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回國觀感（一）

馬悲鳴

 

最近我回了趟國，呆了四周，算是出國以來回去時間最長的一次，有些看到和聽到的事，得趕快記下來，否則就忘了。

 

在首都機場第三航站樓下了飛機一進關，立刻就感覺到局面大變。倒也不是為了奧運會而新建的航站樓有多豪華，而是進關處的排隊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記得97年回國時，拿中國護照進關的排大長隊，拿外國護照的隊很短，一下就過去了。我那時拿的是中國護照，就憑排大長隊這一點，也得入外國籍。這次進關時發現，拿外國護照的要排大長隊，拿中國護照的排隊卻很短，一下就過去了；而我拿的是外國護照，排了老半天隊才入關。早知如此，當初就不入外國籍了。總之，我拿哪邊的護照，哪邊排的隊伍就長。

 

請吃飯局很少有AA制

 

回國和各路朋友、同學聚了好多次，總的感覺是，改變還是挺大的，最明顯的一點是中國人手裡多少都有點兒錢了。出手大方，在請吃的記不清次數的飯局中，只有兩次是按在美國習慣了的AA制，各自掏按人頭的平均數。以後再回國請飯，一定要先問清了是否AA制，否則真要敬謝不敏了。

 

關於前總書記江澤民

 

一國內就聽見傳說江澤民病重告危，但又緩過來了。這些小道消息真假莫辨。但江澤民前期幹得還算不錯，只是後來有點自我膨脹。在中國歷史年代表上，有十三年應該以江澤民的名字命名，和雍正在位的時間差不多。江任總書記的理論建設是“三個代表”。鄧力群說這是抄自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的。江最引人注目的理論是“資本家可以入黨”。這句話說反了，應該是“黨員可以當資本家。”

 

八九年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要報導嚴家其等人在胡耀邦去世座談會上的扇動性言論，極易引起混亂，被上海市委審稿時下令制止；但該報還是發行了A版和B版。一份開了天窗的上交欺騙上海市委，一份沒開天窗的偷偷上市發行。此舉是拿當年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辦法對付共產黨。地下黨出身的江澤民一看就明白，當即下令關了《世界經濟導報》。我當時聽說了也挺氣憤的。直到他們的重要編輯人員張偉國釋放出國，以共產黨誇耀如何用A,B版對付國民黨的口氣誇耀自己如何用A,B版對付上海市委的，我才知道關了他們並非沒有道理！《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欽本立未必知情，全是讓這幫手下人害的，全是些妨主疙蛋。

 

原上海老幹部，被開除了黨籍的王若望在美國被發現肺癌末期，並且沒有醫療保險時，國內立刻讓他兒子出國探視，並帶話說∶還是回國治病吧，別再跟着那幫海外民運瞎胡鬧了，也別再寫反共文章了；江澤民同志還是很關心老同志的嘛。

 

結果此話被海外民運故意歪曲成∶江澤民對王若望申請回國治病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必須脫離海外民運，二是停止寫反共文章，否則不許回國。

 

王若望從發現肺癌到去世只有兩周，直到生命的最後他才明白自己已被海外民運綁架。他臨終總算說了兩句明白話。其一是，他相信共產黨不會再象以前那樣整他了。也就是說他相信江澤民關心他這位老同志是真心的。其二是，他聲明根本就不曾，也沒時間申請回國。否認了海外民運對國內老同志帶話的惡意歪曲。

 

中國持有美國國債問題

 

這是好幾處不同的朋友圈子提出的一個共同問題，中國為什麼要買那麼多美國國債，而不是把這些錢發給老百姓改善生活。

 

據我所知，中國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始自朱鎔基總理任內。由於改革開放和放縱國際資本進入，中國莫名其妙地忽然有了許多錢。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理，這些錢應該發給每一個國民來改善生活。但朱總理知道，如果下發，則這筆錢根本就到不了老百姓手裡而都被各級政府截留，進了貪官污吏的私囊。

 

如果存着美元外匯，則美元和人民幣的匯率已經從一比八降為一比六了，憑空減低了四人之一。若是中國存了一萬億美元外匯，就意味着這些年憑空丟了兩千五百億的購買力。

 

朱總理想了半天，觀察西方和日本各國的干法，發現還是美帝國主義的國債最有保值的信譽。因為日本當時就是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德國次之。而日本的經濟總體那時是世界第二，德國第三。持有美國國債的多寡和該國總體經濟成正比。於是中國效法德、日法西斯，開始在國際證券市場大事收購美國國債。隨着年頭的增長，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越來越多；終於在去年超過日本，成了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同時也超過日本，成了舉世第二大經濟實體。

 

說到底，這是中國官場的貪官污吏密度太大，防不勝防，堵不勝堵，殺不勝殺，才把中國逼出了用買頭號資本主義大本營的國債來保值的辦法。共產黨官場上的人事信譽和市場上的金融信譽全無，全要靠它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的政府債券來保值。

 

國內人被告知持有美國國債就等於是向美國放貸，是中國把錢借給了美國人過日子。其實不是這麼回事。中國現在持有的上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不是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談判，向中國政府貸的款。貸款要按期歸還，還要按期交納利息。有中國人認為既然中國手裡有美國國債，就可以逼美國還債了。美國國債是美國政府發行的有價證券，在證券市場上自由交易。中國購買的美國債券絕大部分是其他國家拋售的，其中拋售最多的是日本。因為過去一直是它持有得最多。中國只可能在國際證券市場上拋售以減持美國國債。美國政府無責任償還。

 

因為美國國債是政府發行的，故只要美國政府不破產，一般不會大規模貶值，因此風險很小，但也因之利息不高。如果中國想利用手中的巨額美國債券玩壞，大規模拋售，那一定會使美國國債大幅度貶值，但因中國是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故必定是中國受到的損失最大。那才真叫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呢。故中國如欲手中的美國債券不貶值，不但不能拋售，甚至在其他國家拋售時為了“托”住它的價格而不得不繼續買進。

 

加印四萬億票子未經過全國人大投票表決

 

美國用適度貨幣寬鬆政策大規模印票子，使美元貶值以增加自己的出口。過去中國政府為了面子，硬性規定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一比一。而實際人民幣既無硬通貨保證，也無充足的貨物供應。一旦改革開放，人民幣一落八丈，貶值到和美元的匯率八比一。沒想到貨幣貶值雖然大丟了中國和共產黨的面子，卻一下子刺激起了國際資本家轉移資金向中國投資蓋廠，讓中國的經濟出乎意料地幾乎一夜之間就繁榮了起來。

 

嘗到了貨幣貶值的甜頭之後，中國是再也不想讓人民幣升值了。可是你不升，人家美國大印票子讓美元貶值迫使你升。中國為了對付美國的適度寬鬆政策，便也學着干，你印票子，我也印，一下子就加印了四萬億投放。由於中國的貨幣貶值加政府刻意吸引外資，使全世界的製造業資本家都到中國設廠。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危機的主要來源就是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象黑洞一樣以幾乎無限的可能吸食着國際資本和就業機會。正在大發橫財的中國根本沒有美國被迫不得不多印票子的必要；純粹是為了抵消美國印票子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便也投了四萬億。

 

美國搞貨幣寬鬆政策是經過國會討論通過的。中國學美國印票子，卻不學美國重大經濟政策必須經國會討論和投票表決。四萬億不是小錢，這麼重大的貨幣政策就是裝樣子，也得讓人大投一下票嘛。而且人大本來就是橡皮圖章，萬無通不過的道理。

 

可中國就有本事這麼幹，由總理一人下令，四萬億票子就印出來了。我也相信這麼重大的貨幣政策肯定是政治局裡討論，並一致通過，而非總理個人拍腦門。但中國和美國就是不一樣。中國這個本來政治局討論通過的決策對外卻以總理一人的命令發布。美國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可以肯定是幾個人，甚至只是聯儲局局長一個人的主意，但人家一個人的主意是拿到國會討論，投票表決的。美國給人的印象是個法治的民主國家，你看連印票子這麼點小事都要經過國會討論投票表決。中國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獨裁的專制國家，你看連印票子這麼重大的事，都只是總理一個人一句話的事。

 

房價問題

 

國內總的貨幣持有量是多少我不知道，但四萬億在其中肯定占的比例不小，在投放下去的過程中，除了高鐵和神五神六的後續投資外，其餘不是全部，也不是絕大多數，反正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都被各級政府截留，中飽了貪官污吏的私囊。

 

這樣大量的貨幣投放，在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一定會引發通貨膨脹。憑空拿到大量貨幣的人在中國最好的保值手段就是投資房地產。中國房市價格因之猛漲，立刻引起了欲購自住房的升斗小民普遍不滿，跟着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的發生，共產黨生怕在中國起示範作用，便在嚴密封鎖互聯網消息的同時，嚴厲打壓房市。

 

中國自稱是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才得以進入WTO。可制定政策打壓房市卻是完全政府行為。無房者不會感政府的恩，已經有房者本來等着房價上漲好賺錢呢！這一下不但沒盼到漲價，反而慘遭政府打壓而掉價，安能不恨政府！？

 

我這次回國去房產過戶辦事處看到等候叫號的長條椅子都沒坐滿。據說過去排隊辦理購房過戶的大隊一直排出門外好幾站地。永定門外一個大窗簾市場大樓里幾乎沒什麼顧客。問老闆，如此冷清，何必開業？

 

老闆說，過去生意可好了，整天接應不暇。現在因為政府打壓房市，沒什麼人買房，自然也就沒什麼人買窗簾。

 

美國著名的建材連鎖店Home Depot,中國叫「家得寶」，在北京開了兩家門市。等我到了跟前一打聽，全都關張了。沒人買房，自然就沒人裝修。

 

我一個同學前些時候把自己的住房賣了一兩百萬，然後租房子住。中國目前存款利息百分之三。一兩百萬每年就有三萬到六萬的利息，付出租房的租金綽綽有餘。他要等到房市下跌百分之六、七十時，再買房。賣一套房子的錢足可以買兩套。別人笑他胡來，房市怎麼可能下跌？！但房市怎麼可能永遠上長？！再加上政府出面打壓，這位同學的超前意識真不是鬧着玩的。

 

四萬億投放下去，再一打壓房市，這筆錢就象一股岔了的氣在體內四處遊走。房市不行，就往豬肉上長，政府再打壓豬肉；於是又往教育和醫療上長，政府再打壓教育醫療…。總之良性循環是不用想了。老百姓心裡已經完全沒有了對國家的信任，深知誰聽黨的話，誰吃虧倒霉。政府隔三差五地斃幾個貪官，其實根本斃不完。其他貪官從地上爬起來，擦乾淨身上的血跡，踏着同僚的屍體，又繼續前進了。

 

教育改革和醫療改革基本失敗

 

中國的教育改革和醫療改革是走市場化，結果是價格猛長的同時，質量大跌。大學裡原來規定，考試題從題庫至少五十份試卷中隨機抽取一份。因老師和學生事前無法知道考題，便能考出真水平。但這樣一來，一般非重點院校的學生成績肯定下降，而老師的工作效績考核與學校排名又都來自學生成績。隨機抽題考試雖然保證了教學質量，卻弄得學生、老師和校方都不愉快。最後學校乾脆放老師自出考題。老師便在考前重點輔導自己要出的題，自然考得皆大歡喜。

 

非重點學校這麼一來，學生考試成績上去了，就把重點學校比下去了，結果逼得重點學校也這麼幹。全國大學招生人數從我們那屆的二十萬猛增到現在的六、七百萬。但畢業生的平均水平大概還不如我們那時候的中專。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只要人大通過立法，大學考試只能從題庫里隨機抽題而嚴禁老師自行出題就行。但中國的人大代表都是共產黨內部指定的。這樣的代表自然沒心思往這上面動腦筋而提交題庫隨機抽題的提案。沒人提交提案，自然不會有立法。

 

醫療改革的市場化是原來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免費醫療全部報廢，大家都得自己掏錢看病。醫學院畢業生水平又低，為了賺錢，醫生便胡亂開藥。藥價也跟着猛長。尤其中醫，過去講究“醫者意也”。中醫要很用心思地去“意會”病人的病患。現在的中醫都把心思用在想辦法賺錢上了，哪還有心思“意會”病人的病患？等殘存的幾個老中醫一死完，中醫不用反中醫的方舟子取締，自己就會消亡。

 

中國的醫療經費據說多一半都消耗在了特權者如大官，著名學者和大量醫院和醫生的後門上了。季羨林在301醫院住了十幾年養老。在北京，副部長以上隨時可以住院，而且沒有時間限制。正局長，只差半級，就得死在平民急救室里。可在外地大城市，特權就到副局級了，正處不行；到了中小城市，特權到副處，正科不行；and so on…

 

醫療體系不可信任，老百姓手裡又多少有了些錢，便在家裡放上幾萬現金，以備家人有病上醫院的急需。

 

中國已經是二重社會

 

二重社會（Dual Society）是指一個國家內部分為上層和下層兩部分，各自有自己的一套心照不宣的不成文遊戲規則。兩層之間沒有交集。拉丁美洲很多國家都是這樣。中國現在也成了二重社會。

 

過去封建社會的科舉考試給底層精英留了一條躋身上層的通道。廢了科舉之後這條個人努力的通道就沒了。北洋時期曾有過一個馬弁，幾年工夫升任內閣，但沒有科舉考試成績那樣的客觀標準。有槍就是草頭王嘛。這之後到“解放前”，中國就是一個二重社會，所以日本人來了後會有那麼多人領取良民證。共產党進城先摧毀了過去二重社會的上層，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文革再度摧毀新形成的二重社會上層的走資派，就算把中國的二重社會徹底摧毀了。高官和老百姓一樣憑糧票、布票和購貨本買東西。美國社會通過定期選舉和新聞自由使社會上層和底層能有溝通，互相了解對方的想法，以便制定更合理的法律。象克林頓、奧巴馬這樣並非上層出身的人還有機會當總統。

 

中國沒有定期選舉，沒有新聞自由，上層和底層之間無法溝通，互相不了解對方的想法。比如高層就不明白，為什麼底層老百姓就是不關心國家興亡和天下大事呢？底層也不明白，高層為什麼花那麼大力氣去關心國家興亡和天下大事，卻不肯把底層的生活提高到和上層一樣呢？這次回國聽路邊曬太陽的幾個老頭對天下大事的關心∶“小日本還不就是舔美國的腚溝子。”

 

上層社會成員，只要能倒賣一紙批文，就能立地掙到大錢。而底層因為貸不到款，工廠無法開工，於是地下錢莊應運而生。借貸雙方共同遵守按期還款和還利息的信用。但只要這類錢莊一暴露，立刻會引來政府動用司法機關的打壓。地下錢莊當然不合法。可對底層來說，合法的貸款渠道又沒有。

 

如果不是頂層社會的成員或者親屬，縱有天大的本事，也無從施展。社會的不滿在積蓄。政府只盼着不滿者們儘快老死病榻。老不滿者的積鬱雖然被壓制住了而無從傳給新的不滿者。但新的不滿者有新的不滿可以積鬱。那就再等着新的不滿者老死病榻，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就可長治久安了。

 

那還是不行！新的不滿者死完之後，還有更新的不滿者積鬱不滿。

 

中國人不懂什麼是機會平等

 

中國不管高層還是底層，都不懂什麼叫機會平等，而只認最後的分配平等。同學送了我一套黃永勝兒子寫他父親的《軍人永勝》。該書講到黃永勝老家派人來找司令員幫忙解決一下老家的貧困問題。正好黃司令員聽說部隊剛報廢了一批汽車，便將這些汽車批給了老家。類似的現象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裡也演到過，可見相當普遍。這裡的機會不平等顯而易見。軍費是國家的錢，可如果不是黃司令員的鄉親，就沒有獲得報廢汽車的機會了。這在機會平等的美國很容易辦，在提前足夠的時間做足了廣告以後，公開拍賣部隊的報廢汽車。誰出的錢多就賣給誰。黃總長的兒子寫到此事的時候仍是讚揚父親的愛護鄉里，卻絕沒意識到這裡存在着機會不平等。大概全國也沒幾個人往機會平等上想。

 

美國當年和清政府簽署《望廈條約》時提出的理由正是“機會均等”。清政府能給臭揍了中國一頓的其他列強的好處，美國也應該有平等的機會獲得一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算是白死了。中國挨的百年好揍全都白挨了。到現在都沒弄懂，真正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非終端分配的平等。

 

中國現在是用加重機會不平等來鞏固特權以壓制底層的不滿。所以越搞，機會越不平等。家寶總理的老婆當珠寶協會會長，兒子當大公司經理，他本人卻不停地為災區的受難者落淚。國內現在多以小胡、小溫稱之，既輕視又親切。

 

民運已經臭了市

 

大部分人都已經知道民運領袖當年的所作所為和逃出海外的胡來，大多都不以為然，慶幸多虧沒讓他們上台掌權。但說起政府開槍殺人來，仍是憤憤不平，聲稱早晚要平反。但我問，如果當年不開槍，怎麼阻止那些民運敗類上台？

 

聽者唯唯，也說不出個道道來。反正民運領袖都不是好東西，但政府開槍也不對。

 

我說胡平在海外號召你們起義，否則就是犬儒。

 

什麼叫犬儒？

 

犬是狗。犬儒就都是狗一樣的儒生唄。

 

他胡平說我們不起義就是犬儒，他自己怎麼不來干？！我們是狗一樣的儒生，他是什麼樣的儒生？！

 

既然你們在國內這麼不滿政府，為什麼不一塊兒起義把它推翻？

 

推翻了還不是換上胡平一類的餓狼，都還沒吃飽呢，貪腐起來更利害。美國窮到現在這份兒上，能給海外民運幾個錢？就這樣還鬧貪污呢！要是回來掌權，只可能比共產黨更貪。我才不為把我罵做狗的人當總統去奮鬥犧牲呢！

 

要是大家都這麼擎着，哪一天中國的政治才能清明？

 

就這麼熬着吧。反正現在經濟還算搞得不錯。有好日子幹嘛不過？非要去惹殺身之禍。

 

無聲電驢子的恐懼

 

我小時候在西郊上幼兒園，當地老鄉管摩托車叫電驢子。長大後才知道摩托車是燒油的，不是電動的。後來隨着電池蓄電量的增大，便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電驢子，——電動自行車。這種電驢子剛一出現，立刻遭政府強行取締。理由記不得了，反正是很荒唐，就跟取締電腦網絡電話似的。我只在電視上看到警察當街攔阻並沒收電動自行車，將其裝上卡車拉走。

 

這次回國，滿街跑的都是電驢子；據說充足了電可以從西單到東單跑四個來回。新技術出現，必然會引起新技術產品上市。但從中國政府在全國各地屢屢取締和沒收電動自行車看，共產黨專政是一個反技術進步的力量。由於沒有一套鼓勵發明創造和監視安全的制度，中國政府只敢發展已經被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開發證明有用和安全的技術，比如衛星和火箭。剛出現的，尚未被國外證明安全有效的技術，比如電動自行車和電腦網絡電話，中國政府就一律取締。所以中國的技術發展只能跟在資本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屁股後面，撿人家的洋落。

 

我所在的美國城市中心，已經有專門為電動汽車充電的停車位了。非電動車禁止停靠。

 

中國的電驢子雖然允許上市了，但有一個安全問題是噪音太小。燒油的發動機，包括摩托車，都因為噪音大而能提前知會路人小心。自行車因為無動力，衝撞行人的力度很有限。如今電動自行車因為沒有噪音，忽然就到了行人跟前，經常會嚇人一跳。這使在步行比過去更增加了更多的心理負擔。

 

中國仍是沒有禁止紅燈右轉的路標

 

國外市區十字路口上都有紅燈禁止右轉（No turn on red）的牌子，以保證人行道上過馬路的行人安全。即使沒有這樣的牌子，紅燈右轉的車也是等過馬路的行人走完了才轉。但中國不是這樣，不但沒有紅燈禁止右轉的牌子，而且司機不讓行人，在人行道上右轉慢速逼擠過馬路的行人，多次使我感到馬上就要被撞死的恐懼。有好幾次我不知該往前衝過去，還是該往後退回來以讓汽車。最後沒辦法，只好直指着司機，大喊着讓他把汽車完全停下，我才敢過馬路。當時如果路上能撿到磚頭，我真恨不得砸向不停車司機臉上，反正他面前有擋風玻璃，傷不着。

 

這種過馬路的不快從我第一次回國就感覺到，並一直到現在，十幾年了，都不見政府立法改正。因為人大代表都是各級共產黨組織指定的。他們都是有車族，是在人行道上不停車的逼擠步行者的人，怎麼會制定妨礙自己的法律呢？

 

禁止酒後駕駛和滿街的酒類廣告

 

中國被酒後駕車撞死的，每年總有上十萬人吧。政府一再嚴禁嚴懲酒後駕車。但這次回國一下飛機，就看到公共汽車上貼着大幅張鐵霖做的紅星二鍋頭廣告滿街跑。王剛做的更大的牛欄山二鍋頭廣告在機場車站隨處可見。

 

你政府這邊嚴禁酒後駕車。他那邊酒商大做燒酒廣告，而且就在汽車上做。你政府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頭嘛？

 

我和朋友說起這邊勸人喝酒，那邊又禁喝的矛盾。朋友說，燒酒廣告是為了拉動內需，搞活經濟。

 

那為什麼又禁止酒後架車呢？

 

當然，酒後不能駕車，但不駕車還是應該多喝以協助國家搞活經濟。問題是，誰沒事呆在家裡一個人喝悶酒？還不都是到外面和朋友聚會邊喝邊聊。而一旦出門，有幾個下館子不開車的？又有幾個僱傭專職司機不陪酒的？只要喝，多半就得駕。故只要信了燒酒廣告，就難免不酒後駕車。這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難懂。

 

酒入愁腸，靠肝臟里的乙醛脫氫酶解毒，很傷肝。酒是穿腸毒藥，色是刮骨鋼刀…。靠穿腸毒藥拉動內需，還不如販毒呢。多喝酒容易患癌症，尤其肝癌。周總理，陳毅外長和喬冠華都很能喝酒，而且因在外事場合，喝好酒的機會非常多，最後全死於癌症。而吸毒不會致癌，這是已經被科學家證實了的。

 

美國十九世紀釀酒業發達，男人們酗酒成風，逼得婦女們群起而攻，組織了各類禁酒協會，並最終迫使國家立法禁酒。這期間酒類走私和釀私酒成了司法部門的一大頭疼問題。至今仍能在美加邊界的湖底找到當年遺落的走私瓶裝老酒。直到1932年12月4日，美國國會才通過表決解除了禁酒令。而美國的汽車製造業正是在禁酒期間大發展的。

 

等禁酒令撤銷時，那些老酒鬼們差不多都死完了。新一代因為新技術的壓力，已經無心再狂飲無度了。

 

中國過去也禁過私自釀酒，那是在困難時期不許浪費糧食。農村私自釀酒都只敢在半夜蒸餾，而且都拿被子把窗戶捂嚴。一旦酒香飄出去，村幹部立刻就來把釀私酒者拉出去批鬥。

 

過去嚴禁私自釀酒不是通過立法，自然也無須再立法解禁。現在竟然滿街都是燒酒廣告。

 

西方國家沒有中國這麼大的酒患，沒有中國人這麼愛喝、能喝。但他們知道抽煙的壞處，便幾經國會討論，最終立法禁止煙類廣告。想抽的自己去買，但不許用廣告誘惑人抽。

 

中國跟着學，也禁了香煙廣告。這當然是善舉。但中國的酒患，不管是有害健康還是車禍死人，都遠比外國嚴重得多。西方的白蘭地、威士忌、伏特加不過40度。你看咱們八路軍的紅星二鍋頭65，衡水老白乾67。藥房裡賣的藥用酒精不過70度。中國人簡直就是喝酒精。和中國學着美帝、蘇修造火箭、衛星卻取締電動自行車和互聯網電話似的，中國只會仿效外國禁止香煙廣告，卻沒有一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提出仿效禁煙廣告的辦法，禁止酒類廣告。願意喝的自己去買，但不能用廣告誘惑人喝。

 

當然了，由各級黨組織欽點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歡聚一堂，共商國事時，是一定要舉杯慶祝的。他們怎麼肯提出和通過禁止酒類廣告的提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