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中國民主轉型的關鍵問題

----《大轉型》再批判

       中國民主轉型的關鍵問題是什麼？我在批評《大轉型》的“王天成的空想大轉型”一文里提出並回答了這個問題，王天成先生在“中國究竟有多特殊？”的回應里再次討論了這個問題。

       《大轉型》一書“在前輩研究和經驗總結的基礎之上得出了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是民主轉型的前提’、‘內部分裂是對外部壓力的反應’的判斷，並進而討論了內部分裂的形式、中國在什麼情景下統治集團最可能發生分裂”。

       我則認為：如果“內部分裂是民主轉型的前提，外部壓力是內部分裂的前提”，那麼，研究中國民主化最重要的任務，就根本不是去“暢想”政治變革的轉型模式、動力機制和操作順序，而是要集中分析“政治分裂”和“軍隊分裂”這兩種“內部分裂”能不能在當今的中國發生，要集中分析社會反叛、經濟危機和價值轉變能不能導致中國的“內部分裂”。

       王先生在回應中認為，“內部分裂是否可能”的問題太狹隘了，“民主轉型”的各個環節才是整個轉型研究的對象，而且，“真正的問題不是‘民主轉型是否可能’，而是‘如何使民主轉型成為可能’”。

    王先生也許有理由對我的否定批評提出不滿（如“不着邊際”、“張狂武斷”、“缺乏常識”、“氣急敗壞”等等），但在實際上，我的批評是出於另一種不滿。我不滿的是，1989年以來的“中國民主轉型”討論，一直過多地沉溺在“表達願望”和“勝利後設計”的層次上；我不滿的是，像《大轉型》這樣比較嚴肅的研究，也不能倖免於這個嚴重缺乏“超脫精神”的“集體無意識”，並且在“如何使民主轉型成為可能”的問題上缺乏“制度及文化分析”。

       顯然，中等層次的歸納分析不是因果關係的理論建構，“數據的實證”不能上升到突破性的“邏輯的實證”，新理論就不可能，轉型研究的邏輯就還是西方現有的邏輯。王先生認為這就夠了，問題是“去干”，是“如何使民主轉型成為可能”。我則認為《大轉型》一書的問題就出在這個“規範衝動”里。如果不能用“制度及文化分析”集中到“內部分裂是否可能”問題，不能把“去干”的種種結果納入“制度及文化分析”，轉型研究就只能停留在類似於“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和“共產主義一定能夠實現”的願望上。

       王先生從“右的思想傾向”去推斷我有“左的思想傾向”，所以，我說過的 “一黨制的憲政發展是中國道路的最佳選擇”似乎就成了我“政治站隊”的鐵證；可是，王先生可能無法理解，在中國政治未來問題上，“我的價值判斷”與“我對中國人價值判斷的判斷”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換句話說，“一黨制最佳”其實並不是“我個人的價值判斷”，而是“我對中國人價值判斷的判斷”。也就是說，我未必認為“一黨制最佳”，但我發現“多數中國人現在認為一黨制最佳”，或者，從某種結果論的觀點看，“一黨制是多數中國人現在的最佳”。

       這裡沒有文字遊戲。從“右的思想傾向”看，如果我說“多數中國人現在認為一黨制最佳”和“一黨制是多數中國人現在的最佳”，我似乎無疑就有“左的思想傾向”；可我這裡並不是在作“價值判斷”，我僅僅是在作“事實判斷”。你可以說我的“事實判斷”沒有充分的“經驗數據依據”，但你不能說我有“左的思想傾向”。我承認我的“事實判斷”依靠的不是“經驗的實證”，而是“直覺的實證”和“邏輯的實證”，但我斷然否認“一黨制最佳”是我個人的“價值判斷”。

       所以，當我說“多黨民主是個壞東西”時，從“右的思想傾向”看似乎無疑就是“反民主”；可我不過是在說：多黨民主的“公地悲劇”性質導致了它在特定時空上是“壞東西”，而這與我是否“反民主”毫無關係，也不意味着我就是在主張“一黨制最佳”，更不意味着我不能看到“有比多黨民主更壞”的制度。

       總之，我對“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都進行嚴格的區分，我只對憲政民主問題作“歷史哲學”而不是“政治哲學”分析，我稱這種分析為“沒有規範衝動的冷酷實證”。更直接了當地說，我心中沒有一個主義需要去主張或辯護，也沒有一個主義需要去阻撓或反對。“冷酷實證”的“無立場”是自由主義“多元精神”的應有之義，不是“犬儒主義”或“虛無主義”的人生態度。

       所以，我與王先生的最大區別是，王先生心中有一個主義和立場需要去辯護，即便“《大轉型》的研究、寫作是我獨自進行的，不是任何政黨組織交給我的任務”，王先生心中的“主義”也已經技術性地隱藏在他的“問題”中。王先生的目的是以“人的選擇和努力”去推進“每個個體都需要尊嚴”的事業，王先生有理由期待人們對此充滿敬意，但當王先生王批評我“缺乏常識”時，他自己顯然是“常識過剩”了。

       我的確認為“支配公共選擇的惟一因素是利益”，價值規範和操作規範當然能影響公共選擇過程，可規範只是“技術性地隱藏在”公共選擇的利益追求之中；實際上，“精神利益”就是價值規範和操作規範的本質。不從“廣義利益”看待公共選擇，追求公共利益就可能淪落為一些人自我打扮和自我膨脹的藉口。過多地美化“個人精神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巧合”，中國歷史上這種“敗恕其中”的事情是不是太多了？

在我看來，一個學者可以加入政治鬥爭而成為“理論的行動家”，一個學者也可以只求理解這種鬥爭而成為“非行動的理論家”。可一旦從“局外人”變成“局中人”，他就會加入到“受壓迫的群體”，落入卡爾·曼海姆所說的：“受壓迫的群體在智力上如此強烈地對摧毀和改變特定社會條件感興趣，以致於他們自覺地在局勢中僅僅看到那些傾向於否定它的因素。他們的思維沒有能力正確地判斷現存的社會條件。他們全然不關心真實存在的東西；確切地說，他們只在思維中尋求改變存在的局勢。他們的思想從來都不是對局勢的判斷，它只是被用來指導行動。在烏托邦的思想中，被懷着願望的想象和行動的意願所引導的集體無意識，掩蓋了現實的某些方面。它無視一切可能動搖其信念或麻痹其改變事物的願望的東西”。

       所以，當我認為中國民主轉型的要害，是弄清“政治分裂”和“軍隊分裂”這兩種“內部分裂”能不能在當今的中國發生，是弄清社會反叛、經濟危機和價值轉變能不能導致中國的“內部分裂”，而不是去敘述政治變革的轉型模式、動力機制和操作順序時，王先生就認為我是在“要求”他“只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我與王先生是“局外人思維”與“局中人思維”的區別，我們之間誰也沒資格對對方提出“要求”，我對《大轉型》的批評不過是要指出：王先生“只在思維中尋求改變存在的局勢”，其“思想從來都不是對局勢的判斷，它只是被用來指導行動”，因此他就可能“無視一切可能動搖其信念或麻痹其改變事物的願望的東西”。這些“東西”就是我在批評里提出的：“規範衝動”壓倒“科學精神”，“工程主義”傾向壓倒“公共選擇”邏輯，低估中共的“制度特殊性”，忽視“制度與文化組合的獨特性”等等。

具體地說，在制度方面，“一黨限任制”和“軍委主席制”是“統治能力”和“制度穩定性”的最關鍵之處；在文化方面，實利主義的傳統強化着中共的“績效合法性”和“暴力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上文提到了 “一黨制是多數中國人現在的最佳”。抱着大樹的人太多，而在喊砍樹的人中，“抱着樹砍樹”的人也太多。這些都是規範衝動者所樂於迴避的“制度及文化分析”。

       王先生偏向於從“制度需求”而不是“制度供給”去考慮問題，偏向於從“制度成本”而不是“制度能力”去看待問題，偏向於認為“外部壓力能導致內部分裂”去分析問題。捍衛主義和立場的需要，使王先生放棄了一種“兼聽則明”的態度，進而從一種“歷史決定論”的視角，把“歷史概率論”曲解為一種“布朗運動”的“歷史隨機論”或“歷史不可測論”，而在實際上，“歷史概率論”恰恰是“制度文化組合決定論”與“歷史隨機論”的綜合。王先生提到“一個學者應有的理性、誠實和謹慎”，我以為“局中人思維”將很難真正實現這種“應有”，因為正如王先生所說，他“早就思考過”，他“對一切以所謂‘中國特殊論’來反對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觀點，都是不屑一顧的”。在他那裡，“中國特殊論”似乎已經只是一個符號，“制度與文化獨特組合”的現實已經與他的分析無關。

王先生擲地有聲地說：“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更沒有兩個相同的國家。每一個國家都是特殊的。每一個專制國家也是特殊的。但是這並不妨礙這樣一個事實的成立：每個個體都需要尊嚴。人是會比較的高級動物，當他們發現有一種制度更適合於保護自己的尊嚴的時候，他們就會嚮往那種制度。文化是可以更新的，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你不能說現在是專制的，而且那個專制有些特殊，就認為是無法終結的。關鍵在於人的選擇和努力”。

我所爭議的根本不是“每個個體都需要尊嚴”及“人的選擇和努力”。我們要分析的是具體的特殊現實，王先生卻說更重要的是改變特殊的現實；我們要分析改變現實的願望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改變特殊的現實，王先生卻說這個實證問題只是個規範問題。顯然，在“理論的行動家”那裡，“科學精神”是不存在的，一切問題都是“去干”，不是把“去干”的種種結果納入“制度及文化分析”。可見，“理論的行動家”的本質就是“反理論的行動家”，政治里只有意識形態，哪裡還有什麼學術？

我決不是在主張一種“無為的哲學”，冷酷實證本質上是一種“認識的哲學”，任何人都不會因為我的冷酷實證而“不行動”；歷史的發展遵循的是自己的邏輯，不是一種對發展邏輯的實證描述。知識分子太高估自己的社會作用了。

       不少人認為10年內中國就能夠實現多黨民主化，可六四至今已經23年，辛亥至今也已經101年，中國人真的理解和認識自己嗎？同是北京大學的校友，我與王先生可以有個“約定”，看看30到50年後，真正的歷史發展是符合我的“預測”，還是符合他的“願望”和“努力”。歷史不是“擲骰子”，歷史是可檢驗的，50年後的歷史讓後人去檢驗。（方紹偉，芝加哥“制度經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