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正在上班，一個印裔同事傳給我一個新聞鏈接，並表示很惋惜。鏈接是富士康第十三連跳。看來富士康N連跳已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事件，不但世界媒體在跟蹤，連普通人都已開始關注。諷刺的是，這次世人關注的，不是上海世博如何給國人長臉，而是在中國最不受人關注的最弱勢的一群人的生命的早隕。

國人活着，是為了臉面，所謂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國人最關注的，是國家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尊容，並以國家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有時甚至是尊嚴。然而，國人在判斷什麼能在世界面前露臉的時候，卻時常按自己心目中的價值觀，自以為是的認定別人如何想，並因此決定如何在世界面前才不丟臉。殊不知，有時國人認為露臉的事情，其實在世人面前露出的是屁股，和屁股上沒有擦乾淨的排泄物。

我雖不知道世上是否存在普世價值，但可以肯定，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人們對生命的尊重，遠超於高樓大廈，燈紅酒綠，豪華的盛宴，亮眼的GDP。富士康N連跳，是國家，民族的恥辱，極度重視臉面的國人心中，是否已經意識到了這點了呢？是否認識到了，這並不是一件離自己很遠的，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孤立事件，而是民族當前面臨挑戰的集中爆發？而解決之道，是需要從更深的層次着手，否則只會讓問題在更大的範圍內不斷的蔓延。

富士康的員工，那些年輕的生命，在綻放之前，卻前赴後繼，義無反顧的將自己結束，就象那一群群義無反顧沖向沙灘的鯨魚，這太不可思議，到底是為什麼，世界都在猜。在排除了最初猜測的血汗工廠後，現在更多聚焦的是員工們無可釋放的心理壓力。而且從富士康正在採取的解決方式也是朝向這個方向。然而，本人認為，解決心理壓力的辦法，若只探討如何減壓，而不去探討造成壓力的更深層次原因，就如同治療癌症，醫生只是在探討如何把手術做得更漂亮，而不去探究癌症是如何生成的，能否預防。當駱駝被壓倒後，那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草並不重要。如果所有人都只盯住最後那根稻草，分析那根稻草，分析怎樣防止那根稻草落到駱駝背上，是否很荒唐？很弱智？

本人認為，探討富士康N連跳背後的更深層次的，造成員工不能抵禦的心理壓力的原因，要從低到高的三個層面分析，即公司層面，社會層面及民族文化傳統層面。

公司層面，是郭台銘親力親為培養形成的軍閥式管理模式，及企業文化和把人當機器部件的生產組織方式。軍閥式管理，其表現即以罵人為代表的行為方式。在認定是否血汗工廠的時候，人們過多注重的是是否有手揮鞭子的工頭，過低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這些在富士康可能都沒有。然從員工最多抱怨中可以看出的是幾乎無處不在的語言暴力。這種語言暴力從郭台銘開始一級級罵下去，上行下效，成為企業的文化特徵。語言暴力，或許在有過日本殖民統治史台灣，對其的忍耐程度可能更高些，然而，語言給人造成的傷害，很多時候，是比鞭子更重，更殘忍的，這點，很多人都有過生活經歷。被別人打了一頓的傷可以好的很快，傷好後有時事情也就過去了，即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然而，很多人會為別人一句傷害的話而一生不得釋懷，一生不能原諒。

富士康的生產組織方式，就是用員工的血肉鑄成一部本應用計算機控制的，無數機械手組成的，運轉精準的現代化生產線。這種生產組織方式下的工人們，就不再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而只是隨着機器運轉的零部件。人，本應是和零部件有本質不同的。人有精神需要，比如交流，比如關懷，比如希望。人有生理需求，比如休息，比如上廁所。然而，為了讓人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人的這些作為人的特質就要被簡化，被忽視，被壓制，於是就變成了機器一樣，只能機械的不停的轉動。被拒絕上廁所，被拒絕聊天，被拒絕交流的權利也就順理成章了。卓別林曾在《摩登時代》中對此有生動的表現。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下，當真正的變成機器後，會習慣的拿着搬手去擰所有的圓的東西，包括鈕扣。這種《摩登時代》中的血淚工廠的勞動組織方式，在西方，時至今日已經絕跡，代之的，是本來就應該採用的冷冰冰的機器。然而，這種血汗工廠的景象卻鮮活在中國天天上演，這難道不讓人心酸嗎？

把員工不當人而是機器，零部件對待的的公司，不是血淚工廠，是什麼？之所以這種活曝劇可以上演，究其根源，是勞工超低的工資標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會對工人權益的保護，沒有對勞工尊嚴保護的法律條款的存在，工人們只能默默承受而別無它路，長期如此，不感受到不可忍受的心理壓力，不會造成嚴重心理疾病，那才是天大的奇蹟。

從社會層面看，回國的次數多了，在“發展是硬道理”演化成了“發展GDP是硬道理”後，一個最彆扭的現象，是人人都在談論成功。去王府井的新華書店，入口處在循環着播放着“如何成功”的演講錄像，圍觀的人擠成個大疙瘩。看得出，人人都在渴望成功，人人都在急於成功。然而，成功的唯一衡量標準是錢，是會賺錢，是成為有錢人。這種現象自然會讓人感覺，這是一個冷冰冰，赤裸裸的社會。

在這個社會裡，所有人眼裡似乎在意的只是錢。一提發展，就是發展GDP。衡量一個地區，是衡量一個地區的GDP。衡量一方的成就，衡量的是GDP的發展，於是衡量一方的父母官，就順理成章的只看是否能把GDP搞上去，其它的，諸如維護正義，公平，廉潔奉公，維護市場公平，市場秩序，關懷弱勢群體，關懷老人，關懷孩子，關懷環境等等等等，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計。

到了下面，企業被評估的標準還是錢，是能有多大的產值，為地方GDP的貢獻，而不會過問錢是怎麼來的。勝者王候敗者賊，其它什麼都不重要，只要掙到錢便是一切，一切也都可以用錢來解決，實在解決不了，就用錢去硬砸。而且，自然的，有錢人就被給予更重的分量，被稱為能人，聰明人，可以傲慢，可以大聲的對別人講話，甚至訓斥，哪怕是對那些代表公權力的執法人員，並被給予人大，政協代表的殊榮，再反過來用政策和法律的形式給有錢人更多的話語權，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尊重。於是，人能獲得尊重的唯一途徑，就是成為有錢人。

還記得，曾經在從北京開去南方某城的T字號特快的餐車裡，看到一群人在獻媚，殷勤的伺候着一位形容齷鹺，乾癟的老頭，高一句，低一句的“董事長”，“董事長”的叫着。看得出，這些人大部是老頭的下屬。但看得最讓人不舒服的，其中一位竟然是火車餐車的餐車長，一位還有些姿色的中年婦女，竟象酒廊的陪酒小姐般，嗲聲嗲氣的不斷為“董事長”敬酒，還時不時的呵斥着餐車的其它工作人員，為了些許服務不到位的地方。曾幾何時，鐵路職工何等的傲氣，甚至是霸氣，特別是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有錢人似乎已經是無時無刻的，隨時隨地的在受着他人的頂禮膜拜，特殊照顧。在這種社會裡，又怎麼會有人不想當有錢人呢？

不幸的是，社會的發展到目前階段，也可能是永遠，並沒有能力使所有人都輕而易舉的成為有錢人，甚至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哪怕是富士康樣的工資水平。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一邊在N連跳，一邊卻看到每日富士康招工台前總排起長龍，有時甚至上萬。於是富士康員工有怨言也不可能有所選擇。因為離開一個，後面有十個，百個勞工在等着填上這個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沒有工會，沒有法律的保護，工人的選擇在哪？權利在哪？希望又在哪？

在這種GDP被擺上至高無上位置的社會背景下，有錢人自然會被捧上高於旁人的地位。同時，政策的向錢，向有錢人的傾斜就更不奇怪了。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為了發展GDP，為了富人的錢能夠再賺錢，政策允許，保護投資性，甚至投機性的把錢投向房地產，於是房價象打足了氣的氣球，越升越高，高到了天上，高到了普通人墊着腳，跳着腳也夠不上的地步，更別提農民工了。

農民工，作為清一色的外來人口，就是不吃不喝，每日工作十二個，十四個，甚至十六個小時，也要三，四十多年才可能用今天的價格買上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人可以不間歇的，高強度的連續工作三，四十年嗎？而有錢人卻可以幾十套，甚至幾百套的“住房”，買後閒在那裡等着升值。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更可悲的是，竟然每每的聽到學者，地產商以城市化的名義，為上了天的房價的合理性做辯護。什麼叫城市化？

為什麼房子對國人，特別是對農民工極為重要？因為這是個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會。而農民，特別是農民，被置於社會的最地層，可以被任何的人欺負，被看不起，從有錢人，到城裡人，到官員，警察，保安，甚至餐館的服務員，貨場的小販。而八0後，九0後，卻已受了比他們的父輩更多的教育，更能看到黃土以外的世界，要求的已不再只是溫飽，還有希望，希望改變命運。

不幸的是，即便是出了農村，進了工廠，成了工人，卻還要被稱為“農民工”，而不被稱為“工人”，因為“工人”在“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裡是一項殊榮。“工人”這個詞是有期代表意義的，是社會的主人公，比如那些國企的員工，是享有特殊待遇，特殊照顧，特殊保護的，是可以有尊嚴的，所以這頂帽子不是誰想戴就能戴得上的。想想吧，他郭台銘有幾個腦袋可以壓迫“工人”？

於是，要想擺脫“農民”的帽子，想不被歧視，只有掙很多的錢，以求有朝一日在城裡擁有自己的一套住房。有了房子就可以是城裡人，而非農民了。然而，現實是，“農民工”，作為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沒有特權，沒有有錢，有特權的父母，“叔叔”，“阿姨”。他們有的只是青春，只有血汗，只有命，能搭上了掙錢的就只有這些。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竟然心甘情願的每天工作12，14，16個小時，因為他們有的，就只有這些。然而，他們畢竟年輕，他們的肩膀依然稚嫩，當他們看清了即便如果可能的話，每天拼上二十五個小時，仍然窮極一生也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希望的時候，人能不絕望嗎？

從社會文化傳統看，中國社會之所以存在三，六，九等，社會之所以頑固的維護着三，六，九等的社會格局，之所以社會沒有追求平等的動力，說穿了，是源於民族的傳統，即人活着的目的，是為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這是每個國人從一出生就被反覆灌輸的理念，和責任。然而，若讓人能“出人頭地”，自然要有條件和可能，先要能把人分出等級來。如果人人都平等了，誰還能比誰高一頭？既然要“出人頭地”，自然就要有個比高，低的標準。當社會把有錢的多少作為衡量高，低的標準時，就不難解釋整個社會的對金錢的瘋狂，甚至不擇手段的追逐了。

如果說，中國社會的傳統，沒有西方意義的宗教信仰的話，那麼恭喜你，現在有了，即全民參與的，不折不扣的拜金教。當然，有錢還不是終極目標，重要的是時時的要有機會顯出有錢，以享用因錢和錢的符號如名牌服裝，珠寶，高級轎車等所帶來的高於旁人的社會地位，社會待遇。這是因為，在等級社會裡，社會為不同等級的人賦予了不同的權利和待遇，是尊敬，是蔑視，是欺負。為了能夠容易的分辯出人的社會等級，每個就需要按自己的等級掛上不同的符號。古時是衣服式樣，布料，出行的方式，比如皇帝的屁股後面就永遠要跟着把黃傘。當今社會，等級是用金錢劃分的，於是就出現了有錢人要用一切的機會“擺譜”，穿要穿金戴銀，出則香車美女，以掛出符號。

在亮出了符號後，在穿金戴銀，香車美女後，於是就可以開始理所當然的享受由錢所帶來的社會特權，比如可以蔑視法律，蔑視規則。社會允許有錢人對不如自己的人可以喝三喝四，表現傲慢。於是對自己地位不滿意的人，就時時的，在不同的場合受到提醒，提醒自己地位的低下，於是感受更大的心理壓力，更迫切的改變現狀的願望，但也更容易失望，甚至絕望。這點，對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來講，就更為突出，於是壓力也最大，被壓斷了脊梁的機會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