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和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兩個背景完全迥異的人，一個賤民一個酷吏，都在生死關頭選擇躲進美領館逃命，好像在偌大中國，只有洋人的地盤才是 安全才能保命。為何賤民酷吏殊途同歸？試問在當今中國無法無天、人治濫權的社會裡，有誰是安全的？有誰可以逃避被害的命運？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裡說過“一個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種心境的平安狀態。這種心境的平安狀態是以人 人都認為他本身是安全的這個看法產生的。要享有這種自由，就必須建立一種政府，在它們的統治下一個公民不懼怕另一個公民”。在論及如何使公民享有安全和政 治自由時，孟德斯鳩認為，唯有三權分立，也就是說，必須是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分掌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機關手中，並使 三者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平衡，從而使三權分立有條不紊地，相互協調的運作，並最終建立起法治國家。三權分立原則的實質就是消除絕對權力，通過權力來制約權力。

所謂政治就是“管理國家的方法”，它通常與該國的文化歷史、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聯繫。“以法治國”的政治理念在西方是有強大的文化背景，基督教里說 “除了上帝，人都是有原罪” ，因此對誰都不可以無條件地信任，不能把權利集中起來交給任何一個人，所以必須要用法制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相反，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人之初性本善” ，中國的統治者歷來是提倡“以德治國”。既然中國說人的本性是好的，所以滿街到處是堯舜，誰都可以是聖人，我們把主宰自己的大權交給聖賢君主和青天大人就好了，哪裡還有“以法治國”的必要？

然而“以德治國”賦 予了統治者規定道德規則，並把它作為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規則，限制了公民的道德選擇的自由，而在所謂德治或人治的國家，這種強制實際上只能強制被統治者，而 統治者自己卻可以不予遵守，因為沒有人能夠真正制約統治者。中國古代的“以德治國”，皇帝還不是最大的，因為上頭還有天，蒼天才是最大的，因此君王太過暴 虐都還怕遭天譴，都還有所顧忌。而毛澤東的“人定勝天”，就是要給自己的“無法無天”找到理論基礎，以至於在當代中國，“以德治國”成了不怕遭天譴的“以 德治國”， “以法治國”裡頭的“法”就只有一條法，那就是“王法”。你看到在中國有哪個父母因虐待自己的孩子而受到譴責和懲罰的？這就是中共要自喻為祖國媽媽的高明之處，中共不怕天譴的所謂“以德治國”正是造成中國當今社會無法無天的根源。

有人感嘆說，為何中國出現不了像蘇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式的人物，勇於向全世界宣布 “共產主義是人民的悲劇。我認為共產主義在蘇聯國土上試驗了70年，是人民的一場悲劇！遺憾的是這個主義發生在我們國家！共產主義只是一個美麗、愚蠢的烏托邦，雖然還有些國家在虛偽地堅持，但是我相信這些國家的人民會慢慢發現這個事實的！”。其實蘇聯勇於拋棄“共產主義”這也有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因素。按照西方文化信仰，你只要向上帝懺悔了罪行，就會得到原諒和免於最終的心靈審判。由於毛澤東多次的肅反清洗和群眾運動對中華文化宗教信仰的摧毀，遠遠超過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對蘇聯宗教信仰的打擊和迫害。所以在當代中國的文化里，向人懺悔和請求原諒成了一輩子的恥辱和污點，難怪中國有歇後語說“鴨子死了嘴還硬。”

可惜的是，蘇聯解體成了中共的前車之鑑和反面教材，也成為中國保守派的尚方寶劍，一個“分裂國家”的千古罪名，就立馬把改革的任何苗頭扼殺在搖籃里。自由民主真的會導致國家分裂嗎？按照保守派的這個分裂邏輯，美國豈不是早就分裂成50個獨立國家了? 為何台灣還這麼嚮往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難道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比我們中國的做得還要強大？當美國人熱血沸騰地唱着“I’m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where at least I know I’m free. 作為自豪的美國人，至少我知道我是自由的。”，難道我們中國人民會因為擁有自由而不感到自豪嗎？

從當今如履薄冰的胡溫政改，只見雷響卻不下雨，可以看出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共內部 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往往成為統治階層調整國內矛盾、轉移人民視線的工具。中國人民根本不要期望在中國神州大地上會出現像林肯和 華盛頓這樣的偉人，即便是像蔣經國這樣的人物，也是不可能的。中國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實用主義，加上幾千年根深蒂固的“人上人情結”，中國有着醞釀梟雄而不是偉人的文化土壤。即便有再多的劉曉波將牢底坐穿，也不會成為中國的甘地或昂山素姬，因為中國已經沒有像印度緬甸等這些國家的信仰凝聚力，否則怎麼還會有這麼多洗腦奴才助虐為紂，不怕天譴、毫無顧忌地對自己兄弟實施瘋狂的迫害。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婦孺皆知的歌曲曾響徹雲霄，為什麼有人今天卻說“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難道共產主義本身是邪惡的，還是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人是偽共產主義信仰者？共產主義的主體是無產階級，是透過消滅私有財產，去消除社會隔閡和階級，以及把全人類從壓迫和貧困中解放出來，並建立沒有階級制、沒有私有產權、沒有政府，以及集體生產的社會，其主張勞動的差別並不會導致占有和消費的任何不平等，並反對任何特權。馬克思認為，依據歷史唯物論，資本主義終將被共產主義取代。如果老毛真正讀懂了共產主義的精髓，就應該明白共產主義要在社會物質基礎發展高度成熟後才能實現。美國近代馬克思主義學家卓普（Hal Draper）曾提到“在人類歷史上，少有學說像馬克思思想一般被不一樣的人嚴重扭曲。”

毛澤東讀得最多的書是《資治通鑑》和《孫子兵法》，而不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老毛曾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有了信仰就有了前進的方向，就有了奮鬥的動力。滿腹經綸飽讀史書的毛澤東，這位野心勃勃的軍事家和精通整人、駕馭權術的政治家，緊緊地抱住了這面“共產主義“的大旗，讓中國的老一輩革命家斷頭顱灑熱血，成就了毛澤東一統天下的千秋大業。 至於“毛澤東的雄才偉略”這個話題，左右兩派之間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到下個世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災難而不是福星！試問一個不願守在親生母親最後時刻的兒子，一個對妻子伴侶薄情寡義的丈夫，一個讓幾千萬百姓餓死無動於衷的共皇，他會有愛民之心嗎？可悲的是還有這麼多崇拜嚮往權威的腦殘奴才忘記歷史，可恨的是還有這麼多喪心病狂的毛左擁躉不願正視歷史。

經 歷十年文革浩劫後的中共元老，不是沒有看清老毛的共皇真面目，然而全盤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否定了新中國的奠定基石，這是不為中國共產黨所接受 的。為了救黨，為了保持既得利益，皇帝的新裝還是得繼續穿，老鄧接過了這面大旗，並加上“貓論”的實用主義，而且旗子是越來越多—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明三個代表，這麼多些旗子還最終理直氣壯地成為了當代中國“以德治國”的依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什麼時候旗子少了，說明統治階層對中國百姓的思想“緊箍咒”放鬆了，表明中國的民主文明進程是在前進了，反之，就說明是在倒退。孟德斯鳩曾說過 “一切擁有權力的人都有濫用權力為自己謀求私利的傾向；任何專制的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

只有“思想再啟蒙”才能救中國。發生在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the Enlightenment ），就是啟迪蒙昧，反對蒙昧主義、專制主義和宗教迷信，啟迪和開導人們的反封建意識，給尚處在黑暗中的人們帶來光明與希望，打破舊觀念，傳播新思想，宣揚民主與法制，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運動，宣揚“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主張人民參與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張以法律規範人的行為來結束使人陷於不幸的專制統治局面。它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隨着當代科技的高度發展，因特網和通信工具使得世界縮小了變透明了，新一輪的思想啟蒙正以不可阻擋地趨勢照亮中東和亞洲這些未被完全啟蒙的國家。因為壓抑了人的自由，就扼殺了人的創造性，就會阻礙了歷史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這是不以任何人或者專制政府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必然規律。當一個政府的對內維穩經費超過了對外的國防開支，不就說明了當朝政府對自己人民的恐懼遠遠超過了對外邦敵國的恐懼，不就表明了這個政府已經處於腐朽不堪風雨欲墜的階段？

不同朝代起起落落，你來我往，悲劇喜劇不斷上演，最後，每個人都不過是歷史中的一個瞬間而已。人生苦短，轉瞬即逝，我一直在思索，勤勞智慧的中華兒女要經受多少的苦難，才能過上安居樂業的好日子？黑人在獲得基本人權到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當選，同樣是大半個世紀的時間，為何中國社會在1949年建國到現在，還處於嚴酷的語言霸權和思想專制這種類似中世紀的黑暗之中？什麼時候中國的賤民不會再像劉曉波、陳光誠等異見維權人士因講實話堅持真理而失去自由？八九民運流亡學者方勵之先生曾說過“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自下而上爭取的。”中共上層建築絕不會主動邀請老百姓來平起平坐，中國百姓只有通過思想再啟蒙，民間社會強大了，專制黨沒有辦法壟斷所有資源時，它才可能讓步。專制者可以控制你的大腦和身體，卻無法摧毀你的心靈，無法剝奪你的“渴望”-就象懸崖上石縫裡的頑強小草對生命的渴望，它就是人類與生俱來對自由的渴望！如同目不識丁賤民的臨終叮囑是“一定要讀書”，作惡多端酷吏的最後心願是“一定要向善”，這種與生俱來對美好的渴望，無論是賤民還是酷吏，它都是來自人心，它是人性不可磨滅的靈魂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