讓領袖在獨裁的過程中，根據不實、甚至虛假的浮誇信息，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給社會造成巨大損失（毛領導的“大躍進”結果，就是教訓）。比如鼻子已經聞到糊味，眼睛也看到前面的火焰危險。卻不向大腦傳遞，只是自己先摒住呼吸或閉了起來，使大腦以為安全而讓身體走了進去，結果就會造成對包括眼和鼻子自己也在內的整體傷害；或者明明出現肝痛、胃出血之類的癌症症狀，卻不向大腦如實反應，導致不可挽回的惡化。也就是說，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領袖和民眾就像腦袋和器官、肢體一樣，通過分工、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機結合整體。領袖（腦袋）需要所有肢體和器官提供的全面真實信息（言論），來完成判斷、決策的“獨裁”。而作為器官或肢體分工的民眾或職能部門，就在領袖的指揮下統一行動，有效地創造和享受最大的社會效益，並且為了有利於包括自己切身利益在內的社會，如實地通過各種手段、渠道，向領袖反饋信息。因為無論願意不願意，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中的所有人，都要共同承擔損失的後果。這也完全符合“利益和責任對等”的普遍原則。而所謂“唇亡齒寒”之說，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對這種“仿生學”觀點的直接支持和肯定。

但是社會在實行這種真正、絕對的“言論自由”時，有一個必須遵守的原則前提，那就是在發表這種“言論”時的主觀“動機”和預期“效果”，一定要是有利於社會的和諧和進步，而不是破壞社會的和諧或使社會倒退。並且有一個絕對科學的客觀判斷、比較的參考標準。這個參考比較標準，就是以原始、野蠻、殘酷的叢林生活中的一切行為表現，作為為“參考原點”，在開始向文明方向發展進程的時間坐標軸上，拿人類走出叢林，進入自己“人造”的社會後的所作所為，和原點之前尚屬高等動物時的叢林表現，作一一對應的比較，凡是有利於擴大這種差距的是進步，反之是倒退。所以社會中的每一個社會人在發表“言論”之前，就應該負責任地，拿這個“標準”來對比一下，要知所進退和取捨，不能想說什麼說什麼。而社會從領袖、有關部門或民眾自己發表言論時，也都以這個“標準”來選擇決定。那麼，當一切（注意，是一切而沒有例外）包括貪污腐敗、坑蒙拐騙、假冒偽劣、黑道猖獗以及黃賭毒在內的社會問題，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由所有人通過不同渠道（如網路、論壇、報刊雜誌，或影視媒體、聽證會等）提出，並按同一個標準來討論審議，形成基本一致的認識。最後再由領袖根據這個標準來獨裁（拍板）並做出決策後，交由相關職能部門來貫徹執行。這難道不正是最正確、最有效、最直接的、“純度”為百分之百的“民主”嗎？

其實我們更可以推測，從人類走出叢林，開始進入自己“人造”的社會，但還沒有創造出文字之前，客觀上就已經實行了“民主”。只是最初是因生產力低下，不具備分工合作的條件，被迫需要靠全體的群策群力參與，才能維持起碼的生存。殊不知那時由於環境生存條件的惡劣，包括領袖在內的所有人，都是徹底的“無產者”。這就是為什麼被“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論家們，為了形成自己理論系統的正名需要，牽強附會地、把根本還“無產可共”的時代，帶上所謂“原始共產主義”的帽子的原因。何況除了在逐步懂得飼養家禽家畜後，可以對它們進行“專政”外，根本就不存在需要實行專政的對象或階級，其荒唐和牽強附會的程度可見一般。所以邏輯上惟一的可能，就是自然地形成連上帝在聖經中都沒有提到過的、隱性的“民主社會”。而在文字出現以前，肯定不包括”叫床聲”和談“風花雪月”在內（因為還沒有解決飽暖問題，除了自然的生理需要外，不具備產生要額外“思淫慾”的條件）的“言論”，也必然地成為實現這種真正原始的民主制度的惟一手段。

現在再讓我們來認識和解釋一下“不承認當前有真正民主社會”的理由，其實道理已經是不言自明的了。因為事實上無論東方或西方的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都沒有同時具備這兩個缺一不可的“要素”。而且它們都有一個之所以不被承認的共同“特點”，那就是以假的“言論自由”表象，來掩飾本質上的“獨裁”，而且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都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它們不是允許只有對自己“說好話”的自由；就是只有“小罵大幫忙”的自由。比如在公認為最有“言論自由”的美國，那裡居然沒有共產黨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自由，儘管“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完全一樣，都有各自的優點或經不起推敲質疑的陰暗一面。

如果站在從地球的更宏觀高度，來看人類整體的發展，也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事實。那就是東（以中華民族為代表）、西（以從歐洲移民，到處在地球上正對中國另一面的美國人為代表）方的民族，似乎走在兩條方向相反、目標（文明）卻一致的道路上（令人可以和我們生活的地球自然形狀作聯想）。而且有互為對立、反動的思維或行為“特徵”： 東方是以精神文明的辯證思維見長，提倡“以理服人”。明明先發明了火藥和指南針，卻不利用來造出堅船利炮後，再下海當強盜，去發那早就可以迅速致富、崛起的“不義之財”；而西方則以“格物致知”的物質文明發展為重，欣賞“以力服人”的叢林法則。連偷（盜版）帶搶（武裝掠奪），讓自己比動物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成了專吃同類弱肉的強者；總之一言以蔽之，就是互相“反其道而行之”。這樣的“特徵”經過長時間自然的單向延伸，終於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以及由這兩種文化分別創造、卻都是片面的社會理論。

姑且就以中國和美國為例，做一個客觀超然而沒有是非好壞判斷的敘述：

在起源於“神（或龍或鬼）文化”的中國（所以古代作為領袖的皇帝，被叫做“真龍天子”），雖然許多聖賢、學者，以及開明的皇帝，都早就認識到“集思廣益（民主）”的重要性，不斷提倡“君輕民貴”、“廣開言路”、“聞過則喜”、“言者無罪”之類的“言論自由”宣傳。到了毛澤東時代，更有“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的豪言壯語。但是卻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沒有界定“言論自由”使用範圍之前，那些領袖們早就知道，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有巨大人口基數的聰明中國人，一旦擁有任由天性來“想說什麼說什麼”的自由，並付諸實踐行動時，那就像“洪水猛獸”般的危險了。所以一向有“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之說，以及在知道“太上禁其心”不可得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地採用了“禁其言”的中策，以便自己一旦天性失控、想為所欲為時，就要千方百計地、強行要所有人為自己和自己的政權“諱（隱瞞）”了。但是可以肯定，要隱瞞的一定是見不得人的壞事(否則大張旗鼓地宣傳還猶恐不及呢)。所以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下來，唯一不變的，就是各式各樣、卻萬變不離其宗的“言禁”或“文字獄”，古往今來（包括自信如毛澤東者），無一例外，更在文革年代出現了一個新的巔峰，到了今天，終於形成了一個“假大空”盛行的社會習慣，連“言論自由”也不能倖免。筆者完全無意批評、譴責這種事實，因為深知沒有一個負責任的領袖或政府，有這樣的能力和魄力，來控制、領導一個連出租車司機，甚至市井升斗小民，都可以像國會議員一樣，有能力談論國是、卻不用對自己言論負責任的、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這也是說中國人如“一盤散沙”的最根本原因，就像一台功能強大的電腦，不能沒有一個強大的CPU（大腦）和完善的操作系統（社會理論），要是還想用286、386這樣的CPU，以及DOS這樣的軟件來操控，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必須承認，中國歷代許多實行過“獨裁”的偉人，如秦始皇、唐太宗、宋高祖以及毛澤東等傑出領袖，也總是會給民族帶來一系列足以讓世界驚訝、或後人津津樂道的歷史輝煌。反而是那些似乎沒有“罄竹難書”的般“罪惡、卻碌碌無為的皇帝，不是成為亡國的昏君，就是被歷史一筆帶過，成為民族一段“尸位素餐、虛度年華”的時代（而且占據了幾千年歷史中的大部分）。由此證明“獨裁”並沒有錯，錯的是他們沒有在界定正確的定義域的前提條件下，就因噎廢食地，拒絕接受、甚至打擊迫害絕對的“言論自由”，才會讓包括在他們自己個人身上，部分不值得肯定、卻一定會被後人仿效的“私德”在內的、社會上一切有害或不能容忍的行為，能夠躲過真正的“剋星”。終於使各級官員在上行下效後所呈現的“醜陋現象”，在從國家領袖到各級地方政府首腦，再到行政、事業部門的長官，直到縣、鄉、村，保、甲長等，只要比平民百姓略高一點的芝麻綠豆官。都可以在“為上者諱”的保護傘下，有了胡作非為的可乘之機而蓬勃發展。最後尾大不掉地，非要靠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或政策翻新來暫時遏制，卻永遠無法根除的原因。因為天性使社會總有隨時產生貪官污吏的土壤，而有能力不依靠正確的社會理論來進行 “獨裁”的、毛澤東式的偉人領袖，卻要幾百年才出一個，這才是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

其實，我們在強調“集體領導”的同時，總要加上一句“以XXX為首（首者，腦袋也）”的補充，就等於是在對獨裁的“抽象否定、具體肯定”。卻不敢理直氣壯地，在一方面強調堅持“言論自由”的界定原則為前提條件的同時，開放社會絕對的“言論自由”，並根據這個原則，進行積極主動的透明化管理、甚至行政、司法干預，保證言論自由的手段不被濫用；另一方面則無須顧忌地，公開堅持承認“獨裁”的必要，而不是故意用所謂“集體領導（其實就是有邏輯矛盾的“集體獨裁”）”來淡化“獨裁”的作用（最後淡化的，卻是是官員普遍缺乏的責任心）這完全是功能強大的中國文化，受西方錯誤的“民主理論”的影響，而束手束腳的關係。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或者知道而不敢說）獨裁的本質就是由作為領袖的“孤家寡人”來判斷決策。而任何違背自然現象規律的行為（如一味強調集體領導），都不能長期堅持而有好結果的。如果說偉人毛澤東，在他身後還能對中國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就是他一生用“文革”前後的“獨裁”和“民主”這兩個極端的完整實踐，為世人提供了一個直接而全面的比較、鑑別和思考的條件。

其實毛澤東領導的那個時代，真正的問題是，他從線裝古書中找不到理直氣壯的依據，而自己又受精力或時代條件限制，也提不出一個可以認識和解釋所有社會問題的科學理論，從而得以拿出一個使老戰友或新屬下，可以心服口服地去積極準確地貫徹執行、並經得起推敲和實踐檢驗的決策。終於在出現一系列如“反右”、“大躍進”等、事與願違的政策錯誤後，不僅不能接受黨內對他自己的批評，反而遷怒於其他同志的“忤逆”（如對自己的那些長遠來看可能是有道理的決策，採取不理解、不配合，甚至公開反對的態度）。最後又主觀而一意孤行地，想回過頭來實行“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式的“民主”，發動絕對錯誤而禍害無窮的 “文化大革命”，折騰了十多年，從根本上傷了社會和文化的“元氣”，促成了後來對西方文化毫無抵抗力和自信心的“民族虛無主義”，多產生出許多“中不中、西不西”的亂象！

而在以起源於“獸文化”（所以才會對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叢林法則”，產生一拍即合的共鳴，認為是理所當然地，接受了自己是“高等動物”的說法，並毫不猶豫地身體力行起來。不過筆者必須強調申明的是：“神”和“獸”都是一種客觀超然的敘述，以資恰如其分的區別。但沒有任何主觀判斷高低、優劣的用意）的西方，在開始嘗到物質文明的甜頭後，就一頭栽了進去，全力以赴地朝這個方向走了下去。並在發展過程中循着這種文化的起源軌跡，憑着在自然科學實踐中積累的習慣和經驗主義，形成了自己的社會理論。這種文化的特點，就是“沒有可以警惕、借鑑的過去，只有想為所欲為的將來”，所以和東方文化相比，顯得比較有進取心而不保守。但缺點是過份自信產生的忘乎所以，最後讓西方社會必然地要當中國文化的“跟屁蟲”，不自覺地重蹈中國歷史的覆轍。所以無論從貪污腐敗到國際外交、軍事謀略，全都可以可從中國歷史記載中，找到似曾相識的痕跡，甚至連美國知名大公司做假賬，都有“盜竊”中國當年公社大隊會計的“知識產權”之嫌。而且從發展趨勢來看，只能得出將沿着中國歷史的老路“與時俱進”的判斷，根本看不到扭轉的可能！

有一個至今沒有引起重視，卻似乎符合易經、八卦學說的規律，那就是東西方文化互為“鏡像”，也就是說其價值觀相互對立、甚至互為反動。比如：一個重視精神、另一個卻重視物質；一個強調“天下為公”、另一個卻主張人人為私；一個要實行王道、另一個卻欣賞霸道；一個要“克己復禮”、另一個要堅持“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一個提倡知榮辱羞恥的自律、另一個放任鑽法律空子；一個承認、欣賞“獨裁”的價值（有讚揚帝王的電視劇為證）、另一個故意忽略“獨裁”的實際存在、並起着舉足輕重作用的事實（看看華盛頓、林肯、羅斯福總統，以及福特、洛克菲勒到微軟蓋茨等、歷史上特定的個人，對國家或企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獨裁”作用，就知道了）；．．．．。總而言之可以總結為一句話“互相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從精神道德到行為規範的不同層次，都可以發現或找到這種明顯的痕跡。這種痕跡最後體現在構建真正民主社會的最高、也是最基本的層次上，成了一幅典型黑白分明的“太極圖”，形象地表明人類尚未完成自己的階段性進化，建成真正屬於自己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真正民主社會的現狀。而且殊途同歸地，在具備了或隱或顯的“獨裁”要素的同時，卻統統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這個要素。只不過不同的文化，都利用自己“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的手法：或禁其不利自己（代表主流利益的少數人統治集團）之言；或利用文化特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策略，對韓非的“禁心理論”來一個逆向操作，索性將“太上禁其心”的選項，直接變成了“民可使由（自由行動）之而不使知之”的國策，但是卻掩蓋不了沒有絕對“言論自由”的事實。因為眾所周知，在美國是沒有宣傳共產主義或納粹理論的自由的。也許有人會辯說“因為這是錯誤的東西”，那我們不禁要問：是誰給你有代表、甚至駕臨於社會主人之上的裁判權力？更要指出，這種“越俎代庖”的行為，恰恰證明自己所處的，不是真正的“民主社會”。或者說，構建真正民主社會，已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這個“東風”就是在理解、認識民主社會真諦的基礎上，設法落實必須和“獨裁”同時存在並相輔相成的、絕對的言論自由！

現在，如果用上面絕對從人類歷史的自然演變中，客觀而科學地總結、歸納、並提煉出來的理論、觀點，來認識當前所有民族、國家或社會、甚至領袖自身存在的種種尷尬的問題時，就沒有認識不到、解釋不了的東西了。

比如毛澤東在活着的時候，就承認自己一身既有“虎氣”又有“猴氣”。這是因為他有天才般的能力、知識和實踐經歷，足以勝任擔當實行獨裁的領袖，不僅在軍事上遊刃有餘地擊敗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更在朝鮮戰場上，把以美國為首的新“八國聯軍”打得沒有了脾氣，只好坐到談判桌上。接下來又如“烹小鮮”般，得心應手地把諾大一個中國治理得有聲有色、朝氣蓬勃，的確稱得上“虎虎生鳳”。但是他卻沒有能夠從線裝古書中，找到任何他最重視的、關於“民主”的歷史經驗。讓他得以在這方面建立起一個科學、正確而經得起推敲質疑，可以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宣傳的“毛澤東思想”。所以從粗暴對待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開始，直到三年天災人禍中，彭德懷上“萬言書”批評大躍進時，他卻拿不出任何可以支撐他的理論來代表“民主”，化解對他所犯錯誤提出的公開挑戰，只有惱羞成怒地，把領袖正確而必要的“獨裁”，變成了封建帝王或宗教迷信般的“專制”，放手讓親信或下屬以及無知幼稚的紅衛兵學生，將自己吹捧成了“真理和道路”的化身，最後以必然的失敗，結束了理應始終輝煌的一生，讓很多“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因為現實可能產生的新痛，而重新懷念起那個已經製造過“民族大瘡疤”的年代，是中國歷史不斷“循環”最根本的社會原因。而所謂的“猴氣”，其實就是“猴子稱大王”的不講理氣質。是因為他感覺到自己的理論底氣不足，不能從精神上發“虎威”的表象體現。

再看現在美國的布什總統。他本人當然完全不具備像當年的美國先賢們那樣、可以實行“獨裁”的領袖條件。而當前的社會，也因為缺乏絕對“言論自由”的要素，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社會，本質上只不過是有一個代表少數精英統治集團利益的政府（其實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他代表的是石油、軍火巨頭的利益。詳細闡述，清查閱拙文《檢驗民主的唯一標準》）。所以可以認為，他其實是這些幕後利益集團，推出來進行那種有邏輯錯誤的“集體獨裁”的象徵性代表、或無足輕重、誰在台前表演都一樣的傀儡而已。現在卻反而被錯誤社會理論，說成是這種“（假）民主”的優點。可以斷言，以這樣的（假）民主為榜樣，效仿甚至主動去“接軌”的結果，除了給世界帶來戰爭和動亂、災難外，全人類將一無所獲！

最後，筆者自知這篇文字是不會討那些以當選“時代雜誌風雲人物”為榮的大眾皇帝歡心、吸引他們已經忙得轉不過來的眼球的。也早知道“忠言逆耳”（“忠言” 者，可以理解為有道理並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的言論）的現實，所以根本沒打算引起什麼普遍注意，只不過想繼續履行“試金石”的職責（見拙文《潘一丁是什麼東西》)，提醒少數（甚至個別）尚有良知者，有機會通過對本文的思考、評論、啟發，認識到今天的人類社會，有已經越來越像要回歸動物“叢林”的危險趨勢，而一起來奮起挽救。所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要給當前如此的社會現實立此存照，留下一點是非對比度分明、起碼可供後人去反思檢討的歷史痕跡而已。

不過真正的用意，也許是想提前捎給已經在地下等候筆者的毛澤東以及愛因斯坦等，有足夠社會經歷或能力、卻又沒有現實利益衝突而必須故作“視而不見”的現實不得已、從而可能理解這篇文字的“過去人”看的。以便屆時去找他們不亦樂乎地切磋一番是也！

潘一丁寫於2006年12月毛澤東誕辰紀念日之前，並上傳至大陸強國論壇深水區、以及海外博訊新聞網和《新里程碑》網站發表。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