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之現狀，是在以高科技為代表的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的同時，全球社會無論從文化、宗教、意識形態，生態環境、財富和資源分配，經濟運作，乃至國與國、甚至社會的人與人之間，卻普遍都存在着日益激化的矛盾或尖銳衝突，呈現出一片雜亂不堪之景象。如果從地球的角度，客觀地來看人類或國際社會，不免令人要懷疑『全人類會不會按照中國文化的軌跡，成為步中國人“窩裡鬥”後塵的“跟屁蟲”？最後使自己不斷嚷嚷着要嚮往、追求的“和平、和諧、幸福”，都始終事與願違地、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線”』因此讓我們有理由擔心“自己社會是否生了病、甚至得了絕症”，有像瑪雅預言中“被推倒重來”的可能？

事實正是如此。如果不是“當局者迷”的話，所有只要還有一點正常思維和邏輯判斷能力、沒有喝過“（可口可樂味）瘋井水（原典故來自於李宗吾的《厚黑學》）”的人，應該都能感受到在幾近“瘋狂”的表象後面，正在向全人類走來的危險。而且中國或其他世界級領袖以及他們的執政團隊，更應該意識到：如此大面積的普遍問題，絕對不是一個各別國家，或孤立的社會因素產生的能量所能造成。在它的後面，一定有一個更深層、更本質的原因存在。

而這個真正的“罪魁禍首”，恰恰正是西方建立在獸文化基礎上的“錯誤社會理論”和這種理論長期誤導下養成的“習慣勢力”。因為正是由於這種有原則、方向性錯誤的社會理論的誤導，不僅讓人類社會犯下“棋錯一步滿盤皆輸”或“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結果。更會因片面發展物質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同步制約、平衡，在“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導致的急功近利思潮蠱惑下，無視客觀條件（如環境、資源、能源、污染等）可能的掣肘，一味追求社會在物質文明方面的高速發展。根據物理學的“飛輪原理”，任何一個方向的“偏重”，都必然會產生“系統（社會）崩潰”般的毀滅性災難。這絕對不是什麼“危言聳聽”，而是有科學根據的現實推理。如果不及時“懸崖勒馬”並加以及時調整的話，一旦發生就來不及了。

那麼，難道人類就只能“束手無策”地、以繼續醉生夢死的“瘋狂”，來坐以待斃嗎？絕對不是。因為根據“天生我材必有用”和“存在就是合理（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只要存在、就一定找得出存在的原因或道理’）”的哲學原理。宇宙大自然在冥冥中，是絕對不會造就一個連“獸文化”都不如的中國文化，去加工如此之多的、螻蟻般只知道“窩裡鬥”的中國人，來跟高等動物一起搶食那些莊子眼裡的“死老鼠肉（物質享受）”；或專門用來充當西方所謂“文明”的“落後陪襯或不文明俊友”的。現在是到了“時勢造英雄”、由厚積薄發的中國文化出頭，來帶領包括自己在內的全人類“力挽狂瀾地、收拾“西方殘局”的時刻了。任何意識不到這一點的，客觀上都將被歷史證明是“不識時務的笨熊、蠢驢”或者是錯失（中國）良機的“歷史罪人”。因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負面事實可以證明，由西方社會理論主導的，無論是凱恩斯的資本主義、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毛澤東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道路，都已經先後“殊途同歸”地，走到無以為繼的盡頭。既應了一句“苦海無邊”的佛教箴言，同時又引出一個“回頭是岸”的偈語。也許從中世紀開始，就沒有跟西方一起“與時俱進”，而只是把自己加工的“產品（社會人）”投放進那個錯誤“潮流”中去“試水（試錯）”的中國文化，此時此刻卻恰逢其時，理應發揮“中國特色（人口眾多）”，當仁不讓地為全人類擔負起“中流砥柱”的責任，並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

但是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這絕對不是意味着『中國人只要利用文化賦予的那點小聰明，以“改革”的名義，把西方錯誤的社會理論拿過來“修修補補、改改弄弄”，就可以縫製出一雙能夠繼續走西方老路的“特色新鞋”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味想以此法來在現有的西方體制（如WTO或G20甚至G2組織）內，去充當拯救當前世界困境的“大尾（讀yi）巴驢”的話，其下場一定比當年“大清王朝”還要慘。所以，除非中國人真有“割肉飼虎”的佛陀大慈悲心（不應該、也不可能有），否則，就應該以人（而不是高等動物）的理性和智慧，來取代唐僧般愚氓的“悲天憫人”，並作出切實有效的貢獻。

那麼，人類真的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嗎？非也。因為如果不是包括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孫中山、蔣介石、鄧小平在內的近代中國人領袖（毛澤東是唯一另一個極端的例外），一味看到了西方物質文明的表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決定當起“（西化）跟屁蟲”來，犯下了成語中早就指出過的諸如“東施效顰、邯鄲學步”之類、阿Ｑ般的低級錯誤。完全忘記兵法中“知己知彼、揚長避短”等的重要制勝原則，以為『有13億人口之多而成為“中國特色”的中國人，只要“摸着石頭、靠拾人牙慧”，就可以到達“幸福”的彼岸』要是不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才是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了。這難道不正是“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和其領袖們”應該“捫心自問”並加以檢討、糾正並痛改前非的問題嗎？

也許有人會說『這也是順應世界歷史的潮流嘛』雖然乍聽起來似乎有點道理，殊不知卻暴露了問題的要害--當了中國人就不應該、也當不了那個只有小國才能當的“跟屁蟲”。因為一個加工文化如此先進、優秀，具有獨一無二“中國特色”的國家或民族，自己就有足夠的能量，來對世界形成舉足輕重影響的“潮流”（想想當年一場還是錯誤的“文革”，對世界產生的影響就知道了）；而只要自己不願意，就是除了“自由落體運動”般的天性墮落所產生的“潮流”以外，是沒有任何其它一種“潮流”，有力量來推得動它的。

所以同理，只要中國人願意，就可以成為阻擋任何潮流的“中流砥柱”。但是反之，要是受到蠱惑後的中國人，一旦自己主動想溶入某條小河浜，馬上就會形成滔天的洪流，衝垮擋在前面的一切障礙（如法制、倫理、道德、良知或羞恥心），跟全世界一起合成為連“上帝都保佑不了（或不願保佑）”的全球性災難，讓所有宗教或道德家的說教，都成為“螳臂當車”。這就是今日中國乃至全世界，要面對的嚴酷現實。未來的事實必將證明：任何不敢正視這種現實的人或行為，結果永遠只有一個“事與願違”。那麼有什麼解決辦法呢？

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原湯化原食”。也就是『靠中國文化提供的“底氣”，來解決自己和世界的所有問題』。這個“底氣”，就是那些“喝了半瓶洋墨水（所以永遠成不了西方氣候）”的精英讀書人，因文化根基太淺（建立在沒有解壓縮的“陳芝麻爛穀子”堆上）而被當成“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忌、只能束之高閣的“王者之道--王道”。也就是『以自己無可匹敵的“集體文化優勢”的實踐示範，來引領全人類走出被西方錯誤理論誤導、而進入的歧途，重新走上真正文明的正道』。其實這本來就應該是中國文化賦予中國人的“天命”，並且當年曾經被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歪打正着”地實踐過一回，讓中國着實“揚眉吐氣”過一小段時間。雖然最後因為『有領袖群雄的“霸氣”、卻無解壓縮文化的“底氣”、更濫用了“中國特色（人口基數龐大）”（比如搞“大躍進”或“文革”之類的群眾運動）而以失敗告終』卻為後來的中國人，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和教訓：那就是要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從而要學會善用“中國特色”來推行由先進、科學而優秀的加工文化所決定的“正道”。也就是跟“獸文化”和叢林法則加工後、必然形成的“霸道”相抗衡的“王道”。那到底什麼是“王道”呢？

不過在進入正題之前、必須強調的是：這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根本不是“單槍匹馬”、且在年齡上已經“時不予我”的筆者，在能力和精力方面“力所能及”的。所以只能以“備忘錄”的方式，根據在嘗試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新理論》的理解，原則地總結出以下幾點，以期“拋磚引玉”般，供自己或後來者進一步的思考時的參考：

首先，“王道”是一種“天下（全人類）興亡匹夫有責”的、真正民主社會的“責任心”；

這比馬克思後來提出的“無產階級只有先解放全人類最後才能解放自己”的認識更進一步，代表了人類真正民主和諧社會的最高精神境界，更是現在在西方“獸文化”主導下的聯合國（甚至還有美國），想做、卻沒有條件或能力去做的事。

可以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單獨的“民主”概念，恰恰是反映了『“民主”其實是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中，一個有如空氣般客觀存在、所以無需大驚小怪的事實』正因為如此，所以雖然古代中國社會沒有專門的概念，卻從來沒有缺少過的“（領袖）獨裁”和“（有定義域限制的）絕對言論自由”、這兩個構建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一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就含蓋了所有民主概念的真諦。與之相比，那個所謂的“民主的選舉制度”，就一文不值到、只配拿來跟無知小兒的“辦家家酒”行為相提並論。這只要看看當前在中東如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以及俄羅斯或現在台灣、乃至當前美國本土上，顯現出來的“民主”亂象，就足以為這個判斷的正確性作“背書”了。（歡迎西方戴着假頭套的“民主”大法官，仿效當年希特勒辦的“國會縱火案”，對筆者的這個判斷結論提出“誣陷罪”的控告）

其次，“王道”是一種“捨我其誰”的自信；

有一句格言曰“知識就是力量”。中國人由於先進文化加工，不僅已經具備了必要的基礎知識，更掌握了如何學習、吸收他人知識的“知識”，早就有“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實力。這只要想想許多偷渡海外的中國農民，文化程度並不高，卻照樣可以融入當地社會、發家致富的事實，就知道了。這是“民氣可用”的基礎，只是用錯了方向，從當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先賢們，潛意識曾經幻想過的“禮儀之（烏托）邦”走出來，又誤人了“動物世界”而已，只要加以“撥亂反正”（但不要“矯枉過正”、搞出“過猶不及”的噁心事）就行了。

第三，“王道”是一種“敢為天下先”的勇氣；

中國古代就有“神農氏嘗百草打下中醫藥基礎”的傳說，後來又有對“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稱頌。說明中國人是早就有“敢為天下先”的傳統的。只不過現在是到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的關鍵時刻，理應當仁不讓地站出來，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帶頭來為全人類“力挽狂瀾”並“改邪歸正”，嘗試走出“總是犯N次同樣錯誤”的歷史循環怪圈。所以『帶頭來挑戰“錯誤”，或接受“錯誤”的挑戰』應該是每一個以科學、先進而優秀的文化自豪的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四，“王道”是一種“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的信仰、追求；

這是中國文化早就存在的理念，可以認為前者（天下大同）是“初級階段”，後者是終極目標（或境界）。其實這種理念始終存在於人類的潛意識中，只是因為沒有正確“解壓縮”，而總是被“天性”以錯誤的方式體現出來。比如古代的秦始皇，想用武力的方式統一六國；當年的孫中山，又以“小格局思維”，將區區一個中國當成“天下”；連今天的美國，也想靠獅子老虎般的“尖牙利爪（高科技和堅船利炮）”稱霸全球等等；無不都是一開始就因為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而“誤入歧途”，才造成今天這種“滿盤皆輸”的結果。現在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及宗教或瑪雅文化等的啟示，人類社會也許又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變革”新節點（甚至連不懂“天道酬勤”、一味要祈求“上帝保佑”的美國人和他們的奧巴馬總統，都提得出“要改革”的口號了）。所以更應該是中國文化“扭轉乾坤”的一個不能錯過的“天命”契機。

第五，“王道”是一種“言必行、行必果”的決心；

這應該被看成是威望和誠信的基礎，也是從中國目前所處的被動、尷尬局面中所得到的、如寓言“中山狼”以及“農夫和蛇”般的教訓--都是對小人之類的高等動物忍或韜光養晦的結果。

第六，“王道”是一種“有以力服人的能力，卻堅持以理服人”的手段；

這是在“初級階段”中的一種權宜之計，用來對付篤信叢林法則的高等動物，以免它們再產生“中國人軟弱、無能”的誤會，創造逐步順利過渡到習慣“以理服人”的條件；

第七，“王道”是一種“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類似西方貴族式的集體精神；

這是源自於毛澤東巧妙地運用“中國特色”，讓世界為之尊重、折服的啟示（犧牲得起），是揚長避短地、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的唯一選擇；

第八，“王道”是一種在“以理服己”的基礎上“我行我素”“以不變應萬變”的堅持；

這是科學《新理論》在“偉人的教訓”基礎上、總結出來的。因為他們總是在上台之前或掌權伊始，信誓旦旦地、要以人為本或兼聽民意，但最後都以獨裁、專制、極權告終。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手中，都沒有掌握“能攻心則反側自消”的正確理論武器，來讓人“心服口服”地去照辦。反而以“XX主義”“能吃肉又喝湯”之類的“騙人吃糖雞屎”開始，逐漸讓民眾失去信任，一起陷入“謊言世界”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後只能重蹈“一謊二騙三鎮壓四失敗”的歷史規律覆轍。

所幸的是，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升級出來的科學《新理論》，已經提供了這個條件。所以在欲行“王道”之前，先根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原則去嘗試一下，看看是否能說服自己？一旦通過，根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規律，就可以先讓中國人“萬眾一心”地來發揮“中國特色”，到那時，就怕其它國家當“跟屁蟲”都來不及，還用得着擔心什麼“友邦驚詫”嗎？

第九，“王道”是一種在“以理服己”基礎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品性和德行；

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位領袖、任何一屆政府，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都有可能犯錯誤。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以“知恥者勇”的精神改了就好。就怕諱疾忌醫地、堅持“隱惡揚善”，落入不能“以理服人”的陷阱，最後葬送了“王道”的前途，反過來再“拉不出屎怪茅坑臭”地“嫁禍於人”。

第十，“王道”是一種符合自然科學原理的“中庸之道”；

過去一段時期以來，“中庸之道”受到“會讀書而不會用”的中國激進幫讀書人的嚴厲批評和攻擊，犯下不可原諒的錯誤。殊不知這其實是一種最有效的“動態糾錯機制”。其原理完全類似於電子學理論中、用來改善“訊號失真度”的“負反饋”。所以必須對其加以平反和正名。以保證王道在正確道路上的和諧和穩步發展、不斷前進。

雖然由於當前的人類，已經在錯誤的歧路上走的太長、太遠，已經習慣成自然了。所以根據相對論原理，在西方錯誤社會理論誤導下養成的“習慣勢力”，反而會把科學《新理論》的正確而創新的見解，當成“異端邪說”，就像當年宗教裁判所對待布魯諾、哥白尼見解的態度一樣。所以儘管筆者清醒地認識到“歷史是要靠時間和實踐來作出結論”的，而自己屆時可能已經“駕鶴西去”。但是堅信“笑到最後”的，一定是科學《新理論》和它的堅定實踐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