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與轉換身份

孔子的弟子子路問孔子若為政,何事先行.孔子說:“必也正名乎”54.他的理由是,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刑罰合宜,刑罰得當則民眾懂得如何“錯(措)手足”即按行為規矩處事做人,也就是造成一個人人知規守矩的和諧社會.這裡,名指打出的旗號或聲稱的主張;言指解釋主張以服人的道理勸詞;禮樂則為社會共處的規則﹑秩序和儀規;刑罰是防範規則和秩序被破壞的措施.而名﹑言﹑禮﹑刑的最後落腳點是規勸民眾和協調社會共處.荀子之議與孔子的名正言順略有不同,其稱“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55.定旗號﹑主張﹑規矩要辨明事實要旨並與之相契合,如此所行者符合客觀規律,那麼去努力推行的意願便易通曉而少阻礙.這樣可以小心鄭重地領導民眾在同一規矩和秩序下共處.綜合兩位先賢的意思,所謂“率民”,讓民眾知道如何“錯手足”,實際上就是營造一個有序和諧的共處社會的長治久安局面,而達到這個目的的前提是“名正言順”或“名定而實辨”,也就是把要實行的主張預先並清楚地申明,因為這些主張符合實情,也就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和民眾的利益.申張者理直氣壯,響應者心相呼應,如此造成一種正面的“勢”,有利主張的推動和實行.自鴉片戰爭以降的中國,洋務運動企圖改變國家貧弱而達富強的目標已由三十年改革開放基本達成.自辛亥革命以降的中國,帝制不存,共和之路卻踟躕蹣跚.經民國北洋政府﹑民國國民黨政府和人民共和國政府,進步與歷史的舊跡並存.自近年認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發展道路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和機制的變化演進,已經並將持續發生.

因此,當今中國需要的是生產力持續發展和為適應生產力發展而選定的道路所必需的社會共處結構和機制的漸進演變.生產力持續發展和社會結構和機制的漸進演變都要求遠離衝突﹑失序和動亂,所以中國需要:

* 遠離革命 – 因為革命常常帶來激烈變化尤其是破壞性的激變.激變中各種相爭的利益集團會或得或失,但巨大的社會成本無一例外都由無辜的民眾承擔.歷史的教訓實在太沉重.

* 在漸進有序下開創契合生產力發展因而充滿活力的長治久安的社會局面 – 漸進有序下開創和維持穩定的相同點是有序,相異處在前進的指向.開創是因應變化而求新以適應變化;維持則以現狀為標的.三十年改革開放已經給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和注入了加速度的動勢,不變肯定是不行的,漸進有序地變才是正途.

  如此實情,正所謂名定而實辨.握權者可以理直氣壯,大肆張揚而博得輿論民心,上下合力促成社會發展,給百姓帶來希望和實惠,也給本身的執政地位加分.但是,“革命”一詞,在中國依然受寵,“(社會機制的)開創”幾無所聞,長治久安欲言又止,代之而盛行的卻是“維穩”.何以至此?

  筆者願意傾聽諸君議論,但竊自想來,許是這麼些原因:

  其一,現在的握權者是革命黨出身,但認革命為崇高而忘卻一切意向﹑舉動皆以歷史為限,同樣的舉動和取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恰恰會起截然不同的作用.若以實際切身利益考慮,身為執政黨,當然忌諱一切搖動統治的急變失序行為.但若明言不需要一切革命,褪去它的光環以為今天的有序服務,那麼如何解釋自己來路的合理合法性?這是一個歷史的兩難,蓋因執政黨現在的握權者地位和當年的奪權者地位的截然不同而引起.

  其二,很難說現在的握權者一味因循守舊.三十年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取得,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將國家命運逆勢引向極端之後,執政黨能痛定思痛,順應歷史大勢,主導改革開放以發展進步.當然在肯定這一歷史功績的同時,不能忘記這一發展進步根本上是國家利益和民眾意願的驅動,不光是執政黨的一廂情願和一己之功.要不然為什麼大躍進﹑三面紅旗不能成功?握權者的不守舊在改革開放的成就上可以看出,但為什麼很少談構建符合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的社會結構和機制從而開創穩定有序的長治久安局面,而是反覆強調“維(持)穩(定)”呢? “定”乃基於現狀,“維持”也是以現狀為基準,並不因變而應變.何以經濟上求長足進步而應該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和機制則拘泥於維持呢?細思之,有其實際的考慮和難處及困惑.當年的改革開放,不可謂不改變劇烈,但中國的主權在我,無外患和經濟受操控之慮,執政黨對施政能力和維持社會秩序有充分信心.如此無內憂外患,因而可以放手改革開放.正所謂“謀定而後動”.三十年的生產力進步,財富創造和分配形成新的格局,引起新的社會問題.社會需變,民眾求變,但如何變?負有維持社會秩序責任當然也維護其自身利益的執政黨心裡沒底.維序所據,古今中外同出一轍-籍由權威﹑全民共識和握權者貫徹權威不被違背的能力.由於前面所述中國歷史傳承的特點,眼下中國社會的權威仍然與具體領導人或執政集團化為一體.堅持權威和施政者合為一體,許多事情做起來明顯不合市場體系要求的共處社會的規則,在收服人心和讓民眾自覺服從上收效甚微.一旦分離,又群龍無首,誰也不認誰的賬,因為對公認的抽象權威的不容辯駁和自覺服從的樹立和深入人心的宣傳還沒準備好,在位者自己對這個建樹的重要性也仍然缺乏歷史性的認識因而並未從事這方面的未雨綢繆.大國而亂象叢生,其風險之大可想而知.向前邁進開創,不確定因素太多,因此不得不基於現狀.而中國民間和領導層“成王敗寇”的共識之根深蒂固,幾乎就沒有看見有任何企圖鬆動乃至改變它的嘗試.因此,握權者時時擔心被推翻;民眾則幾千年來從未有機會接近權力,只能被動接受相比綿延無期的戰亂稍好的任何強力成王之下的安定;在野的覬覦權位人士則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當年奪權做得為什麼我今天做不得,因此處處瞅機會鬧革命,求揭竿而起.這個“劫”不解,動亂的大風險永遠存在,共處之寧難守.要化解這個“劫”對執政黨也是兩難.非難一切失序動亂乃至奪權行為,符合穩固執政地位的利益,客觀上也符合國家利益(限定條件是握權者必須主導社會在漸進有序下發展進步),應該廣為宣傳,進而移風易俗,使民眾養成抵制這種破壞性舉動的觀念,從而杜絕以動亂和暴力改換政權的危險.大多數民眾反感﹑抵制的事情,任何人能得逞的概率就很低.再施以約束所有人包括民眾和握權者的公權力即貫徹權威不被違背的能力,這種以破壞性行為促使社會改變的風險基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為維護今日的執政地位要正面非難這種惟恐天下不亂的行為,又如何解釋自身走上執權地位的歷史?如果只譴責他人的此類行為而不正確詮釋自己的以往,又如何取信於人?若否定以往,勢必影響本來就是憑強力建立的權威.如此進退維谷,只好不作為,徘徊於維持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