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註定（二）

  到了1900年，在西方經濟和軍事優越性面前掙扎的東方知識分子大致接受了這種觀點，儘管有所曲解。日本有“文明開化”運動。知識分子，例如福澤諭吉，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認為問題是長期的：日本的文化多源於中國，而中國早已弊病百出，因此日本只是“半開化”，然而並不是不可改變的。通過摒棄中國，日本可以獲得完全開化。於此相反，中國的知識分子只能摒棄自己。和福澤諭吉類似，他們也認為西方的統治是長期註定的，但並非永遠如此——通過摒棄自己的過去，中國能夠趕上來。

  不過，有些西方的長期論者認為東方對此無能為力。文化使西方卓越超群，卻不是西方統治的終極原因，因為文化有物質因子。有些人認為東方太熱或疾病叢生，東方人無法發展出象西方一樣富於創造性的文化。也可能是，東方人口過多，消耗了所有的盈餘，僅能維持低生活水準，無法孕育象西方那樣自由、進取的社會。

  “長期註定”論具有多種政治形態，而馬克思的提法是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認為，政治是西方統治的真正原因。他認為，東方各國數千年來是如此的集權和強力，因而阻遏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歐洲從封建主義進化到資本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又將催生共產主義，而東方卻停滯在君主專制階段，無法象西方那樣漸進。儘管歷史並未完全如馬克思預見的那樣發展，後來的共產主義者（尤其是列寧和他的追隨者）改進了馬克思的理論，聲稱一場革命的先驅運動有可能將古老的東方從沉睡中驚醒。不過，列寧主義者們認為，只有不惜一切代價打碎僵化的舊制度，這一切才能夠實現。這種“長期註定”論不是毛澤東、波爾波特和朝鮮的幾個金氏領導人使其人民承受可怕經歷的唯一原因，不過該理論卻應為此承擔很大責任。筆者感覺，該看法和基辛格在《關於中國》（On China）一書中對毛澤東的評價頗為神似。

  二十世紀期間，西方歷史學家發現許多史實不符合“長期註定”論，因而多番折衝之後，“長期註定”論者做了調整，提供了更為複雜的詮釋。對於1405年鄭和下西洋的艦隊遙遙領先於1492年的哥倫布船隊這一現象，經濟學家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在其巨著《國富國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提供了一種解釋。生物和地理學家賈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經典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中亦有類似論述。

  除鄭和外，其它許多事實也使一些人感覺到“長期註定”論不再適用。日本在1905戰勝了沙俄帝國，並在1942年幾乎將西方勢力從太平洋一掃而空。該國在1945年慘敗後，改弦更張成長為經濟巨人。總所周知，自1978年以來中國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也許我們應該廢棄這個舊問題，而需提出新疑問，即不是西方為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在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旨在從遠古尋求解答並不存在的西方統治的“長期註定”論即為無的放矢。

  這些不確定因素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一些西方歷史學家提出了一整套理論，解釋為何西方曾經主宰世界，而現在卻喪失了這種主宰地位。莫里斯稱之為“短期偶然”模型，這些理論比長期論複雜，其內部分歧十分激烈。不過，所有的短期論者都贊同一點，即長期論的幾乎所有看法都是錯誤的。西方並沒有從遠古就註定統治全球。只是1800年之後，鴉片戰爭的前夕，西方才暫時超越東方，而即便如此也是相當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