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50周年，永遠不能忘卻的紀念
—— 華盛頓緬懷大饑荒國際研討會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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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乍寒未暖，黃色的迎春花已經悄悄地吐蕊報春。二月十五日、十六日，來自大陸、香港、英國、加拿大、俄羅斯以及全美各地的二十餘位中國大饑荒研究專家、學者、教授雲集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由勞改基金會(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和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聯合舉辦的“見證與紀念：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大饑荒”研討會。與會者有《墓碑》作者退休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餓鬼》作者史學家貝克JASPER BECKER、《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共用的墓碑》作者李世華、《人禍》的作者丁抒教授、大饑荒研究者姚監復、宋永毅、郭健等。
今年是大饑荒結束五十周年。持續五年，某些地區甚至持續時間更長一些的大饑荒，造成了三千五百萬到四千五百萬中國人在和平年代死於非命。死亡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由於當局的刻意隱瞞，這場大饑荒的真相至今鮮為人知。不但七零後、八零後會發出：“真的嗎？”的疑問，就是大饑荒時期能吃飽肚子的城裡人也大多不願意相信解放後的中國曾餓死那麼多人。認為是造謠污衊，是誇大其辭，甚至有意為祖國抹黑。
漫漫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大饑荒的倖存者紛紛謝世。因此拯救記憶、紀錄歷史真相的工作已經迫在眉睫。勞改基金會聯手傳統基金會策劃召開這次大饑荒國際研討會，意在邀請大饑荒倖存者和研究者，共同見證歷史、銘記災難、悼念無辜餓魂、為後人留下珍貴的信史。
“實事求是”是在大陸政府部門隨處可見的口號標語。可是由於當局的極力阻攔騷擾，幾位收到邀請函的大饑荒倖存者、大饑荒研究者都未能參會，有些人被有關部門談話做工作，有些甚至被在機場出關時扣留攔截。留下遺憾。
吳弘達 勞改農場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倖存者
二月十五日的會議在華府傳統基金會(214 MASSACHUSETTS AVE)舉行，勞改基金會創辦人、著名人權活動家、勞改研究專家吳弘達，以英文向近百位來賓致開幕詞。他以自己作為一名政治犯在勞改集中營里的親身經歷講述了大饑荒的悲慘遭遇。
“1957年，我還是北京地質學院的一個學生，因為發表對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而被打成右派，一個不懂政治的人，從此被卷進無休無止的政治旋渦之中，長達十九年。
那是在1960年，我在北京的清河勞改農場，一頓飯就是兩個核桃大的窩窩頭，一碗清湯，我的體重只瘦的剩下九十磅了。那麼多的人在一起，沒有力氣說話沒有力氣呻吟。每天都有人死亡，破被子一裹抬出去，草草掩埋。沒有人哭沒有人悲傷，誰都不知道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一千多名勞改犯死了五百多人，形成了一個大墳場。
我的朋友陳明‘死了’，被抬出去，半夜他又跌跌撞撞回來了，原來他還沒有完全咽氣，又爬了回來。農場頭頭說：‘好吧，看看明天怎麼樣’。我苦苦哀求領導給陳明申請到了病號飯，就是四兩窩窩頭。陳明抓起來就狼吞虎咽吃下去，卻立即胃絞痛在地上翻滾，疼死掉了。因為長期飢餓，他的胃壁已經很薄很薄，兩個窩窩頭把胃給撐破了。這是我到今天一想起來就感到內疚自責的事情。”
為了生存，我像牲口一樣吃過許多東西，包括青蛙、老鼠、蛇、草根、白菜根等等，用唯一的‘炊具’——每個人都有的洗臉盆煮來吃，苟且偷生。到了1961年，我們被轉到葡萄園勞動，大家就開始偷吃葡萄，不偷是活不下來的，人人都在偷。我是一個很好的小偷，靠偷吃葡萄活了下來.....飢餓，讓人失去了尊嚴和人性，還美其名曰要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饑荒往往是人類歷史和社會上的一個自然現象。但是中國的大饑荒實際上並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由於政治體系造成的，而且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饑荒，導致了3500萬到4500萬人死亡。我們要擁護這樣人民連吃飯權力都沒有的領袖嗎？這就是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嗎？以後的史學家回顧這段歷史時會說，這就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殘酷最滅絕人性的一頁。”
因此，九死一生從人間地獄裡——勞改集中營爬出來的吳弘達於1985年來到美國，成為一個自由人之後，帶着聖徒般的虔城多年來致力於人權活動，成立勞改基金會，創辦了勞改展覽館，並寫作有《昨夜雨驟風狂》《勞改——中國特色的罪與罰》，以及最新出版並在二月初台北國際書展中送給馬英九總統的《秦城監獄》。吳弘達是這次研討會的召集人。
楊繼繩：築百萬言《墓碑》準備坐三年牢
原新華社高級記者，現《炎黃春秋》副主編楊繼繩，調查研究十二年，幾乎走遍了當年大饑荒的重災省區，以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寫出百萬字的巨作《墓碑1958—1962年中國大饑荒紀實》，在會議上做了《執政者怎樣對付危機——大饑荒期間中國家領導人的作為》的專題發言。
楊繼繩先生說：“從五八年到六零年，中國農村五風橫行，比颱風還厲害，所謂五風就是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
首先是共產風，就是個人的農民的所有東西，田產、房子、農具、家畜都交給國家集體，甚至包括鐵鍋盆碗都被砸掉了，逼迫農民去公共食堂吃飯。浮誇風就是吹牛風，畝產幾百斤吹成幾千斤，上萬斤，三萬斤，最大的牛皮吹到十三萬斤，吹到《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上。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也跟着吹，先後在《中國青年報》《知識就是力量》上發表文章，以“科學的態度”證明只要合理地利用太陽能，畝產定會增產二十倍，還能無限的增長。大科學家的話，讓毛澤東相信了，讓清華大學的高才生楊繼繩也相信了。因為錢是當時青年人的偶像。
幹部特殊化風特別嚴重，在農民挨餓的時候，廣大農村幹部卻多吃多占，吃多吃好，農民吃大鍋飯喝清湯，幹部自己開小灶，家屬親戚也跟着吃香喝辣。用農民的話來說是：‘農民餓得瘦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四川省第一書記李井泉生活腐化，每天看電影，聽堂會(給他一個人唱的戲)，吃美食，睡覺。對於四川開始大批餓死人，李居然說：‘要餓死人，就讓四川人餓死，這裡沒有外國人，不會造成國際影響。’甘肅省第一書記張仲良去任何地方檢查工作，不吃當地老百姓的飯，都是由專車從蘭州飯店送來吃。在甘肅數十萬饑民背井離鄉逃荒要飯的時候，張說：‘要飯吃甘肅人的習慣’。
楊繼繩用糧食部的原始記錄資料證明了，在中華大地餓殍遍野的時候，國家仍然有幾百億斤的儲備糧，仍然在大幅度的出口糧食換取外匯，購買工業產品。有一個地方開倉救民，被省長知道了，拍桌大罵：“誰再動我的糧食，我就砍掉他的爪子。”以後地區、縣都沒有權力動倉庫里的一粒糧食。河南信陽農民餓死在國家糧倉前，死前悲嚎着乞求：‘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吧。’僅一地餓死百萬人。老百姓總是認為只有下面的官吏是壞的，皇帝是好的，皇帝不知道他們的苦，知道了就會來搭救。卻不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說：‘餓死一半人，另一半人還能吃飽。’
中國的大饑荒當然和毛澤東的錯誤領導有關，但是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中國的極權統治缺乏糾錯機製造成的。你站在天壇圜丘的園心大喊一聲，一會兒回音從四面傳來。你聽到的聲音還是你自己的聲音。天壇這個地方就象徵我們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最高統治者聽到的聲音都是自己的回聲。他不可能聽到與他意志不一致的聲音。
楊繼繩寫完《墓碑》後，找來兒子女婿談話：“我寫了本書，可能會有麻煩，說不定會坐牢三年。但是你們不要怕，不會株連到你們。但我坐牢不丟人，我不是貪官，我是為受苦受難的廣大農民說話。”
當筆者尋問楊繼繩先生《墓碑》在國內的發行銷售情況時，楊先生風趣的說：“不讓出版，還藉口黃色讀物收繳。但是盜版很多，各地都有，就是新疆的克拉瑪依都有盜版，許多人拿着盜版讓我給簽名，我就給簽了。一本盜版書七十元，裝幀很好。”
盜版是違法的，但是在目前卻成了《墓碑》四處銷售廣為流傳的最好渠道，讓人也悲也喜。也可以說禁書是對書的最好宣傳。
馮客：洋學者四載寫出《毛的大饑荒》
馮客，1961年出生于波蘭，精通中文，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他所著的《毛的大饑荒》，由牛津大學出版，獲得英國塞繆爾約翰遜文學獎。於去年九月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出版。暢銷於美加地區，是想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們不能不讀的一本好書。
馮客發言的題目和他的著作相同，《毛的大饑荒》。他是一位優秀的演講家，完全脫稿，出口成章，在講台上雙手筆劃着走來走去侃侃而談。當筆者會後誇獎他的口才好時，馮客得意洋洋的說：“我是做過準備的，以前我看一個人這麼演講，我太羨慕了，就開始練習，花了很多功夫，才練出一口鐵嘴金牙。”
馮客說：“1957年，在莫斯科會議上，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沒有站起來就說，中國要在十五年內超英趕美，要和蘇聯老大哥比試競爭，毛澤東的個人意志，就是大躍進的根源，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從此開始。全國幾億農民，不論男女老幼，都變成了毛澤東的戰士，戰鬥在廣闊的田野，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瘋狂目標不分晝夜的勞動賣命。在廣東羅定地區，家庭成員分開住，男人住一個房子，女人住一個房子，根本沒有夫妻生活，孩子們也被集中在托兒所，得不到大人的照顧。家庭這種最細小的社會組成部分幾乎被消滅了。
吃公共食堂後，糧食成了征服控制農民的武器，幹部可以用食堂用飯懲罰任何他不喜歡的人，懷孕的女人、不能幹活的老人、病弱的孩子，常常被扣飯被懲罰，幹部掌握了農民的生殺權。暴力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有的農民為偷一點點洋芋地瓜，被罰跪被毆打。綁、捆、吊、凍、打是幹部經常體罰農民的手段。在死亡人口中，有10%的人口是被活活打死的。”
馮客和他的助手走訪了全國各地的檔案館，根據資料了解到，由於瞎指揮風，各地農民私房被占用，被推倒，推倒房子用泥土當肥料，磚瓦鍥小高爐，安徽有40%的房子被毀壞，農民和住，幾家人住一間房子，有些住在窯洞裡。四川有些地區，有近80%的房子被毀壞。
農民想活下來，必須成為竊賊，在麥子尚青的時候，偷一點，揉出麥粒，趕緊吞進肚子裡去。可是，許多人為此付出代價，被抓住的幹部活活打死，還有當幹部的父親打死親生兒子的事件發生。人吃人的想象也相當多，全國各地都有發生，有些人就是靠吃人活了下來。”
馮客基於各地政府為了避重就輕掩蓋真相，總是說小說少死亡數字，但公安機關的數字總是多於政府上報的數字50%，因此，馮客得出的大饑荒死亡數字是4500萬左右。大饑荒不單單是飢死了幾千萬人，而且讓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大大倒退，文明受到嚴重的破壞。毛是殺人的最多大屠夫，大饑荒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大饑荒，而是人類的大饑荒，所以，史學家有責任搶救資料，搶救記憶，告訴世人，中國曾經發生的事情，希望馮客的書能夠澄清歷史的真相。
“今天，大饑荒的後遺症還在。去年薄西來又大唱紅歌，是很可笑可悲可怕的事情。”說這話的時候，馮客眼睛瞪的很大，對目前中國社會的普遍失憶金錢至上充滿擔憂。
李世華：28天一家亡五口，寫《共用的墓碑》
去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作者李世華，《一滴淚》作者巫寧坤教授為其作序，他不無沉痛地寫道：“這個小人物的聲音，不是他一個人的聲音，而是數以千萬計的餓鬼的哭泣和控訴，是千千萬萬無言的廣大中國農民的聲言。正因為如此，這個小人物的聲音才能驚天地、泣鬼神，為近代中國史鑄成一座豐碑。”學者孫立川說：“影響深遠的楊繼繩的《墓碑》反映的是那場大饑荒的巨大歷史悲劇。那麼，這本後出的《共用的墓碑》卻以滄海一淚般的家庭悲劇為楊繼繩的力着做了一個真實的腳註。此書也是中國大陸成千上萬個家庭中的一段慘痛的集體記憶。
年近七十歲的李世華是這次研討會唯一請來的倖存者和研究者，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1960》。他所說的都是親身經歷。“1960年，我十七歲，大年三十從學校回到家裡，一家幾口人的年夜飯就是一鍋紅薯葉子湯，一人喝上一碗，第二天的年飯，是一鍋黑糊糊的野菜湯。當時我父親是生產隊的保管員，最害怕公社來人開會，一開會就是逼糧食，農民一聽開會就心驚膽顫兩腿發抖。但是父親完會從不對母親和我們孩子們說什麼，一個人默默承受在心裡。
我大哥的小閨女，還不足一歲，尚未取名，每天夜裡餓的哇娃哭泣，但是大人找不到任何能給孩子吃的東西，這個孩子最後哭都哭不出聲音來，就夭折了。
當時的口號是‘低標準，瓜菜代’。一人一天一兩糧，但一兩餓不死炊事員，吃到社員嘴裡的還不到五錢，還不是米或者面，而是紅薯粉爛菜葉子，一個窩頭一碗湯。窩頭牛眼一樣大，社員稱湯為‘四眼湯’，自己兩隻眼，湯里兩隻眼，湯清得能當鏡子照。
我當時在學校里一天發兩個窩頭，吃飯的時候想着父母，想着小侄女就吃不下飯，節省下一個，攢到周末，窩頭都發霉了，我就自己吃霉窩頭，把三四個小窩頭帶回去給父母吃。那時候，同學們最害怕傳達室喊接電話——意思就是家裡餓死人了來報喪了。有一天，有人喊：‘李世華！電話！’我有預感，我的父親沒有了。
‘我的兒呀！你的大大沒有了。再也見不到你的大大了。’一進家門，母親就嚎啕大哭起來，父親沒有得過病，是懸梁自盡的，之前已經懸梁一次，被家人跪地磕求救下，說我不死了，和你們一起熬。這次因為他看管隊裡的紅薯苗子被飢餓的村民偷吃的越來越少，承受不住壓力而自縊。但他堅持‘餓死不做賊。’臨死還未不能給家人吃上飯而愧疚。看糧的餓死。
用母親的陪嫁柜子鋸掉腿當了父親棺材，但是太短，腳還露在外面。飢餓加上悲傷的爺爺天天拄着拐棍上墳看兒子，哭喊着：‘我的兒呀，人家都是兒埋爹，如今卻是爹哭兒。’爺爺想死，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結下自己的褲腰帶，吊死在窗柩上。
父親餓死後，母親也死了。二哥餓的沒辦法，把小侄女的身體挖出來，剁開，想熬點湯，結果被告發，送進監獄勞改.他當時最高理想就是去勞改，因為聽說那裡能吃上飯......我叔叔自殺了，嬸子也死了。短短二十八天內，一家人沒有了五口，可謂天崩地裂家破人亡。
我給他們立了一塊石碑，寫了這本書把當年苦難的經歷記錄下來，告訴世人。寫作的過程很痛苦，我常常寫的淚流滿面。我一直就想不通，我們一家沒有死在日本鬼子的轟炸屠刀下，沒有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為什麼會餓死在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我要用寫作尋找這個答案。”
中外各路研究者發言，為受苦底層農民代言
第二天的會議在座落於1734 20TH NW的勞改紀念館召開，除了受邀的與會者外，還有一些關心中國問題的普通聽眾，有一位白髮蒼蒼的美國老太太更是全程聽取發言，並積極提出問題和發言者討論。比較令人遺憾的是，前一天的歡迎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訪問，因為有五十美元的報酬和一頓豐盛的午餐，而吸引了不少歡迎者，而來參加大饑荒研討會的中國人卻寥寥無幾。旅居美國的異議作家余杰也出現在聽眾席內，他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信仰，金錢和實惠成了人們的信仰。余杰說，關於大饑荒的作品在中國根本無法出版，應該多舉辦這樣的研討會，並通過網絡媒體讓更多中國民眾知道真相。現在的中國雖然沒有大饑荒，但造成大饑荒這一悲劇的中共集權統治的模式，卻沒有改變。
姚監復，原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做了《1958年黨內高層反右鬥爭打開了大饑荒大浩劫的地獄之門》的發言。他說：”編寫出版大饑荒的書，研究討論大饑荒的學術會議都是為了使健忘的中國人，特別是國家領導人尊重歷史、研究歷史教訓、防止歷史遺忘歷史慘劇，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絕不是為了醜化個人和政黨。大饑荒的真相和罪責有待繼續揭露。”
來自加州大學的宋永毅教授做了《大饑荒中的人吃人現象》，他說：“在大饑荒時期，每省每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發生，有吃死人的，也有吃活人的，大多是親相吃，小孩，尤其是女孩子，是被吃的群體，就如一個四川老人說的；‘我們村的女娃子都被吃掉了’。但是當局的備案記錄措辭非常模糊，吃人形容成‘破壞身體’，因飢餓吃人說成‘生活問題’，吃人的人都被說成是‘地主富農’，其實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有一個媽媽對兒子說；‘孩子，我死後，也沒有什麼肉吃了，你就把我的心和肝挖出來吃掉吧。’人吃人的案件全國至少有上萬期，令人髮指。”坐在一邊的吳弘達說：“人吃人是最骯髒的事情，是不能接受的。你把它寫出來，我就是賣底褲也給你出版，哪怕就出版一本。”
來自波士頓，《悲情大地》的作者姚蜀萍上台做了發言，她作為見證人，見證了大饑荒時期，中華大地眾多農民餓死的時期，中國政府卻調撥巨資研究發射衛星，基地的研究人員吃的很好，有肉有蛋。海外華僑為之驕傲為之雀躍的時候，卻不知“我們的人造衛星是帶血的，是以多少農民的生命換取的。值得驕傲嗎？我們能忘記嗎？”
作家依娃先是介紹了被邀請，但不能親自赴會的甘肅作家張大發和其作品《金橋路漫》，作者生活在通渭四十年，調查研究十五年，寫出七十萬言的通渭問題專著，得到李銳老人和楊繼繩先生的肯定。依娃做了《母親，新中國的叫花子》的發言，講述了家族在大饑荒中餓亡四口人，小腳外祖母帶領着母親舅舅逃荒要飯，最後以嫁人存活下來的故事，控訴了大饑荒對女性對孩子的迫害和罪惡。
研討會期間，放映了由馮客監製的《毛的大饑荒》和由年輕一代導演王兵導演的由作家楊顯惠作品改變的電影《夾邊溝》。
楊繼繩說：中國人有集體健忘症，但是一個民族忘記歷史，不吸取教訓，是不可能進步的。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那麼才能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兩天會議，專家學者雲集華府，回憶大饑荒、討論大饑荒，不是為了掀起仇恨，而是為了記住苦難，讓這樣的悲劇不要重演。筆者相信，這樣的大饑荒研討會終有一天會在那片土地上召開，讓數千萬餓魂得到慰藉和安撫。也終有一天，大饑荒慘地四川、河南、甘肅、安徽、貴州等地都會豎起一座座紀念碑，以安餓魂，以昭後人。
大饑荒，永遠不能忘卻的紀念。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February 2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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