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鮮金三胖子發布了大赦天下的命令，讓許多中國人好生羨慕。大赦天下是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事情。想當年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後來成為著名異議學者的方勵之先生就曾向鄧小平先生寫信，呼籲大赦天下，尤其是赦免象魏京生這樣的政治犯。

 

結果呢，差不多受到了株連九族的待遇，這裡所謂的九族包括後來附和方先生呼籲的許多知識界精英。

 

鄧小平是鋼鐵公司，是不會相信什麼德政仁政的。

 

正好，今天看到了一篇再次呼籲中國要有大赦天下的氣度的文章，寫得非常好，文章以緬甸當局對待昂山素姬為例，認為中國可能不是需要昂山素姬，而是需要吳登盛，需要能夠坦然面對反對派，需要大赦天下的政治家的氣度。可惜了，胡錦濤太小家子氣，沒有這樣的氣度的。習近平有沒有，還有待觀察。

 

其實，我雖然主張大赦天下的仁政德政，但更加主張法治。

 

而觀察中國現行社會，既沒有國際社會公認的法治與法制，也與過去中國古代的帝制不同。說到底，是既不如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制度，連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都不如。

 

為什麼呢？就法治觀點看，中國古代雖然是有皇帝的，但也是有法律的，唐朝的法律還是非常健全的。執法也是很嚴厲的。自古以來，不少朝代即有嚴刑峻法，也有大赦天下的，是苛政與仁政相結合的。

 

比如說，《水滸傳》裡面的宋江，殺了閻婆媳之後，不肯上梁山，說是要等皇帝大赦。在古代社會，很多時候是實行嚴刑峻法，但隔幾年就來一次大赦天下，尤其是碰到新皇帝登基，皇帝大婚等事情的時候，往往大赦天下。

 

再比如說最著名的株連九族，最早的發明家是誰呢？既不是夏桀也不是商紂王，而是兩位後世所追仰效法的“聖王”-夏啟和商湯。椐《尚書》記載，夏啟和商湯在出征之前的訓詞中威脅部下，警告他們如果在戰爭中不聽從命令，就會將犯者連同其子一起處死，這被稱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記載。

 

這種酷刑歷經數千年經久不衰，一直到明清時期都盛行。共產黨建國後，其實也一直實行變種了的株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

 

其實仔細想想，株連有它存在的根據的。中國社會是個人情社會，往往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包括現代社會，一個人當官，全家貪污，親戚朋友全部沾光。一個人公費醫療的，全家人看病都不要錢。

 

所以，在中國，對付貪污腐敗，確實需要嚴刑峻法，松不得。

 

而對付政治犯，則需要實行仁政德政，需要大赦天下。

 

只可惜的是，現在的當局，對付貪官污吏，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而對付政治犯，則是嚴刑峻法，甚至搞株連。你看最近鬧的沸沸洋洋的陳光誠，一個異議分子，最後全家都遭殃。

 

前不久，看電視劇《護國軍魂》，裡面的袁世凱企圖復辟帝制，遭到舉國聲討。其實現在想想，如果當時在中國真正實行君主立憲制，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現在搞的這樣的怪胎，不僅沒有西方民主制度好，照我看，可能還不如君主立憲制呢。

 

 

1989年，方勵之寫給鄧小平建議“大赦天下”的公開信

方勵之

 

此文的大部分內容曾於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發表過，現以中文發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開始下雪，軟軟的，潔白，冷清。誰也沒有想到，4個多月之後，這裡就會發生一場社會大爆發，雪變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發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我的研究重點並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爆發之後，超新星成為輿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不但天體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學界似乎也對超新星發生了莫大興趣。很多地方都要請天體物理學家介紹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請過。因此，不得不寫篇科普應對。

 

“大赦天下”的公開信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着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噎服刑十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祝近祺！

 

方勵之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這就是後來被中共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亂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兩位客人來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曾長期擔任中國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渠道。劉達轉送的那份手寫原件，後來曾在軍事博物館的“平暴展覽”上作為暴亂物證展出過。

 

元月7日來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北京，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代表。我曾於1986年通過美中學術交流項目訪問過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後，我們很快認識了。我把致鄧小平信的第3份手寫本給了林。當晚他就把信譯成的英文，給了一些外國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寫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裡作為反革命物證掛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的打印副本。他們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該信當即用我家的286計算機打印出來。3天后，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簽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時，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發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他那封信發表時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學者簽名。

 

後來又有文化界（戴晴，蘇煒等）的另一封公開信。

 

事不過三。幾封公開信發表後，最高當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他們的正式論據是，寫呼籲信是干擾中國司法的獨立。可見，在人民共和國的國度里，公民寫呼籲信的權利也是沒有的。呼籲信算是一種“瘟疫”。接着，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籤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我的待遇是非公開的監視。

 

 

 

中國需要“大赦天下”的氣度

 

國破家亡挺身立黨，有始卻無終，已辯忠奸留史冊；

濤驚浪駭分道揚鑣，將功難補過，非憑成敗論英雄。

 

人間四月天，江南看杜鵑。4月初，應江西方面邀請，筆者至江西西線旅遊，上引即為張國燾位於萍鄉上栗故居上的對聯，為湖南學士劉劍文所撰。作為中國革命時代爭議最大的“叛徒”，張國燾的生平，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諱莫如深，直到前年，張國燾故鄉才做出修繕其故居的決定，當時也引起了巨大爭議，而此時，已經是中國的胡溫時期，花落花開，幾度春秋。

 

人生易老天難老。不僅張國燾當時的主要競爭對手毛澤東已辭世多年，甚至後來者華國鋒、鄧小平均已告別了人生。就連“後革命時代”誕生的領袖江澤民，亦已經退居幕後。

 

度盡劫波，恩怨泯滅。當時掀起驚濤駭浪的紛爭競逐，隨着當事雙方的故去，後人逐步以寬容的眼光看待，恩怨與是非，都被新時代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空間所稀釋。而經過了幾代人的輪換，後人應該可以用更超脫的態度與立場，來評判歷史，從而給予前人應有的立足之地。正如當世人對待張國燾一樣，是非功過，早有定論，存在卻無法抹去。

 

超越紛爭，才能開啟新局，創造當代的傳奇與歷史。

 

無獨有偶，在筆者在江西萍鄉時，正值4月1日，當天，緬甸著名的民主派領袖昂山素季當選緬甸聯邦議員，而其領導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亦在議會補選中贏得45個議席中的43席。

 

昂山素季的沉浮，與緬甸軍政府的興衰息息相關。

 

1962年以來，緬甸都是由軍人執政。1988年7月，因經濟形勢惡化，緬甸全國爆發了反抗軍政府的風潮，持續數月，在此駭浪驚濤中，昂山素季乘勢崛起，成為反對派的領袖人物。

 

1989年，軍政府以煽動騷亂罪軟禁昂山素季。此後21年間，昂山素季被軍政府斷斷續續軟禁於寓所中15年。直到2010年11月13日才獲釋。漫長的囚禁生涯，使昂山素季成長為“緬甸的曼德拉”。

 

作為緬甸反對派的領袖，昂山素季不是一個人的對手，而是好幾代領導人的對手。1988年，執政的尼溫將軍在全國的示威浪潮中下台，繼起的蘇貌接管全國大權，繼續堅持一黨專政，由此，緬甸國內反對聲此起彼伏，昂山素季赫然成為蘇貌的心腹之患。也正是在蘇貌當政時期，昂山素季身陷囹圄。其後，1993年蘇貌因病退位，繼起的丹瑞大將，仍然堅持軍政府路線，由此，昂山素季亦成為丹瑞時代的主要反對勢力，1996年和2000年，昂山素季又幾度被軟禁。

 

昂山素季結束囚禁生涯的時機，非常耐人尋味。2010年11月7日，緬甸二十年來的第一次大選結束，在計票結果公布前夕，昂山素季被解除軟禁。此中有深意。當時的軍政府最高領袖丹瑞，其實也洞察到緬甸的未來，也願意做出改變。但是，又必須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產。如此，等大局已定，自己退隱，新人上台之後，再放出昂山素季，既徹底放下歷史包袱，亦給各派一個公平的機會。

 

在全球歷史上，政治家得勢後對競爭對手的清算，往往比較殘酷，丹瑞的憂慮從慣例上來說其實亦合乎情理。儘管他曾警告過昂山素季，不要挑戰選舉的結果，但是，他肯在雙方都在世的時候交出權力，亦是個人對國民的巨大交代。而事實上，昂山素季在解除軟禁後的首次全民演講中，亦強調她“不會憎恨任何人”。

 

新上任的總統吳登盛是緬甸的新式人物，其軍政生涯既穩健有為，深得丹瑞等老牌人物的賞識，同時，他亦更務實靈活，這也是丹瑞對其放心交權的原因。既可保護既得利益，又堪託付未來，帶領緬甸走向新時代。吳登盛的崛起，不僅是靠對丹瑞等勢力的忠誠，其個人才幹人品格，也確實有傑出之處。吳登盛在2008年緬甸熱帶風暴中多次親臨災區，贏得了巨大聲望，同時，他軍方陣容中，他屬於開明派，吳登盛在總理任上大力推行經濟改革實現了國家經濟的較快發展。緬甸GDP增長率連年破十。

 

與丹瑞不同，作為新一代的領袖，吳登盛與昂山素季並無直接對手關係，由此，他們之間更方便對話與和解。吳登盛當選總統之後，曾派遣聯邦部長四次與昂山素季對話，並在2011年的8月親自單獨會晤昂山素季，對於昂山素季未來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吳登盛大開綠燈，推動修改《政黨註冊法》，取消了對政治人物從政的限制條款，近日昂山素季與民盟的在體制內合法崛起，即由此奠定。不僅如此，吳登盛還發布大赦令，提前釋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某種意義上說，吳登盛和昂山素季一起，啟動了緬甸現代化的大門。正如當時的非國大主席曼德拉與南非總統德克勒克一樣。

 

這種模式，對於三方政治勢力，都是一種解放。

 

事實上，有些時候，一些強權政治人物，並非看不到歷史大勢，亦並非不能洞察民心向背，但是，是否順應民意，放權讓位，卻存在諸多顧慮。丹瑞在位時，曾大規模處決和勞教異見人士，甚至一度到了鎮壓僧侶的地步，但是，近十年以來的緬甸社會進步，沒有丹瑞的首肯與推力，亦難以奏效。2003年，丹瑞即主導推進民主進程的“七點民主路線圖計劃”，2008年，緬甸全民公決通過了《緬甸聯邦共和國憲法》,規定實行多黨制和市場經濟制度等。2010年緬甸總統大選之後，丹瑞在公開場合，已經幾乎不再干預政治和社會事務了。

 

新舊時代的交替之際，強力人物的選擇，往往影響未來歷史的走向，向前一步，還是退後一步，就在一念之間。能否給予強力人物適當的生存空間，又不至於讓其巨大的身影遮蔽未來時代的陽光，考驗一個國家的智慧與氣度。

 

同樣，強力人物在預期自己不會被清算的情況下，亦會對於未來發展的多樣性，更加寬容與開放，雖然新舊交替時代的到來，往往以老一代領袖的退出為標誌，但是，在退出之前，開啟未來之門，留下自己的政治遺產而非罵名，其實也是老一代領袖的更理性和選擇。

 

在此情況下，脫胎於舊的權力體系，同時又具備革新思維，能夠為各方勢力所接受的新興實力派，將會成為國家發展的團結紐帶。他具有舊派勢力所賦予的權力“正統”性，由此不擔心內外部權力挑戰，而由於與異見人士沒有直接的衝突，沒有歷史包袱，亦容易為廣泛接受。從目前的效果看，吳登盛尚不負眾望。

 

在這種格局中，由於傳統強力人物已退出，反對派領袖失去了直接的抗爭對象，而新興實力派的相對開明，局勢變得不一定非要通過劇烈的暴力，由此，反對派領袖亦可以實現個人命運的“軟着陸”，昂山素季的獲釋，可謂是緬甸國勢轉變的標誌。

 

這種模式，可以暫稱之為“隔代寬恕”，強權人物在位時，預留了雙方的空間，而等待新起者上台後，再啟動大赦程序，獲得雙方的妥協與和解，一起為新時代的到來而努力，獲得個人命運的軟着路，以及國家與社會層面的共識。

 

日照四方，唯亞洲部分地方尚處於威權政治的陰影下，暴力革命的血腥，使很多萌生退意的領袖和利益集團存在諸多顧慮，實際上，不僅是緬甸，這種“隔代寬恕”的模式，對於眾多亞洲平穩地完成國家的轉型，意義重大。

 

同在東南亞，馬來西亞近年的改革，也是實行這種“隔代寬恕”模式。

 

當年的安瓦爾，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對於馬哈蒂爾維護大集團的利益不滿，意欲搞激進主義，由此從盟友和接班人變為馬哈蒂爾的心腹之患。隨即被解除副總理職位，同時被以“雞姦”罪逮捕。

 

在2004年馬來西亞大選之後，個性溫和的巴達維上台，由此，安瓦爾被暫放出獄，此時，巴達維已經獲得黨內長老們的首肯，安瓦爾失去了政治威脅力量，而在納吉布成為新一任馬來西亞總理之後，2012年1月9日，馬來西亞高等法院判決安瓦爾無罪。此時，當初的政治對手馬哈蒂爾，以及馬哈蒂爾指定的接班人巴達維，都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

 

雖然安瓦爾仍誓言要取代現政府，但是，解放安瓦爾的舉動，同樣使納吉布贏得了體制內外的讚賞。稱其英明，納吉布由此獲得了更多的公眾信任。

 

新任的納吉布，則更傾向於改革，某種意義上與安瓦爾的政治追求接近。納吉布任期內廢除了內安法，打擊金錢政治，改革經濟，提倡民族平等，建立“一個馬來西亞”，屬於傳統陣營內的改革派。在2000年巫統領導人選舉時，無論是馬哈蒂爾派系，還是已經失勢的安瓦爾遺留勢力，都支持納吉布，納吉布成為了當時得票率最高的巫統副主席。

 

此外，納吉布任期已經過半，他與安瓦爾之間，已經很難互成對手了。馬來西亞的“隔代寬恕”，由此造成了事實上的平穩過渡。

 

回望中國，春色滿園，大地充滿生機。

 

近年來，國內在很多問題上，都逐步解禁，如，肯定國名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在抗戰中的正面作用，尋找遠征軍健在老兵，建立騰衝、衡山抗日烈士陵園，乃至為台兒莊無名烈士抬棺安葬。甚至充滿了溢美之詞的關於蔣介石的各種官方傳記，亦在大陸開始流行，這些變化，都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寬容、求真和勇氣。

 

在內部政爭問題上，國內也逐步開放了禁忌。張國燾和林彪兩大最有爭議的人物，近年都獲得了更為客觀的評價，而四人幫中幾大領頭人，除江青自殺外，其他人也獲得了類似特赦一樣的待遇，甚至陳伯達的傳紀都已經出版。

 

建國以來，中國實際是分為兩個時期：毛澤東時代，以及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時代。前者已經徹底終結，而後者尚在進行中。毛澤東時期距今三十餘年，且經歷了三四代的代際傳承，恩怨是非與當世之人相隔遙遠，故政治寬恕亦相對容易。除文革未被官方系統性反思外，大部分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基本都已經蓋棺論定。

 

故此，隔代寬恕的迫切性，更體現在後一個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總體上是以經濟建設為主，但是亦經歷了多次政治風波，無論革命時代還是改革時代，社會的進步，總是伴隨着紛爭，如何對待這種不同的利益與主張的分歧，考驗了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政治智慧與政治氣度。

 

自鄧小平以後，中國已經經歷了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時期，而胡、溫也已經步入任期尾聲，很多政治事件，已經與當事人的切身關係越來越遠了，理應以更為超脫的眼光，帶領中國進入更為宏大的世界。由此啟動“隔代寬恕”的時機逐步成熟。作為大國，中國政治家的氣度，更應該值得期待。理應以開放包容的宏大氣魄，大赦天下，凝聚民心，十八大之後的後來者歷史負擔更少，亦需更為開放大氣。

 

或許，我們並不需要“中國的昂山素季”，但是，我們絕對需要一個“中國的吳登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