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正在上班，一个印裔同事传给我一个新闻链接，并表示很惋惜。链接是富士康第十三连跳。看来富士康N连跳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事件，不但世界媒体在跟踪，连普通人都已开始关注。讽刺的是，这次世人关注的，不是上海世博如何给国人长脸，而是在中国最不受人关注的最弱势的一群人的生命的早陨。

国人活着，是为了脸面，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国人最关注的，是国家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尊容，并以国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有时甚至是尊严。然而，国人在判断什么能在世界面前露脸的时候，却时常按自己心目中的价值观，自以为是的认定别人如何想，并因此决定如何在世界面前才不丢脸。殊不知，有时国人认为露脸的事情，其实在世人面前露出的是屁股，和屁股上没有擦干净的排泄物。

我虽不知道世上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但可以肯定，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人们对生命的尊重，远超于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豪华的盛宴，亮眼的GDP。富士康N连跳，是国家，民族的耻辱，极度重视脸面的国人心中，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点了呢？是否认识到了，这并不是一件离自己很远的，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孤立事件，而是民族当前面临挑战的集中爆发？而解决之道，是需要从更深的层次着手，否则只会让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的蔓延。

富士康的员工，那些年轻的生命，在绽放之前，却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将自己结束，就象那一群群义无反顾冲向沙滩的鲸鱼，这太不可思议，到底是为什么，世界都在猜。在排除了最初猜测的血汗工厂后，现在更多聚焦的是员工们无可释放的心理压力。而且从富士康正在采取的解决方式也是朝向这个方向。然而，本人认为，解决心理压力的办法，若只探讨如何减压，而不去探讨造成压力的更深层次原因，就如同治疗癌症，医生只是在探讨如何把手术做得更漂亮，而不去探究癌症是如何生成的，能否预防。当骆驼被压倒后，那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草并不重要。如果所有人都只盯住最后那根稻草，分析那根稻草，分析怎样防止那根稻草落到骆驼背上，是否很荒唐？很弱智？

本人认为，探讨富士康N连跳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造成员工不能抵御的心理压力的原因，要从低到高的三个层面分析，即公司层面，社会层面及民族文化传统层面。

公司层面，是郭台铭亲力亲为培养形成的军阀式管理模式，及企业文化和把人当机器部件的生产组织方式。军阀式管理，其表现即以骂人为代表的行为方式。在认定是否血汗工厂的时候，人们过多注重的是是否有手挥鞭子的工头，过低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这些在富士康可能都没有。然从员工最多抱怨中可以看出的是几乎无处不在的语言暴力。这种语言暴力从郭台铭开始一级级骂下去，上行下效，成为企业的文化特征。语言暴力，或许在有过日本殖民统治史台湾，对其的忍耐程度可能更高些，然而，语言给人造成的伤害，很多时候，是比鞭子更重，更残忍的，这点，很多人都有过生活经历。被别人打了一顿的伤可以好的很快，伤好后有时事情也就过去了，即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然而，很多人会为别人一句伤害的话而一生不得释怀，一生不能原谅。

富士康的生产组织方式，就是用员工的血肉铸成一部本应用计算机控制的，无数机械手组成的，运转精准的现代化生产线。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工人们，就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只是随着机器运转的零部件。人，本应是和零部件有本质不同的。人有精神需要，比如交流，比如关怀，比如希望。人有生理需求，比如休息，比如上厕所。然而，为了让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的这些作为人的特质就要被简化，被忽视，被压制，于是就变成了机器一样，只能机械的不停的转动。被拒绝上厕所，被拒绝聊天，被拒绝交流的权利也就顺理成章了。卓别林曾在《摩登时代》中对此有生动的表现。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当真正的变成机器后，会习惯的拿着搬手去拧所有的圆的东西，包括钮扣。这种《摩登时代》中的血泪工厂的劳动组织方式，在西方，时至今日已经绝迹，代之的，是本来就应该采用的冷冰冰的机器。然而，这种血汗工厂的景象却鲜活在中国天天上演，这难道不让人心酸吗？

把员工不当人而是机器，零部件对待的的公司，不是血泪工厂，是什么？之所以这种活曝剧可以上演，究其根源，是劳工超低的工资标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对工人权益的保护，没有对劳工尊严保护的法律条款的存在，工人们只能默默承受而别无它路，长期如此，不感受到不可忍受的心理压力，不会造成严重心理疾病，那才是天大的奇迹。

从社会层面看，回国的次数多了，在“发展是硬道理”演化成了“发展GDP是硬道理”后，一个最别扭的现象，是人人都在谈论成功。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入口处在循环着播放着“如何成功”的演讲录像，围观的人挤成个大疙瘩。看得出，人人都在渴望成功，人人都在急于成功。然而，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是钱，是会赚钱，是成为有钱人。这种现象自然会让人感觉，这是一个冷冰冰，赤裸裸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眼里似乎在意的只是钱。一提发展，就是发展GDP。衡量一个地区，是衡量一个地区的GDP。衡量一方的成就，衡量的是GDP的发展，于是衡量一方的父母官，就顺理成章的只看是否能把GDP搞上去，其它的，诸如维护正义，公平，廉洁奉公，维护市场公平，市场秩序，关怀弱势群体，关怀老人，关怀孩子，关怀环境等等等等，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下面，企业被评估的标准还是钱，是能有多大的产值，为地方GDP的贡献，而不会过问钱是怎么来的。胜者王候败者贼，其它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挣到钱便是一切，一切也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就用钱去硬砸。而且，自然的，有钱人就被给予更重的分量，被称为能人，聪明人，可以傲慢，可以大声的对别人讲话，甚至训斥，哪怕是对那些代表公权力的执法人员，并被给予人大，政协代表的殊荣，再反过来用政策和法律的形式给有钱人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尊重。于是，人能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有钱人。

还记得，曾经在从北京开去南方某城的T字号特快的餐车里，看到一群人在献媚，殷勤的伺候着一位形容龌鹾，干瘪的老头，高一句，低一句的“董事长”，“董事长”的叫着。看得出，这些人大部是老头的下属。但看得最让人不舒服的，其中一位竟然是火车餐车的餐车长，一位还有些姿色的中年妇女，竟象酒廊的陪酒小姐般，嗲声嗲气的不断为“董事长”敬酒，还时不时的呵斥着餐车的其它工作人员，为了些许服务不到位的地方。曾几何时，铁路职工何等的傲气，甚至是霸气，特别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有钱人似乎已经是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在受着他人的顶礼膜拜，特殊照顾。在这种社会里，又怎么会有人不想当有钱人呢？

不幸的是，社会的发展到目前阶段，也可能是永远，并没有能力使所有人都轻而易举的成为有钱人，甚至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哪怕是富士康样的工资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边在N连跳，一边却看到每日富士康招工台前总排起长龙，有时甚至上万。于是富士康员工有怨言也不可能有所选择。因为离开一个，后面有十个，百个劳工在等着填上这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没有工会，没有法律的保护，工人的选择在哪？权利在哪？希望又在哪？

在这种GDP被摆上至高无上位置的社会背景下，有钱人自然会被捧上高于旁人的地位。同时，政策的向钱，向有钱人的倾斜就更不奇怪了。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发展GDP，为了富人的钱能够再赚钱，政策允许，保护投资性，甚至投机性的把钱投向房地产，于是房价象打足了气的气球，越升越高，高到了天上，高到了普通人垫着脚，跳着脚也够不上的地步，更别提农民工了。

农民工，作为清一色的外来人口，就是不吃不喝，每日工作十二个，十四个，甚至十六个小时，也要三，四十多年才可能用今天的价格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人可以不间歇的，高强度的连续工作三，四十年吗？而有钱人却可以几十套，甚至几百套的“住房”，买后闲在那里等着升值。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可悲的是，竟然每每的听到学者，地产商以城市化的名义，为上了天的房价的合理性做辩护。什么叫城市化？

为什么房子对国人，特别是对农民工极为重要？因为这是个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而农民，特别是农民，被置于社会的最地层，可以被任何的人欺负，被看不起，从有钱人，到城里人，到官员，警察，保安，甚至餐馆的服务员，货场的小贩。而八0后，九0后，却已受了比他们的父辈更多的教育，更能看到黄土以外的世界，要求的已不再只是温饱，还有希望，希望改变命运。

不幸的是，即便是出了农村，进了工厂，成了工人，却还要被称为“农民工”，而不被称为“工人”，因为“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里是一项殊荣。“工人”这个词是有期代表意义的，是社会的主人公，比如那些国企的员工，是享有特殊待遇，特殊照顾，特殊保护的，是可以有尊严的，所以这顶帽子不是谁想戴就能戴得上的。想想吧，他郭台铭有几个脑袋可以压迫“工人”？

于是，要想摆脱“农民”的帽子，想不被歧视，只有挣很多的钱，以求有朝一日在城里拥有自己的一套住房。有了房子就可以是城里人，而非农民了。然而，现实是，“农民工”，作为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特权，没有有钱，有特权的父母，“叔叔”，“阿姨”。他们有的只是青春，只有血汗，只有命，能搭上了挣钱的就只有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竟然心甘情愿的每天工作12，14，16个小时，因为他们有的，就只有这些。然而，他们毕竟年轻，他们的肩膀依然稚嫩，当他们看清了即便如果可能的话，每天拼上二十五个小时，仍然穷极一生也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希望的时候，人能不绝望吗？

从社会文化传统看，中国社会之所以存在三，六，九等，社会之所以顽固的维护着三，六，九等的社会格局，之所以社会没有追求平等的动力，说穿了，是源于民族的传统，即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是每个国人从一出生就被反复灌输的理念，和责任。然而，若让人能“出人头地”，自然要有条件和可能，先要能把人分出等级来。如果人人都平等了，谁还能比谁高一头？既然要“出人头地”，自然就要有个比高，低的标准。当社会把有钱的多少作为衡量高，低的标准时，就不难解释整个社会的对金钱的疯狂，甚至不择手段的追逐了。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传统，没有西方意义的宗教信仰的话，那么恭喜你，现在有了，即全民参与的，不折不扣的拜金教。当然，有钱还不是终极目标，重要的是时时的要有机会显出有钱，以享用因钱和钱的符号如名牌服装，珠宝，高级轿车等所带来的高于旁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待遇。这是因为，在等级社会里，社会为不同等级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权利和待遇，是尊敬，是蔑视，是欺负。为了能够容易的分辩出人的社会等级，每个就需要按自己的等级挂上不同的符号。古时是衣服式样，布料，出行的方式，比如皇帝的屁股后面就永远要跟着把黄伞。当今社会，等级是用金钱划分的，于是就出现了有钱人要用一切的机会“摆谱”，穿要穿金戴银，出则香车美女，以挂出符号。

在亮出了符号后，在穿金戴银，香车美女后，于是就可以开始理所当然的享受由钱所带来的社会特权，比如可以蔑视法律，蔑视规则。社会允许有钱人对不如自己的人可以喝三喝四，表现傲慢。于是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人，就时时的，在不同的场合受到提醒，提醒自己地位的低下，于是感受更大的心理压力，更迫切的改变现状的愿望，但也更容易失望，甚至绝望。这点，对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讲，就更为突出，于是压力也最大，被压断了脊梁的机会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