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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鷹
北大教授孔慶東活躍媒體十數年，擅長在媒體上用大話雷人，是以罵求名、因罵成名的“媒體知識分子”。日前，他為力挺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的“雙起記者論”，不僅拋出“記者國家公害論”，而且還放言當局把他認定的“不良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附勢警察，詈罵記者，將其“佯醉”、“佯俠”的文革罵功張揚極致。
現在媒體針對孔教授“公害論”的文章，都是異口同聲討伐孔教授的，既有指責他無法律常識、缺少社會理性，也有指責他揣着明白裝糊塗、投靠權勢搞表演，甚至也有從文革的暴力專政和權力崇拜影響來分析他的極端表現。我認為，要科學解讀孔教授的“記者公害論”，從當下文化生態講，當然需要從媒體文化的娛樂經濟着眼――由此我們可見出孔教授的媒體表演性；而從歷史根源來講，則必須追溯到文革文化對孔慶東的深刻影響――由此我們才能認識到其言論的危害性。孔慶東迷戀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時代，是他自己毫不諱言的，他那些令人且驚且疑的“罵語”，都是文革話語遺產。文革結束30多年了，孔慶東不僅對其戀戀不捨，而且還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鮮奉為夢鄉，美化歌頌之辭，洋溢於其筆端口頭。
文革給予中國文化究竟造成什麼樣的精神遺害呢？人們都會想到兩點：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這種“狼性”發作起來，無法無天，甚至於夫妻父子相殘；第二，“無限忠於”的“奴性”，這種“奴性”的表現在於立場決定是非、決定善惡，決定真偽。論者在批評孔教授對文革的辯護和對朝鮮的推崇時，也多少聯繫到了這兩點。而這次孔教授說“這些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我一個都不心疼”，鼓動王立軍局長要用“打黑的手段”打擊“漢奸記者”，確是難免讓人聯想到文革培養的“狼性”和“奴性”的綜合發作的。
然而，我認為，文革遺害的最根本的毒素在於“以類分人”。文革在“階級鬥爭”的大旗下，把中國公民分為敵我兩大類，並且又進而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等等。這種敵我分類，不僅劃定人的階級屬性，而且劃定人的品質的美醜善惡，從而劃定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和經濟待遇,甚至決定人的生存權的有無。當年紅衛兵不僅對“黑五類”，而且可以對“走資派”操作生殺大權，就是這些人不是“革命一類”。正是在“以類分人”的精神根基上，文革的“狼性”和“奴性”才得以生根發芽，並且長盛不衰。
王立軍局長指導屬下警察用起訴的法律手段自我維權並無過錯，但是他對其“雙起論”的解釋又明顯表明他具有把警察與記者作“類的對立”的意識。王立軍如是說：“搞政治我們只有一半的主動權；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王局長所謂“他”就是記者，而“我們”就是警察，如此立論是一個理性的現代文明社會所不能接受的。而孔慶東的“記者公害論”比王局長更進一步，是明目張胆將記者作為“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的對立面。孔慶東如是說：“我覺得全國人民應該起訴南方報系，天天在誣衊我們革命先烈，誣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誣衊全體中國人民。像南方報系還有野雞網這些媒體首先就應該遭到起訴。”一個在職大學教授還在今天主張這樣的“人的類對立”的哲學，實在是文革遺害難除了！
在理性和客觀的立場上，我們就會看到，以警察和記者兩職業群體來看，各自都有優秀分子，也都難免腐敗分子；同樣，就學者、教授群體來看，也同樣有善惡優劣之分，真才實學者有之，欺世盜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禍國殃民的文革結束30餘年了，文革餘毒還在某些學者、教授的心中作惡。
一個和諧的文明社會，必以尊重個性、尊重自主的原則對待個體，同時就以差異的眼光看待個體。實事求是，有一說一，不以職業群體論是非善惡，這才是建立民主和諧的中國社會的前提。由此，我們才會看到文革的“以類分人”的遺毒才真正得到根除了，與此相應，它培養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根除。
（肖鷹，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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