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力不愧為出身於中國第一革命家庭的“紅色公主”，短時間內就在軍報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紅色風暴！肖力一到軍報就發現了李、金、劉、陳四員造反派小將，組成軍報實際上的“內閣”。還從部隊抽調來三十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形成了解放軍報社的造反派骨幹。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組織了“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了題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勇敢戰鬥，一舉把解放軍報代理總編輯胡痴、記者處副處長宋瓊以及楊子才等人揪了出來，“開創了解放軍報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憑着無可比擬的背景，到報社不到兩個月，肖力領導的“革命造反突擊隊”，輕而易舉地控制了軍報的運動。同時，她擔任了軍報版面組組長。報紙版面是報紙全部工作的載體，是出版前的最後一道關口。肖力雖不是社長、總編輯，但她掌握了版面權，也就實際上奪取了報社的大權。再後來乾脆就擔任了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直接執掌了軍報編輯出版大權。而這一切都是在短短幾個月內完成的。人們都知道，《解放軍報》在文革中的地位和級別與一個大軍區不相上下的。比較起來，被吹成“超天才”的林立果使了吃奶的勁，爬到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位子上還用了近一年的時間，肖力當得起是“超超天才”！

　　毛澤東對漢宣帝的“王霸道雜之”統治經驗非常欣賞，奉為治世的圭臬。肖力在《解放軍報》奪權後就宣告她在報社要實行“王、霸雜用”的方針。作為北大歷史系的畢業生，肖力當然知道“王霸雜用”的典故，也就是說，她要像漢宣帝一樣“霸道”了。在肖力的帶領下，軍報的造反派先後推翻了軍報兩屆領導班子，製造了所謂“胡痴陰謀小集團案”和“趙易亞復辟資本主義反革命逆流案”。　

　　１９６８年，跟隨肖力打天下的“革命小將”打着她的旗號，又無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謂“陰謀綁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成為解放軍報社在“文革”初期最嚴重的一個案子，在這一案件定案的結論上寫着：綁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該案牽涉到許多無辜的幹部、群眾。後來，遲浩田到《解放軍報》任副總編，分管政治工作。在１９７３年“落實政策”中，他經過長時間的深入調查了解，認定軍報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謂的“綁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這三個事件在肖力的操縱下，都是通了天的，遲感到棘手，便把情況向軍報主要負責人張志作了匯報。涉及到肖力的事，張志哪敢作主。他又匯報到總政治部田維新那裡。田又與李德生商量，想瞞過江青先把無辜的幹部解放出來。結果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狀，送了一大堆材料給江青。江青還看了這些材料後，在這裡批一個“這是一個反革命”，在那裡批一個“這是個壞人”，最後要“德生同志查處”。害的軍報的幹部又被掛了起來。當時肖力已經離開軍報四、五年了，可見肖力的影響能力有多大。

　　在肖力主管期間，解放軍報出現了奇奇怪怪的各種形式主義做法：當某版刊有毛主席的照片時，就必須保證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沒有人把槍口對着毛主席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樣出現時，一定要透過光線看看，保證背面版上的同─地方沒有貶意詞！是笑話，也是真實。報社專門做了一個報紙透視箱：─個玻璃桌子，桌下安幾個電燈。報樣出來後，都放在玻璃板上，打開玻璃板下的電燈、進行透視，以檢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後，有沒有貶意詞。幾乎，每期報紙都要這樣干。這個報紙版面透視機，直到前兒年還保存在軍報倉庫里，成為那個時代愚蠢的見證。

　　肖力的追隨者們還在軍報掀起了一個對肖力的個人崇拜的熱潮。平安里３號（當時軍報駐地），幾乎家家戶戶都張貼出紅對聯：“向肖力同志學習：向肖力同志致敬：”，隨後，還專門開闢一間“肖力豐功偉績”的展覽室。連肖力騎的藍色自行車、喝水用的大白茶缸，都作為重要展品展出，以頌揚肖力的艱苦樸素作風。仿佛在這一方面肖力也把林立果的“小艦隊”比了下去。

　　完成了對軍報的改造，躊躇滿志的“紅色公主”又開始了另一次飛躍。這次是直接登堂入室中央領導文革的頭腦機關－－就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

　　１９６６年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規定，要“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成立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組，本質上是奪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

　　儘管陳伯達名列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並無實權，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經常“假傳聖旨”（有些時候也確是“密詔”），陳伯達不得不讓她三分。文革小組開會，不管原定幾點鐘開會，如果江青還沒有來，陳伯達就得和別人等着。開會時，如果陳伯達和她有分歧，江青就叫“暫停”，拉着陳伯達到隔壁房間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顧問”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會議室里等着。直等陳伯達被“打通”了回來，會議才能繼續進行。江青實際上是文革小組的“無冕女皇”。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更是從法統上明確了江青的地位。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上，毛澤東為進一步提升江青的地位，打破過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三家署名的慣例，特批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組”。此後同類電報、文件即由四家署名。２月初，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正式說道：“現在是文革小組代表了書記處”完成了江青掌握文革大權的全面部署。

　　江青眼裡是只有毛澤東一人，其他人等統統屬於靠不住的可疑對象。僅中央文革辦事組負責人位置上就被她先後“幹掉”了６人。先是穆欣被撤掉，後投入大牢呆了８年。接任的宋瓊不久就被被肖力劃入解放軍報社“胡痴反黨小集團”。此後，辦事組由王廣宇、矯玉山負責。６７年９月１日，王廣宇又被江青強令回馬列研究院接受批鬥，改由原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和矯玉山分任正副組長。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矯玉山又被江青誣為“特務”，下令逮捕。閻長貴也沒逃脫“華蓋運”，後來同矯玉山、王廣宇先後進入天字一號監獄秦城大牢。辦事組擔任總支部書記的王道明，工作人員張根成（來自解放軍瀋陽部隊）、周占凱（來自解放軍濟南空軍部隊）、擔任江青警衛的孫立志，也前後被江青送進了監獄。

　　對於江青這種多疑善變，翻臉無情的得志小人，真是稍一沾邊，不缺胳膊少腿，也得脫三層皮。這就搞得人人把在江青身邊工作視為畏途。但辦事組人員換來換去，江青在指揮操縱上也感到不便。思來想去，江青認為“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決意起用在軍報已初露崢嶸的李訥，來個“文革一家親”！自６７年１月起，肖力走馬上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

　　要說肖力還真不愧為帝王后裔，有膽有識，上任伊始就在周恩來身上試了第一刀。其時，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都已經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根據毛澤東的旨意，一切重大問題都拿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處。這個“碰頭會”，是吾黨的體制被“文化大革命”打垮後，按毛澤東意圖建立起的一個不倫不類的權力機構。中央文革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原本每次開會前，都由周恩來吩咐秘書趙茂峰擬定議程和通知，交由中央辦公廳發出。肖力接任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後，就通過江青在一次會上說，文革碰頭會通知不發給文革辦事組，給江青的工作造成被動，今後應由文革辦事組發通知。江青說的事，周不敢有二話，回去就吩咐秘書，以後開會通知由中央文革辦事組辦。考慮到肖力初到辦事組，周恩來擔心她對這個工作不熟悉，就讓秘書代肖力草擬一個會議通知的樣子，巴巴地送去供她參考。不料李訥又藉機在江青處告了周一狀，說周的秘書還不肯放手，通知是代擬、代行。終於鬧得周認輸服軟，不得已讓趙茂峰給肖力寫了個檢查，才算了事。從這以後，發通知的權就在文革小組辦事組了。肖力小試牛刀，初戰告捷。

　　整治了周恩來，肖力的第二刀也不可小覷。她竟然敢向汪東興轄下的警衛釣魚臺的大內侍衛，中央警衛局二處下手。２月２８日上午，警衛二處一位科長在執勤後，到處里反映說：昨晚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到了１６號樓，把開會時首長、警衛員休息的房間巡視了一遍，還看了警衛值班室。江青對警衛二處在１６號樓設警衛值班室大為不滿，對那位科長說：“你們都成了大老爺了。”那位科長答說：“我們在這兒組織警衛員學習。”周總理說：“你們組織學習可以找別的地方嘛。”警衛值班室這麼一點小事，竟然驚動了周、陳、康、江等我黨頂尖人物，大動干戈，是什麼來頭？經了解，原來警衛值班室是原文革小組保密室，隔壁就是肖力的住所。二處當時並不知道肖力近在咫尺，即使知道，可能也沒把這個黃毛丫頭當份菜。所以保密室搬家、及警衛室的設立均沒通過肖力，忽視了她的存在。這可惹惱了肖力的“公主”脾氣。趁初戰告捷的餘威，肖力意欲再次借題發揮，在立威的同時也教訓一下素來與江青不合的汪東興，可謂一箭雙鵰，與江青不謀而合。肖力在值班室就曾質問二處那位科長：“你們不通知人家，就來了幾個人，把保密室搬了家。聽說是汪（東興）主任讓搬的？”那位科長見來者不善，趕緊替汪東興開脫：“搬家是辦事組的王道明（註：王后來倒酶，不知是否與此有關）讓搬的。這件事如果做錯了的話，我們做檢查，跟汪主任毫無關係。”　

　　根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查看警衛值班室及其言談，結合肖力對保密室突然搬家有意見並提到汪東興等情況，警衛釣魚臺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不敢怠慢，當日下午即趕赴中南海，向汪東興及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匯報了此事。久經政治風浪的汪東興立馬看出此事來頭不小，稍做思考後說：“如果你們同意，就把你們撤回中南海，進行學習。把你們的警衛工作，交給部隊先搞一段再說。”他還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如果垮下來了，　你們要經受得起。”誰都知道那年代撤下來進學習班意味着什麼，汪連“垮下來”都想到了，可見肖力攪起的這股風浪有多大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汪不肯束手就擒，準備放手大干的決心。

　　２月２９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１６號樓開碰頭會。肖力路過餐廳，從門縫裡聽到裡邊有說話的聲音，推門而入指着服務人員說：“你們在這裡幹什麼？”服務人員說：“準備開飯。”肖力說：“現在不開飯，開飯時再叫你們。”把服務人員轟出了１６號樓。在釣魚臺國賓館支左的負責人張振良得知此事，當時就向列席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汪東興做了匯報。汪知道江青和肖力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不能再等了，就在第二天３月１日下午２點半，召集了張耀祠、楊德中、鄔吉成、李連水等開了一個小會。會上，汪東興孤注一擲，以退為進做出了交出釣魚臺警衛工作的決定：

　　第一、陳伯達、康生、江青的隨衛移交警衛團，釣魚臺駐地的警衛也移交警衛團。第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的１６號樓內部安全，由中央文革小組自己管。二處把外圍搞好就行，不要進去。第三、要訓練一下，二處把警衛任務暫時交給警衛團，集中起來辦學習班。警衛用車交回原供給單位。第四、釣魚臺內部要改革，機構要精簡。首長用的廚房與工作人員的廚房要分開。第五、８號樓、１５號樓門口各放四個警衛戰士。到１６號樓開會時，外來司機到１７號樓休息，不要進１６號樓。決定從當晚就開始執行。但就是“忘了”通知中央文革小組！回到釣魚臺，全體警衛人員因為晚上不必警衛了，就像接到命令一樣都吃了安眠藥，上床倒頭就睡。

　　這天晚上，肖力突然發現那些熟悉的警衛都不見了，大驚失色，看來事態鬧大了，趕緊向江青匯報了這一新情況。江青一聽鬧到警衛“罷工”的地步，也不敢自作主張了，只好請來周恩來、葉劍英一起出面來擺平。周、葉建議還得由汪、楊來控制局面。江只得同意，３月２日凌晨兩三點鐘的時候，楊德中來到釣魚臺警衛處的住所，乓乓乓地敲門，叫了很久（這是警衛？），眾人好似才從朦朧中醒來。楊德中說：“總理來了，要見你們，有話要講。都到１７號樓會客廳集合。”被安眠藥整的“稀里糊塗”的二處科長以上的警衛幹部集中到１７號樓樓下的小會客廳里，周恩來、葉劍英、陳伯達、江青、張春橋，還有謝富治、楊成武等中央黨軍領導和汪東興都來了。江青先做了開場白，緊接着汪東興做一番檢討，說什麼做出讓警衛二處交出警衛的決定，辦得有些粗，有些主觀。犯了毛主席批評的那種情況不明，決心很大，方法不對的錯誤。現在總理、江青同志及時糾正了，這對我們的工作是個推動。汪東興說完，由周恩來講話。他知道江青的意圖，就反其道而行之，說：“你們不要背什麼思想包袱，繼續在這裡好好安心工作。你們沒有什麼大問題，都是好同志。”

　　順着周的話題，鄔吉成大而化之地說，停止警衛值班，是對上面的精神沒能很好領悟，事情辦理得過急，過粗，責任應由我負。今後要努力學習，提高覺悟，遵照各位首長的指示，做好工作，保衛好毛主席、黨中央。葉劍英也講了話，意思和周差不多。周、葉、汪、鄔的講話，此唱彼和，把江青氣的臉烏青，猛地從沙發中站起來，一臉的怒容，二話不說拂袖而走。唯一的觀眾一走，這個規格高得不能再高的國家級臨時黨軍大戲就此戛然而止。

　　自３月３日起，釣魚臺的警衛又恢復了原狀。肖力也領會到了，軍人的頭，不是那麼好剃的。

　　緊接着肖力又碰上了另一件文革中的大事：傅崇碧帶人“衝擊釣魚臺事件”。

　　６８年３月６日，傅崇碧從楊成武處領受了中央文革要求追查魯迅手稿下落的任務。經過詳細了解，這批手稿就在釣魚臺！這時已是３月８日了。他們趕快打電話報告江青，肖力接的電話。傅崇碧問：“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有卜信榮這樣一個人嗎？”肖力說：“有。”“他知道魯迅手稿的下落。你給江青同志報告一下，我們隨後就到。”

　　打完電話，傅崇碧他們立刻登車，駛向釣魚臺。與此同時肖力把傅崇碧要來的消息通知了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所以當傅崇碧到達釣魚臺門衛，問王保春可否進入時，王准許了。那天陳伯達吃過晚飯，跟秘書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所以王保春又給釣魚臺警衛處打了個電話，要他們立即派一輛車，沿着西郊公路頤和園方向尋找，見到陳伯達的車子，馬上追上，請他回釣魚臺處理急事。

　　傅崇碧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辦公樓前，正巧碰到姚文元，禮節性打過招呼，他們便一起走進會議室。進屋還沒有站定，江青推門進來，見屋中站了五個軍人，她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幹什麼？到這裡來抓人？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們來的？”

傅崇碧說：“我們是來匯報的。而且我事先打了電話，任務也是你們交待給劉副司令、周副政委的。”

　　當時馮正午秘書站在傅身後，由於幾個晚上沒睡覺，他又有低血糖的病，江青一發火，馮正午疲勞加上緊張，一下子暈倒在沙發上，口吐白沫。他的皮包掉在地上，滑到了江青腳跟前，江青跳了起來，說馮甩皮包打她，包里有手槍。實際上包里只裝了信紙和筆記本。

　　她說：“你們說魯迅手稿在這裡，把保密員叫來。”保密員卜信榮被叫來了，江青問：“魯迅的手稿在你那裡嗎？”他說：“是在這裡，整整有四大箱。”江青一聽就發火了，說：“你不是毛主席的兵，你是壞人，你不講老實話。”卜說冤枉，江青不讓他講話，讓小衛隊把他的嘴堵起來，把他抓起來了。此後該人就此下落不明。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傅崇碧衝擊釣魚臺事件”。

　　以此為導火索，半個月後，傅崇碧被撤職查辦，逮捕入獄。３月８日當日如果肖力能出面澄清一下，也許傅崇碧不會落得個如此下場。但這也只是猜測，因為倒傅的原因不僅僅是“衝擊釣魚臺”這件事。照筆者看來，被傅崇碧一再引以為豪的匿藏３０余名老幹部並在江青和毛澤東之間玩了一把欺上瞞下手法的作為，才是傅被打倒的禍根。毛是何等精明之人，豈能容忍這種手法。

　　肖力憑着自己的“能力”和背景，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的位子無人能撼，直到文革小組壽終正寢。九大後，文革小組完成了締造人賦予它的歷史使命，李訥這位“紅色公主”也走完了她人生中最耀眼的旅途。

　　１９７０年，年過３０的李訥，按照毛的批示隨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一起來到江西幹校。這時，有一個比她小几歲的男青年小徐，闖入了她的生活。工農家庭出身的小徐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內部招待所的服務員，李訥和小徐的婚戀傳到江青耳朵里，江青表示堅決反對。但李訥也固執己見，雙方相持不下。女兒索性向爸爸寫了一份書面報告，要求批准她和小徐結婚。毛澤東尊重公主的自由選擇，御筆一揮：“同意，轉江青閱。”毛澤東簽字同意的婚事，江青也無法再推翻。於是，在江西進賢縣的“五·七”幹校里，李訥和小徐舉行了一個簡樸的婚禮。毛澤東送給他們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為結婚禮物。一年以後，他們的兒子出生了，取名為徐小宇。但是“公主”和“農民”之間的鴻溝不是愛情鵲橋能夠跨越的。最後，分居了一段時間，小徐被推薦到河北省某大專院校讀書，他們正式辦了離婚手續。孩子歸李訥撫養。易名為李小宇。

　　１９７３年，組織上安排李訥擔任了中共北京市平谷縣縣委書記。１９７３年８月，李訥在北京參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她和全體代表一起，最後一次在公眾的政治集會上見到了毛澤東。此後，李訥自己也因為婚姻失敗，精神受到刺激，以身體不好為由，一直未返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