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案的文化透視

李劼

引言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作為當時的新聞和作為過往的歷史，其涵義是很不一樣的。而對這樣的事件作政治的觀察和文化的審視，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案過去十五年之際，假如依然還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責任，還停留於抗議和控訴，那麼不僅悲劇當事者的代價白付，這場悲劇的倖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劇發生的當口，平心靜氣的審視顯然是不可能的。但當悲劇成為仿佛發生在戲劇舞台上的往事之後，沒有平心靜氣的審視，乃是奇怪的。此文作為一個探討，有拋磚引玉之意。但無論就當事人還是就旁觀者的角度而言，這都並不表示什麼開始，而是意味着某種了結。

鄧小平的悲劇：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一九四九年以的中國歷史，是以二個人的名字，即毛澤東和鄧小平，為標記的。雖然這二個人屬於同一個政黨的領袖，但他們所象徵的歷史內涵，卻很不一樣；其領導的政黨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也大相庭徑。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雖然已經執政，骨子裡卻依然停留在革命黨階段。該黨真正變成執政黨，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的。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是個革命家，而鄧小平最後存留於青史的，卻是改革家形象。毛澤東時代是革命時代，鄧小平時代是改革時代。同樣二個共產黨人，背後的歷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澤東身後站着的是孫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鄧小平形象上溯，卻是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歷史人物。

�� 明白了鄧小平的歷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與其說是開創性的，不如說是回歸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後的中國晚近歷史，基本上沿着兩條軌跡演變；一條是革命，一條是改革。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從曾國藩、李鴻章到鄧小平，則是歷史上兩次改革的先後承繼。

 歷史從來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即便其人是個劃時代的歷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國藩的毛澤東，最後走上了一條與曾國藩功業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隨毛澤東鬧革命的鄧小平，最後卻成了曾國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變化無常的歷史面前，無論持什麼樣的史學立場，都不能訴諸簡單的是非劃分，不能以善惡判斷求個痛快。

�� 歷史也不是在某種固定的觀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變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撒手人寰，那麼以後的中國歷史就會全然不同。倘若鄧小平像劉少奇一樣，在文革中被徹底清除，那麼中國的改革如何起步，會是個很大的疑問。無論從正面的意義，還是從負面的意義上說，鄧小平的建功立業機會，都得益於毛澤東。是毛澤東提拔了鄧小平，也是毛澤東在文革當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沒有讓鄧小平成為劉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澤東留下的歷史教訓，使鄧小平在毛澤東過世之後，義無反顧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堅持改革。

 從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樣的轉折不僅是鄧小平本人的切身體味促成的，也是無數中國民眾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換來的。完成這麼一個轉變，對鄧小平來說不容易，對全體中國民眾來說，也很不容易。因為在毛澤東的成功背後，蟄伏着幾千年的歷史傳統。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當然，還有從劉邦到朱元璋，還有從洪秀全到孫中山。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延襲下來的。鄧小平的改革，面對的與其說是毛澤東的革命，不如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傳統，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義做成的專制。

�� 這個專制傳統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世襲制。從毛澤東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邊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見，假如他的長子不在朝鮮戰場上殉難，那麼成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幾千年來，沒有一個開國君主不把江山傳給兒子。就是跟毛澤東同時代的其他政治領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灣的蔣介石，北韓的金日成，就連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澤東，蔣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間的政治傾向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可是他們做出的繼位選擇，卻如出一轍。專制文化不僅是沿襲的，還具有很大的覆蓋性。

 鄧小平結束了這樣的承傳。他讓自己的孩子們去經商，以此斷絕了讓他們繼位的可能。1989年，當人們以非常激烈的言詞指責鄧家孩子如何賺錢的時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鄧家孩子的經商意味着世襲制的結束。那年，人們在指責鄧家孩子的同時，熱烈地讚揚毛澤東把兒子送到朝鮮戰場。那樣的讚揚聲中，潛伏着一種傳統的集體無意識。試問，假如毛澤東的兒子沒有殉難，假如毛澤東把身後的最高權力交給了自己的兒子，中國民眾會像反對鄧家孩子經商那樣激烈反對麼？他們很可能山呼萬歲。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樣的疑問也意味着一種文化上的差異。因為皇權是沒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業文明卻由於等價交換的原則，與公平和平等緊緊相連。鄧小平廢除世襲制的時候，他看到的僅僅是以往的歷史傳統被結束了。他沒有意識到，他同時也把自己連同自己的孩子，送進了另一種文明體系裡。在那樣的文明體系裡，人們要求的不僅是沒有世襲制，還要求機會均等，要求買賣公平，要求人與人之間平等。假如鄧小平真正置身商業文明之中，那麼就不會對平等的訴求感到不適。但問題在於，他是在一種傳統之中結束因襲的傳統。因此，對於過去，他頗有理由為自己感到驕傲；可是一面對未來，他馬上變得茫然，變得焦燥不安。

 鄧小平所獻身的那場革命，本來是從民主的訴求起步的。然而，誰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結果，卻是把權力推回到了傳統的皇權結構里。這樣的復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鮮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這在鄧小平更是體會深切。因此，鄧小平一旦權力在手，就有意識地努力把權力從皇權結構中解放出來。他的方式是，廢除家長制，實行集體領導。他的這個努力，與廢除世襲制一樣，既是對傳統的揚棄，又將這種揚棄訴諸了極其傳統的方式。這是一個悖論，以家長制的權力方式結束家長制的權力傳統。

�� 以這樣的悖論方式行事，在鄧小平無疑是出於無奈，並且是一種空前的冒險。與這樣的冒險相比，孫中山組織的所有暴動，都不過像是一場場兒戲。政治改革所承擔的風險，遠比暴動意味深長，也遠比暴動驚心動魄。鄧小平是知道自己身處險境的。要不然，他不會那麼小心翼翼，不會不斷地以堅持基本原則一類的方式，平衡各種關係和各種勢力。假如以從二維到三維作奇妙演變的愛舍爾繪畫作比方，鄧小平就像是在二維和三維之間掙扎着的那條龍。

 鄧小平的悲劇，在於這個悖論的難以解脫。鄧小平悲劇的秘密，也在於這個悖論的無可擺脫。無論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作為一個改革家，鄧小平都是出類拔萃的。但鄧小平以悖論的方式解決歷史的傳統，結局只能是悲劇。以家長制的方式結束家長制，其內涵當然是，以專制的權力結束專制。這在孫中山、蔣介石，叫做從軍政到訓政最後到憲政。這在毛澤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們誰也沒有成功。相比之下，鄧小平還至少做到了退休。

 對於專制的權力傳統來說，鄧小平的斷然退休，其實比強調集體領導更具解構力。因為專制的權力，在歷史上只有被迫退位，從來沒有主動退休，從來不會主動退休。雖然鄧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價為前提。但由於鄧小平的以身作則，中國執政黨最高權力的退休，從此成為一種制度。退休制度，比集體領導更為有效地使專制的冰山開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個遊樂場，而中國式的專制政治卻像一台絞肉機，任何進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絞死為止。從絞肉機到遊樂場的變換，無疑是個艱巨的過程，退休制度雖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卻是非常關鍵的一步。因為這意味着，可以從政治遊戲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絞死不可。

�� 不管鄧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鄧小平本人應該承擔多少責任，必須承認，鄧小平為解構專制傳統作出了他所能夠做到的最大努力。當然，假如以蘇聯東歐的變化作參照，人們也許會說，鄧小平做得很有限。但問題是，鄧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間，與蘇東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橫向比較，也許台灣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在文化背景上更為相近。

 就鄧小平個人的困擾而言，毛澤東、尤其是毛澤東的話語，乃是他終其一生都難以擺脫的巨大陰影。鄧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國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之間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開始了。雖然當時在強調安邦治國和繼續革命之間，直接跟毛澤東發生衝突的是彭德懷、張聞天，後來是劉少奇。鄧小平通常以躲避和迴避的方式，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最後承擔了以安邦治國否定繼續革命的，還是鄧小平。

�� 然而，與他的所有同僚一樣，鄧小平長期被毛澤東的話語所籠罩。毛澤東的話語，是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的秘密所在。要說玩弄權術，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不知出過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話語上的本事，為毛澤東所獨擁。當年，鄧小平借用“實踐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討論突破了毛澤東話語設下的重圍，但並沒有徹底解構毛式話語。鄧小平的所謂不爭論，不討論，既是不想被毛語所囿，也是因為自己沒有一套強大的話語，與毛澤東相抗衡。在話語上的乏力，是鄧小平的一個致命傷。

 與毛澤東的能言善辨相比，鄧小平敏於行卻訥於言，說出來的話如同石頭一樣，既實在又生硬。毛澤東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話語。鄧小平的改革，卻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始終說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話語。而且無獨有偶，當年主持中興的曾國藩，也同樣的不善言辭，也同樣的沒給後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話語。這樣的遺憾所造成的一個歷史後果，便是在中國大陸，仿佛只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氣壯的，而改革開放和安邦治國，卻只能是不聲不響的。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國政治舞台之後，到1989年遭遇“六四”學潮，鄧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國藩的事功一樣，始終是無言的。如此只做不說，固然頗有操作性；但一旦面對必須言說的時刻，鄧小平卻一開口就情緒衝動得像個病人一樣。鄧小平的只做不說，有時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剛剛開始啟動改革開放的時候，訪問美國和向越南開戰，都以只做不說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悄悄地討諸實施。包括後來的農村改革，也以只做不說的方式，成效着著。然而，十年之後，鄧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須說話的一天，這個不善言辭的政治家，結果卻用槍而不是用嘴，說出了他的原則和立場。

 有沒有話語能力，有時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國藩向太平軍宣戰時寫的那篇《討粵匪檄文》，枯燥生硬，但這並不妨礙他日後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國。然而，有時話語能力的有無，卻是至關重要的。且不說當年駱賓王寫的那篇討伐武則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場並無多大意義的戰爭說得理直氣壯。假設沒有一整套生動活潑，讓中國民眾喜聞樂見的話語，毛澤東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問。當年鬧革命的共產黨，假如沒有毛澤東的話語，不會那麼充滿活力，不會最後取得成功。

毛澤東之長，乃是鄧小平之短。鄧小平既沒有毛澤東那樣的話語能力，也沒有周恩來那種說服他人的能力。當年周恩來面對洶湧的紅衛兵，有本事說服他們散開。而鄧小平面對成群結隊的學生，卻不知道說些什麼。更為嚴重的是，學生運動觸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傷害的神經，勾起了他對紅衛兵的回憶，從而變得難以平靜，無以自控。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敵意，與其說是政治立場所致，不如說是心理創傷的緣故。因為並不是所有具有鄧小平那樣的政治立場的共產黨人，都對“六四”學潮抱有敵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須知，共產黨當年鬧革命，乃是從“五四”開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學潮。

 面對學潮和安邦治國，頗有不同。平息學潮是不可能摸着石子過河的，除了話語能力，還得有文化頭腦。兩軍交戰，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面對手無寸鐵卻又群情激憤的學生，讓槍桿子說話，非但喪失了理智，顯得沒有文化，而且還表明了自身的虛弱。對於鄧小平來說，“六四”這一天的份量，不下於他十年的努力。假設這一天能夠成功度過，他的十年努力會獲得加倍的效應。可是，想要在這一天獲得成功，必須以不開槍為前提。因為一開槍就意味着失敗。

 鄧小平所置身的那個無形的悖論，在這一天裡被具體化了。學潮必須制止，但制止又不能開槍。學潮在本質上是一種批判性的話語。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來解決。行事一向果斷，決斷一向大膽的鄧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廣場上，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勸退學潮。非常的事件，總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許多年以後，電視連續劇《天下糧倉》裡有個場面，似乎是有關1989年的充滿善意的一個假設。假設面對洶湧澎湃的群眾，一個政治領袖如何憑藉演說，說退一場風潮，避免了巨大慘案的發生。

�� 在鄧小平的同輩領袖當中，這可能是周恩來能夠做到的奇蹟。在那樣的關鍵時刻，也確實非常需要周恩來式的政治領袖。就算沒有周恩來那樣的能力，哪怕有點周恩來那樣的責任心也行。鄧小平沒有那樣的能力，卻以另一種方式承擔了責任。這一天過去之後，鄧小平以慰問軍隊的方式，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擔當。這又是鄧小平很不周恩來的地方。

 曾經有人回憶，周恩來在東南亞一個國家參觀一個工廠、接到廠方贈送的禮物時，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禮物，而製造產品的童工。於是，他沒有向廠方道謝，而是把禮物送給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謝意。無論在什麼樣的場合，周恩來總是能夠看到真正應該慰問的人。

 “六四”學潮被平息後，鄧小平的眼睛裡只有開槍的軍隊，根本而看不到無辜的民眾。假如說，學潮觸動了鄧小平的心理創傷只是一個猜測，那麼鄧小平的慰問軍隊則證實了這個猜測。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進朝歌之後，首先想到慰問的，非但不是自己的軍隊，而且還是敵方的大臣。一場風潮過後，最要緊的是如何向民眾作個交代。就算不去慰問無辜的死難家屬，也得給民眾一個說法，表明自己實在是迫不得已。有無話語能力是天生的，無法強求；但願意不願意體恤民眾，卻關繫到慈悲心的有無，也關繫到開槍的動機所在。“六四”這一天，鄧小平向歷史交了一個血案。“六四”之後，鄧小平又向民眾交了白卷。且不說十年改革所樹立的形象，被如何毀於一旦；更為悲劇的是，由於沒有慰問民眾而留下的陰影，又成為以後的繼承者們一個十分沉重的歷史負擔。

 鄧小平的這一天，後人是無法辯護的。不管鄧小平給中國歷史帶來了如何巨大的變化，這一天的陰影將始終伴隨着他。那條龍最終沒能從二維平面掙扎到三維空間裡。那條龍被釘死在了從二維平面到三維空間的演化道路上。時間由此停格。鄧小平以後的政治體制，將長期停留在他所開拓的格局裡。相對幾千年的歷史傳統，中國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進展，不過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暫的，卻比十年的時間更為沉重，也更為長久。即使將來的人們忘記了那十年，也不會忘記那一天。

胡耀邦的天真所誤

 平心而論，鄧小平並非“六四”這一天的唯一製造者。鄧氏改革碰到如此一個劫難，也不完全就是鄧小平之過。假如胡耀邦不那麼天真，假如趙紫陽又不過於聰明，那麼鄧氏改革也許不會陷入兩難的困境。改革的設計再出色，也得有嫻熟的政治操作來執行。戊戌變法的時候，李鴻章在政治上並非不贊同變法，但他看出康有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好沒事人一般地抽身走開了。因為李鴻章明白，且不說光緒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緒具有康熙那樣的本事，也會斷送在康有為式的烏托邦狂熱里。

�� 不善言辭的鄧小平，對於他所從事的改革，確實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想法。其切實可行之處在於，該冒險的時候就冒險，該穩重的時候就穩重。政治在這樣的歷史時期，真的成了一門藝術。就政治是一門藝術而言，胡耀邦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藝術家。他的天真，將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天真之於藝術家是必備的，但天真之於政治家，卻是一個致命傷。當鄧小平在私底下將設計好的退休計劃透露給胡耀邦時，天真的胡耀邦竟然絲毫沒有掂出其份量。鄧小平告訴胡耀邦說：“我全下，辭去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軍委職務，紫陽也半下，去當國家主席，總書記和總理都讓年輕人去做。”（引自《國史通鑑》第四卷187頁）胡耀邦把這麼重大的一個政治步驟，當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樣的家常小事，隨隨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處是討人喜愛的，但從政卻會誤事。當了總書記的胡耀邦，其心態依然停留於當年兒童團時的紅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對於充滿風險的政治改革來說，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 鄧小平改革的一個重要特色在於，只做不說。鄧小平把一個絕對不能言說更不可談論的秘密，告訴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練一些，就應該明白此事一旦說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當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會的政治遊戲規則，胡耀邦如此率真，並沒什麼過錯。假如參照蘇聯東歐後來發生的巨變，鄧小平的決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筆。但鄧小平面對的是中國的歷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國的政治環境。無論是相對於幾千年的專制傳統，還是從以後的歷史進展來看，鄧小平跨出這一步，都是一種極限意義上的努力。

 絕不退休，這不僅是幾千年的歷史傳統，也是毛澤東的革命遺產。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沒有半途而廢的道理。這是一種不成文的權力原則，也是一種毋須贅言的革命品質。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鄧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對於廢除終生制和家長制具有多麼至關重要的意義。作為一個長於務實的政治家，鄧小平在中國式的政治改革進程上的把握，是相當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當準確。對於商業文明是個什麼樣的文化空間，鄧小平也許是陌生的；但對於如何從專制傳統的歷史陰影里走出來，鄧小平卻十分清楚。鄧小平的短處在於，他沒有毛澤東那樣的話語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頭頭是道地講說出來。鄧小平的話語能力甚至還不如能夠寫出一本《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既然無法以言語服眾，剩下的選擇只能是作而不述。

 事實上，能夠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對於專制的傳統已經是很大的動搖了。既然最高權力可以退休，那麼任何權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個執政黨的所有權力階層都可以退休，那麼整個黨就會在獨裁的陰影底下逐步擺脫出來。由此，民主的政治協商制度，將在執政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內成為可能。這是鄧小平能夠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夠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耀邦沒有掂出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這一步雖小猶大。表面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過退休罷了；實質上卻大得前途無限，並且進退自如。進，可以在執政黨內實現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並沒有背叛所隸屬的革命政黨。或者說，進，可以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退，又保持了該黨的繼續執政。鄧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過多的要求，不僅不可能急於求成，而且還可能因此欲速而不達。

 鄧小平說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無論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還是思維習慣、文化心理，都沒有達到商業文明和相應的民主政治所必備的程度。古代中國的專制帝王，由於沒有民主社會的參照，不知道自己是專制者。可是，現代中國的專制者，卻全都是從反對專制開始，從要求民主開始，最後演變成了新一輪的專制者。就此而言，鄧小平的不願跟人談論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見，當年反對鄧小平專制的所謂民主鬥士，如何早已專製得不成樣子；就連說話的語氣和眼神，都充滿了專制的霸氣。

 正是由於專制傳統的根深蒂固，當鄧小平把他的退休計劃告訴胡耀邦時，同時也意味着給了他一張政治改革的時間表。按照這張時間表，政治改革的步驟不是激進的，而是漸進的；不是一躑而就的，而是潛移默化的；不是急風暴雨的，而是和風細雨的。顯然，這張時間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個性，但符合中國政治的環境，符合中國歷史的進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個性為轉移，而是以具體實施的可行性為準則。要論個性，鄧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強多少。但與胡耀邦不同的是，鄧小平懂得什麼叫做政治，什麼叫做改革。胡耀邦卻不懂政治，因此對於什麼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從歷史的責任上說，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諒的，不管其中包含着如何難能可貴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國的專制傳統比作一隻猛虎，那麼鄧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從這隻猛虎身邊退出去。但由於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結果卻把此虎給驚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 中國的專制傳統，絕不僅僅限於政治體制，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專制病菌。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專制的帶菌者。專制的猛虎，蟄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尤其是蟄伏在鄧小平這樣的領袖人物的內心深處。此虎隨時隨地都可能醒過來，咬死每一個想要終結專制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國晚近歷史表明，反對專制的人們，一旦成功，會比他們所反對的專制者更加專制。專制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過討論弄明白的，但在中國卻會越說越離譜。唯有把事情做成了，專制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區別。就像在鄧小平實現了退休制以後，最高權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沒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說是出賣，起碼也是嚴重的失責。後來的人們一遍又一遍地懷念胡耀邦的美德，卻不知這個天真的總書記犯有多麼嚴重的失誤。為人和為政，有時是相背離的。胡耀邦的為人是值得稱道的，但他的為政卻實在令人無法恭維。

胡耀邦這樣的失誤，要是犯在毛澤東的手裡，結局唯有一擼到底。從彭德懷到劉少奇再到林彪，沒有一個是例外的。但吸取了毛澤東時代教訓的鄧小平，畢竟不是毛澤東。鄧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權力，卻依然保留着他的政治地位。比起毛澤東的毫不留情，鄧小平無疑是溫情脈脈的。只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民眾，包括共產黨人，有了毛澤東時代所沒有的不以為然。在毛澤東時代，任何一次打倒，大家全都跟着舉手贊同，全都跟着喊口號。可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的處分，卻造就了胡耀邦不無蒙冤的英雄形象，而把自己置於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里。從一方面說，民眾好像覺悟了；但從另一方面說，民眾卻依然是愚昧的。在對弱者和失敗者的一片同情聲里，沒有一個人想到鄧小平的苦衷；沒有一個人發現，鄧小平可能比胡耀邦更加有苦說不出。人們普遍沉浸在道德主義的快感里，沒有人為歷史即將會遭到的重大挫折而憂心忡忡。這樣的同情，對於胡耀邦來說，非但沒有使他感到絲毫輕鬆，反而因此顯得更加委屈。天真的胡耀邦此刻被盲目所包圍，致使他既看不清自己，也不理解鄧小平。

 自此以後，一股莫名的情緒在中國大地上瀰漫開來。這股情緒不知不覺地把鄧小平朝晚年毛澤東的形象上推去，又順理成章地把胡耀邦打造成了一個反專制的英雄。於是，又一個悖論漸漸地浮現出來，政治改革的要求，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這個悖論反過來說則是，政治改革的可能，與政治改革的要求成反比。要求越強烈，改革越不可能。改革的可能存在於要求的不太強烈之中，甚至可以說，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於沒有要求的改革中。鄧小平代表着改革的可能性，胡耀邦則象徵着改革的要求。鄧小平和胡耀邦的衝突，實質上是可能和要求的衝突。假如選擇要求，就沒有可能；要想可能，就不能有要求。

 中國政治改革的這種特色，不僅讓西方人永遠弄不明白，就是中國人自己也至今沒有弄清楚。也許鄧小平是清楚的，但他卻說不出來。因為鄧小平的改革是無言的，一旦說出來，就什麼也做不成了。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一個悖論。這個悖論所基於的，是謎一樣的文化。

 這場風波過後，輪到聰明的趙紫陽登場。

趙紫陽的聰明所錯

 與胡耀邦誤在太天真不同，趙紫陽是錯在太聰明。聰明本身是無可指責的，況且趙紫陽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為他的聰明所造就的。作為改革開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鄧小平介於傳統文化和商業文明之間，胡耀邦是由於復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煥發，而趙紫陽的過人之處是能夠在文化心理上提前進入商業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趙紫陽的聰明使他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領先於鄧小平和胡耀邦。正是這樣的領先，使他對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為然，也產生了與鄧小平分庭抗禮的衝動。

 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衝突，是兩種歷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國歷史從專制傳統里解放出來，進入商業文明社會，此乃大勢所趨。與鄧小平代表着歷史的可能性相比，趙紫陽代表了歷史的趨勢。趙紫陽很聰明地走到了鄧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雖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產黨的“五四”激情，充滿青春活力，頗有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之明亮，但對於商業文明的思維和觀念，卻不無茫然。相比之下，趙紫陽領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識到的商業文明，在高爾夫球場充滿自信地一杆杆擊向未來。

 平心而論，以趙紫陽的聰明，在一個商業文明世界裡，他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劇在於，他所置身的卻是一個中國式的傳統文化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裡，不僅天真會成為災難，聰明也會被聰明所誤。按照現代商業文明觀念，像胡耀邦這麼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會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筆生意，是沒什麼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時候，趙紫陽的反應就是這麼現代的。趙紫陽的下意識里可能還會認為，像胡耀邦這麼孩子氣十足的人，早該讓賢了。因此，趙紫陽非但沒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還十分平靜地、仿佛早就預料到了似地從胡耀邦手中接過了總書記的大權。

 趙紫陽顯然不太知道，商業文明的聰明再現代，也及不上中國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國式的政治遊戲規則，趙紫陽和胡耀邦作為鄧小平的左右手，無論誰遇難，都是唇亡齒寒。趙紫陽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間有什麼成見，不管彼此間產生過什麼矛盾，必須以同進共退、作為各自保護也是互相保護的前提。當鄧小平準備廢黜胡耀邦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趙紫陽。但這樣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質樸，或者說愚鈍。因為任何一個聰明人都不會做這種傻事，尤其是一個商業社會的聰明人。

 趙紫陽在很聰明地接過胡耀邦手中的權力時，同時也向鄧小平間接地表達了，他趙紫陽是不會按照鄧小平安排的計劃主動退休的。此刻的趙紫陽，正值雄心勃勃之際。觀念上的領先，使他產生了許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圍的幕僚，以新權威主義作口號的造勢，正在使他蒸蒸日上。電視片《河殤》轟轟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澆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個不恰當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邊，只能悲悲切切地燒燒詩稿；一面卻是趙紫陽好比薛寶釵似的，正準備歡天喜地的入洞房。趙紫陽一點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想要避開的那隻蟄伏在鄧小平內心深處的猛虎，正在慢慢醒過來。

 如果說，胡耀邦的天真不過是讓鄧小平恨鐵不成鋼，那麼趙紫陽的如日中天，卻讓鄧小平感覺像被蟄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沒有後來的“六四”學潮，趙紫陽早晚也會成為鄧小平自斷臂膊的下一個目標。就算鄧小平並不嫉妒趙紫陽的日漸坐大，也會為趙紫陽不想按照他鄧小平暗中定下的計劃退休而不無惱意。正如趙紫陽認為自己的觀念是最領先的，鄧小平認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領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間，誰勝誰負，按照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可能是難以判斷的，但在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里，卻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說趙紫陽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可能會遭到不測，那也並不盡然。要不，就無法解釋趙紫陽在學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趙紫陽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絕不主動出擊。趙紫陽的第一避，就是借訪問朝鮮的機會，揚長而去。假如僅從官場較量而言，趙紫陽此舉無疑是聰明的，把難題留給他人，然後自己回來從從容容地收拾殘局。但問題在於，趙紫陽面對的不只是一場官場上的權力鬥爭，而是一個嚴峻的歷史時刻。此時此刻，不要說訪問朝鮮這麼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即便是訪問美國那樣的超級大國，趙紫陽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經燃遍全中國的學潮不管。

 趙紫陽雖然沒有借學潮向鄧小平發難，但他的甩手而去，卻間接地給了鄧小平一記悶拳。因為事情非常簡單，必須要有人負責。趙紫陽不負責，那麼只好請鄧小平開口。鄧小平一開口，就從嘴裡跳出了那隻醒過來了的專制猛虎。你們要鬧事，好吧，我有三百萬軍隊。學潮於是被定性為動亂。

�� 鄧小平的惱怒，明里是針對勾起他文革回憶的學生運動，暗裡是給趙紫陽甩手而去的一個回應。只是對學生運動的不滿是可以明說的，而對趙紫陽的不快卻是只能暗示的。趙紫陽當然不會不知道鄧小平為何給學生運動作如此定性，他的回擊是一下太極推手，似乎漫不經心地向戈爾巴喬夫透露，鄧小平才是真正的當家人。趙紫陽由此再一次以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作了一次中國官場上的運作：你不是開口了麼，那麼就請你負責了。自此，一直身處後台的鄧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並且作為學生運動最直接的對立面，就像當年作為走資派面對紅衛兵一樣。

 本來是應該由趙紫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學潮。這樣既保護了素來不喜學生運動的鄧小平，又消除了學生運動在激情之下的鋒芒所向。因為要想保護學生，首先應該保護鄧小平，不讓他成為學生運動的對立面。這就像當年的紅衛兵想要揪斗陳毅時，周恩來死死地擋在前面。因為周恩來知道，他保護的不啻是一個陳毅。同樣道理，趙紫陽假如能夠保護鄧小平，那麼他所保護的也遠遠不啻是一個鄧小平，而是全體學生，而是所有捲入學潮的中國民眾，而是由鄧小平和他趙紫陽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開創的改革開放大局。

 但趙紫陽沒有這樣做。趙紫陽沒有這麼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鄧小平的計劃退休。從趙紫陽的一系列作為，包括他給鄧小平寫的那封對胡耀邦不無微詞的長信來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來已經顯得保守的鄧小平退休，然後由他獨掌大權。面對學生運動時，聰明的趙紫陽又聰明地以為，這可能是他藉助學潮逼退鄧小平的一個機會。他不知道他把學潮作為一個難題推給鄧小平時，也給學生出了一個大難題。素有心理創傷的鄧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決學潮這個難題。而學生也沒有能力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既能夠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又能夠解決學潮這個難題的，只有趙紫陽。趙紫陽應該知道個中三昧。但他自作聰明地從中抽身，聽憑那二個難題彼此激烈衝撞。

 “六四”過後，人們很不理解鄧家子女何以對趙紫陽恨得咬牙切齒，因為誰也不知道此中的奧妙，不明白其間的利害關係。這是按照學術觀念和道德標準永遠也弄不明白的。人們只知道把趙紫陽奉為英雄，把鄧小平釘上恥辱柱。也許只有鄧家的子女，才會深切地體味到，其父親在下令開槍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就鄧小平和學生運動而言，“六四”沒有贏家，雙方兩敗俱傷。

 這個兩敗俱傷的結局，趙紫陽有着不可推諉的責任。胡耀邦下台時，趙紫陽沒有以跟胡耀邦共進退來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經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學潮面前，趙紫陽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將學潮和鄧小平同時置於死地。因為面對1989年的學潮，趙紫陽比鄧小平更合適也更可能成為學潮面前的周恩來。不論周恩來的歷史功過如何，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國歷史上最最需要周恩來的時刻。而且，最合適扮演這一歷史角色的，就是趙紫陽。要讓學生退回學校，要讓鄧小平收回那隻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擋住學生，勸退學生。而要勸退學生，又必須讓學生消除對鄧小平的敵意。事實上，在學生和鄧小平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敵對關係。學生對學校里種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痛恨、對學校里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負學生事件的積怨，遠遠超過對鄧小平的不滿。但是，憤怒就像愛情一樣，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個地方。就此而言，趙紫陽的一避再避，等於是一推再推，把鄧小平毫無遮擋地推到了學潮面前。

從官場運作的角度來說，趙紫陽太聰明了。避得不動聲色，推得不動聲色。即便在最後聰明反被聰明誤之際，趙紫陽依然十分聰明地跑到廣場上去，向學生告老還鄉。悲壯的告別，非但沒有勸退學生，反而激怒了學生，使學生再也不可能離開廣場。當善良的中國民眾此後一遍又一遍地讚頌趙紫陽的時候，他們很少有人想過，趙紫陽的向學生道別，等於是把學生推到了鄧小平的槍口上。同時，趙紫陽也以背對鄧小平的方式在向鄧小平示威：想要開槍，那就開吧。反正子彈打不到老趙身上。

 在戒嚴令即將下達的晚上，趙紫陽如同賈寶玉懸崖撒手那樣地來了個廣場撒手。趙紫陽反對開槍，但不願承擔任何責任。趙紫陽既不想保護鄧小平，也不憐惜學生。假設趙紫陽是《天下糧倉》裡那個有良心和良知的滿清官員，他也許會跑到廣場上就地坐下，與學生共進退。假如趙紫陽以此一面勸退學生，一面暗示鄧小平：你要開槍，就先打死我。趙紫陽可能因此而在學生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威望，同時又握有了與鄧小平談判的王牌。但趙紫陽並不想擔當。無論以什麼樣的方式擔當，趙紫陽都不願意。趙紫陽骨子裡並不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而不過是個在官場上遊刃有餘的自私自保的官員。趙紫陽說完，溜之大吉，扔下憤怒的學生，連同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聽憑他們手無寸鐵地面對同樣憤怒的鄧小平和即將開進城裡的軍隊。此刻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心中有沒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經變成了那隻叫做專制的猛虎。

 趙紫陽之於鄧小平的這種小聰明，在某種意義上，不下於當年張學良在西安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這類事件要是犯到毛澤東頭上，當事人可能與劉少奇一般下場。然而，事過之後，鄧小平只是如同蔣介石軟禁張學良一樣地軟禁了趙紫陽。這與其說是時代不同了，不如說鄧小平確實與晚年毛澤東不太一樣。鄧小平不會不意識到，他將當年對紅衛兵的痛恨，發泄到了1989年的學生們頭上。相比之下，趙紫陽當然輕鬆多了。這不是無官一身輕的輕，而是事不關己的輕。借用一個魯迅的說法，則是一種做成了看客的輕。本來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後卻憑藉着官場上混出來的聰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觀眾席上。趙紫陽由此獲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鄧家子女一樣做了生意的趙家公子。在學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趙紫陽沒有被良心折磨得發瘋。他可能還不無慶幸，因為他知道鄧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難過得多了。

 這一年的趙紫陽，唯一的遺憾可能是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雖然中國的“六四”學潮是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聞和歷史事件，但西方人卻把和平獎頒給了跟“六四”毫無關係的達賴喇嘛。這與其說是對達賴的大聲褒獎，不如說是對趙紫陽的無聲批評。西方文明雖然與東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還沒有笨到連趙紫陽的聰明都看不出來的地步。

《河殤》的政治圖騰意味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與“五四”遙遙相望的啟蒙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再次扮演了社會良心的文化角色。一時間，讀書和寫作，成為一種時尚。學子們一面拼命閱讀西方經典，一面迫不及待地競相標榜自己的學問和思想。天下仿佛又回到了梁啓超們或者陳獨秀們輩出的時代。直到事過境遷，人們才發現，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已經沒有了二十世紀初那些先人們的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他們不僅浮躁，而且世故；他們野心勃勃，卻又怯懦平庸。有利可圖，大家蜂湧而上；發現危險，爭相逃之夭夭。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政治領袖如趙紫陽者不肯扮演英雄，知識精英如方勵者也寧可隔岸觀火，好比牧童遙指杏花村那樣地遙指廣場。並且，雖然沒有做一把康有為，也照樣煞有介事地逃進外國大使館。在“六四”這場悲劇之中，知識分子上演的大都是不無喜劇性的插曲。跑到廣場上抱着學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趁熱打鐵準備成立臨時政府者有之；袖手旁觀者有之，探頭探腦者有之，突然跳上台上慷慨激昂一番者有之。如此等等。

 在諸如此類的插曲當中，應該數“六四”發生之前播映的電視片《河殤》最為轟動，也最有代表性。就思想性和學術性而言，《河殤》既不深刻，也不嚴謹。該片不僅對西方文化不甚了了，而且對中國文化也是一知半解。以蔚藍色文明和黃色文明的比喻來談論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以海洋和黃土來概括彼此間的差異，源自於對這兩種文化的精神內涵的茫然無知。當然了，假如《河殤》僅止於歷史文化的探討，也不失為一家之言，至少可以看作是對商業文明的嚮往。打破閉關自守，以開放的心態走向世界，那是許多中國人所嚮往的。但問題的關鍵是，《河殤》真正關注的並不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異同。《河殤》骨子裡是一部新權威主義的政治圖騰，意在為呼之欲出的趙紫陽造勢。

 主張由一個強權政府推行經濟自由化的新權威主義，是在趙紫陽接替胡耀邦成為總書記之後，風行一時的政治思潮。這股思潮並非來自民間的自發研討，而是由趙紫陽政治智囊精心策劃的刻意造勢。這樣的造勢起先是在思想文化界發端，經由《河殤》一片的播映，推向全國。

 呼喚商業文明固然順應歷史潮流，但《河殤》真正想突出的，與其說是商業文明，不如說是新主趙紫陽。或者說，《河殤》藉助了中國民眾之於商業文明的渴望，將新一輪的最高權力者隆重推出。假如去掉鄧小平向胡耀邦所透露的退休背景，如此造勢也不失為一種歷史的選擇。但對比鄧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那番設計，作為新權威主義力作的《河殤》，無疑相當浮躁。從政治操作上說是冒進的，從思想文化上說是空洞的，從實際可行性上說是可疑的，而從創作心態上說則是相當矯情的。這樣的圖騰方式，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一百多年前的康有為就曾經上演過。一種說法稱之為帝王師，另一種說法則叫做挾天子以令天下。

 商業文明本身是強調公平和平等的，但渴望商業文明的《河殤》卻充滿着話語權力的囂張，充滿着君臨天下的霸氣。再愚鈍的觀眾，看了《河殤》都會感覺到，有人要登台亮相了。而稍許有點政治敏感的觀眾，一看《河殤》就明白，最高權力的核心人物要換人了。因為在《河殤》的畫面上，作為中心人物出現的，不是改革開放的主持者鄧小平，而是剛剛上任的總書記趙紫陽。

 平心而論，比起毛澤東時代的造神，鄧小平是相當低調的。除了在深圳有一幅畫像、作為改革開放的象徵，鄧小平很少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己。這不僅是吸取了毛澤東時代的教訓，而且與鄧氏在政治改革上的退休計劃，也完全吻合。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淡化最高權力。可是，《河殤》的新權威主義方式，卻是強化最高權力。在政治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鄧小平選擇的是低調而有效的步驟，而《河殤》推出的卻是高調而可疑的冒進。而之所以如此冒進的全部原因，就是迫不及待地要讓趙紫陽取鄧小平而代之。就算《河殤》以此挑戰鄧小平是一種勇氣，但《河殤》選擇的新主趙紫陽是否能夠擔當起歷史的重任呢？任何最高權力，都不是不可挑戰的。但既然挑戰，就得擔當。趙紫陽真有能力取鄧小平代之麼？《河殤》智囊們真有本事做到鄧小平做不到的事情麼？

 當年康有為帶着《大同書》式的烏托邦走進皇宮時，算得上是個志大才疏的例子了。可是對比趙紫陽的幕僚們在《河殤》一片中透露出來的浮躁，卻既比康有為更加烏托邦，又比康有為更為盛氣凌人。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低調和淡化；而趙記新權威主義所張揚的，卻是高調和強化。如果硬要說鄧小平是保守的，那麼鄧式的保守恰恰最接近解構專制的民主政治，而趙記新權威主義的激進，卻把自由經濟的可能和保障，完全交給了專制的權力。對照後來的歷史進程，假如沒有鄧小平定下的退休制度，那麼在威權之下的經濟繁榮，很有可能會在政治上同時復活新加坡式的世襲制和家長制。歷史證明了鄧小平通過談化最高權力的低調政治改革，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其中暗含着的對中國專制傳統和專制文化心理的估計，是充分而準確的。

 至於《河殤》的創作心態，也是相當專制的。話語權力的專制，有時比權力的專制還要霸道，還要頑固。《河殤》一片的某些創作人員，即使到了美國，還會以挾天子以令天下的方式挾基督以令信眾。透過《河殤》貌似激進的話語，可以看到其專制的文化心態和思維習慣。《河殤》的政治圖騰，不僅跟政治改革毫不相干，而且根本杜絕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由於《河殤》在話語上的激進，後來竟然會陰差陽錯地成為“六四”學潮要求民主的導引，把學生的敬意悄悄地引向新權威的核心趙紫陽。歷史有時就是這樣的毫無邏輯可言。

 從邏輯上說，《河殤》的政治圖騰與“六四”學潮之於民主政治的訴求，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學潮開始的時候，學生的反腐敗目標，不僅指向鄧家子女，也同樣指涉到趙家公子。假設沒有鄧小平的存在，讓趙紫陽獨自以新權威主義的姿態面對學潮，很可能會是另一番景象。在思想上和道義上真正與學生運動有共同語言的，可能會是已然逝世的胡耀邦。只是由於趙紫陽需要以借力打力的方式對付鄧小平，才有了他的那套太極推手：既讓學生運動的矛頭最後完全指向鄧小平，又將鄧小平的怒氣成功地引向學生運動。而趙紫陽的幕僚和《河殤》的製作者們，也就跟着趙紫陽在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這麼推過來，推過去。那一陣子的忙碌，全都是無形的，只能感覺到氣體在流動，根本看不見他們當中有誰大大方方地與學生站到一起。他們當中不乏想要成為康有為者，卻沒有一個肯做譚嗣同。

 假如沒有那麼一番政治圖騰，《河殤》本當是對中國歷史的追悼。但由於夾雜了新權威主義的圖騰，結果導致了一場充滿悲劇性的國殤。在整個一場悲劇當中，學生是無辜的；鄧小平假如不開槍的話，那麼也是無辜的。因為鄧小平並沒有拒絕政治改革，他只是按照中國的政治環境和中國的歷史特徵，設計了一個中國式的漸進方式。可是，中國的國情就怪在，在能說會道和腳踏實地之間，前者永遠受稱讚，後者永遠背黑鍋。《河殤》至今為人稱道，而鄧小平將永遠被非議。

 在一個群情激昂的歷史關頭，激進的話語確實更能俘獲熱情的學生；但等到事過境遷，對於激進不能沒有反省。在這場悲劇中，鄧小平不得不承擔的，是開槍的罪責。但有關中國式的政治改革，鄧小平非但無咎可究，而且有功可稽。反倒是《河殤》所張揚的新權威主義，成為日後政治改革的一個巨大障礙。以後的歷史證明，威權底下的經濟非但不是自由的，而且依然可以成為哈耶克所說的通往奴役之路。既然政治是威權，那麼經濟的自由只能是一廂情願的烏托邦。至少是迄今為止，中國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最大進展，始終不過是鄧小平設計的退休制度。

廣場上的呼喚民主喚醒了專制

 自“五四”以降，中國的學生運動幾乎成了一種傳統。每每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總是學生，而不是政府或者知識分子，站到歷史的最高處，登高長嘯。學生運動因此有了獨特的歷史文化意蘊。比起鄧小平在學潮面前的茫然和反感，毛澤東卻深諳其道。歷史上的紅衛兵運動，且不論功過如何，至少也算是毛澤東的獨創。毛澤東深知學生運動當中，蘊含着極大的政治能量。曾幾何時，就連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古話，也都被學生運動改寫成了政府不知亡國恨。

 與學生運動成為一種文化傳統相應，如何面對學生運動，也變成了一門藝術。被毛澤東逼到紅衛兵面前的周恩來，可能是處理學生運動的最大藝術家。個人的魅力和崇高的威信，可能是成為這類藝術家的必備條件。除此之外，還得有敢於捨身的忘我境界。就此而言，1989年，無論是鄧小平還是趙紫陽，只要具備這樣的境界，那麼結局就會截然不同，歷史也會全然改寫。

 1989年的“六四”學潮，不僅是中國歷史上，也是全世界範圍內最令人震撼的一次學生運動。雖然學潮後來把矛頭指向了鄧小平，但從學潮爆發出的那種憤怒之強烈、所涉人眾之廣上看，卻是早先毛澤東時代的壓抑結果。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給這樣的爆發提供了可能。真正的壓抑，來自於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暴虐。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是在代毛澤東受過。

 學潮就像民眾一樣，通常會陷入盲目的情緒里。假如要細究1989年的學生情緒，大都來自學校里的種種壓抑，其中包括教育體制的不合理，課堂教材的陳腐，師資的老化，學校制度的專橫等等。這些問題無疑是毛澤東時代的遺患，也是鄧小平沒有來得及改革的陳弊。鄧小平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在政治改革上，都是少見的行家。唯獨在關乎思想文化的教育體制上，從來不曾領略過蔡元培式的兼容並蓄。鄧小平不知道他的這種無知，給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隱患。大學生們從名義上說乃天之驕子，實際的生存狀態卻豬狗不如。學潮爆發之前一個月左右，在北京清華園附近發生的北大哲學系畢業的青年詩人海子自殺一案，足以說明學生被壓抑到了什麼程度。學生們幾乎天天盼着有機會上街。因為唯有走在遊行隊伍里，他們才被當作人看待，他們才有尊嚴，他們才能找回應有的自信。不管學生運動提出什麼口號，訴諸什麼名義，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找回做人的尊嚴。

 學生的這種處境和壓抑狀態，不要說鄧小平一無所知，即使是趙紫陽，也並不深知就裡。而趙紫陽的智囊們，除了想方設法利用學生運動，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學生為什麼如此熱衷於上街和遊行。極度壓抑之下的學生，太需要上街遊行的籍口了。不管是1989年的死了重要人物，還是後來90年代的被炸了使館，只有一要機會，馬上就上街。更不用說，胡耀邦的逝世跟學生運動還真的有着很大的關係。按照官方的公開說法，胡耀邦的下台，跟1987年的學潮有關。

 北京學生在1989年對胡耀邦的紀念，與北京民眾1976年清明節的紀念周恩來十分相像。只是1976年的紀念，帶有十分明確的另一層含義：為再次被打倒的鄧小平鳴冤叫屈。令人感慨的是，時過境遷，這一次的紀念胡耀邦，卻變成了間接地表達對鄧小平的不滿。但必須指出的是，在學生對胡耀邦的紀念里，並沒有為趙紫陽張目的意思在內。須知，在學生們後來列出的反官倒名單裡，趙家公子也赫然在目。

 1989年的學潮，其發生原因和矛頭所向，前後有過三次變化。第一次是因為胡耀邦的逝世，後來改成反對官倒、反對腐敗，最後才轉而指向了鄧小平。原因十分簡單，趙紫陽向學生釋放了極大的善意，而鄧小平卻惡言相向。學生對鄧小平的憤怒，與一百多年前天津教案中的愛國民眾對曾國藩的憤恨，不無相近。同樣是情緒性很強的恨，被恨者又同樣的無以分辨。學潮洶湧起來就像洪水，要等到退潮之後，才能水落石出。

 想要理清學生運動何以漸漸地成為反對鄧小平的運動，並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除了趙紫陽不動聲色的推動和努力，還有其它諸多因素。但可以明確的是，一旦在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敵意既成，那麼彼此間都開始走向無法控制的激烈。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主題，不再是紀念胡耀邦，也不再僅僅是反腐敗反官倒，甚至也不再停留於反對鄧小平，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民主的訴求。這樣的訴求再跨前一步，那麼反對鄧小平的要求，有可能會演進到反對以鄧小平為首的執政黨。但廣場上的學生沒有跨出這一步，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只是發泄心中塊壘，對執政黨並無敵意。把矛頭指向鄧小平，是他們可能抵達的極限。至於他們的口號一旦上升到民主的訴求，那麼就變得非常空洞，沒有了實際的內容。

 廣場上的民主訴求，與其說是具體的，不如說是象徵的。也是這樣的象徵意味，學生們在廣場上只是豎起了自由女神的雕像，而並沒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具體要求，更談不上什麼具體步驟。如果說《河殤》的政治圖騰是新權威主義，那麼學生在廣場上的政治圖騰則是自由和民主。這樣的圖騰雖然美麗，卻並沒有多少實質意味，更談不上操作性和可行性。廣場變成了名付其實的舞台。有關自由和民主，其審美效應，遠遠超過實效的追求。假如革命是盛大的節日一語是成立的，那麼廣場上真的就是天天在過節。久而久之，要不是最後的開槍，廣場上的學生可能會把自己究竟到廣場上來幹什麼，都會忘得乾乾淨淨。

 激動人心的過程，早已使目的變得無關緊要。此情此景，也許只有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才能與之相較。在中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如此浪漫的日子。在絕食的悲壯過去之後，接踵而止的，是狂歡節般的慶祝。不僅男女之情開始在廣場上瀰漫開來，甚至還有人以在廣場上舉行婚禮，吸引觀瞻。由於政治目標的不具體和不明確，廣場上的學生轉而進入了生命的高峰體驗。

 然而，就在如此一派浪漫之中，那隻專制的猛虎開始在一些學生領袖的心中漸漸地成活了。這些學生開始不過為激情所驅，但一旦領略了成為領袖的風光，馬上就迅速地走向對權力的渴望，陶醉於權力帶來的虛榮和滿足。雖然“六四”學潮與紅衛兵運動的歷史含義完全不同，但學生領袖的心理情結卻跟當年的紅衛兵頭頭非常相近。強烈的自我意識，在種種欲望的推動之下，飛快地膨脹，仿佛一下子從花果山上的孫猴子變成了驚天動地的齊天大聖。

 毋庸置疑，投身學潮的學生大都是單純的。不單純的只是一些成了學生領袖的學生。領袖，通常意味着權力。雖然這權力僅止於廣場，但也足以讓人產生吸毒般的幻覺。也是因為權力僅止於廣場，導致了領袖們很不願意退出，更不想讓學潮儘快地結束。按理說，通過媒體獲得了名聲之後，應該結束了。可是，正是那樣的名聲，使他們更加留戀廣場。俗話說，歷史是一種合力。此話也可以表達為，歷史是被各種各樣的動機，雜亂無章地推動着。而所有的動機說到底，都是出自人類的同一種本能，那就是，欲望。

 與蟄伏在廣場上的欲望相比，鄧小平作而不述地淡化權力的方式，確實是很高的政治智慧。因為有些事情，尤其是民主，在中國是不能訴諸言說的。民主在中國，就像古代計時沙漏里的沙子，說得越多，漏得越多。學生們在廣場上使勁地呼喚民主，最後喚醒的，卻是一些學生領袖內心深處的專制之虎。這隻猛虎被欲望推動着，在廣場上發號施令。再加上學潮的大得民心民意，學生領袖的欲望隨之水漲船高。於是，反專制的專制，在尚未執掌政權的學生領袖心中，也在聚集了上千上萬學生的廣場上，悄然滋生。

 應該說，開槍之前，鄧小平確實是給足了學生時間的。從戒嚴開始，到“六四”開槍，有半個月的時間可以斡旋，可以談判，可以尋求和平的解決方式。事實上，就當時的情形來說，以反對腐敗、要求民主為訴求的學生運動，目的也早已達到了。然而，學潮就是退不下去，廣場上的學生就是散不開來。原因諸多，最基本的原因在於，學生領袖不能沒有廣場，學生領袖不能沒有如火如荼的學潮。他們拒絕跟任何人談判，拒絕有任何談判結果。他們互相比賽誰更加激進，而最後又總是最激進者勝出。他們只在乎自己的領袖地位，根本沒有意識到，在這種地位背後，是多麼沉重的責任，有多少無辜的生命可能會喪失。雖然不是開槍殺人的一方，但對最終發生的“六四”血案，這些學生領袖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在這個專制病症的特殊臨床病例中，最讓人驚詫的是，廣場上的一些學生領袖，還沒有真正踏入權力階層，卻飛快地學會了官場上的種種世故。他們學會了把生存的機會留給自己，把犧牲的光榮讓給別人。“六四”開槍，打死了許多無辜的學生和民眾，卻沒有一個學生領袖倒地。他們大都安全轉移了，比《沙家浜》裡的新四軍傷病員轉移得還要成功，更為精彩。昨天還在廣場上慷慨激昂，今天已經出現在巴黎和紐約，明天成了畢業於美國上流大學的博士碩士。

 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為參照，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確實步子不大。但以中國式的專制心理為底數，鄧小平的退休之舉，卻遠比不肯退出廣場的學生領袖更具民主氣度。就算以西方世界作比較，美國人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上，即使面臨生死關頭，也得投過票之後，才能作出反抗的決定。但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既沒有經過什麼投票，也沒有做過任何民意測驗，僅僅憑着某些學生領袖的個人意志，就把成千上萬的學生牢牢地置於了槍口底下。權力的專制固然有待解構，但反對專制時的專制，卻像歷史的怪圈一樣，纏繞着一代又一代的專制反對者。不僅《河殤》的新權威主義者們沒有倖免，學潮中湧現的一些學生領袖，也沒有倖免。廣場上呼喚民主的聲浪不可謂不大，但最終喚醒的，卻是蟄伏在學生領袖心中那隻專制猛虎。

 十多年過去了，長眠在地下的死難者留給人們的，唯有永遠的沉默。許多或者致殘或者坐了大牢的無辜者，也不會為自己付出的代價而去責問當年的學生領袖。也許他們都在無聲地等待着這些領袖們的良心發現，等待着至今沒有任何自責的領袖們，終於覺得自己對不起眾多的死者和生者。但這只是個道義問題，良心問題，就歷史而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就算捶胸頓足，痛哭流涕，也毫無意義了。

民主的演習和專制的教訓

 嚴格說來，1989年的學潮，是一次美學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演習。這次演習展示的與其說是民主政治，不如說是民主口號的美麗動人。廣場上最後上場的，是藝術院校的學生，帶着一尊女神的雕塑。此情此景，全然是中國式的《巴黎聖母院》，中國式的民主狂歡。仿佛是把未來的慶典，在廣場上提前舉行了。

雖然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沒做過民意測驗，但“六四”學潮本身，卻是一次最廣泛的民意測驗。這次測驗表明，真正的英雄既不是政治領袖，也不是知識精英，而是普通民眾。

 在政治精英按照中國官場的遊戲規則悄悄抽身之後，在知識精英本着他們患得患失的自私隔岸觀火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中國民眾，在全國各個城市簇擁着來自各個院校的學生，走上街頭，湧入廣場，成為名符其實的歷史主角。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時刻，幾乎全體中國民眾，體驗了這場歷史性的狂歡。

 此時此刻的大學生，成了真正的天之驕子。他們人人體會到了受人尊敬被人愛戴的快樂。他們其實最想要的無非就是受人尊敬。他們以自己的行為，獲得了民眾的尊敬。他們經由這場學潮，得到了心理上的醫治和精神上的升華。平日裡的壓抑被釋解了，身心變得空前的健康。他們充滿了在他們的一些所謂領袖身上漸漸褪色了的犧牲精神。不要說去絕食，就是去死，去赴湯蹈火，去上刀山下火海，他們全都義無反顧。

 在充滿激情的學潮中，學生們出人意料地保持着空前的理性、自律，有條不紊。在那些日子裡，大學生突然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他們不僅煞有介事地向民眾發表演說，告訴人們做這做那，而且還自告奮勇地維護着城市的秩序。他們把這一切做得非常認真，認真到了會把向毛澤東畫像表示憤恨的人們抓起來的地步。他們好比被長期冷落的孩子，突然受了來自各方面的寵愛，幸福得不知所以。對比課堂上冬烘僵化的老師、學校里刻板生硬的輔導員和各級領導、校門口氣勢洶洶的警衛、門房，民眾的歡呼和簇擁，讓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上街遊行果然過癮，仿佛把整個國家都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比起在權力圈裡摸爬滾打的政治精英，比起多多少少握有了話語權力的知識精英，學生無疑是單純的。但還有比學生更單純的人們，那就是千千萬萬無聲無臭的普通民眾。倘若要說出誰是1989年中國最可愛的人，那麼就是無數個流血流汗支持學生的普通民眾。他們既沒有權力的野心，又沒有話語的煩惱，也沒有出名的渴望。他們有的只是一顆顆純樸的心。這些普通人，是整個“六四”運動當中最透明的人群，也是中彈倒地和被捕入獄占人數比例最高的一群。他們彼此素不相識，只是為了同一個支持學生的目的，走到一起。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並且大多數來自底層。他們向學生掏出口袋裡最後一分錢，他們拉着板車給學生送吃送喝，滿頭大汗地為學生四處奔波。在戒嚴的日子裡，他們爬上坦克，苦口婆心說服士兵們，不要向學生開槍。軍隊進城的時候，他們拉起人牆保護學生。一旦槍聲大作，他們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為學生擋子彈。

 從文化上說，中國人的本真形象，不是《三國演義》那麼奸詐的，也不是《水滸傳》那麼粗糙的，而是《山海經》那麼出色的。由於專制文化的長期教化，那樣的中國人漸漸地消失了，那樣的民族精神漸漸地失傳了。然而，時不時地，又總會在歷史的一些緊要關頭，突然出現。在1989年的“六四”學潮當中，這樣的中國人又出現了。他們不是政治精英，領袖人物，也不是知識精英，不是學生領袖。他們是不為人知的普通人。他們當中許多人，連大學都沒能考上，只能讀讀技校、夜校。政府官員不會把他們放在眼裡，西方媒體的記者也不會把他們當回事。他們坐牢，不會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他們中彈倒地，就像一隻只被踩死的螞蟻。“六四”過去許多年之後，這些無名氏們也許早已灰飛煙滅，無人知曉。只有一個專門做底層採訪的詩人，記下了他們的一些故事。

 假如說，“六四”給中國人和中國歷史留下了什麼寶貴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財富，那麼就是這些個普通人的故事。在他們身上，復活了中華民族最為本真的靈魂。質樸，透明，無聲無臭，卻可歌可泣。他們當中可能只有一個人，那個隻身擋在坦克前面的青年人，被十分偶然地留在了電視屏幕上，從而留在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們的記憶中。至於其他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曾進入傳媒的視線。然而，如果說，1989年的“六四”是一次全國性的民主大演習的話，那麼真正的主角，卻是這些默默無聞的人們。他們是中國文化最為深層的底蘊。他們象徵着中國的希望。

 未來的民主政治，並不是由政治領袖說了算的，也不是由知識精英標畫的，而是由普通的中國民眾造就的。民眾比政治領袖更懂得什麼叫做民主，也比知識分子更容易進入民主社會。民眾需要的不是關心，而是機會。民眾需要工作的機會，需要創造的機會，需要實現民主的機會。民眾是單純的，他們不以任何官場上的權力運作為然。鄧小平四兩撥千斤的政治改革方式，從中國政治的角度來說，是高超的。但中國民眾卻不一定會對此五體投地。民眾喜歡的是胡耀邦式的天真和單純。胡耀邦的猝然逝世，如同一點火星落到了中國民眾的心裡，點亮了無數顆透明的心。

 表面上，“六四”學潮似乎是一次啟蒙。學潮喚醒了中國民眾。但實質上，恰恰是民眾的透明，照亮了學生和學潮。中國民眾並不愚昧，更不是什麼實現民主政治的障礙。1989年的學潮證明，中國民主政治的障礙，在於權力階層，在於知識分子，尤其是握有一些話語權力的知識精英。無論是趙紫陽式的聰明，還是新權威主義的專制，抑或知識分子的首鼠兩端，甚至某些學生領袖的自私和偏狹，都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真正障礙。民主政治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精神前提，或者說，心理條件，那就是自由的心靈。這樣的心靈，在1989年是由中國民眾體現的。

 民主政治，其實就是民眾獲得表達自己的機會。因為民主政治能夠提供給民眾的，就是機會。只有專制權力，才動不動向民眾提供關心。民眾不需要關心，民眾需要機會。1989年的趙紫陽，沒能向學生提供應有的機會，只是向學生提供了毫無價值的關心。

 過去那種人民創造歷史的套話雖然空洞，但1989年的中國學潮，卻真的是民眾成了真正的英雄。民眾的純樸，與胡耀邦的天真，交相輝映。“六四”的悲劇是令人感嘆的，但這場悲劇所蘊含着的心靈的高貴和美麗，卻是極其動人的。曾經不以胡耀邦天真為然的趙紫陽，從權力中心退出之後，也被這樣的高貴美麗所照亮。失去權力，同時也意味着不再需要官場的聰明。退隱後的趙紫陽，變得單純多了。他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無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趙紫陽以這樣的恪守，從精神上回到了民眾當中。晚年的趙紫陽，得以光彩的善終。

 沒有好好反省的，是一些知識精英。“六四”之後，世故的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空前的犬儒狀態。他們不為自己的世故和自私感到羞恥，反而暗暗慶幸自己逃過一劫。八十年代，他們負才鬥氣，追求聲名。“六四”過後，他們比賽平庸，比賽自私，比賽精明世故，比賽名片上的頭銜名聲。交出自由、賣掉靈魂之後，知識分子着實輕鬆不少，活得無牽無掛。

�� 但也有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人數不多，選擇了自由的立場。話語權力由於知識分子的獨立，開始跟政治權力分道揚鑣。雖然這樣的話語權力十分有限，雖然這樣的選擇意味着艱辛的生存，但不再依附政治權力，不再是《河殤》式的為威權張目。話語的自由與否，以言語者的獨立為前提。傳統的專制文化，是由權力話語和話語權力的結合所組成的。能否解構專制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記，就在於能否實現這二者的絕對分離。話語唯有與權力分離，才不會成為權力的附庸和權力的幫凶。

 話語為權力所御用，乃是孔儒之教留給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歷史教訓，又是一個歷史包袱。“五四”時期的啟蒙領袖，大張旗鼓地批判孔儒，卻沒有意識到話語和權力的結合，才是癥結所在。他們更沒有意識到的，是後來對中國歷史造成了致命影響的一個關鍵問題，即思想不能主政，思想家不能成為最高統治者。歷史上所有思想家型的政治領袖主政，都是專制的。

 當然，思想家主政，並非是中國的專制特色。早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就在他的《理想國》裡，提出了應當由哲學家來統治國家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在一千多年之後，由席捲全球的那場充滿烏托邦氣息的革命，付諸實現。這場革命帶給人們、尤其是帶給中國人的一個最大教訓，就是一旦由某種思想家、或者由某種思想來主政，那麼必定是專制，甚至是獨裁。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失敗，其根源就在於用思想主政。這是話語必須和權力分開的又一層涵義。權力被話語所劫持，不管是革命話語，還是民主話語，結果都會走向專制。中國的專制傳統是話語成為權力的附庸，而來自西方的專制特色，則是某種特定的話語劫持了權力。

 話語和權力的離合，也是“六四”學潮的一個歷史教訓。學生與政府的對話，並非是在謀求解決問題的談判，而是用話語去和權力碰撞。民主的訴求假如沒有具體可行的內容，沒有寬容和大度，沒有給對方留出應有的餘地，那麼不管訴求要的是民主還是自由，訴求本身已經變成了專制的話語，或者說，變成了專制的話語權力。以專制的話語對抗專制的權力，不過求個痛快而已，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更不可能獲得雙贏的結果。

 學潮期間，學生在話語的選擇上是相當幼稚的。大而無當，華而不實。比如一開始的紀念胡耀邦，其實政府已經舉辦了隆重的追悼會。後來的反官倒反腐敗，又沒有給政府留出解決問題的餘地。至於走到反對鄧小平的地步，更是把鄧小平、也把學潮自身，一起逼進了死胡同。因為要求鄧小平着手政治改革，是合理的，但鄧小平已經在按照他的方式做了。歷史證明，鄧小平做得非常實在。相比之下，學生提出的民主要求卻不着邊際，無從說起。綜觀整個一場學潮，除了想要上街之外，其它要求都相當空洞。

 “六四”學潮的另一個教訓，就是把原則提得太高。民主的訴求非但沒有可行的內容，而且把民主當作神話一般，高高掛起。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種高智商低原則的政治運作，一種雙方尋求解決問題、尋求彼此雙贏的談判。談判的任何一方，可以像做生意一樣地討價還價，但不能亂開天價，提出對方做不到的條件。就此而言，民主政治其實就是一門談判的藝術。這門藝術首先需要的就是雙方的智商，而不是高聳入雲的原則。因為把原則的門檻抬得越高，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小。一味地抬高原則，必然喪失寬容。而寬容，乃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寬容不僅需要心胸，而且需要智商。“六四”學潮熱情很高，但智商就無從說起了。正如高智商低原則可以使雙方走向民主的協商，低智商高原則必定走向專制，即便喊着民主的口號，骨子裡的心態，卻是專制的。

“六四”過後，曾經有過一種假設，假設當時的情景能夠像後來的前蘇聯那樣，中國歷史也許就會全然改觀。這樣假設初看似乎有理，但細細一想，卻是根本不成立的。因為即便趙紫陽在1989年扮演了後來的葉里欽，結局也同樣可能是悲劇的。中國的政治通常是，沒有成事之前，人人都是旁觀者；一旦成事，人人都會搶着當英雄，最後必定是天下大亂。趙紫陽假如像後來的葉里欽那樣登高一呼，且不說有何勝算，就算成功了，也馬上就會出現比趙紫陽更激進、民主口號喊得更響亮的人，把趙紫陽推下政治舞台。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尚且都在比賽激進，更不用說一旦國家權力出現了真空。而且，要把趙紫陽推下台的理由，是非常現成的。且不說其它，趙家公子的官倒，就足以讓趙紫陽蒙塵。從這樣種假設所得出的結局來看，趙紫陽確實聰明，沒有走向高調舉事，而是選擇了低調退出。

 有趣的是，這樣的假設不僅民間做過，官方也在做。蘇東劇變發生之後，政府一再以此為戒，既慶幸1989年沒有發生那樣的變化，又希望不要在中國發生如此劇變。其實，在蘇東發生的事情，不會在中國重演。因為沒有那樣的可能性。鄧小平的設計，可能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政改道路。有人一再告誡，中國不能出哈維爾，葉里欽，瓦文薩。事實上，中國不會出現那樣的人物。中國知識分子之於那樣的境界，唯有望洋興嘆而已。那樣的人物，要出早就出了。1989年都出不了，以後就更出不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那樣的責任心，也沒有那樣的文化高度，更沒有那樣的犧牲精神。即便美國政府出面擔保，保證其絕對安全，也不會出現那樣的歷史人物。因為一旦有了擔保，就更有理由躲進人家大使館了。

 蘇東的政治轉型模式，並不適用中國。中國的專制傳統，可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的專制，是專制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人人心中蟄伏着專制的猛虎，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突然竄出。改變中國的專制傳統，不僅需要時間，而且需要智商。民主，在中國不能作為一種漂亮的口號高懸，而應成為無數件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實事，並且訴諸日常的生活細節，以漸進的方式，潛移默化。民主在中國首先不是政治體制，而是生活方式和相應的思維方式。

 民主在中國也不是改朝換代，而是有關寬容有關協商有關雙贏的一門藝術。當中國人全都懂得談判得給對方留有餘地，那麼就離民主不遠了，或者已經民主了。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已經發生過好幾次改朝換代，但專制依舊。每一場革命，每一次反對專制，最後都逃不出傳統的怪圈。因此，政黨政治，並非實現民主的前提和條件。在中國要實現民主，應當從日常的生活開始，從國民的心態着手。

 還一個事實必須澄清的是，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而不是任何政黨。反對任何政黨的執政，都不等於反對專制。專制就像《西遊記》裡的白骨精，一會兒變成這個政黨，一會兒變成那個政黨。而歷史上的革命，又總是以打死某個執政黨為目標。就算打死了，那個叫做專制的白骨精卻逃跑了，跑到另外一個政黨的靈魂里去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改朝換代不等於追求民主。而且，政黨跟人一樣，也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就以中國共產黨為例，毛澤東時代跟陳獨秀時代不一樣，而鄧小平時代又跟毛澤東時代有異。該黨是從“五四”啟蒙運動中發軔的，很難斷定說，將來永遠不會回到早先的“五四”立場上去。雖然該黨經歷過非常專制的毛澤東時代，但“五四”精神在共產黨人身上，卻從來沒有中斷過。胡耀邦是一例。鄧小平的改革，也多多少少也折射出當年的“五四”精神。

 然而，對執政黨來說，應該允許他人批評。“六四”學潮之於執政黨的一個重要教訓，就在於平時讓人說話的空間太小。古人尚且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更何況進入了現代政治格局的執政黨。執政黨比民眾更應該選擇儘可能低的原則、儘可能高的智商。現代政治的特色，不在於政黨的原則，而在於為政的智商。寬容和對話，應成為主要的政治方式。給對方留有餘地的雙贏，應成為人人皆知的共識。無論哪個階層的人，無論哪一方，都應警惕把人家妖魔化的專制思維。寧可訴諸生意，也不要充滿敵意。生意需要智商，而敵意全是原則，並且是自己和別人都難以做到的原則。在一個越來越開放的世界上，沒有太多的原則需要自己遵守，也沒有太多的原則逼着他人遵守。人格需要恪守，但行事必須讓步。 即使是利益，也是在讓步中、而不是在原則上，得以實現的。

在“六四”過去將近十五周年之際，謹以如上管見，以慰在天之亡靈。這個歷史的存案，應該有所了結了。嗚呼哀哉，尚饗。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寫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