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三百年前台灣西岸大縱走
文/楊和之

就有文字紀錄的歷史而言，位於西太平洋島鏈中央的台灣，在可信的紀錄上算是出現相當晚的。自一五四四年葡萄牙海船由東岸經過，因驚艷而命名為「Formosa」後，西方世界才漸漸曉得有這麽個島，距今不過四百多年而已。西歐各國懸隔萬里，這麽晚才知有此地不足為奇。然而僅僅隔著寬才一、兩百公里的海峽，且早在漢代時，航海技術就相當發達的中國人呢？

幾千年來，中國人對於這個東南海外大島印象一向都很模糊。儘管自秦漢以來，歷代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記述，但多半都語焉不詳，甚至所指的究竟是不是今天的台灣也往往很成問題。例如《隋書．琉球傳》所講的究竟是今天的台灣、還是琉球？宋代曾到澎湖和泉州沿海劫掠的「毗舍耶國」，到底是在今天的台灣、還是菲律賓┅┅等等，都還有許多爭議。況且絕大多數記述都得之於傳聞，不是執筆者親見的，難保無失實之虞。

最早親履斯土而留下文字紀錄的中國人，可能是元代的汪大淵。他在《島夷志略》中提到曾登「琉球」的「峙山」（大概是今天高雄的壽山），並略述其地的物產和原住民的獵頭之類習俗。可惜文字過於簡略，沒能說得很明白。

一直到差不多四百年前，一位福建連江籍的「備役上校」寫下了《東番記》，才算有了比較貼近的觀察紀錄。萬曆三十年底（一六○三年初），致仕游擊將軍陳第以類似「軍事顧問」的身分，隨同當時駐金門的把總沈有容追剿倭寇來此，《東番記》是他對這個島的認知，也是中國人對島上風土、民情最早的比較具體描述。然而陳第遊蹤所至，僅及於今天的台南、高雄沿海附近，且滯留的時日不多，是以《東番記》無論深度、廣度皆受到相當的局限。

再過二十一、二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在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帶建立了貿易、殖民據點。不久又有西班牙人接踵而來，在今天的基隆、淡水等地築城據守。荷、西雙方一些殖民地官員、傳教士等，對島上的種族、風俗、地理、物產等，做了不少專門或附帶的描寫，不管在數量或質量方面，都是同時期中國人無法相比的。這固然是荷、西在這個島上政治居於優勢的關係，但也因為當時在台的漢人，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討生活而來此從事商、耕、漁、獵的「普羅大眾」（號稱「台灣文獻初祖」的寧波人沈光文是極少數的例外），難以企盼他們能留下堪與洋人相提並論的著述。

接著許多不甘臣事清廷的明朝遺老，先後追隨鄭成功父子來台，他們的文化水平自然夠，也留下一些片段的詩文。然而因為鄭氏政權在台灣僅僅維繫了二十二年，改朝換代後，幾乎所有文獻都散失了。當年流寓的那批高級知識分子當中，是否曾有人寫下夠分量的觀察紀錄，今天已經不得而知。

物換星移，《東番記》成篇將及百年之後，西班牙人、荷蘭人的勢力早就被逐出島，明鄭政權也已覆亡了十餘年，才有另一位從福建來的師爺寫下了《裨海紀游》，記錄了從今天台南到北投的一路見聞。這是描寫三百年前台灣西部沿海地區概況最一手、最具體的著作。

遺憾的是，我們對本書作者郁永河的了解，竟還遠不如比他早了一個世紀的陳第。甚至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還是從《裨海紀游》一書中梳爬推斷的。再加上從一些方志、筆記上找到的不多記述，僅能簡短的介紹其人如次∶

郁永河字滄浪，浙江杭州府的附郭仁和縣人，最高科名是本縣縣學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僅有丁紹儀的《東瀛識略》說他是「明經」（貢生）。但其書成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這說法出現太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非常不可靠。

清初緣明制，如果不曾中舉或出貢，一個光杆生員是沒有任官資格的，大概因為這樣，他只能以游幕為業，屈身為現職官員的幕賓，俗稱師爺。

明清各級官守都聘有幕賓，協助主官處理公私事務，依所承辦業務性質，而有刑名、錢 、書啟、西席等等不同分工。不過，我們無法從《裨海紀游》中判定郁永河到底是哪種性質的師爺。

據他自己說∶他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春天進入福建，抵福州落腳。約半年後離省城出遊，次年回福州擔任本府同知王仲千（仲千應該不是本名，而是字號）的幕賓。到福建的原因是否應聘？擔任王同知的幕賓之前，是否替其他官員服務過？我們一概不知。只知道接下來的五年當中，他多次赴閩西的邵武、汀州各府公幹，趁機遊歷了各處山川形勝之地。

另外，《裨海紀游》中提到三十年前曾經在天雄（河北大名）、鄴下（河南臨漳）待過，並與當地士人交往；而且書中還一再感嘆年老體衰。那麽，他到台灣來的時候至少應該已經五十好幾了。

促使他台灣之行的導因，是在擔任王同知幕賓五年後發生的火藥庫失火事件。那一場火，將福州府庫存的五十萬斤火藥燒得精光。災情報到朝廷，皇帝下令要「典守者」賠補，郁永河的老闆王仲千可能就是該負責的官員。依照清初府的體制，知府轄正五品同知、正六品通判若幹員，分管糧鹽、督捕、江海防務、河工水利、清軍理事、撫綏民夷等專務。管理火藥庫應該是王仲千的固定分工，必須負責補足損失，所以郁永河才得到這次來台的機會。

台灣北部出產硫磺，汪大淵在《島夷志略》裡就提到了，可見元代的中國人早已經知道這個事實。明嘉靖年間鄭舜功的《日本一鑒》中，還繪有台灣島圖（他稱為「小東」島），島上有「雞籠山」，並註記附近產硫。萬曆年間張燮的《東西洋考》也說雞籠淡水的形勝有「璜山」∶「琉璜氣每作火光，沿山躲鑠。」百年之後，清朝的福建省官員當然更清楚了。

硫磺是製造火藥不可或缺的成分，既需採辦，則台灣是個優先考慮的地點。一則是一帆可達，交通運輸不成問題；再則同是隸屬於福建省的一個府，公事協調和必要支援都方便，因此，郁永河和王雲森兩位師爺就奉命辦理這件事。其整個經過，郁師爺在《裨海紀游》中說得很詳細，不多贅述。

啟程將近十個月之後，采硫任務結束，郁永河直接從淡水開航返回福州復命。此後有關他的任何事情，我們一概都不知道。不過，光憑《裨海紀游》這部台灣遊記，就足以讓他不朽了。

除《裨海紀游》之外，他還留下幾種作品∶《偽鄭逸事》《番境補遺》《海上紀略》《宇內形勢》，全都與台灣有關，但都只是薄薄的幾頁。很難想像這樣一位好遊歷而又善屬文的人物，除了以上這些之外，會沒有其他著作，但我們就是不知道。

《裨海紀游》全書分三卷，從受領任務開始，到采硫事畢返回復命為止，共二萬四千多字。行文夾敘夾議，大概是覺得徒文不足以 感，故興之所至常雜以吟詠，這是許多舊文人共有的習慣。

這本書忠實記錄了三百多年前台灣西部的面貌，其中有數端值得一提。

首先，是反映了當時台灣開發的概況，當時的嘉南平原經荷、鄭多年墾殖，大體上已適宜以業農為主的漢人居住，但過此以往則不然。台中附近是「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花東地區是「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中央山脈是「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而其目的地淡水地區更是「人至即病，病輒死」。在此情況下，隸役、官弁每以深入「蠻荒」區域為難。非獨畏苦怕難，實是攸關生死，人情在所難免。

其次，郁永河自府城出發，中經牛罵社（台中清水）的羈阻、淡水社（台北淡水）的準備，將近一個月後到達今天的北投，開始煉硫作業。其所行經路線，穿越了許多不同族原住民的地域。這些族群之間的語言、風俗，甚至外貌原本差異極大，但今天各族都早已徹底漢化，無復能加以分辨。郁永河雖然行色匆匆，途經的各社往往只是驅車而過，最多是經宿即去，但一路都不斷記下所見印象。經由《裨海紀游》，我們可以發現西拉雅、洪雅、帕瀑拉、巴布薩、道卡斯，以及凱達格蘭等各族之間是有相當差別的。郁永河只憑驚鴻一瞥，就留下如此詳實的資料，其觀察、敘述的功力之高，不得不令人嘆服。大多數比他時代晚得多，且後來宦、寓此島歷有年所的作者，他們筆下所描述的台灣原住民情況，還遠不如他的細膩詳確呢！

再就個人的胸襟器識而言，郁永河雖和當時一般漢人一樣，有時不免會有些「大漢沙文主義」，但在行文中，處處可見他儘量排除根深柢固的成見。比如經過西拉雅族的新港、嘉溜灣、麻豆等社時，不吝稱讚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至洪雅族的大武郡社，見「三少婦共舂，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筆下絕無貶意，竟有無懷、葛天遺風之感。只有這樣不懷莫名其妙優越感的人，才能欣賞原住民文化的樸質之美。

他還是個人道主義者。對一些在原住民各社中負責對外聯絡、仲介的通事，每藉原住民語言隔閡、不諳法令的弱點而上下其手，盤剝自肥的行為，他一再表示痛恨，直斥之為「社棍」，不因同屬漢人而「胳膊往內彎」。這種公正態度，更增《裨海紀游》內容的可信度。

另外，《裨海紀游》還記錄了一些有關鄭成功祖孫三代的傳聞，多有他書所不載者。其中部分雖未必完全正確，但至少代表清領初期，他所接觸的仕台官員及流寓人士的看法。

當時距鄭氏滅亡不久，郁永河來台的前一年，島上又剛發生過吳球、朱 龍的「謀亂」事件，這是清領之後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的民變（在此之前至少還發生兩次，只是沒鬧得那麽大）。可以想見當時的政治氣氛甚為敏感，因而他在提到明鄭時，依清朝立場不得不特書「偽鄭」，但字裡行間對鄭成功的孤忠大節一直都給予高度評價。在他的另一篇作品《偽鄭逸事》中，更是對鄭成功讚頌不置。在其心目中，事實真相遠比「政治正確」更重要。

《裨海紀游》這本書很早就有人注意，並一再刊刻傳鈔。目前所知的可見及已佚版本，至少就有二十幾種，還有些著作長篇大段地加以徵引。但因為郁永河不是名人，有些版本的刊、鈔者居然不知作者是誰；還有的著錄誤為「郁永和」；另有署「武林郁滄浪」，竟以字作名（杭州古名「武林」，這籍貫倒還不算錯）。有的誤以為他是杭州府的另一附郭錢塘縣人；有的因《重纂福建通志》中著錄其《偽鄭逸事》，因而逕自判定他是福建人；甚至還有把「武林」誤作「武陵」的，將他的籍貫從浙江搬到湖北，那就更離譜了。

本書書名除《裨海紀游》外，還有改題《渡海輿記》《采硫日記》的；又有誤為《 海紀游》《稗海紀游》的。在一些方志及筆記中，則還有稱《稗海紀略》《稗海紀游略》《稗海紀游》《采硫日記》的。

書名歧出的問題還在其次，更嚴重的是許多刊刻、傳鈔者的隨意刪、改，使得各種版本內容差異極大，考訂校勘勢須大費周章。幸而這一繁瑣工作，已故方豪教授在多年前就做過了，因而我們只須根據民國三十九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的合校本，或省略其校勘按語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本，就能省下偌大力氣了。前輩學人孜孜精研以遺惠於後學者如此，特表出之。

因此，本書的整理就以目前最完善、且讀起來最順暢的「台銀本」為底本，僅將一些不經見的古體、異體字改為常用字，俾便於閱讀；另有部分斷句、標點，因筆者另有意見，遂膽大妄為予以臆改。

尤須補充說明的是，明嘉靖以後，文人筆下多喜以古地望代今稱、以古官號代今職、以字號代人名，仕至極品者甚且里籍稱之。此風直至清末猶然，郁永河也不例外。因而在整理過程中，儘量將這類稱謂予以還原，並在原文下作注，以免影響譯文閱讀的流暢性。至於其遊蹤所至，頗有古今地名不同者，則在譯文中以括弧說明，俾能一目了然。至若作者偶有誤記或誤解，以及需要補充敘述者，則加註腳說明之。需更進一步闡述，而稍離本題可能妨礙文氣者，則另外解說。

還有，郁永河所至多所吟詠，在《裨海紀游》中，詩作所占的分量頗為不少。因文體特性關係，散文難以完全表達詩詞的節奏和韻味；且許多奇語警句一經翻譯，往往頓失原來的意境及風采。自愧無能忠實傳譯，故仍其舊，僅對其所用的較僻典故作注，以便於了解作者的意旨所在。

最後談到本書的書名。「裨海」的典故出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司馬貞的《索隱》說∶「裨海，小海也。」郁永河大概認為在大清一統之下，台灣海峽只能算是宇內的小海，因而用為這部特殊遊記的書題。

★延伸閱讀
《裨海紀游新注》
《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
《台灣舊路踏查記》
《台灣踏查日記〈上〉》
《台灣踏查日記〈下〉》

【導讀】三百年前台灣西岸大縱走
文/楊和之

就有文字紀錄的歷史而言，位於西太平洋島鏈中央的台灣，在可信的紀錄上算是出現相當晚的。自一五四四年葡萄牙海船由東岸經過，因驚艷而命名為「Formosa」後，西方世界才漸漸曉得有這麽個島，距今不過四百多年而已。西歐各國懸隔萬里，這麽晚才知有此地不足為奇。然而僅僅隔著寬才一、兩百公里的海峽，且早在漢代時，航海技術就相當發達的中國人呢？

幾千年來，中國人對於這個東南海外大島印象一向都很模糊。儘管自秦漢以來，歷代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記述，但多半都語焉不詳，甚至所指的究竟是不是今天的台灣也往往很成問題。例如《隋書．琉球傳》所講的究竟是今天的台灣、還是琉球？宋代曾到澎湖和泉州沿海劫掠的「毗舍耶國」，到底是在今天的台灣、還是菲律賓┅┅等等，都還有許多爭議。況且絕大多數記述都得之於傳聞，不是執筆者親見的，難保無失實之虞。

最早親履斯土而留下文字紀錄的中國人，可能是元代的汪大淵。他在《島夷志略》中提到曾登「琉球」的「峙山」（大概是今天高雄的壽山），並略述其地的物產和原住民的獵頭之類習俗。可惜文字過於簡略，沒能說得很明白。

一直到差不多四百年前，一位福建連江籍的「備役上校」寫下了《東番記》，才算有了比較貼近的觀察紀錄。萬曆三十年底（一六○三年初），致仕游擊將軍陳第以類似「軍事顧問」的身分，隨同當時駐金門的把總沈有容追剿倭寇來此，《東番記》是他對這個島的認知，也是中國人對島上風土、民情最早的比較具體描述。然而陳第遊蹤所至，僅及於今天的台南、高雄沿海附近，且滯留的時日不多，是以《東番記》無論深度、廣度皆受到相當的局限。

再過二十一、二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在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帶建立了貿易、殖民據點。不久又有西班牙人接踵而來，在今天的基隆、淡水等地築城據守。荷、西雙方一些殖民地官員、傳教士等，對島上的種族、風俗、地理、物產等，做了不少專門或附帶的描寫，不管在數量或質量方面，都是同時期中國人無法相比的。這固然是荷、西在這個島上政治居於優勢的關係，但也因為當時在台的漢人，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討生活而來此從事商、耕、漁、獵的「普羅大眾」（號稱「台灣文獻初祖」的寧波人沈光文是極少數的例外），難以企盼他們能留下堪與洋人相提並論的著述。

接著許多不甘臣事清廷的明朝遺老，先後追隨鄭成功父子來台，他們的文化水平自然夠，也留下一些片段的詩文。然而因為鄭氏政權在台灣僅僅維繫了二十二年，改朝換代後，幾乎所有文獻都散失了。當年流寓的那批高級知識分子當中，是否曾有人寫下夠分量的觀察紀錄，今天已經不得而知。

物換星移，《東番記》成篇將及百年之後，西班牙人、荷蘭人的勢力早就被逐出島，明鄭政權也已覆亡了十餘年，才有另一位從福建來的師爺寫下了《裨海紀游》，記錄了從今天台南到北投的一路見聞。這是描寫三百年前台灣西部沿海地區概況最一手、最具體的著作。

遺憾的是，我們對本書作者郁永河的了解，竟還遠不如比他早了一個世紀的陳第。甚至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還是從《裨海紀游》一書中梳爬推斷的。再加上從一些方志、筆記上找到的不多記述，僅能簡短的介紹其人如次∶

郁永河字滄浪，浙江杭州府的附郭仁和縣人，最高科名是本縣縣學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僅有丁紹儀的《東瀛識略》說他是「明經」（貢生）。但其書成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這說法出現太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非常不可靠。

清初緣明制，如果不曾中舉或出貢，一個光杆生員是沒有任官資格的，大概因為這樣，他只能以游幕為業，屈身為現職官員的幕賓，俗稱師爺。

明清各級官守都聘有幕賓，協助主官處理公私事務，依所承辦業務性質，而有刑名、錢 、書啟、西席等等不同分工。不過，我們無法從《裨海紀游》中判定郁永河到底是哪種性質的師爺。

據他自己說∶他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春天進入福建，抵福州落腳。約半年後離省城出遊，次年回福州擔任本府同知王仲千（仲千應該不是本名，而是字號）的幕賓。到福建的原因是否應聘？擔任王同知的幕賓之前，是否替其他官員服務過？我們一概不知。只知道接下來的五年當中，他多次赴閩西的邵武、汀州各府公幹，趁機遊歷了各處山川形勝之地。

另外，《裨海紀游》中提到三十年前曾經在天雄（河北大名）、鄴下（河南臨漳）待過，並與當地士人交往；而且書中還一再感嘆年老體衰。那麽，他到台灣來的時候至少應該已經五十好幾了。

促使他台灣之行的導因，是在擔任王同知幕賓五年後發生的火藥庫失火事件。那一場火，將福州府庫存的五十萬斤火藥燒得精光。災情報到朝廷，皇帝下令要「典守者」賠補，郁永河的老闆王仲千可能就是該負責的官員。依照清初府的體制，知府轄正五品同知、正六品通判若幹員，分管糧鹽、督捕、江海防務、河工水利、清軍理事、撫綏民夷等專務。管理火藥庫應該是王仲千的固定分工，必須負責補足損失，所以郁永河才得到這次來台的機會。

台灣北部出產硫磺，汪大淵在《島夷志略》裡就提到了，可見元代的中國人早已經知道這個事實。明嘉靖年間鄭舜功的《日本一鑒》中，還繪有台灣島圖（他稱為「小東」島），島上有「雞簧健梗 K註記附近產硫。萬曆年間張燮的《東西洋考》也說雞壞 男蝿儆小歌 健梗骸噶痂珰饷孔骰鸸猓 厣蕉汨p。」百年之後，清朝的福建省官員當然更清楚了。

硫磺是製造火藥不可或缺的成分，既需採辦，則台灣是個優先考慮的地點。一則是一帆可達，交通咻 懷蓡 }；再則同是隸屬於福建省的一個府，公事協調和必要支援都方便，因此，郁永河和王雲森兩位師爺就奉命辦理這件事。其整個經過，郁師爺在《裨海紀游》中說得很詳細，不多贅述。

啟程將近十個月之後，采硫任務結束，郁永河直接從淡水開航返回福州復命。此後有關他的任何事情，我們一概都不知道。不過，光憑《裨海紀游》這部台灣遊記，就足以讓他不朽了。

除《裨海紀游》之外，他還留下幾種作品∶《偽鄭逸事》《番境補遺》《海上紀略》《宇內形勢》，全都與台灣有關，但都只是薄薄的幾頁。很難想像這樣一位好遊歷而又善屬文的人物，除了以上這些之外，會沒有其他著作，但我們就是不知道。

《裨海紀游》全書分三卷，從受領任務開始，到采硫事畢返回復命為止，共二萬四千多字。行文夾敘夾議，大概是覺得徒文不足以 感，故興之所至常雜以吟詠，這是許多舊文人共有的習慣。

這本書忠實記錄了三百多年前台灣西部的面貌，其中有數端值得一提。

首先，是反映了當時台灣開發的概況，當時的嘉南平原經荷、鄭多年墾殖，大體上已適宜以業農為主的漢人居住，但過此以往則不然。台中附近是「野番常伏林中射鹿，見人則矢鏃立至」；花東地區是「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中央山脈是「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繁」，而其目的地淡水地區更是「人至即病，病輒死」。在此情況下，隸役、官弁每以深入「蠻荒」區域為難。非獨畏苦怕難，實是攸關生死，人情在所難免。

其次，郁永河自府城出發，中經牛罵社（台中清水）的羈阻、淡水社（台北淡水）的準備，將近一個月後到達今天的北投，開始煉硫作業。其所行經路線，穿越了許多不同族原住民的地域。這些族群之間的語言、風俗，甚至外貌原本差異極大，但今天各族都早已徹底漢化，無復能加以分辨。郁永河雖然行色匆匆，途經的各社往往只是驅車而過，最多是經宿即去，但一路都不斷記下所見印象。經由《裨海紀游》，我們可以發現西拉雅、洪雅、帕瀑拉、巴布薩、道卡斯，以及凱達格蘭等各族之間是有相當差別的。郁永河只憑驚鴻一瞥，就留下如此詳實的資料，其觀察、敘述的功力之高，不得不令人嘆服。大多數比他時代晚得多，且後來宦、寓此島歷有年所的作者，他們筆下所描述的台灣原住民情況，還遠不如他的細膩詳確呢！

再就個人的胸襟器識而言，郁永河雖和當時一般漢人一樣，有時不免會有些「大漢沙文主義」，但在行文中，處處可見他儘量排除根深柢固的成見。比如經過西拉雅族的新港、嘉溜灣、麻豆等社時，不吝稱讚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至洪雅族的大武郡社，見「三少婦共舂，中一婦頗有姿；然裸體對客，而意色泰然。」筆下絕無貶意，竟有無懷、葛天遺風之感。只有這樣不懷莫名其妙優越感的人，才能欣賞原住民文化的樸質之美。

他還是個人道主義者。對一些在原住民各社中負責對外聯絡、仲介的通事，每藉原住民語言隔閡、不諳法令的弱點而上下其手，盤剝自肥的行為，他一再表示痛恨，直斥之為「社棍」，不因同屬漢人而「胳膊往內彎」。這種公正態度，更增《裨海紀游》內容的可信度。

另外，《裨海紀游》還記錄了一些有關鄭成功祖孫三代的傳聞，多有他書所不載者。其中部分雖未必完全正確，但至少代表清領初期，他所接觸的仕台官員及流寓人士的看法。

當時距鄭氏滅亡不久，郁永河來台的前一年，島上又剛發生過吳球、朱 龍的「 y」事件，這是清領之後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的民變（在此之前至少還發生兩次，只是沒鬧得那麽大）。可以想見當時的政治氣氛甚為敏感，因而他在提到明鄭時，依清朝立場不得不特書「偽鄭」，但字裡行間對鄭成功的孤忠大節一直都給予高度評價。在他的另一篇作品《偽鄭逸事》中，更是對鄭成功讚頌不置。在其心目中，事實真相遠比「政治正確」更重要。

《裨海紀游》這本書很早就有人注意，並一再刊刻傳鈔。目前所知的可見及已佚版本，至少就有二十幾種，還有些著作長篇大段地加以徵引。但因為郁永河不是名人，有些版本的刊、鈔者居然不知作者是誰；還有的著錄誤為「郁永和」；另有署「武林郁滄浪」，竟以字作名（杭州古名「武林」，這籍貫倒還不算錯）。有的誤以為他是杭州府的另一附郭錢塘縣人；有的因《重纂福建通志》中著錄其《偽鄭逸事》，因而逕自判定他是福建人；甚至還有把「武林」誤作「武陵」的，將他的籍貫從浙江搬到湖北，那就更離譜了。

本書書名除《裨海紀游》外，還有改題《渡海輿記》《采硫日記》的；又有誤為《 海紀游》《稗海紀游》的。在一些方志及筆記中，則還有稱《稗海紀略》《稗海紀游略》《稗海紀游》《采硫日記》的。

書名歧出的問題還在其次，更嚴重的是許多刊刻、傳鈔者的隨意刪、改，使得各種版本內容差異極大，考訂校勘勢須大費周章。幸而這一繁瑣工作，已故方豪教授在多年前就做過了，因而我們只須根據民國三十九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的合校本，或省略其校勘按語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本，就能省下偌大力氣了。前輩學人孜孜精研以遺惠於後學者如此，特表出之。

因此，本書的整理就以目前最完善、且讀起來最順暢的「台銀本」為底本，僅將一些不經見的古體、異體字改為常用字，俾便於閱讀；另有部分斷句、標點，因筆者另有意見，遂膽大妄為予以臆改。

尤須補充說明的是，明嘉靖以後，文人筆下多喜以古地望代今稱、以古官號代今職、以字號代人名，仕至極品者甚且里籍稱之。此風直至清末猶然，郁永河也不例外。因而在整理過程中，儘量將這類稱謂予以還原，並在原文下作注，以免影響譯文閱讀的流暢性。至於其遊蹤所至，頗有古今地名不同者，則在譯文中以括弧說明，俾能一目了然。至若作者偶有誤記或誤解，以及需要補充敘述者，則加註腳說明之。需更進一步闡述，而稍離本題可能妨礙文氣者，則另外解說。

還有，郁永河所至多所吟詠，在《裨海紀游》中，詩作所占的分量頗為不少。因文體特性關係，散文難以完全表達詩詞的節奏和韻味；且許多奇語警句一經翻譯，往往頓失原來的意境及風采。自愧無能忠實傳譯，故仍其舊，僅對其所用的較僻典故作注，以便於了解作者的意旨所在。

最後談到本書的書名。「裨海」的典故出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司馬貞的《索隱》說∶「裨海，小海也。」郁永河大概認為在大清一統之下，台灣海峽只能算是宇內的小海，因而用為這部特殊遊記的書題。

★延伸閱讀
《裨海紀游新注》
《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
《台灣舊路踏查記》
《台灣踏查日記〈上〉》
《台灣踏查日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