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的“知青”引發了不少的反響。事實上，從“今夜有暴風雪開始”，“知青"文學的涌動在改革開放30多年間從未間斷；也就是說，社會對於“知青"現象一直在反思着。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現象是，無論把“知青"現象賦予怎樣的政治背景，無論“知青"現象被肯定或是被否定，“知青”這一現象竟被延續着，大學生村官就是當代的“知青”。

大概是從1955年開始，就有“知青上山下鄉"這一說，直到1964年形成了一個高潮，邢燕子、董加耕等就是那一代的代表。那一代的“知青”承傳了中共革命的理想主義精神，去廣闊天地實踐消滅“三大差別”的共產主義理想；於是也就有了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樣的語錄。

1968年的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讓“知青”現象達到了極致。如果用歷史、客觀的眼光和情緒研究68年的“知青”現象，不難看到此舉的動因之一是無法解決當時學生的就業問題所致。另外，從老毛的返修、防修以及知識分子一定要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這樣的理念出發，即使沒有文革，也還是會有上山下鄉。

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們處於新的歷史時期回頭在再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時，一定會考慮到這樣的問題，農村中小城鎮的逐步形成是中國農村發展進步的必然趨勢，中國正在加快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是人類進步的特徵之一；在這樣巨大的歷史變革中，城市知青為消滅城鄉差別而身體力行的做出自己的貢獻，會加快這樣的進程。簡單、粗暴地否定“知青上山下鄉"，是既沒有前瞻性、也沒有歷史感。

當然，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就“知青"的個體而言，很多人的知青史是苦難、悲哀甚至是死亡，但承受的未必都是黑暗；就中國發展的角度看，“知青上山下鄉"對於農村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總體影響，未必是負面的。

“知青上山下鄉"存在的問題，原因相當複雜，每個個體的經歷也有所不同，因此對其認識也不盡相同。身着軍裝、佩戴毛像章的服務員，在全國各地“知青"特色的餐館隨處可見，這樣的餐館還是有一定的客戶，除了懷舊這樣可以理解的情感，也隱約顯露對於當年“知青上山下鄉"的態度。

我在上面提到過，，就“知青"的個體而言，承受的未必都是黑暗。中國城鄉差別之大、地域間發展之不平衡以及廣大農村的落後與貧窮，這就是中國的國情，而對於城市青年來說，只有“知青"的經歷才會對此有切膚的認知。“知青"們也看到，除了一些消極的東西，勤勞、純樸、智慧、韌性和忍性這些中華民族傳統的東西，仍在廣大農民身上保留，這也是中國最下層社會的特質，而正是這些農民，才是維繫中國社會生存的基石。很多返城“知青"至今保存與當年插隊的農村聯繫，因為在農村不只是苦難，還有親情和感情。

青春，肯定是失去了，但“知青"們在農村究竟得到了什麼？這是一道堅硬的題目。青春，總會失去的，因為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的。失去青春的這一代“知青"必然地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和令計劃等等，等等，以及難以數計的國家部委以及省、市負責人，都是當年的“知青”，“知青"這樣的經歷，會讓他們更體恤下層、了解國情、掌握民意。

本人是1972年下鄉的"知青"，目前人生的軌跡是知青、軍人、工人、大學生、科技工作者、商人、洋插隊和“其他”。3年的“知青”生活可以用2個字概括：磨難。年輕人受到點磨難，不是壞事。我知道，在北美地區洋插隊者中和我一樣有過農、兵、工、學、商經歷的“知青"為數不少，與我對"知青"經歷有着相近認識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已經有10多年歷史、成員超過200人的南加州知青協會中的一些成員。

歷史需要反思，也允許有不同的認識。但是把反思歷史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作為泄憤的工具，是淺薄、無聊的，無助於通過對歷史的反思去實現歷史的進步。歷史在進步，有些人卻是在原地踏步。