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民主派，堅定的堅持民主信念。但對於像伊拉克和利比亞這樣的通過外科手術式的民主化方式一直持懷疑觀點。

你看，伊拉克在獨裁者薩達姆垮台之後，就陷入了混亂的泥潭。儘管有美國等西方國家幫助重建，至今仍然沒有能走上真正的民主化道路。

這次利比亞的卡扎菲死了，獨裁者總算倒台了，利比亞人開始歡呼了，慶祝了。也確實值得慶祝，值得歡呼。可是慶祝之後，歡呼之後，可能更應該思考。

思考什麼？思考這個國家如何走向民主道路。我在兩個月前寫過文字《卡扎菲需要特赦，利比亞需要和解》，認為如果抓到卡扎菲之後，應該進行審判，然後進行特赦，因為利比亞需要和解，各部落之間，需要和解，要不然是很難走向民主化的道路的。

然而，事情的發展，還是太突然了，卡扎菲乾脆就直接死了，被亂槍打死了。打死卡扎菲容易，利比亞的民族和解，恐怕要難了。

利比亞是個部落國家，幾十年來在老卡的獨裁統治下過活，老百姓，部落之間，都是沒有民主概念的，情況和伊拉克差不多的。國內的反對派是只要報仇，不知道民主為何物的，更加談不上什麼民主經驗，比如說如何選舉，怎樣劃分選區，等等；反對派對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管理軍隊，如何進行外交，等等，可以說完全沒有經驗。

這些東東，看來都需要西方國家幫忙，就像伊拉克一樣。而西方國家在推翻卡扎菲獨裁統治之後，是絕不可以袖手旁觀的，要不然，則會走了狼，來了虎。因為在利比亞，專制思想是深入民心的，弄不好，這些反對派們掌權之後，又會推行他們的集權統治。所以我對利比亞卡扎菲死後的後續發展是不那麼樂觀的。

所以，一個專制國家，如何走向民主化道路，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首先需要民主思想的啟蒙，需要培養反對力量。反對力量不能只關注如何推翻專制者，而更要關注如何建立民主制度。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大國。我們不會像伊拉克利比亞那樣，也不可能要求西方國家干預我們的民主進程，西方國家也不可能對我們中國採取外科手術式的推行民主制度。

所以，中國要實行民主化，道路將會是漫長的，最主要是要有民主思想的啟蒙。我曾經寫過文字《反共產黨容易，反專制難》，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卡扎菲的死，薩達姆的死，應該為獨裁者，專制者，建立榜樣。就是專制獨裁者們，如果不鬆開他們掌握絕對權力的手，如果還是堅持五不搞六不搞，那麼他們的下場將會和薩達姆，卡扎菲，齊爾塞斯庫等等一樣。

最近中國國內發生了不少事情。佛山的小悅悅因為被車輾過，遭遇冷漠，而最後不治，引起國人對道德危機的反思。溫家寶總理主持國務院會議，討論中國社會的信用危機；共產黨開會部署所謂的文化改革，等等。

看來，當局也好，百姓也好，已經看出來中國社會潛在的種種危機了，包括文化危機，信用危機，道德危機，等等，也包括可能即將發生的經濟危機，信心危機，等等。如果弄不好，最後會演變成政治危機。

當然，我看了六中全會的公報，關於所謂的文化體制改革。雖然文化體制改革與我的文化更新的提法相似，但看了共產黨的文化體制改革的內容，我是十分擔憂的。共產黨建國這麼多年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加上共產黨自身的信念的破產，使得整個中國現在陷入了各種各樣的，前所未有的危機中了。

要解決問題，絕不是共產黨六中全會所謂的“加強共產黨領導”的“文化體制改革”。這樣的改革，只會進一步的糟蹋中國的傳統文化，使得各種危機加劇。

其實，任何改革，就和當初的農村改革，後來的經濟改革一樣，只要執政當局放權，放手讓老百姓，讓民間機構自己干，那就有可能成功。我看，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也都是一樣的。

中國社會，在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多年裡，被採取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解放前的各種各樣的民間機構，幾乎全部被撤銷了。而共產黨當局自身又腐敗不堪，那這個社會不出問題才怪呢。

所以說，文化改革也好，社會體制改革也好，政治體制改革也好，就是要大力發展民間機構，讓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

你比如說，現在的醫療行業，就缺乏自身的行業公會。要解決醫生不負責任，收受紅紙包，等等各種醫療問題，需要依靠民間機構，可以設立行業公會，監督各行業內部的運作，包括醫師資格審查，道德品質審查，病人意見反饋，投訴，等等。在其它行業也是同樣的。

一個社會，不可能由政府，執政黨包攬一切，需要大力發展民間機構，很多這樣的民間機構應該是非政府，非政治的自助組織，

我看到，中國國內不少維權人士，自發組織一些網絡公民組織，幫助一些權利受到侵害的人士維權。這些都是民間組織的雛形，是應該大力鼓勵的。

然而，同時，看到當局，尤其是地方當局，對待這樣的自髮式的維權組織非常害怕，採取各種各樣的流氓手法，打着所謂“維穩”的旗號，對付這些民間組織。我看，這樣的做法是愚蠢的。老百姓的權利的不到維護，民間組織的不到發展，這個社會是不可能穩定的。

所以說，中國的希望在民間，改革的希望也在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