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鄧共第一次定性

鄧共的第一次定性，發生在1978年12月至1981年6月，其中有經歷了三個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一次推翻華國鋒的毛共階級鬥爭路線，建立鄧共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拋棄了毛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路線，並打碎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枷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從此將指導思想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鄧共專制政黨，宣布中國開始走改革開放道路。

1976年10月6日，毛共寵臣派華國鋒汪東興等聯合老革命葉劍英李先念，突然發動宮廷政變成功，逮捕了毛共嫡系江青張春橋等人。政變次日，華國鋒被宣布當選黨主席軍委主席，同時兼任國務院總理，成為了黨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集黨政軍於一身的最高領導人。為了鞏固竊取的個人權力，華國鋒拋出『兩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企圖憑藉毛澤東的威信，保住他自己的既有權力。

1977年，鄧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證下和部分老革命支持下復出。鄧小平復出後，企圖以“平反冤假錯案”的名義解放被毛澤東打倒的老革命。但由於受到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等以『兩個凡是』反對而受阻。

1978年5月10日，在鄧小平授意胡耀邦親自審定下，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捉刀，經過多人修改，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上，發表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1日，《光明日報》轉載。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數日之內，該文傳遍全國。

《實踐》一文共七千餘字，主張只能依靠社會實踐檢驗真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之一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馬恩列斯毛諸位革命導師都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

這篇文章，表面上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主張的『兩個凡是』理論進行的抨擊，實際上，是鄧小平為首的鄧共前身毛共內走資派，針對毛共黨主席華國鋒等發動篡黨奪權的總攻開始。

《實踐》一文在全國各地產生巨大影響，全國展開一系列討論，長期受到毛共蒙蔽和愚弄的民眾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並導致『兩個凡是』開始被人們懷疑攻擊。現在看來，鄧共的《實踐》文無疑是對民眾的又一次蒙蔽和愚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以後，所謂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席捲全國，最終動搖了毛共領袖華國鋒的統治理論基礎。隨着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被迫作檢查，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算黨奪權成功，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

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和華國鋒被逼下台這兩件大事，有必要對鄧小平一夥進行揭露。

如果今天我們問鄧共胡溫政府：敢不敢再來一次如1978年一樣允許全國民眾進行自由的、不被喝茶的、免於逮捕的、不被屏蔽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絕對不敢。別說胡溫不敢，就是鄧小平再世，他也不敢。我們只有回顧一下，當全國民眾希望開展市場經濟是姓資還是姓無的討論時，鄧小平的回答是強力封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陣『兩個凡是』，鄧小平當然會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對於“兩個凡是”的提法，是正確的，是進步的。但鄧小平的贏，不是贏在正義、公平和真理上，而是贏在人多勢眾，贏在槍桿子上。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倘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與鄧小平胡耀邦等公開辯論，毛共嫡系江青張春橋等贏面較大。因為老百姓對毛共灌輸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已經深入骨髓里了。即便是今天，暫且不提民主思想，只是毛共共產主義思想與鄧共權貴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相比較，絕大多數被鄧共權力經濟害慘了的貧困民眾，還是會選擇毛共的社會主義均貧社會制度。

但是，就當時而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給從“階級鬥爭”中解放出來的民眾，開啟了一道自由、民主、開放的大門。全國出現了思想解放，實事求是，言論自由，深刻反思的政治清新局面。

第二個轉折發生在1979年3月30日。這次轉折是向左轉，具體內容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代表鄧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將中國共產黨一貫所強調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則，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即“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82年《憲法》將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取締了民眾表達自己思想和訴求的“西單民主牆”。3月29日，抓捕了魏京生、傅月華等人，取締了從反對“四人幫”而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和刊物，鎮壓了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也扼殺了從“四五”運動、“四人幫”垮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產生的自由、民主的萌芽。

10月下旬，鄧小平提出三項動議，並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做出決定：一，修改黨章，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總綱；二，修改憲法，取消公民的“四大”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利；三，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他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用四項基本原則，統一全黨和全國人 民的思想。三箭齊發，異曲同工，都是為深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第三個轉折發生在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這次轉折除了否定文革外，另一個標誌是，鄧小平個人走向獨斷專橫。具體內容是：鄧共通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鄧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做出決定，同意華國鋒辭職，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至此，毛共份子完全退出中國政治權力中心。

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中共建國後的歷史具體分成四個階段：

1，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間國家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確的；

2，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1965），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過嚴重挫折；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期間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4，歷史的偉大轉折（1977-1981），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決議》重點總結了“文化大革命”，將其定性為“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