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回國與王荔蕻入獄

 

                                                                      茉莉

 

 這兩件事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發生：8月8日，因六四流亡國外多年的詩人北島應邀回國，參加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與青海省省委書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青海省長、宣傳部部長等同台講話，詩歌在那裡與權貴結盟。8月12日，致力於為弱勢群體維權的王荔蕻女士，在北京朝陽區溫榆河法庭遭到審判。而後，在國內外一片抗議聲中，王荔蕻被當局強行宣判有期徒刑9個月。

 

 

 

 把兩個消息放在一起看，就比較有意思了：一位座上賓，一個階下囚。由此看來，中共當局在蠻橫堵住人民維護權利的大門之時，又為北島等著名流亡人士“善意”地開了一扇小門。這也顯示出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分道揚鑣：一部分人從反抗、出走、到馴服地回歸體制，點綴了強權的盛世；另一部分人則仍然堅守獨立知識分子的良知，挺身而出，走入民間維權，以自己的受難，點燃中國公民社會進步的火苗。

 

  

     ◎ 北島背叛詩歌的自由精神

 

 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大都記得這樣凝重的詩句：“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孔里/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我，站在這裡/ 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

 

 正因為寫出了這樣“鞭撻生活和刺人心腸”的詩歌，正因為這樣的詩飽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感，北島才在八十年代戴着反叛詩人的桂冠成名。1989年1月，北島等組織了33人聯合簽名，要求鄧小平釋放魏京生，希望當局改善人權、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這次簽名被認為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開端。

 

 六四後，北島在法國申請了政治庇護，並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他為六四寫的《悼亡》詩句仍然感人肺腑：“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曰般殷紅的天空下/ 結伴而行/……不是肉體是靈魂/ 每年一起再過一次生日/ 你們有同樣的年齡/……。”

 

 然而，二十一年過去，沒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北島，也沒有興趣再為六四的死難者過生日了。他悔其少作，否定自己早期詩歌的藝術價值，也把其中的自由反叛精神一併否定掉了。美的詩歌必然是自由的象徵，其中必然蘊含不與強權妥協的自由精神。從抗議強權、流亡他鄉到回歸體制，昔日的異議詩人在與權勢者和解的同時，也背叛了詩歌的自由精神，其詩人的尊嚴就成了鋪路的祭品。

 

 和北島同時流亡的中國作家劉賓雁，還有晚幾年流亡的王若望先生，相繼客死異鄉。他們有中國傳統士人的錚錚骨氣，因此至死沒有獲得中共當局無條件的回國許可。郭羅基先生曾撰文談到他申請回國奔喪的經過，由於不拿原則做交易，拒絕寫悔過書，至今，年邁的郭羅基先生仍然被拒於國門之外。

 

 比較起來，當局給予北島的優待是非同尋常的了。獲得同樣優遇的還有流亡美國的原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再復。回國是公民的天賦人權，回國探親更是人之常情，因此，很多網民出於人道主義同情心，對北島等人回國表示歡迎，認為這是當局“人性化的舉措”。但網民們不知道的是，北島從2001年起就已經多次回國，包括為父奔喪、再婚。

 

 今年這次的情況非常特殊，作為一個具有指標性的代表人物，北島這次不是低調地回國探親，而是公開而高調地出現在中共官方的詩歌節上，榮任為“和諧盛世”助興的嘉賓。他的照片被登上《人民日報》，新華社還做了專訪。負責對外塑造中國形象的《環球時報》發表了評論員的文章，說：“北島這次在青海的出現，讓人感覺到複雜環境下的一點善意，這種善意既有知識分子內心的，也有國家政治層面的。”

 

 

       ◎ 昔日學運鼓動者向強權輸誠

 

 許多國內的詩人以及知識分子，不得不在中國那個環境裡生存，因此不得不適應那裡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而北島等人卻不同，他們長期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庇護和善待，以“異議人士”的名義在海外獲得不少支持和資助，但他們卻背叛自己過去所追求的一切，以輸誠的方式，獲得被專制政權寬恕、恩賜的機會。

 

 北島的輸誠方式是公開宣布退出海外的“中國人權組織”，不再擔任其理事，不再在政治問題上批評中國政府。對北島釋出這種“善意”，中共當局深為讚許，並且以同樣的“善意”回報。這以後，北島和劉再復一樣，被中共官方的文藝界、學術界正式認可，當局為他們的書籍出版、演講和獲獎大開方便之門。

 

 劉再復回國向當局獻納誠心的方式，是嘖嘖不已地誇讚太平盛世：“這是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最好的時期，甚至可以說，千年來中國從來沒有這樣強盛過。”對於盛世里醜陋可怕的另一面，他閉口不談。當年劉先生熱情投入的八九民運，其重要的訴求之一就是“反腐敗”，要求社會公正，但劉先生現在卻為腐敗遍地的“盛世”獻上讚歌。如果說北島背叛的是詩歌的自由精神，那麼，劉再復背叛的則是八九民運的初衷與理想。

 

 在2004獲邀回國講學時，劉再復對台灣中央社記者強調說：“六四問題遲早要解決，但我同意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說，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此，沒有比六四受害者更慘痛的犧牲品了。當年八九學生運動在北島、劉再復等知識分子的鼓動下掀起波濤，釀成血腥慘案至今二十多年，不少受害者親屬都過世了，他們至死沒有看到昭雪的一天。1989年5月14日，劉再復在12名學者作家發出的《緊急呼籲》中聲明：“如果政府不滿足上述要求，他們將和學生一道絕食，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而現在，劉再復竟然認為解決六四問題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在《漂流手記》中，劉再復曾專文談論中國人染上的一種“良知麻痹症”，他分析說：“得了這種病症，一切都會變得古怪，一切該不安的再也不會感到不安，一切該感到焦慮的再也不會感到焦慮，一切該感到羞恥的再也不會感到羞恥，……。”不知劉先生本人是否也染上了這種麻痹症，他已經不再為中國大量存在的人權侵犯事件感到不安、焦慮和羞恥了。

 

 這幾個流亡西方的著名文人回國造勢，給中共當局塑造了一副有鳳來儀、萬眾歸心的勝景。當局略施小惠，就在國際上贏得了很大的面子，減少了國內外批評的力度。在目前大批追求民主人權的人士入獄、遭受酷刑之時，北島和劉再復的言行，無異於默認中共的“政治迫害文化”，背叛了所有仍在為民主人權抗爭的中國人。

 

 我們只能為中國知識分子忘卻前事的能力而哭泣。中國有這麼多悲劇，卻很少有承擔悲劇的人。當初北島詩歌中的英雄氣概和獨立人格，已經讓位於實用主義者的功利算計，摧眉折腰換來的是出版市場的豐厚收入。當年身處政府的“反面”更容易獲得名聲，而現在，難以忍受異國寂寞、缺乏承擔的流亡者，不再反對、質疑和批判，只要乖乖順從政府，就能在盛世的大鍋里分到一杯羹。

 

  
    ◎ 王荔蕻看見“房間裡的大象”

 

 和北島、劉再復等人一樣，王荔蕻也是八九民運的支持者。1989年春，在北京政府機關工作的荔蕻穿着印有“自由萬歲”四個紅字的衣服，走進遊行隊伍。在血腥鎮壓發生之後不久，她離開了政府機關。

 

 和北島、劉再復等人不同的是，二十年過去，王荔蕻仍然清楚地看見了“房間裡的大象”，而北島等人卻對此閉上了眼睛。“房間裡的大象”的比喻來自一個英語諺語，其中的“大象”是指某種巨大而無可迴避的真相（包括慘案），人們往往以合謀性的沉默與之相安無事。

 

 東德時期的詩人庫納爾特曾這樣形容那些假裝看不見“房間裡的大象”的人：“對時代的聲音充耳不聞/ 對身邊的事件視而不見/ 心知肚明卻不言不語/ 這樣的人才能活下來終老/ 當然，但是，得有個條件/ 要想這麼活，他得是石頭刻成的。”

 

 荔蕻不是社會名流，但是她承擔了很多社會名流不肯承擔的責任。在《“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麗！”——想念王荔蕻》一文里，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明以她動人的筆調，敘述了王荔蕻一路走來的人生經歷。

 

 荔蕻是共產黨的將門之女，曾是一個愛好音樂的少女，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文系大學生，政府機關幹部，在年過半百的時候，她終於找到自己願意為之獻身的理想——推動維權，爭取言論自由。最後，荔蕻因參與福建三網友案圍觀活動而被控“尋釁滋事”，招致判獄。

 

 

 

 艾曉明的描述，展示了一個女性知識分子不滅的精神追求。她說：“荔蕻的人生軌跡，因網絡而改變。網絡凝聚了理想，讓一群關注弱勢群體命運的人從線上走到線下，力圖改變人們在現實中的命運。”艾曉明還告訴我們，荔蕻曾經有過物質上的滿足，但她不快樂。一直到幾年前開始在北京救助流浪訪民的志願行動，她才重新找到了青年時代的理想、友誼和內在的豐盛。

 

 而北島和劉再復等人，已經不覺得人生還有什麼內在的精神理想需要守護，不認為他人的苦難還值得關注。他們的變化，來自他們迷茫而冷漠的內心，心裡沒有高尚的價值定力，在萬花筒一樣變幻的現實里，精於算計卻價值模糊的他們，就捨棄自己的責任，選擇附庸強權的時髦。

 

 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前蘇聯流亡詩人布羅茨基，在回答自己為什麼不回國時說，他不想以一個觀光客的身份訪問自己的祖國，不想接受來自官方機構的接待。在俄羅斯的文學傳統中，有一種超脫俗世的對終極價值的追求。而中國文化的實用性格是非常驚人的，統治者可以利用被統治者的私慾，不費力氣地去實施控制。因此，像王荔蕻一類具有高尚精神性的人，只能被孤立於普遍犬儒的社會主流之外。

 

     ◎ 具有內在光輝才是真正的詩人

 

 在法庭宣判之後，王荔蕻的兒子齊健翔對記者說，他母親的作風一向敢於承擔，而且又拒絕在悔過書上簽名，將所有罪名一個人給全扛下了。王荔蕻是幸運的，他的兒子理解母親為什麼坐牢，能認識到母親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這應了梭羅在《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一文中的話：“在一個監禁正義之士的政府統治下，正義之士的真正棲身之地也就是監獄。”

 

 艾曉明說王荔蕻有一顆抗拒平庸的“詩意的靈魂”，這體現在荔蕻的囚室詩中。去年十月，荔蕻被拘留了八天，她寫道：“我如此年輕/ 鬢髮蔥蘢/ 踏進鐵籠的‘新房’/ ……秋色蒼黃/ 白牆黑窗/ 我是光明待嫁的新娘。”

 

 “良心犯/ 從此，我和你們相同了……良心犯/ 從此，我和你們相通了/……從此，我和你們一樣/ 用尖刻的冷眼/ 剖解飲鴆的國/ 它以寒冰鎖我的身/ 我用滾燙的心擁抱我的骨肉山河/ 從此，站在雞蛋一邊……”

 

 讀一讀王荔蕻的囚牢詩歌，我們的眼睛會因為她的詩句而明亮起來，這種明亮來自她的信念、正義感和責任感，來自她對被剝奪被欺侮的弱勢者的愛，以及為之分擔痛苦的熱忱。王荔蕻站在雞蛋一邊的事跡很多，例如：救助北京訪民、支持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家庭、為艾滋病維權者田喜送錢、為山東李淑蓮的事奔走、參與“福建三網民”的圍觀活動等。
 
 好的詩歌，能使人們從麻木中驚醒，獲得一種寬廣的生命感，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曾說：“文學，如果不能成為當代社會的呼吸，不敢傳達那個社會的痛苦與恐懼，不能對威脅着道德和社會的危險及時發出警告——這樣的文學是不配成為文學的。”以這個標準看，北島後期的詩歌已經不配稱為真正的詩歌，而王荔蕻卻由於其詩歌的內在光輝，成為一位真正優秀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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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1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